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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
1972年生于福建长汀。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等。曾被国际经济组织达沃斯论坛评选为“全球青年领袖”。出版有《成为小说家》《文学及其所创造的》等著作十几部。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
《2019中国中篇小说年选》，花城年选系列之一种。
此花城版年选仍然由著名的中青年文学批评家谢有顺编选，主编眼光精准独特，深谙小说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全国创作的情况，选编的9篇作品均为2019年度国内知名文学刊物公开发表的中篇小说佳作。所选篇章，无论素材、情节还是主题，都颇有新意。周嘉宁的《再见日食》、陈楸帆的《无债之人》、蔡东的《来访者》、刘汀的《草青青，麦黄黄》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总之，《2019中国中篇小说年选》系“花城年选”系列中颇具分量的一种，今年之选本更是如此。编选者所选作品均质量上乘，作者队伍既有名家又有新秀。可以说代表了此年度中篇小说领域之高度与深度。
中篇小说年选主编谢有顺先生是位治学严谨、见识深广的文学批评家，他深切关注、追踪小说创作界，尤其是中长篇小说。2019年这个中篇小说选本他从众多佳作中遴选出了9篇有分量有个性的作品。其中，鲁敏在艺术语言、表现、结构等方面均有创新；蔡东、刘汀、卢一萍的作品题材意识敏锐，艺术表现有力。其他几位的作品也是个性鲜明，可以说具有辨识度，也就是说语言叙述有自己的风格，很有阅读感。
为不理解、不确定而写作
——《2019中国中篇小说年选》代序从事文学批评多年，总是会有人来问，你在评论一部作品时，有什么准则吗？这样的问题，回答不好也得回答。我想，首先一部作品在艺术上必须有新意、丰富且值得品味，没有艺术享受，你甚至连阅读的兴趣都没有，更谈不上评论它的冲动了。其次，我看重一个作家的语言才能，语言的个性、韵味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风格化的重要标志。再者，作家的道德勇气也不可忽视，它关乎作家是站在什么精神立场上看人与世界，他有什么样的价值发现。这些是我对文学作品*限度的要求。
对批评工作者的要求，则是艺术的修养、精神的敏锐和鲜明的文体意识，三者缺一不可。没有艺术修养，就无法准确解析作品的丰富和复杂；没有敏锐的精神触角，就无法和作家进行深层对话；没有文体意识，批评文章可能就会写成新八股文，而失去好文章当有的风采。过度知识化的趋势会损毁文学批评*重要的品质——直觉和感受，批评也会越来越成为没有锋芒、没有个人发现的理论说教。批评还是要强调自己对一部作品的艺术直觉，并勇敢地作出判断。法国评论家伊夫·塔迪埃认为“批评是第二意义上的文学”，确实，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洞察作家的想象力，并阐明文学作为一个生命世界所潜藏的秘密，*终，它说出批评家个体的真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也是理解的艺术。即便是批判一部作品，也还是理性些、诚恳些好，不必怒气冲冲、真理在握的样子；有时过度赞美和过度苛责，都是批评家审美瘫痪的表现。批评既然是一种专业，就应该充分展现批评家的学识、智慧和创造精神，应该多一些专业精神。专业精神并非仅是一种学术方法或理论能力，更重要的是，批评家还要有一种精神洞察力，以洞见文学世界中各种微妙和秘密。当代文学研究是很特殊的学科。假如没有对文学现场的熟悉、跟踪、把握，没有充分的个案研究做基础，没有自己在*时间就敢下判断的能力和勇气，就无法准确地解读一部作品。但另一方面，作家又不会轻易被批评家手中随意征用的理论、说教吓住的，能让他们服气的永远是批评的专业精神，以及那种长驱直入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批评精神的专业基石正是理性和智慧，甚至专业的良知还要高于道德的良知。无知有时比失德更可怕。对一部作品没有起码的鉴赏能力，这种审美无能才是批评家的不堪。好的批评是在展现专业智慧的同时，也让人触摸到你的内心，分享你对人和世界的基本理解。
二文学批评似乎也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比之于学术对知识、材料和结论的确定性追求，批评许多时候是在反抗确定性，它与文学的对话关系，*终是要敞开可能性，近而让人意识到，文学所讲述的这个世界是丰富的、复杂的、无确定答案的。
文学的真理都具有不确定性，这是需要反复重申的。现在的很多文学研究，试图通过一些材料就找到确定的结论，这对于文学的外部研究或许是有效的，但对于文学本身，对于它所呈现的那个神秘的生命世界，任何的结论都是对它的简化和遮蔽。何以知识讲述和文学史书写如此强大的时代里，还需要有文学批评？就是还需要有人去缅怀一个“灵光消逝的时代”，确定让一切灵光消逝，而不确定才是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坚定存在，就是要引导人从一种密闭、单一的价值观里出走，引导人去认识各种潜藏的可能性；一旦人不再接受价值观的多义，不再适应既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那样的矛盾和悖论，他也就失去了选择的权利，进而失去的就是灵魂的自由。村上春树曾经采访过奥姆真理教的教徒，他发现，那些教徒很少读小说，他们深信一种价值观，于是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灵魂交出去。他说:“正因为已经无法将自己置身于那种多种表达之中，人们才要主动抛出自我。”
文学是在帮助人建立更完整的自我，一个能接受一切复杂、矛盾甚至悖论的自我。小说为何要打破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相对立的写法？就是作家们开始意识到，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无法那么确切地知道人是怎样的、世界是怎样的，而*确定的，也许就是人和世界都具有不确定性。景凯旋说:“意识到事物的全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人类迄今*伟大的精神发现之一。这种源于文艺复兴启蒙和理性的价值指向，想要扩大部分真实的深切愿望，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西方的小说中，成为小说*的品格。两个世纪来，欧洲的小说就是沿着这条路径，向生活的日常性发展的。没有了电脑和飞机，还可以用笔和马，可要是没有了生活的复杂，人类将会变成千万块平面镜子中的同一个影像。”确实，文学是永远不能被固化、永远在演变的知识——一种特殊的知识，它让生活因为丰富而有趣。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后，那个以单一、固化的标准去评价生活和思想的时代结束了，人对事物的认识、自我的认识，都进入了一个复杂、多义的时代。古典小说中，人性的完满状态是理性与和谐，但现代小说呈现出来的却多是矛盾、冲突、分裂和对立，本质上就是反对单一，走向多元。
文学批评所拥有的阐释的权利，就是要分享这种不确定的但又异常丰富复杂的艺术世界和生命世界。它永远有知识生产所不能代替的价值。托妮·莫里森说，“语言不仅仅代表知识的极限，也创造了保护我们差异的意义，我们与其他生活不同的方式”。文学批评的语言也是守护差异的，它总是在文学研究不断被确定的知识所垄断的时候站出来强调，作品中的某个人物的命运值得同情，小说里的某个细节非常精彩，作家对世界的体验好像具有某种超前性和预见性，诸如此类的讨论，看起来是在模糊我们对文学的确定理解，但正是这种模糊，使我们不会轻易被一种价值所劫持，转而在差异和多样性中体会各种不同的人生、认识各种不同的人性。
我常想起阿兰·罗布—格里耶那段著名的话:“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二十世纪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不可捉摸的，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心都像是迷宫。我不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写作。”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不理解”！因为“不理解”而写作，写作就成了去理解而不是去找结论的精神漫游。知识、科学、技术、制度、意识形态等等，都是试图想让这个世界变得可以理解，把一切都变得确定无疑，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幸好还有文学，它告诉我们，世界还有许多不确定和不可理解的方面，自我也像是一个永远不能穷尽的黑洞，相信一种价值就意味着交出自己的灵魂，而文学是在追求价值的争辩、交锋和新变，是对新的可能性的发现和唤醒。
文学不是让灵魂单一，而是创造新的灵魂。
我还常想起托多罗夫的话:“确切地说，亨利·詹姆斯叙事的秘密是存在一个根本秘密，一个无名因素，一股不在场的强大力量，用来推动整个在场的叙事及其向前运行。詹姆斯的创作具有双重性，而且表面看是矛盾的(这才使他不断地重新开始):一方面，他动用一切力量解释隐身的本质，揭开秘密物品的面纱;另一方面，他不断远离这一切，保护它——直至故事结尾，甚至让它永远是个谜。”指出一个作家是有秘密的，是有双重性且矛盾的，批评家在解释这个秘密的时候，也保护着这些秘密，这就是文学阐释的美妙意义，它仿佛永远在说，世界是这样的，世界又可能是怎样的。
当我们都在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世界和回答问题时，一个灵魂自由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不仅会一直存在下去，甚至它的存在还会越来越重要，因为它颠覆已有的关于人和世界的结论，也扩大我们对人和世界的理解。阿兰·罗布-格里耶和托多罗夫的话，从作家和批评家的角度诠释了各自对文学的理解，表明文学及其对它的阐释仍然是这个世界*不可思议的精神事件之一——没有“不理解”，没有“根本秘密”，世界将会变得一览无遗，变得苍白而无趣。
三我甚至想，文学还应有更大的气魄，文学批评也还应有更大的气魄，那就是大胆地为这个世界的不确定、不可知、神秘性、超越性做证，重新为人类在自我觉悟的道路上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这其实是对一种精神想象力的加冕，也是文学特有的表达权利。我前一段在张炜研讨会上曾说，在今天这个技术可以决断一切、知识讲述也不容置疑的时代，为什么还要有文学？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太迷信现实主义了，这极大地限制了人的想象力，也缩减了文学的价值空间。写作作为一种精神事务，本应有神秘和超验的品质。写作的源起本不是记事、纪实，而是起于祭祀。苏珊·桑塔格就说，*早的艺术体验是巫术的，魔法的，是仪式的工具。太过重视现实，太看重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写作已无祭司这一传统，也就没有了和不可知、不确定的神秘世界对话的愿望。但是，丢掉了巫、祭祀、祷告的这个精神传统，对未知世界也无想象，进而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全部都解释成现实主义的，这个世界就太乏味、太没意思了。文学的存在，就是要让这个没意思的世界变得有意思，这个“有意思”，就是源于现实之上还有一个想象世界，理性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理性的、感觉的、神秘的世界。
我在《重新想象人的生命世界——我读<唇典>》一文中也分析过，把神性世界定义成神话世界、灵异世界，把与之相关的作品多说成是幻想性的、非现实的，其实是对文学和历史的极大误解。“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史，从来都是相信有灵魂、有天意、有神鬼、有灵异世界的，天、地、人、神、鬼并存的世界，才是中国文明的原貌。直到二十世纪提倡科学、相信技术以后，才把神、鬼、魂灵世界从文明的辞典里删除——但在民间，它们依然坚实地存在着。二十世纪以后，好像写作所面对的，只有一种现实，那就是看得见、想得到的日常现实，好像人就只能活在这种现实之中，也为这种现实所奴役。……当我们把这些瑰丽的想象都从文学中驱逐出去，作家成了单一的现实主义的信徒，他的写作只描写一个看得见的世界，并认为现世就是终极，这不仅是对文学的庸俗化理解，也是对人的生命的极度简化。文学应该反抗这样的简化。要求文学只写现实，只写现实中的常理、常情，这不过是近一百年来的一种文学观念，在更漫长的文学史中，作家对人的书写、敞开、想象，远比现在要丰富、复杂得多。文学作为想象力的产物，理应还原人的生命世界里这些丰富的情状。不仅人性是现实的，许多时候，神性也是现实的。”
讨论这些，我不过是想强调，无论是文学写作，还是文学批评，它既是“实学”，也是“虚学”——甚至可能还是一种充满奇妙之思的玄学。如果文学批评太“实”了，没有一点务虚、超拔、不切实际的神思，一定会面临很大的局限。文学写作及其研究都是思想和精神的创造，想要有新见，还是要有一点务虚的、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的，甚至有些不切实际的玄妙之思的驱动，没有一种孤独的、独与天地共往来的哲思，全部心力都扑在知识和材料上，甚至被知识和材料所淹没，恐怕也是一种误区。尼采说，历史感和摆脱历史的束缚同样重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方面，科幻小说反而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作为一种小说类型，一直正视人类有超越现实、走向永恒的渴望，如何让这种渴望也在现代人身上延续下来，科幻小说找到了科学作为载体，把科学作为实现神话的方式，使之与生物工程日益发展下的人合体，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身体来呈现新的现实，从而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琐细描写，再一次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对人类的整体性命运的关怀。科幻小说和电影的风行，暗含了这个时代人类对未来新世界的想象。相比之下，传统的写作和批评，还是受制于现实的规约，文学写作经常为一种匍匐在地面上的琐细人生耗尽心血，文学研究也经常为一种细枝末节的问题争得脸红耳赤，惟独匮乏对大问题的追问能力，在永恒价值世界和人类整体性命运面前，更是没多少想象力可言。这才是中国文学*尖锐的困境之一。
米兰·昆德拉说，穆齐尔和布洛赫给小说安上了极大的使命感，他们视之为*的理性综合，是人类可以对世界整体表示怀疑的*后一块宝地。他们深信小说具有巨大的综合力量，它可以将诗歌、幻想、哲学、警句和散文糅合成一体。这种糅合，目的也就是要重新对人类的命运有一个整体性观察。艺术风格的局部调整，理论和观念上的细小变革，这些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真正改变文学大势的，还是那些能在整体性上影响人类的价值信念。而要在整体上重新理解和变革文学，打开价值想象的空间，包括改变我们对神性世界、超验世界的僵化态度，也至关重要。足够广大，才能足够高远，这一点，科学已经走得很远，甚至科幻小说都走得很远了，我们也需深思。
2019年11月15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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