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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周作人自编集:苦口甘口》中收录了周作人先生大量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文笔生动流畅，看似散乱无章却内含精巧绝伦，充分显示了作者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艺术性及可读性。一篇篇精美的散文会使您回味无穷。
今年夏天特别酷热，无事可做，取旧稿整理，皆是近一年中所写，共有二十一篇，约八万余字，可以成一册书，遂编为一集，即名之曰《苦口甘口》。重阅一过之后，照例是不满意，如数年前所说过的话，又是写了些无用也无味的正经话。难道我的儒家气真是这样的深重而难以湔除么。我想起顾亭林致黄梨洲的书中有云：
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蒉，而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 案此书《亭林文集》未载，见于《梨洲思旧录》中，时在清康熙丙辰，为读《明夷待访录》后之复书，亭林年已六十四，梨洲则六十七矣。黄顾二君的学识我们何敢妄攀，但是在大处态度有相同者，亦可无庸掩藏。鄙人本非文士，与文坛中人全属隔教，平常所欲窥知者，乃在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但所取材亦并不废虫鱼风月，则或由于时代之异也。此种倾向之思想大抵可归于唯理派，虽合理而难得势，平时已然，何况如日本俗语所云，无理通行，则道理缩入，这一类的文章出来，结果是毫无用处，其实这还是最好的，如前年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思想问题文章，曾被人评为反动，则又大有祸从口出之惧矣。我于文集自序中屡次表示过同样的意见，对于在自己文章中所有道德的或是政治的意义很是不满，可是说过了也仍不能改，这回还是如此。近时写《我的杂学》，因为觉得写不好，草率了事，却已有二十节，写了之后乃益了解，自己历来所写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点东西，假如把这些思想抽了去，剩下的便只有空虚的文字与词句，毫无价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总之我是不会做所谓纯文学的，我写文章总是有所为，于是不免于积极，这个毛病大约有点近于吸大烟的瘾，虽力想戒除面甚不容易，但想戒的心也常是存在的。去年九月以后我动手翻译日本坂本文泉子的《如梦记》，每月译一章，现在已经完毕，这是近来的一件快意的事。我还有《希腊神话》的注释未曾写了，这个工作也是极重大的，这五六年来时时想到，赶做注释，难道不比乱写无用无味的文章更有价值么？我很怕被人家称为文人，近来更甚，所以很想说明自己不是写文章而是讲道理的人，希望可以幸免，但是昔者管宁谓邴原曰，潜尤以不见成德，言非其时，皆取祸之道，则亦不甚妥当。天下多好思想好文章，何必尽由己出，鸠摩罗什不自著论，而一部《大智度论》，不特译时想见踌躇满志，即在后世读者亦已可充分了解什师之伟大矣。假如可以被免许文人歇业，有如吾乡堕贫之得解放，虽执鞭吾亦为之，只是目下尚无切实的着落处，故未能确说，若欣求脱离之心则极坚固，如是译者可不以文人论，则固愿立刻盖下手印，即日转业者也。
民国甲申，七月廿日，知堂记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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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弄文学也并不难，却也很不容易。古人说写文章的秘诀，是多读多作。现在即使说是新文学了，反正道理还是一样。要成为一个文学家，自然要先有文学而后乃成家，决不会有不写文学而可称文学家的，这是一定的事，所以要弄文学的人要紧的是学写文学作品，多读多作，此外并无别的方法。简单的一句话，文学家也是实力要紧，虚声是没有用的。我们举过去的例来说，民六以后新文学运动哄动了一时，胡陈鲁刘诸公那时都是无名之士，只是埋头工作，也不求名声，也不管利害，每月发表力作的文章，结果有了一点成绩，后来批评家称之为如何运动，这在他们当初是未曾预想到的。这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这种风气或者也已改变，但是总值得称述的，总可以当作文人作家练成之一模范。这有如一队兵卒，在同一日的下人自为战，经了好些苦斗，达成目的之后，肩了步枪回来，衣履破碎，依然是个兵卒，并不是千把总，却是经过战斗，练成老兵了，随时能跳起来上前线去。这个比喻不算很好，但意思是正对的，总之文学家所要的是先造成个人，能写作有思想的文人，别的一切都在其次。可是话又说了回来，多读多作未必一定成功，这还得尝试了来看。学画可以有课程，学满三四年之后便毕业了，即使不能算名画家，也总是画家之一，学书便不能如此，学文学也正是一样，不能说何时可以学会，也许半年，也许三年，也许终于不成。这—点要请弄文学的人预先了解，反正是票友，试试来看，唱得好固可喜，不好也就罢了，对于自己看得清，放得下，乃是必要也。
第三，须略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无论现在文学新到那里去，总之还是用汉字写的，就这一点便逃不出传统的圈子。中国人的人生观也还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立起一条为人生的文学的统系，其间随时加上些道家思想的分子，正好作为补偏救弊之用，使得调和渐近自然。因此中国文学的道德气是正当不过的，问题只是在于这道德观念的变迁，由人为的阶级的而进于自然的相互的关系，儒道思想之切磋与近代学术之发达都是同样的有力。别国的未必不也是如此，现在只就中国文学来说，这里边思想的分子很是重要，文学里的东西不外物理人情，假如不是在这里有点理解，下余的只是辞句，虽是写的华美，有如一套绣花枕头，外面好看而已。在反对的一方面，还有外国的文艺思想，也要知道大概才好。外国的物事固然不是全好的，例如有人学颓废派，写几句象征派的情诗，自然也可笑，但是有些杰作本是世界的公物，各人有权利去共享，也有义务去共学的，这在文明国家便应当都有翻译介绍，与本国的古典著作一同供国民的利用。在中国却是还未办到，要学人自己费力去张罗，未免辛苦，不过这辛苦也是值得，虽然书中未必有颜如玉的美人，精神食粮总可得到不少，这于弄文学的人是比女人与酒更会有益的。前一代的者辈假如偷看了外国书来讲新文学，却不肯译出给大家看，固然是自私的很，但是现今青年讲更新的文学，却只拿几本汉文的书来看，则不是自私而是自误了。末了再附赘两句老婆心的废话，要读外国文学须看标准名作，不可好奇立异，自找新著，反而上当，因为外国文学作品的好丑我们不能懂得，正如我们的文学也还是自己知道得清楚，外国文人如罗曼罗兰亦未必能下判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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