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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7年一月从这个月的月初开始，我就闭门不出，安心待产。他们给我的卧室装上了百叶窗，隔绝了冬日灰暗的光。我无法想象永远不会蔚蓝的天空和永远不会炽烈的太阳有什么遮蔽的必要；但助产士执意要我分娩前整个月都在黑暗中度过，因为这是惯例，而因担忧而满脸苍白的加斯帕说，必须用一切手段确保胎儿的平安。助产士认为婴儿应该会早产。她抚摸着我的腹部，说婴儿的胎位不正，但到分娩的时候应该能正过来。有时候，她又说婴儿会晚产。要让婴儿的头部先出来，这点非常重要；但我并不清楚原因。她没有向加斯帕提到过任何细节，可我知道，他每天都在我房间外面来回踱步。我能听到他踮起脚尖走在地板上的声音，紧张得就像一位深爱妻子的丈夫。自从我安胎开始，就不能见任何男人，这倒是让我松了口气。可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去教堂。威廉神父现在就在彭布罗克，我的第一次忏悔就感动得他泪流满面。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虔诚的年轻女孩。我为自己终于找到能够理解我的人而欣喜。他们允许他和我一起祈祷，只要我在屏风的一边，而他坐在另一边，但这跟在教堂里众目睽睽之下祈祷的感觉差太多了。一周以后，我在狭小的房间里走动的时候，全身的骨头都开始剧痛，助产士南和她上了年纪的同伴——她的名字的发音听起来就像刺耳的叫声，而且她根本不会说英语——都认为我最好应该待在床上不再走动，最好连站也不要站。疼痛如此剧烈，我觉得自己体内的骨头仿佛都碎掉了。显然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没有人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询问了医师，但由于他不能碰触我的身体，只能问我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劲，无法进一步做出诊断。我只有十三岁，比同龄人还要矮小。我怎么知道腹中的孩子出了什么差错？他们不停地问我，我是不是真觉得自己体内的骨头断了？但我不相信自己会死于难产。我不相信上帝费这么一番功夫把我送到威尔士，让我怀上可能成为国王的孩子，却让我在尚未生育之前就死去。他们说要把我母亲请来，可路途遥远而又艰险，她无法前来，除此之外，她也不比他们高明多少。没人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都说是因为我年纪太小，根本不适合生育，在我即将临盆的现在，这些迟来的建议不能带给我丝毫安慰。我不敢问孩子要怎样从我的肚子里出来。我很害怕自己的身体会裂开，就像小豆荚里装了一颗太大的豆子，那样一来，我肯定会失血而死。我本以为等待临盆的痛楚已经是我能够忍耐的极限，但这种想法只到那天晚上为止:我疼醒过来，觉得腹中绞痛，仿佛整个胃都翻转了过来。我惊叫出声，我身边那两个女人赶忙从两旁的简易小床上跳起来，我的家庭教师和女仆也都飞跑过来，房间里烛影摇曳，人们打来热水，拿来柴禾，在这其中，甚至没有人看我一眼，虽然我觉得有许多的血从我身体里喷涌而出，我很确定那是血，而我就要失血而死了。她们冲到我身旁，给了我一根木棍让我咬着，又用一条祝圣过的腰带围住我隆起的腹部。威廉神父派人将圣体匣（译注:基督教在弥撒仪式上使用的物件，用来盛放作为圣体的面饼。）送了过来，他们把它放在我的祈祷台上，好让我能时刻看到主的圣体。但我在我分娩的时候，主所受的苦难不如以往那样令我印象深刻。事实上，不可能有什么痛苦能与我现在相提并论。我为主所受的折磨而悲伤。可如果他也体验过难产，应该能够明白我的痛苦。她们让我在床上平躺下来，等到我开始痛的时候，又让我拽住一根绳子。我一度痛昏过去，于是她们给了我一杯烈酒，让我头晕反胃，但无论什么都无法缓解我腹中撕裂般的痛楚。就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从拂晓一直到黄昏，然后我听到人们在低声交谈，她们说这个孩子出世的时间不对，花的时间太久了。其中一个助产士对我表示歉意，她说为了让孩子顺利出生，必须用毛毯把我抛起来。“什么？”我低声问道，痛楚让我一时间听不懂她的意思。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把我搬下床，再放到地上的一张毛毯里。我想，也许她们是想做点什么，好缓解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痛楚。于是我顺从地躺下，任她们摆布，而她们六个人围成一圈，扯起了毛毯。我躺在悬空的毯子上，就像一袋马铃薯，接着她们一起用力将我抛起，然后接住。我只是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她们可以轻易将我抛到空中，我惊恐地发觉自己飞起然后落下，然后落在毛毯上，就这样周而复始。抛接了十次以后，我开始尖叫着请求她们停手，她们将我放回床上，期待着我的状况有所改善，我只是靠在窗边，在哭泣的间隙呕吐不止。我平躺片刻，剧痛得以稍稍缓和。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之中，我听到我的家庭女教师非常清楚地说:“如果必须选择，命令是保住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想到加斯帕命令我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告诉助产士，如果必须在我和他的侄子之间做出选择，就让我死去，这让我朝地板吐了口唾沫，大喊道:“噢，这是谁的命令？我可是兰开斯特家的玛格丽特·博福特女士……”但她们根本就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她们根本没打算听。“这是正确的选择，”南赞同道，“但对这个小女孩来说太残酷……”“这是她母亲的命令，”女教师说。我立刻停止了喊叫。我母亲？我自己的母亲吩咐我的家庭女教师，让她优先牺牲我，保全孩子？“可怜的小女孩。真是可怜的小女孩，”南在一旁说，起初我以为她说的是孩子，也许出生的只是个女孩。但很快我就明白过来她说的是我，年仅十三岁的我，因为就连我的母亲也认为家族的继承人比我的性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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