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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中1949年9月生于大连；1966年随父母迁京，就读于北京八十中学。当过学生、插队知青、铁路养路工人、蒸汽机车技术员、计算机工程师、文字编辑。现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博物馆学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喜文字，好摄影，偶习绘画。写过若干小说、散文、评论，画过些许漫画、插图。著述颇丰，包括：长篇传记《侯仁之》、《走读鲁迅》、《走读侯仁之》，以及《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共八册）、《北京胡同》、《走读京城角落》、《走读京城人物》，等等。部分作品在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出版。
鲁迅被称为 现代中国的民族魂 。一直以来，鲁迅的精神和著述都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研究者，以及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本书是一部构思精巧、史料珍贵、与众不同的鲁迅传记。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曾就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发表讲话，关于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本书也将提供一份答案。
自序
回想这部书稿，延宕数年终得完成，其间本有许多感慨，原想留待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发出。不料真到了这一刻，思绪万千，竟不知该如何下笔了。
踌躇多日，仍无头绪，唯独的出路，只有仍从鲁迅说起。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 鲁迅 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
他要么被捧上云端奉为神灵，要么被打入污泽斥为妖魔。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把鲁迅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这一片喧嚣之中，鲁迅的身影却似乎更加模糊、更加神秘，让人感到迷惑。
正是带着这样的迷惑，我才踏上 走读 之旅，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真实的鲁迅。
十几年来，边读边走，读读走走。书读了不少，包括重新系统阅读的《鲁迅全集》在内，至少要有数千万字吧；路也走了不少，仅乘火车旅行的路程，算来也有万把公里了。沿循鲁迅的人生轨迹，在实地寻觅往事的遗痕，随着行程的延续，他的形象在我眼中渐显清晰。
鲁迅在国内居住和生活过的城市，主要有七座，即：绍兴、南京、杭州、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此外还去过西安，但只是短暂讲学。至于国外，他只去过日本，在那里生活的时间不算短，前后共有七年多的时间，由于条件所限，我无法前去考察，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不过，我却去了国内的另一处地方作为弥补——尽管鲁迅本人从来没有去过，但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却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使他毅然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那就是辽东半岛的旅顺港。
在旅顺的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始终十分阴郁易怒，尤其见不得一些游客的轻佻。我不能理解，他们在参观那些所谓 景点 的时候，居然能旁若无人地高声喧哗，居然能没心没肺地嬉笑打闹，居然能搔首弄姿地拍照留影！
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 景点 到底是什么？
──那是每个中国人心头永远不能愈合的血淋淋的伤疤！
一百多年前，日俄两国为了争夺这个远东地区著名的战略要地，在这块属于中国的土地上打得昏天黑地，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居然宣布 保持中立 。这是何等的耻辱！
不难想见，当时正在异国学习的鲁迅，置身于成群 爱国 热情高涨的日本学生之中，在与他们一起观看课间放映的那些宣传日军英勇战绩的幻灯片时，显得多么尴尬和孤独。如他所说：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场景，更何况鲁迅正是一个热血青年。
如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什么竟会就此弃医从文。
然而，尽管鲁迅后来被尊为 战士 ，他却并没有选择和他的同乡秋瑾、徐锡麟那样慷慨赴死的方式，他的战斗武器不是匕首、手枪和炸弹，而是笔墨与纸。
我不认为鲁迅懦弱。我只觉得，是因为肩上和心头有太重的负担，使他难以摆脱束缚。
这负担，就是他的家庭。
不可否认，鲁迅是至孝之人。恕我直言：他已近乎 愚孝 。
纵观鲁迅并不漫长的一生，可谓颇多坎坷，而最直接、最沉重的挫折和打击，却大都来自他的家庭。祖父入狱、父亲早亡造成家道中落，母亲又固执而盲目地给他套上了婚姻的枷锁，至亲至爱的兄弟却成为对他伤害最深的人……，而他只能默默地承受。尽管后来终于有勇气挣脱枷锁，但那些伤害已经成为无法痊愈的隐痛，以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心态和性格。
所以，我在 走读 那些旧居的过程中，时常会产生难以抑制的感慨：就个人经历而言，鲁迅的一辈子，活得真不容易！
比如，绍兴老屋那间独处一隅的卧室，映射出他那悲剧婚姻中难言的隐秘；北京绍兴会馆补树书屋的破败小院，则是他自 沉默 至 爆发 、从而正式走上文坛的起点；北京八道湾旧宅，见证过他与周作人断然绝交的场面，那 兄弟失和 的真实内情，却始终无人知晓；他在厦门的空旷大房间里经历了难耐的孤独与苦闷，却又在上海景云里的石库门中品味了爱情的甜蜜和家庭的温暖；上海大陆新村的寓所，是他的人生终点，而那死因，竟成为曾经引发剧烈争论的 世纪之谜 。还有，他和高长虹的曲折恩怨、与顾颉刚的离奇 官司 ，都有许多需要诠释的内情……，在那些老屋旧舍之中，隐藏着多少让人唏嘘感叹的故事啊！只有走进去、读过去，才能品味鲁迅那五味杂陈的内心世界。
然而，时光的尘沙、人为的修饰、偏颇的理解……，如此等等，往往会掩盖许多重要的痕迹。
比如绍兴的东昌坊口，百年前本是一条僻静的普通街巷，如今已经成为人流如织的旅游景点；那被定为 鲁迅祖居 的老台门和被定为 鲁迅故居 的新台门，张灯结彩，焕然一新，全然看不出当年破败的景象。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想象鲁迅幼时在百草园的荒草丛中自寻乐趣的场景？如何体会其家境败落后的凄凉氛围？如何感受他被族人逼迫甚至诬陷时的愤懑心情？许多参观者可能无法理解，鲁迅当年为什么要离开这奢华的豪门大宅，被迫外出求学──产生如此疑问的原因很简单：现今展示的东西，已经远离原貌。
还有北京八道湾和宫门口西三条的宅院。在鲁迅的一生中，只有这两处住所是由他亲自勘选购定、亲自设计监造的。他是一个做事细心、感情细腻的人，这两处住所的格局，明显展示了他的个性，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便是那两个 老虎尾巴 。
但是，一些专业人士始终不承认八道湾宅院中 老虎尾巴 的存在。我曾请教过相关的专家，回答是斩钉截铁的： ‘老虎尾巴’只有西三条那一处！
但确有证据，说明八道湾 老虎尾巴 的真实存在。
那不是一间普通的屋子──它的存在是鲁迅对自己畸形婚姻的一种无奈的反抗。
在八道湾，鲁迅写出了著名的《阿Q正传》。如果说，阿Q脑后那条鼠尾般难看的辫子隐喻着国人头脑中难以割舍的封建思想，那么八道湾的 老虎尾巴 则反映了长期无法摆脱的家庭枷锁对鲁迅所构成的精神禁锢。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展出的八道湾旧宅模型，不仅遗漏了那不可忽视的 老虎尾巴 ，还有一处失误：它显然是借鉴普通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制作的，因此把后院做得太小了。许多年来我始终存有疑问：鲁迅为何只给两个弟弟及其家人留下了那么窄小的空间，作为大哥，岂不是过于霸道了吗？待到考察过实地，我才知道自己想错了。那后院异常阔大，面积甚至超过正院──鲁迅是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弟弟们的！
所以，我根据模型和实物特地画了两幅白描，供读者用作比较。那不仅是院落面积的问题，从中可以体悟鲁迅内心深处许多难为人知的情感。
许多事情，是要自己亲眼看过之后才会大致明白的。
说这话的前提是：所看到的应当是真实的东西。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鲁迅被五彩斑斓的眩光所笼罩，使得与他相关的许多事情和人物也同样朦胧起来。
近年来，一些资料得以重新披露，人们发现，连似乎最能接近真实的 照片 ，居然也有作伪的可能。比如，鲁迅在厦门的时候曾经在坟地里拍过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单人的，一张是集体的。由于场景奇异，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那张广为传播的 集体照 ，居然有两个 版本 ，画面中一位或有或无、时有时无的人物，便是曾被鲁迅称为 老朋友 的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本来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可惜限于篇幅，在这本书里未能进行详细的介绍。他们交往多年，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因见解不同而不再来往。林语堂曾说：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 而在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这件事上，林语堂是帮了大忙的；不管鲁迅本人对厦门有多少不堪的记忆，那毕竟是他生命旅程中一段不可或缺的经历。以往由于政治的原因对照片进行了 处理 ，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行为，只能让人感到无聊与无奈，而近年有些书籍仍在使用那张 缺员 的照片，则让人完全难以理解了。如今在厦门大学的鲁迅纪念馆以及北京的鲁迅博物馆里，展出的都是那张人物齐全的照片——历史的原貌本该如此——但一些伪造的 史实 ，在有关鲁迅的资料中俯拾即是。如何去伪存真，成为需要时刻当心的要务，这真是一件可笑而又可悲的事情。假如鲁迅在世看到这等奇事，只怕也会惊讶得连胡子都要翘起来了。
还有一件小事，我也在正文中提到。我曾发现，鲁迅当年在厦门时寄给许广平一张明信片，上面所写的有关他住所位置的说明文字，与实际地形不符。经请教专家，对方认为，鲁迅是在叙述的时候变换了一下方位。我觉得，这解释颇为牵强。其实，原因可能很简单：那不过是鲁迅的一时笔误而已。
所以我才有所感叹： 虽是小事，却反映了一个事实：鲁迅的形象被树立得太高大，竟使得人们不敢承认他也会有出错的时候。
鲁迅不仅有笔误出错的时候，还有叙事不实的时候。比如，他写的《藤野先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多少年来，人们都认为那是他当年在日本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写道：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留学生。 寥寥几句，便把那种孤独寂寞的心情表露得极为透彻；同时也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当时在仙台的中国留学生只有鲁迅独自一人。而实际的情况是：与鲁迅几乎同时到仙台的，还有一位名叫施霖的中国留学生。鲁迅所在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与施霖就读的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同属一个校园；鲁迅与施霖刚到仙台的时候，同在田中宅旅店暂住；后来，又同在一家名为 宫川宅 的住所寓居，还曾很亲密地合影留念。他们是当时仙台仅有的两名中国留学生，更巧的是，还同属浙江同乡。
耐人寻味的是，不仅《藤野先生》中毫无施霖的踪迹，鲁迅的其他作品似乎也从来没有提到这位 同学 兼寓友。如此情况，显然不是 记忆失误 所能解释的。有学者查证，施霖的学习成绩很差、甚至连续留级。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所写，在日本学生眼中，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 ；施霖似乎就成了 中国人弱智低能 的实证。鲁迅去仙台，本来是为了逃避那些将头顶的大辫子盘成 富士山 、醉生梦死的同胞们，不料却遇到了这样一位施霖，怎能不感到加倍的耻辱、加倍的孤独！这也许是鲁迅仅在仙台待了一年半时间便退学离去的原因之一，也应是他闭口不提施霖的原因之一。
可见，《藤野先生》不是言必有据的 回忆录 ，而是虚实相间的抒情散文，不应作为叙事严谨的历史资料对待。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鲁迅不提施霖，别人也不能（或不敢）提到施霖。比如早年出版的一部大型画册中，就把鲁迅与施霖的合影说成是 与东京弘文学院同学合影 ，还把拍照的时间提前了两年。如此举动，真是匪夷所思。
这种思想上的束缚，不仅在许多专家的身上常有反映，普通人也往往难以摆脱──当然包括我本人。
在说到鲁迅性格的另一面时，起初我也不免战战兢兢。看到学界经常为一些具体问题争得硝烟弥漫甚至 上纲上线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哪有贸然置喙的资格呢！
但是，通过反复阅读鲁迅，让我陡然增加勇气。毕竟鲁迅对自己也进行过相当严厉的自我剖析，作为后人，又有什么必要故作遮掩！
我坚信一点：事实就是事实。
比如，他与顾颉刚那场有头无尾的 官司 ，尽管有许多复杂的背景，却明显地暴露出鲁迅性格中难以掩饰的缺陷。因憎恶一个人，而憎恶其学问，甚至憎恶其生理缺陷，甚至憎恶与其有同样生理缺陷的人──当时中山大学另有一位教授，据说与顾颉刚类似，也有讲话结巴的毛病，鲁迅讥之： 广东中大，似乎专爱口吃的人。
这种情状，无论如何也算不得优点。
然而，正是如此，才像鲁迅、才是鲁迅。
多少年来，人们对鲁迅的评价如冰火两端。有说他光明磊落，有说他心胸狭隘；有说他激情似焰，有说他心冷如霜；有说他疾恶如仇，有说他睚眦必报；有说他笔锋犀利，有说他尖酸刻薄……，如此等等，看似互不相容，其实都没有错。
褪去光环洗清浊泥，不难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身世坎坷、心境落寞、性格冷峻且又看重感情、渴望爱情、深怀柔情的普通人。
作为一个普通人，鲁迅自然也要有脾气、自然也应有缺点、自然也会在性格中充满矛盾。
只有当你真正了解了鲁迅那特有的人生、了解了他所经受过的那些屈辱和艰辛，你才能真正读懂他的内心，才能明白他在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为什么会说出那样惊世骇俗的话： 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否有这般勇气？
我的回答是：有也难。
所以他才让我倾心敬佩。
所以他才让我深怀同情。
所以我才会写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记录了十几年来我的行走过程。它涉及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城市中鲁迅生活过的11处故居。另有各地9处与鲁迅当年的生活工作有直接关系的纪念馆所，作为附录列出，以供读者参考。
与我其他几本以 走读 命名的书一样，在这本书中，我仍把作者的 亲历、亲写、亲摄、亲绘 作为基本的原则，把 图文并重 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体现 边走、边读、边想、边写 的写作特点，力求在书中人物、作者与读者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对话的气氛，从而引发思想与感情的共鸣。我也希望，如此有关 走读 的尝试，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
所以，这本书依然保持了我以往的习惯：除了少量必不可少的历史图片取自有关的展览或资料，其他的景物照片均属实地拍摄；书中的那些画像、速写、地图，等等，也由我执笔绘制──尽管水平粗拙，毕竟浸润着自己的一番心血。
书中使用了不少引文，对于一些词句及标点的用法，大多未予修改，比如： 拥肿 含糊 豫备 费话 等，以保留一些特殊的历史痕迹。
需要说明的是，各地的鲁迅故居，由于种种原因，命运各不相同。有的仍在不断扩建——如绍兴的鲁迅故里，有的却日趋败落——如北京的绍兴会馆，有的则前途莫名——如北京砖塔胡同……，所以，书中有些照片特地标明了具体的拍摄日期。此外，还在书末编制了 插图索引 。若是将来情况有变，这些照片也可留作真实的历史资料。
2017年6月修改于北京会城门
当初，没有想到写这本书会耗费这么长的时间，会遇到那么多的波折。
那年第一次去绍兴考察，在回程途中接到家里电话：卧床多日的老父病危。幸而我及时赶到医院，总算与弥留之际的父亲见了最后一面。
丧父之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经历过的人，则是难以用语言述说的。但是，也正是那镂骨铭心的一刻，使我对一百多年前15岁的鲁迅在经历同样痛苦时的心情有了极深的理解。
我想，缓解悲伤的最好方法，也许只有全心投入工作。未曾料到，由于持续阅读大量的资料，竟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右眼视网膜脱离。这打击几乎让我失去坚持的信心。
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开始，就不能半途而辍。好在上天赐予每人两只眼睛，即便失去一只，尚无大碍。
接下来， 走读 与写作的过程还算顺利，但我没有想到，这过程比预料的要漫长。通过对一些城市和地方的多次重走与重读，我的许多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经常有新的感悟产生，案头的文稿不断需要修改。更没想到的是，在此期间，我又开始了对 百岁学人 周有光的 走读 。两位周氏名人的人生际遇相互衬映，给我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感受。
说来也巧，鲁迅与周有光的生命轨迹至少曾经有过两个交会节点。
其一。是杭州。
据《鲁迅年谱》所载，1909年12月底，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发生反对学堂监督夏震武的斗争，包括鲁迅在内的全体教员辞职离校，住到大方伯附近的湖州会馆，后来思想封建顽固的夏震武终被撤职。当时教员们戏称其为 夏木瓜 ，所以这次风潮也叫 木瓜之役 。
20年后的1930年，周有光随同孟宪承自无锡来杭州，筹办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那学校的地址，恰在大方伯。
其二，是上海。
1933年4月11日，鲁迅一家搬到山阴路大陆新村居住。有趣的是，20天后周有光与张允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结婚。而鲁迅参加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是在1936年10月8日到八仙桥青年会参观木刻展览，并留下了人生的最后几张照片；11天后，他在自己的寓所中逝世。再隔了十几年，周有光一家住进鲁迅旧寓对面的日照里，可谓近在咫尺。
巧则巧矣，其实，由于时间上的阴差阳错，他们在现实中未曾相遇。
他们二人生辰相差25年，生活道路各不相同，这种所谓的 交会 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若是凭借这些便要说明二人之间有些什么必然的联系，实在牵强。但是，在他们身上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责任感，都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与人格，都有足够的胆量敢说实话、敢说真话。我想，这也许与他们都曾有过 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 的经历有关，从而使他们对世人和世事能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当然。上面所说的，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很希望，看到这本书的人，也能有兴趣读一读我的那本 走读 周有光的书。作为读者，不妨在自己的阅读中进行独立的分析和思考。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这本书里使用了很少几幅与鲁迅有关的照片，仅是用以介绍一些特殊的背景或故事。因为，我所写的，本不是一部传统形式的传记，没有必要沿袭一般 传记 的套路；更何况鲁迅的形象早已为国人所熟知，也没有必要画蛇添足浪费书籍的版面。
但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我的想法稍有改变：2011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逝世75周年，没想到，周海婴在4月7日凌晨突然逝世。
4月11日，我去八宝山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回来的路上，始终难以摆脱心中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所以，我特地选用了两幅图片，插入本书。一幅，是我所绘制的鲁迅画像，临摹自鲁迅 50岁纪念 时的留影，那是我心目中的鲁迅形象；另一幅，是1930年1月4日海婴的 百日照 ，那应当是他们全家的第一次合影。如今，照片中的人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想以
收笔之前，还要感谢那些给予过我关心和帮助的人们。在我持续数年的 走读 过程中，遇到过许多素昧平生的好人，其中既有八道湾已经故去的老张大妈，也有北京绍兴会馆热心的街坊们；还有北京西城区政协的金诚先生，由于他的多方联系，我才得以登上八道湾胡同旁边一处楼房的制高点，拍下一系列有关鲁迅旧宅的珍贵俯瞰照片；还有厦门大学那两位年轻的研究生，由于她们的帮助，我幸运地进入鲁迅曾经住过的房间，细细观察品味；还有南京师大附中的龚修森老师以及杭州高级中学的陈卓宏老师，既引领参观校园，又赠予珍贵资料；此外，还有许多许多人……尽管也许难有再见的机会，但我会记住你们的。
当然，我不会忘记感谢妻子小敏。没有她的支持，我无法完成这一尽管给我带来极大乐趣但却耗时长久以致筋疲力尽的工作。
陈光中
2017年6月于北京会城中
一 人生的第一个轮回
── 绍兴的鲁迅故居
鲁迅一生屡经浮沉，而最惨痛的影响或伤害，却往往来自至亲至爱的家人！
1．周家台门
在我的希望当中，绍兴东昌坊口的鲁迅故里，应当依然保持着普通江南水乡小镇的模样：小桥流水，乌瓦泥墙，柳荫下是含饴弄孙闲坐的老翁，浅溪旁有捶衣洗菜忙碌着的村妇，牵着水牛的农夫在石板路上慢慢地走过，远处隐隐传来小贩悠长的叫卖声……，就连那空气中，也充盈着一种在时间流逝过程中自然积淀下来的古朴的宁静。
希望终归只是希望，现实情况自然在意料之中。作为 绍兴的名片 ，鲁迅故里如今已经成了繁华的旅游景点，摩肩接踵的游客形成喧闹而流动的长龙，让人几乎疑心自己置身于北京的王府井或是上海的南京路，只能被无奈地裹挟在拥挤的人流中蹒跚前行，难以静下心来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慢慢地想。
即便如此，我仍然怀有一丝激动。因为这里毕竟真的是鲁迅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鲁迅故居 自然是这片区域的中心，看上去很有些气派。按照当地人的习惯，这种建筑格局比较特殊的老宅应当是被称为 台门 的──听上去颇有些神秘，其实绍兴的 台门 和北京的 四合院 类似，都不过是富有地方建筑特色的民居而已。当然，能被称为 台门 的人家，一般都是当地的大户。既然突出了一个 门 字，那宅院的大门显然是相当考究的。
与鲁迅有关的台门原有几处。
鲁迅本姓周，先辈中过举人做过官，发达过也败落过。周家后人屡经繁衍，后来分为 致、中、和 三房，其居处各称为 新台门 、 过桥台门 和 老台门 。
至鲁迅出世，是第十四代，周氏的族系已经演绎得很为复杂。致房后来分为 智、仁、勇 三支； 智 房再分为 兴、立、诚 三支。鲁迅属于 新台门 中 兴 房的一支。如今修复后的 鲁迅祖居 ，是原先的老台门；过桥台门现已不存，而那新台门，则作为了 鲁迅故居 。其实，到鲁迅父亲那一代，新台门里共有周家的六个房族居住。在临街的巍峨大门西侧，有一个不大的门面，那才是属于鲁迅自家的院门。当年，他家还有几十亩水田，家境尚属小康水平。
新台门据说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共有六进、八十余间房子，比始建于乾隆年间的老台门大了不少，但在当地还算不得名门豪宅，若与绍兴城里那拥有13座独立院落的著名 吕府 相比，显然逊色许多。
然而，当年谁会想到，就在这座 台门 里面，竟会出现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居然成为绍兴乃至全中国的名人呢？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
若说名人出生的第一声啼哭也是与众不同的，实属夸张。起码鲁迅的出生与一个寻常孩童没有什么两样。当然那时他不叫 鲁迅 ，家里人谁也不知道这孩子日后会成为举世闻名的 鲁迅 。他的名字是祖父起的，小名叫 阿张 ，大名 樟寿 ，字 豫山 。这名字倒是有些说头的：公历的9月25日是农历的八月初三，按中国民间传说，那天应当是灶王爷的生日，而灶王爷姓张；说来也巧，当时祖父正在京城，得到长孙诞生的消息时，恰与一位姓张的官员晤谈，所以给孙子起的名字便与 张 有关了。
不过，后来入家塾读书的时候，却发现 豫山 这个字很不好： 豫山 谐音 雨伞 ，岂不成了供同学取乐的绰号！所以祖父将其改为 豫亭 ，后又改为 豫才 ，这才持续使用了下去。
因此，在说到这一时期的鲁迅时，我们还是称他为 樟寿 比较恰当。
从 樟寿 到 鲁迅 ，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程。应当说，祖父是第一个影响他命运的人。
祖父名周福清，字介孚，是同治年间的进士，被钦点 翰林院庶吉士 ，应算是一位封建高级知识分子了。在周家台门的 仪门 上，挂着 翰林 大匾，以彰显那与众不同的荣耀。周福清当过知县，继而进京任内阁中书，官位虽不算显赫，但毕竟是 京官 ，在家里享有绝对的威严。对于长孙，他自然寄予厚望。这孩子一生的命运，无非是苦读寒窗、入仕为官、光宗耀祖、传承前辈基业。因此，祖父管得很细，连这孩子该如何启蒙、如何读书、读些什么书，都做出具体的规定。樟寿6岁开蒙、11岁进 三味书屋 ，每一步学习的进程几乎都是祖父安排好的。
不过，祖父毕竟远在京城，无法亲自监督教诲，而父亲又是个性情宽厚的人，对孩子并不严厉。因此，樟寿的童年是自由而快乐的，这从他日后成为 鲁迅 时所写的许多回忆文章中可以得到深切的感受。
像那令人向往的百草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这百草园就在新台门的后面，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对于一个孩童来说，这菜园真可以当作整个天堂了！
然而随着年齿渐长，天堂的日子终有结束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如他所写：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 若是实地走走，会发现那书塾的确不远。出家门入书塾，对他来说是人生的第一步，难怪许多年后还记得那样清楚。
先生名寿镜吾， 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貌似严厉，实则宽厚： 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
因此，三味书屋的日子，同样是幸福而快乐的。孩子们可以乘老师自己读书入迷的时候溜到书屋后面的小园里折梅花、寻蝉蜕、捉了苍蝇喂蚂蚁，也会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樟寿的特殊爱好是自顾自地画画儿，很细心地把《荡寇志》《西游记》等小说中的绣像一幅一幅地描下来。他读了不少杂书，也描了不少成套的绣像，后来居然还能卖给一个同学，那也许是樟寿第一次靠自己的一技之长赚取的收入呢！
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突然事件，樟寿的人生道路将会平稳地按照祖父的安排发展下去。也许有朝一日会像祖父一样进京做官，甚至有更大的出息。那又有谁能说得准呢？
然而，大祸突降。周家──当然也包括年幼的樟寿──的命运立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大祸的起因，居然出自祖父周福清！
周福清在京城做了十多年不大不小的官，日子过得清闲自在，甚至连续娶了两房小妾，还生了个儿子。尽管家乡的族人对此多有微词，他本人倒是满不在乎。1893年，周福清的母亲（也就是樟寿的曾祖母）病逝，周福清返乡奔丧。按旧时规矩，守丧期很长。这位 介孚公 是个坏脾气，待在家里无事生非天天骂人，搞得鸡犬不宁。当年恰逢乡试，有人听说主考官员是周福清的旧识，便凑了一万两银子，撺掇他贿赂考官。那年周福清的儿子（即樟寿的父亲）也要参加乡试，周福清特地前往苏州迎候南下的考官，并遣人暗送银票，企图为自己的儿子及亲友子弟买通关节。不料事情败露，周福清自首入狱，判为 斩监候 。
按清朝的成例，死刑犯都是在秋后问斩。不过，这所谓的 斩监候 ，并不是当年必处死刑的意思。按照《大清律例》，每年秋天还要进行秋审，根据案件性质、情节等具体情况，罪犯尚有侥幸暂缓一死的机会。有一种说法是，在 秋决 之前，刑部照例要把犯人的名单分省誊抄在一张纸上，排成一个圆形的图案，如此呈报皇上；皇上用硃笔圈点，点到谁的名字，那就是当年必遭砍头的倒霉鬼，其他人则获得了暂时逃脱的机会，侥幸再活一年，待来年重新参加那个 死亡圆圈 的排队；如果连续三年运气好都未被皇上圈中，这条命就算让老天爷给留下了，自此改为 牢固监候 ，也就是无期徒刑了。
这种说法未必可信，据说秋审的过程还是很严格的，并非如传说这般形同儿戏。但周福清命大，躲过了秋决，保住一条性命，而牢狱之灾总是难以避免的了。尽管他后来获赦释放得以还家，周氏家族则已经彻底败落了。
祖父出事的时候，周家为了避免株连，把年幼的孩子们送到亲戚家避难。樟寿被暂时寄养在大舅父家中，直到风头过后方得返回。
寄养他人家中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即使是自己的亲戚。从 小康人家 的子弟突然变身为 罪犯眷属 ，难免遭白眼、受歧视，甚至被人骂作要饭的。这是年幼的樟寿在人生道路上经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对于他性格的形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说来让人嗟叹，他一生屡经浮沉，而最惨痛的影响或伤害，却往往来自至亲至爱的家人：他的祖父、父亲、母亲，还有亲如手足的兄弟！当然，那许多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