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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乡，学名邓云骧，室名水流云在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山西灵丘东河南镇邓氏祖宅。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一九九三年退休。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因病逝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燕京乡土记》、《红楼风俗谭》、《水流云在书话》等。
《鲁迅与北京风土》由中华书局出版。
出版说明
邓云乡(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学名邓云骧。山西灵丘人。教授。作家，民俗学家，红学家。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清朝为官。幼时生活在山西灵丘东河南镇，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退休。
邓云乡学识渊博，文史功底深厚。为文看似朴实，实则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其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论叙述民风民俗，描摹旧时胜迹，抑或是钩沉文人旧事，探寻一段史实，均娓娓道来，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此次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邓云乡作品集，参考了二○○四年版《邓云乡集》，并参校既出的其他单行本。编辑整理的基本原则是慎改，改必有据。具体来说，就是：
一、凡工作底本与参校本文字有异者，辨证是非，校订讹误。
二、凡引文有疑问之处，若作者注明文献版本情况，则复核该版本；若作者未能注明的，或者版本不易得的，则复核通行本。
三、作者早年著述中个别用字与当代通行规范不合者，俱从今例。
四、作者著述中某些错讹之处，未径改者加注说明。
五、本次整理对某些书稿做了适当增补，尽量减少遗珠之恨；有的则重新编排，以更加方便阅读。
邓云乡与中华书局渊源颇深，生前即在中华书局出版《红楼风俗谭》、《文化古城旧事》、《增补燕京乡土记》、《水流云在丛稿》等多部著作。此次再续前缘，我们有幸得到其家属的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邓云乡既出的各种单行本作为编辑工作的参考，并以其私藏印章、照片、手稿见示，以成图文并茂之功，在此谨致谢忱。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一四年十二月
我这本《鲁迅与北京风土》原是在偶然的机会下动笔写的，后来在师友们的鼓动、督促和帮助下，居然积稿渐多，得以成书。昔人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我写的这些东西，虽然算不得什么文章，而方寸之中，也总是甘苦自知了。回想几十年前，就学习着东涂西抹，写点东西，但后来时辍时续，始终也没有写成个气候，所谓 少不如人今已老 ，藏拙尚且不暇，怎么还敢谈写东西呢？这也只能说是积习难除吧。但从另一方面说，在写的过程中，也读了不少的书，首先是读了不少鲁迅先生的著作，对于鲁迅先生伟大形象的仰慕，从思想感情上说更为亲切了。也读了不少有关北京风土的书，对于这座从小喝她水长大的、无时不在思念着的历史名城、伟大首都的所知，也更加扎实一些了。这对我说来，都是非常可喜的。古人说： 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 自问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人，古人这种坚韧的精神，是不敢仰望的。只是想，生也有涯，时间是个常数，总是做点什么才好。不然，岂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了吗？
早在三年多以前吧，有一次遇到唐云旌先生，他编了一辈子报纸，见人就想约稿。那时他虽沧桑而后，在家闲居了，见面互致殷勤之后，感慨欷歔之余，三句话不离本行，又谈起稿件的事来。其实《大公报》陈凡先生正托他拉稿，他便又怂恿我写东西。我感到有些怯于重新执笔了，这不仅因为多年不写，笔墨荒疏；而且也感到没有什么东西好写，或者说不知写什么好，但他还一再鼓舞我，我不免也有些心动了。但是写什么好呢？其时我正在细读《鲁迅日记》，尤其是上册，先生游踪所到，都是我极为熟悉的地方，先生来往的朋友、学生，不少都是我的老师，不但过去非常熟，有些位前些年仍然健在，还时有过从；有些位今天仍然健在，仍时通函札，因之就更感到无比亲切，似乎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时展现在我的面前；有时真似乎我又在琉璃厂街上，在菜市口转角上，看见先生走进什么清秘阁、翰文斋……或看见先生坐着洋车由半截胡同出来，吕二高喊着 北去 ，车子转弯向顺治门方向而去，先生上班去了……这些仰慕先生的具体的、真切的意境，促使我先写了本书的第一部分，也就是鲁迅与琉璃厂的部分，在书中的篇名叫做《厂肆志略》。不过我写的和前人所写。如著名的李南涧的《琉璃厂书肆记》是有所不同的。我是以《鲁迅日记》中所记为纲而写成的。是想写下鲁迅先生在琉璃厂访书、访碑时的形象；写下鲁迅先生访书、访碑时的琉璃厂气氛。曲水流觞，永和胜迹，千载之后，还使人想象不已，几十年前，鲁迅先生经常去的琉璃厂，难道不应该留下一点文字记载吗？难道不应该使后人想象一下先生当年在琉璃厂徜徉时的情景吗？我是抱着这样的感情和心愿写作的。这样我越写越感到感情亲切．觉得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便连续写出了厂甸、饭馆、名胜、生活等章节。所谓 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 ，我只是抱着仰慕鲁迅先生的心情，写一些专门家认为微不足道的琐事而已。
鲁迅先生收在《华盖集续编》中的《马上支日记》，那是当时特地写给报纸编辑发表的日记，至于现在发行的两厚本《鲁迅日记》，先生生前自是没有发表的。在《马上支日记》的序中说：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的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
这是五十五年前先生对日记和自己的日记的最精虑的说明，惟其是 给自己看的 ，所以不加文饰，所以简洁，所以更真，更感到亲切。至于说我所以能根据先生的日记，写出一些有关北京风土的文字，也是因为一个 真 字，意在存真而已，自然也并非是摆着空架子做什么《内感篇》外冒篇了。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如果先生得享期颐之寿，今天还健在，那该多么好。遗憾的是先生去世太早了，没有看到人民的解放、祖国的变化，而这变化又是空前剧烈、一日千里地在变。即以北京而论，近二三十年的变化，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五六百年的变化。先生在北京生活时的情况，从时间上说，虽然去古未远，但从各种环境事物风土上说，许多都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年纪轻一些的人，对于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时的一些具体事物，都已感到非常隔膜，有的已是茫然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再过若干年，客观的变化更大，未来的人对往昔所知也就更少了。多少能从生活的角度、风土的角度，记录下一些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时期的真实情况、风土史料，虽然有些是细微琐碎，但我想对于现在和未来的读者，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吧。当然，现在写这样的书，已经稍微感到晚了一些。记得近三十年前，影印本《鲁迅日记》刚刚出版时，我曾借来细细阅读，遇有疑难的地方，还有问处，还有找处，那时好多前辈老先生都健在，许多地方的变化也不大，一些文字资料都比较好找，如果那时或再稍晚些写这样一本书，自然比现在要容易而且详实的多。比如 醉琼林 饭馆，过去听老辈们不知说过多少次，当时如记录起来，寻访旧址，搜求轶闻，都是非常方便的，写来一定也详尽而真实的多，可是现在不少东西都已无处寻找，无处查问了。就是这样一个饭馆，我曾问过八六高龄的萧重梅丈，他老人家也说不清楚了。因为要目睹近七十年前北京风土面貌、市容情况的人，最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岁数至少要在九十五岁左右，现在记忆不衰；第二，当时住在北京；第三，当时已有一定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经济条件、交际应酬。试想，在今天去找这样的老先生经常请教，这该多么难呢？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无此机缘，也就等于没有了。而我还是尽我自己的力量把它写出来了。所谓桑榆未晚，二三十年前可以做得更好但没有做的事，在二三十年后做出来，也还是可以的吧。为此我不免也有些沾沾自喜了。在写的过程中，曾得到萧重梅丈、潘渊若先生不少教益；将来，希望还得到更多长者的指教。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写出来的东西，还只是一叠有字的稿纸而已。如何与读者见面，也还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首先是多承旧日北大老师谢国桢先生的帮助，将第一、二两章带到北京，介绍给姜德明同志，在《人民日报》的《战地》增刊上发了一篇择要，题目是《鲁迅与琉璃厂》，这样这本书的内容算是第一次和读者照了个面。其后 什刹海 、 钓鱼台 等章节，也陆续在《大地》和《旅游》上刊出了。今年商业部办的《中国烹饪》，又连续刊载了根据本书第三部分《酒肆谭乘》压缩写成的《鲁迅与北京饭馆》、《广和居和会贤堂》二文，以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谢国桢老师给我这本书写了序，题了书签；王西野兄又给写了跋，西野兄是最早审阅原稿的人，自始至终，都给我极大的鼓舞和帮助。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首先还应该向他们二位表示感谢。
可惜的是，唐云旌(大郎)先生已成古人，他也是最早读 琉璃厂 一章原稿的人，而今已不能见全书的出版，亦不胜黄垆之思了。
在全书即将付梓的前夕，又承谭业伟同志审阅全稿，匡正疵误，这些我在此都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只希望读者多给我以批评和指正了。是为后记。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五日记于沪东寓楼雨窗下
版权页：
鲁迅先生编制《北平笺谱》的缘起，是与先生很早就爱好绘画、版画，爱好收集画集、笺纸分不开的。古诗说 十样蛮笺出蜀州 ，但是先生没有到过四川成都一带，成都很出名的 诗婢家 的水印诗笺也未见先生提起过。当时上海、杭州、广州的笺纸，先生都收集过，认为都不及北京的好，所以只印了一部北京的。
先生自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南下后，后来一共回过两次北京（当时叫北平），每次都到琉璃厂搜求了不少信笺。第一次回京，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记道：
……从静文斋、宝晋斋、淳菁阁菟罗信笺数十种，共泉七元。
同月二十八日记道：
……往松古斋及清秘阁买信笺五种，共泉四元。
第二次回京，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记道：
往留黎厂买信笺四盒……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给西谛先生的信道：
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瘃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
信中随后就说到 自备佳纸 印制笺谱的事，这便是印制《北平笺谱》的准备和缘起了。鲁迅先生对当时琉璃厂笺纸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后来在先生与西谛先生的努力下，《北平笺谱》便于一九三四年初出书了。第一次印了一百部，第二次又印了一百部。当时先生曾在给西谛先生的信中幽默地说道： 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 其实用不了那么久，到现在虽然只有四十多年，这笺谱便早已成为难得见到的文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