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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米·维尔林哈，生于一九六七年，以成长小说《乔·快艇》（二〇〇五，已有十五种语言译本）登上了荷兰文学殿堂。他对异域和怪诞人物的钟爱还表现在《小凯撒》（二〇〇九，已出德、法、英文版）、《他们的名字是》（二〇一二，已出五种语言译本，并荣获荷兰文学大奖利伯瑞斯奖）等作品中。
他非常留意自己在裸体时，不当着璐特的面向前弯腰，因为自己的肚子和胸脯看起来像是从骨架脱离似的，由此形成垂坠的、没形的褶皱。比如说，当牙膏盖掉在地上时，他会慢慢蹲下去捡，并尽力克制自己不发出如释重负的声音。
也许这就是他的痛苦，就是菩萨所说的带来不幸的痛苦:衰退的敏锐意识。跟自己同龄的女人在一起，或许会大不相同，他这样猜想，两人会很有尊严地一起老去，并会对彼此的衰老迹象非常得体地故意避而不见。
璐特和他不会一起白头到老。因为他已经老了，如果按人口统计的一般法则来计算，艾德瓦会看不到她变老。他多么想回到当初，那时这些事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烦恼。重温一下征服她的胜利感！可眼下，六年之后，他知道这是永远无法宣称的胜利。一个胜利的开头，如今成了一场不平等的抗争。狂销七十万册荷兰年度最畅销小说
首次获得“21世纪年度*外国小说”殊荣的荷兰小说
四十多岁的病毒学家艾德瓦被人的衰老与退化深深地困扰着。在佛教里，对衰退的深刻认识被视为是痛苦的根源之一。单就这一点，他认为，和一个小自己十五岁的女人的恋情算是交上了好运。璐特不仅漂亮、聪明，而且还脚踏实地，她似乎给艾德瓦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两人的角色却一下颠倒过来。“他没有因为璐特而变得年轻，而璐特却因为他而变得老成。”他们的婚礼标志着这段恋情已达到了*，夫妻关系从此危机四伏。璐特难以接受艾德瓦工作中诸如活体解剖、出差等可疑因素。她想要孩子，艾德瓦则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儿子总算出世后，孩子却总是不停地啼哭。疲惫不堪的璐特开始猜测，孩子哭闹缘于他感觉得到父亲其实并不想要他，艾德瓦便被逐出家门。事至于此，艾德瓦也早已投入了一场婚外恋，而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幸福感。
作者维尔林哈充分挖掘作品中丰富的幽默蕴含与深层情感，以快节奏抒情散文体描绘出艾德瓦这个无端历难的当代《圣经》人物约伯的苦难经历。
译者前言
汤米·维尔林哈与《美丽的年轻女子》
汤米·维尔林哈（TommyWieringa）一九六七年生于荷兰，父母双亲都是旅行推销商，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他的童年，一部分是在荷属加勒比地区度过的，他两岁到阿鲁巴，十岁左右回到荷兰东部。维尔林哈在多种场合里提到，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因不习惯气候，他总想逃离荷兰。年轻时，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三岁，常借机到世界各地旅行，十几年后才慢慢适应了荷兰阴冷的天气，终于接受自己是荷兰人。另一方面，回到荷兰后不久，父母离异。法官判定他与妹妹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与新男友马上组成了新的家庭，让维尔林哈感到母亲得到了一切，出于一种不公平感，他在新家庭里只过一夜，便选择与独自住在农场的父亲同住，希望以此挽回某种平衡。维尔林哈的母亲个性很强，喜欢掌控一切，手边总有个长长的记事单，记下所有要做的事情。他的父亲则性格开朗，喜欢用一句笑话打发母亲严肃对待的事情。由于母亲在婚姻中的强势地位，维尔林哈曾一度将父母婚姻和家庭破裂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她。母子关系由此僵持多年，直到他三十三岁后，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对母亲的敌视才得以化解。
和父亲一起生活，使维尔林哈与父亲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此外，因为不在母亲眼皮底下，维尔林哈充分享受自由，和小伙伴们随心所欲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实际上“是伙伴们带大的”。除酷爱阅读外，他从十一岁起开始写日记，加上出于对自己家史的浓厚兴趣，驱使他记下所有有关见闻，本子写满一本又一本。当他成年后，回过头来翻看那些本子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曾经有多么孤寂。上大学时他首先选读了历史专业，后改学新闻学。毕业后，维尔林哈做过各种工作，在集市上卖过打火机，在火车站上当过售货员，后来为报刊做编辑并撰稿。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年他先后发表了自传体小说，但这两部作品在评论界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这并没有使他气馁，对于他，写作就是信仰，他始终没有放弃写小说。从一九九八年起在随后几年里，维尔林哈常年在国外漂泊，有时甚至在某地待上半年之久。他一边旅行一边为报刊写作，主要是一些旅行故事、散记等作品，二〇〇六年在他出名后，这些散见于各家报刊的作品才分别汇集到三本游记里。总之，维尔林哈是一位较为国际化的作家，他早年的背景、经历与旅行一直贯穿他的大部分作品，其故事常发生在世界各地，并充满异国情调。纵观其创作生涯，从他一九九五年开始写作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每部作品的长足发展。
二〇〇二年维尔林哈的第三本小说《一切关于特里斯坦》面世。它讲述了一名文学传记家追寻传奇诗人维克多·特里斯坦——一个和兰波一样早早搁笔，并到偏远地带去过别样生活的诗坛奇才的故事。传记家在寻觅这位过世的诗人时，发现了他生活中一个秘密，却不料将自己卷入其中，由此被迫为这个秘密保持缄默。这部作品凭借随性的抒情、精致的隐喻、富有节奏的语言和优美的观察，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赢得了哈勒外恩文学新人奖，并受到了荷兰AKO文学大奖的提名。
二〇〇五年发表的小说《乔·快艇》，则是一个残疾人的友情故事。叙述者弗兰斯歇，是一个不能说话的大脑麻痹患者。他有幸遇到与自己截然相反的人:一个外来的、富有魄力与冒险精神的乔·快艇。乔·快艇用自制的炸弹和飞机，在弗兰斯歇所在的沉闷小村庄搅起村民们的一阵阵惊讶。他后来发现弗兰斯歇的一只胳膊可以动，于是设法带他到欧洲中部，让他成为人人畏惧的扳腕冠军。多亏有这样一个朋友，弗兰斯歇一下成了一个人物。这本小说充满惊奇美丽的意象、精彩的描写、生动的细节，带给读者独一无二的体验，为作者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它得到多项文学奖的提名，并夺得了博尔德韦克最佳荷兰语散文体图书奖，维尔林哈由此成名，为以后专业创作奠定了经济基础。此外，该小说还标志着维尔林哈进入了创作的成熟阶段。
二〇〇九年出版的亲情小说《小恺撒》，故事主角路德维希，与艺术家杰夫·昆斯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意大利色情大明星茜茜丽娜夫妇所生的儿子同名。维尔林哈还为路德维希取名“小恺撒”，以此暗示古罗马大将恺撒与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之子。小恺撒早年被父亲抛弃，与母亲建立了复杂的关系，长大后，漫无目的地在世界漂游。直到母亲死于癌症后，他才踏上寻父之旅，最后在巴拿马丛林中找到了父亲。这个旅程令许多评论家联想到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维尔林哈因此被视为浪漫主义者。这本关于孤独、爱和家庭的寓言故事，以充满活力、文笔优美、心理洞察无懈可击，得到了荷兰AKO文学大奖的提名。
接下来在二〇一二年，维尔林哈创作了关于异化迁徙的探寻者小说《他们的名字是》。这部作品有两条平行的故事线索:一条关于孤独的庞徒斯·贝格，他在俄罗斯草原上一座沉寂的小城里担任警察局长；另一条关于一群难民，他们在贫瘠的荒野上无望地求索。贝格偶然受到一位拉比的启发，从犹太教法律和历史中意识到自己属于那些终生颠沛流离的犹太人。《他们的名字是》与《出埃及记》遥相呼应，是一则关于二十一世纪漂泊者命运的诗化寓言。维尔林哈以朴实冷静的语调，阴郁的氛围使人联想起库切的《等待野蛮人》、科马克·麦卡锡的《路》和伊萨克·巴别尔的短篇小说。比利时《明日报》称赞该作“跨越境界”。荷兰《人民报》誉之为一部里程碑式的小说，除睿智、克制与原创之外，它还展示了维尔林哈对完美几近癫狂的追求。二〇一三年这部作品当之无愧夺得了利伯瑞斯文学奖——堪比当代英语世界里的布克奖，以及金猫头鹰读者奖，并入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正是由于维尔林哈近十多年来优秀作品频出，被邀请为荷兰图书周赠书创作自是在情理之中。
二〇一三年历时三个月创作的《美丽的年轻女子》，讲述了一个四十二岁病毒学专家与一个二十七岁的美丽女子之间的恋情。初看标题，读者或许会想到女人、爱情、幸福与性爱。读后便会发现主角是一个中年男人，被婚姻危机、痛苦、婚外恋和畏惧衰老所困惑。作者维尔林哈在图书周前后接受荷兰《鹿特丹商报》文化副刊的两次访谈时，对该书的创作过程、灵感与含意进行了阐释，现摘译如下:
问:你是如何得知被邀请为图书周创作的？
答:我当时在街头摊位上买鲱鱼，亨克·普罗普先生，忙碌的蜜蜂出版社社长打来电话说:荷兰图书推广总会来找过我，问你愿不愿意写图书周赠书。我带着鲱鱼就来到了出版社。他们问的正是时候，因为我刚拍完一个电视节目，并正在完成《他们的名字是》一书的相关活动。我还没有在写新作品，不需要去推延什么。我特别想做这件事，可以马上动手写。
问:写赠书令你格外兴奋吗？
答:为了果腹创作，或应邀创作，并且还要面对庞大的读者，这些念想足够令人难以下笔。在花去一两周的时间以后，我才把这些顾虑甩掉了，真正投入到创作中。我特别期待参加图书周舞会，因为得到了（橄榄球队的）哥们儿平常得不到的票（本书卷首赠言——“献给我的战友们，够意思吧！”这下拨云见日了），可以带他们一起去。大家在吃喝之后，便阔步走到了阿姆斯特丹音乐会堂去参加图书周舞会，那儿可真热闹。
问:这本书好写吗？
答:创作这本书虽说不难但也并不简单。受一定篇幅的限制，一点都不成问题。我很快就适应了这个限制。我很喜欢这样“换个口味”，好比某种运动挑战，看你能否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有点意义的东西。
问:这个故事是从哪来的？
答:有一次，我在纽约和一个年轻（如今已不再那么）漂亮的女子一起乘出租车时，心生一念:就是它了。中年男人和年轻女子之间的恋情，这个主题已吸引我很长时间了。什么是共同生活？这样有较大的年龄差别的男女关系包含了什么？两个人都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想探入这种不平衡的内部。
问:为什么有年龄差别就一定不平衡呢？
答:单说寿命就够不平衡了，加上肉体又争强好胜。如果我身处其中，想必会不断地想与年轻小伙子和男子气概十足的男人们比个高低。然后终有一天，会像一只精疲力竭的老公鸡一样败下阵来。失去青春与活力，替而代之的是所谓的“智慧”。真不堪设想。它与雄激素，永久的勃起，不可同一日而语！
问:可人生又不是光为了这个？
答:这当然也很重要。
问:年轻姑娘不也会变老吗？
答:可这个老头衰老的速度会比她快得多。这本书当然不是普遍的范本。不要误解我。我想描写的是两个个体，而不是所有的人。
问:你也能感受到菩萨所说的疼痛吗？
答:可不好受呢。作为那种充满青春活力的人，然后去体验这种活力慢慢耗尽，嘴角开始流口水，而且老眼昏花，必须起身找眼镜，因为没它就根本没法读书。而这些都只不过是个开端。
问:那你个人是怎么对抗衰老的呢？
答:幸亏我不能随它任意摆布，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千万不能让她们觉察到。你又怎能奈何呢？（哈哈）我开个玩笑。我对此无可奈何。你又能怎样？我认为美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它不会延缓细胞层面的衰变。
《美丽的年轻女子》凭借行文流畅、巧妙的构思、清晰简明的故事线索和对悲剧及痛苦的出色描写在荷兰广受好评，评论界对它抱以肯定的态度，书评家在报纸上还给予了五星的最高评价，盛赞这是十几年来图书周赠书中一本难得的佳作，比利时《明日报》评论家甚至认为维尔林哈这本具有伊恩·麦克尤恩和马丁·艾米斯魅力的作品之优雅，可以使人看到菲茨杰拉德的影子，堪称是一本文学奇才之作。荷兰《人民报》称赞作者对男主角及其摇摇欲坠的婚姻做了令人信服的精湛描写。面对这些赞美之词，维尔林哈坦言说这根本不是他所追求的:我只为自己写作，每个作家都是为自己写作，而不是为了讨好公众。在问及将来是否还想继续写这样的主题时，维尔林哈毫不犹豫地答道:不想了，因为这个主题正合这样的篇幅。没有荷兰图书推广总会，这本书是不会问世的。“这如同得到一个老幺那样幸福，完全出乎意外，却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
二〇一四年图书周的主题是旅行，汤米·维尔林哈虽然一向对该主题情有独钟，但他这次却绕道而行，选择了中年危机的主题。荷兰读者中有人好奇，荷兰图书推广总会为何请一位已经不常旅行的作家来写该年的赠书。维尔林哈自己说，所幸图书周主办方并不要求写旅行主题。现在他已育有子女，已经不方便出去远游了，看着孩子成长是人生中最奇妙的体验之一。他在《他们的名字是》一书卷首，将《论语》中的一句话“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献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希望她们出门之前先想想动机。至此，倒是《鹿特丹商报》的记者一语道破:这本书里关于衰老的故事，其实也是讲人生的旅行，对吧？维尔林哈笑道:如果你要这样理解，当然可以。
维尔林哈这本《美丽的年轻女子》在荷兰的印数为七十万册，颇为可观，逼近二〇一〇年九十五万册，那年图书周赠书印数最多。这亦可说明荷兰声名最显赫的文学出版社——忙碌的蜜蜂对于这本书信心十足。这个预期果然应验，除纸质书全数馈赠发放完之外，电子版也被下载了九千次。更令人吃惊的是，国外很快听到了风声，这本薄薄的图书周赠书随之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出版社纷纷抢在该书面世之前就买下了版权。
汤米·维尔林哈曾在荷兰家喻户晓的“世界转个不停”（DWDD）电视节目里坦言，自己早在一九九五年刚出道写作时，便怀揣着为荷兰图书周创作赠书的愿望:“他们（荷兰图书周组委会）应该邀请我”。那时他刚出版第一本小说处女作《多尔曼迪克的缺点》后不久。而每当组委会宣布受邀作家时，他心里也会罗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嗯，某某某还没轮到呢，哦对了，那位大文豪还在世，还得先写呢。直至二〇一三年四月，在等待了十八年后，维尔林哈才终于梦想成真，并于二〇一四年在图书周期间，将这本《美丽的年轻女子》呈献给了荷兰读者。由此可见，为图书周创作赠书，如今已成为荷兰文坛上一种很高的荣耀，甚至有人称之为荷兰本土的“诺贝尔奖”，只有成名作家才会被推选。这并非由来已久，而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尤其是近三十年来才形成的常规。
图书周赠书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荷兰出版协会为纪念该协会创立五十周年，举办了一次“图书日”，并出版了一本纪念手册。两年后，荷兰图书推广总会（CPNB），为促进荷兰文学发展，增强国民读书热情，举办了第一个“图书周”（Boekenweek）。并在此后每年春天，一般在三月份举办一次图书周。虽说是一周，但多少年来实际上是为期九至十二天各年不等，具体天数由主办方酌情而定。一九三二年推广总会正式推出了第一本图书周赠书（Boekenweekgeschenk），由荷兰多名男女作家撰稿。作为初期摸索阶段，接下两年的赠书，分别题为《纪念荷兰作家》《十二名荷兰作家群像》。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的图书周活动，相继发放了三年的赠书《本年度图书内外》。后来三年，从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则是三个中篇的结集。二战期间，一九四一年，一本中篇和诗歌合集在印发一天后，据说其中一名作者是犹太人，因而遭到纳粹保安处的禁令，随后几年里也都没有出书和举办活动。直到一九四六年才重新恢复赠书传统，出了一本“小赠书”。
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三十年间，有十次图书周赠书的作者是匿名的，书中附有一个名单，由读者竞猜创作者。许多人把这个由尚未成名作者著书的时期，视作图书周赠书富有创意的时代。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图书周赠书一度陷入困境，其中原因除商业化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外，还有人将此归咎于主办方一心想取悦所有的人，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宗教、性等内容，因此限制了作者的自由发挥。从一九八三年起，荷兰图书推广总会调整方针，开始邀请一流荷兰语作家创作，并对内容不加干涉，图书周赠书才逐渐恢复声望，久而久之被誉为“荷兰版的诺贝尔奖”。图书周赠书虽出过多种体例，如短篇小说集《卓著》（1954）、《踏着作家的足迹》文集（1955）、《与作家见面》访谈（1956）、散文集（1959）、侦探小说（1964）、漫画书（1971）、诗集（1972）、游记（1991）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中篇小说。这些中篇小说由荷兰图书推广总会，邀请荷兰与比利时荷语地区的作家来创作。赠书是图书周的标志性惯例，但它并不是无条件赠送，为了激发人们购书，顾客如今需要消费十二点五欧元以上，才可获得赠书。自二〇一四年起，书店参与图书周赠书活动的范围已跨越国界，普及到了比利时佛兰德伦（荷兰语）地区。
为配合图书周，主办方还从一九四七年起开始举办“图书舞会”（Boekenbal），并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传统，地点通常在阿姆斯特丹音乐会堂，为图书周拉开序幕。除受邀撰书的作家作为这场晚会的主角外，其他应邀参加的图书界人士、作家、出版商都会荣光满面，盛装前来出席这个舞会。报刊、电视媒体对此的报道与渲染，更增添了人们对参加此项活动的向往。对于这种精英主义，人们在容忍了五十五年之后，那些没有得到邀请的作家和出版界人士，终于在二〇〇二年，选择就在离阿姆斯特丹音乐会堂不远的帕拉迪索大礼堂另辟蹊径，组织起了一场颇具讽刺和抚恤意味的“另类图书舞会”（AlternatiefBoekenbal），并戏称之为“被拒之门外人士的图书周舞会”——书界同仁和作家新秀，乃至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这个迎接图书周前夜的晚会。谁料十几年下来，“另类图书舞会”已然成了“另类”传统。仿佛图书周主办方正是以这种“精英主义”，出奇制胜，激发了人们参与图书周的热情。
在举办舞会前夕，《海牙邮刊与时代周刊》（明年将移至网络）还会在图书周专号内，公布本年度文学出版界前四十名举足轻重人物的“啄序”，即排行榜。这是业内人士用半严肃半戏谑的口吻，对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社老总、书评人、媒体人、版权代理，乃至作者、荷兰文学基金会会长、荷兰图书推广总会会长进行一番点评，以风趣的方式将业内信息公布于众，活跃了图书周的气氛。
热闹非凡的图书周
图书周展开后，围绕图书的活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出版商、作家、公立图书馆、书店都纷纷投入参与举办面向公众的文学节、讨论会、首发签售等活动，到了周日，赠书作者还要乘火车为乘客朗读并为读者粉丝们题赠。对于赠书作者，一周里排得满满当当的见面会、采访活动，是考验耐力的体力活。维尔林哈在讨教前辈赠书作者时得到忠告，一定要在走访各地读者时让组织方准备午餐，不然一周下来将会体力不支。
从一九六三年起，图书周开始间或设有主题，到了一九八七年才逐年由荷兰图书推广总会专设一个或生动有趣或引人注目的主题，比如二〇一五年的主题是“疯癫”，二〇一三年“黄金的过去，黑暗的记忆”，二〇〇九年“啾啾，文学动物园”，二〇〇七年“痴愚颂”等。图书周随之又增加了图书周散文集（Boekenweekessay），它契合每年的主题，如二〇一五年荷兰基金会会长应邀写了一本《世界文学中的癫狂》文学散文集，书中介绍了数名荷兰作家，作者带领读者体验这些作家们的“不可思议”的疯狂经历。顾客在图书周期间，到书店只需支付二点五欧元即可购得该散文集。此外，参与图书周活动的公立图书馆也会在图书周期间，将该散文集赠送给自己的图书馆新会员。
荷兰铁路自二二年起也成为图书周活动重要的赞助商，截至二〇一五年，它对图书周已是第十四次进行赞助。人们通常在图书周的最后一个周日（偶尔会在其中的一个周日）内，凭该年的图书周赠书（也包括电子版在内，二〇一二年新增规定），无论路途远近可在荷兰国内乘火车，一本赠书在手相当于二等车厢全日通票！选择这日出行的人数，据统计分别为:今年和二一〇四年二十四万人，二〇一三年二十三点五万人，二〇一二年二十万人。
国家单位荷兰图书推广总会，每年要组织三十多种全国性读书推广活动，如一月份的书界媒体见面会、诗歌周，二月份浪漫图书周，三月份的儿童评委选书，十月份的儿童图书周等等。作为最大和最重要的图书周，推广总会自创办起，在探索改进与尝试中越办越成功，如今它虽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但相关活动至今仍在继续扩大和更新。二〇一四年图书周期间又新增了一个围绕图书周主题的新手写作比赛。图书周虽然越办越有气象，但因不少书店被迫关闭，纸质图书的销售在日益下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荷兰图书推广总会在近几年来一直坚持不懈、集思广益、想方设法吸引公众参与读书推广活动，比如为了配合以书代票，在大学城莱顿火车站上举办免费音乐会来吸引年轻人，并在哈勒姆举办标志读书周圆满谢幕的读者舞会。总之，图书周使书店顾客增多，据统计，书店的利润增长了百分之六左右，但这不是荷兰图书推广总会的首要重点，其主要任务一直是保持并提高国民浓烈的读书热情。
走出国界
每年图书周结束几周之后，荷兰图书推广总会便会宣布来年哪位知名作家受邀创作图书周赠书，被选中作家自然会为此感到骄傲，并欣然应邀创作。图书周赠书虽然都是一流作家的作品，但每年的图书周赠书并非年年出杰作，评论界对这些应邀创作的作品不一定都给予好评，其中的原因，首先可能是时间的压力，作者一般只有四五个月。其次可能是一定的篇幅（不超过九十六页）的限制，使作者难以发挥。虽然如此，一些赠书还是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力，例如荷兰“文学贵妇”赫拉·哈斯（HellaS.Haasse，1918—2011）一九四八年创作的图书周赠书《黑湖》和一九八九年比利时作家雨果·克劳斯的《剑鱼》，后来都被公认为经典名作。
荷兰图书推广总会为了吸引国内更多的读者，曾在二〇〇一年破例请外国作家拉什迪来客串，他用英语创作的《愤怒》，首先被翻译成荷兰语，在荷兰图书周期间首发。该书的篇幅竟出奇地超出了往年赠书的三倍，拉什迪说本想遵照邀请方的篇幅要求来写，冷不防自己一心只想不负众望，结果越写越多。组委会原本也可以请他改写一篇，但读过稿子之后竟也舍不得更换了。那年的图书周舞会，还是个无名小卒的维尔林哈曾与杂志社同事们一起仿造入场手环，企图混进舞场，只为一睹拉什迪彼时女友的芳容，但未能遂愿。
图书周或许在中国还鲜为人知，但荷兰语文学在中国却可以说已经并不陌生了，一部分图书周赠书作者已有其他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从下列荷兰语重要作家作品中文版来看，可以说荷兰语文学在中国已初具规模。
塞斯·诺特博姆（CeesNooteboom），一位在中国译介作品较多的荷兰语作家，他的《仪式》、《万灵节》（译林出版社，2008年出版）两本小说，短篇小说和两本游记已被翻译成中文。一九九一年他因应邀创作图书周赠书而名扬国外，由此得到了德国评论家的关注，他的其他作品也很快被译介到德国并受到了德国读者的青睐。他在德国的声望曾一度超过了在荷兰国内，没有多久，便一跃成为了欧洲乃至世界的知名作家，多年稳居诺贝尔奖博彩榜单。
迪米特里·维尔胡尔斯特（DimitriVerhulst），二〇一五年为图书周赠书创作。已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废柴家族》（2013）。
卡德尔·阿卜杜拉（KaderAbdolah），二〇一一年为图书周赠书创作。已分别由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天书》（2010）、《大巴扎》（2014）。
贝恩勒夫（Bernlef），二〇〇八年为图书周赠书创作。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恍惚》（2006）。
黑特·马柯（GeertMak），二〇〇七年为图书周赠书创作游记。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两本非虚构作品《阿姆斯特丹》（2007）、《在欧洲》（2011）。
安娜·恩奎斯特（AnnaEnquist），二〇〇二年为图书周赠书创作。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杰作》（2009）。
哈里·穆里施（HarryMulisch），二〇〇〇年为图书周赠书创作。已分别由长江文艺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袭击》和《暗杀》（1988）两种译本，以及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石头婚床》（2010）。
阿德里安·凡迪斯（AdriaanvanDis），一九九六年为图书周赠书创作。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遇上一只狗》（2011）。
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WillemFrederikHermans），一九九三年为图书周赠书创作。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难以入眠》、《达摩克利斯的暗室》（2011）。
阿德里·范德海伊顿（A.F.Th.vanderHeiden），一九九二年为图书周赠书创作而面世的《刺儿头》，被公认为是最出色的一本。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托尼欧安魂曲》（2013）。
苔丝·德罗（TessadeLoo），一九八七年为图书周赠书创作。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孪生姐妹》（2012）。
高罗佩（RobertvanGulik），一九六四年为图书周赠书创作。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断指记》（1982）。点击进入阅读：精选《美丽的年轻女子》汤米·维尔林哈[荷兰]李梅译的书评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