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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后相继有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散文《我与地坛》以及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等多种作品发表。1998年肾衰竭致尿毒症，终至透析。之后，有随笔集《病隙碎笔》、散文集《记忆与印象》以及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出版。2010出版随笔集《扶轮问路》和剧本与影评集《妄想电影》。2010年底去世。
其作品多次获奖，主要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奶奶的星星》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4年获庄重文文学奖；1997年长篇小说《务虚笔记》获上海市长篇小说奖；1998年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和北京市文学艺术奖；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播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随笔集《病隙碎笔》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散文作品奖。
本书选入作者从1979年至今发表的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28篇。作者作品众多，本书所选文章主要是围绕着对残疾的认识、对生命意义的探讨和对人道、对爱的理解这些主题展开的。史铁生的小说情感充沛真挚；散文感人至深；随笔深邃隽永。
骆驼草，属落叶灌木。身躯并不高大，但根系发达，扎根极深，不怕风沙，不怕干旱，即使一年不下雨也不会枯死。在恶劣的环境中，骆驼草与大自然抗争，顽强地生长，以它不屈的意志滞止了风沙的流动。这正是我们这些病残作家自强不息的真实写照。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更是伤残人作家中的杰出人物，他们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如同顽强生长在茫茫沙漠中的骆驼草，彰显着生命的壮丽。
午餐半小时
“轧轧轧”的缝纫机声骤然全停，世界轻松了下来。暖洋洋的太阳从稀里歪斜的小窗户里照进来，光柱中飘着无数飞尘。人们纷纷伸懒腰、打呵欠，互相瞧瞧，张张苍老而呆板的面孔都像是融化了，从眼窝和嘴角现出淡淡的笑来。半小时午餐时间到了，喘口气的时间到了，尽情笑骂一阵子的时间也就到了——这是照例的规矩，就像是西方的愚人节。
最幸福的人就在于他们有一种天赋——自行其乐。“什么叫福分?你他妈觉着是福分，那就是福分，嘁!”这理论是熨活儿的白老头嚼着馒头夹臭豆腐时发明的。至于是谁热情传播的却搞不清，反正所有的人都信服。也许这理论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相近，可总共这八个半人(有一个双腿瘫痪的小伙子只能算半个人)谁也不知道阿Q是什么，倒是有人知道鲁迅。为了他是否也住在中南海，大伙昨天刚刚探讨过，尽管那个瘫痪小伙子表示了不同意见，但最后大伙还是同意了白老头的见解:那么有名的人，还用说?嘁!
搪瓷缸子响了一两阵，这间低矮的老屋里弥漫着浓厚的韭菜馅味儿。“搁了几毛钱肉?”“肉?哼，舌头肉!”于是世界又是那么安静了。别忙，逗闷子的合适话题眼下还没找到。
后窗户外传来汽车急刹车的声音，人们一齐停止了咀嚼，支棱起耳朵。“活腻啦!”——准是什么也没轧着；又一阵发动机的隆隆声，汽车开远了。序幕也就拉开了。
“昨天下班，”眯缝着两只小圆眼睛的夏大妈向前探了一下脖子，急忙把嘴里的一块烙饼咽下去，“昨天下班，”她又赶紧喝了口水，做了一次深呼吸，“昨天下班，差点没把我吓死，走着走着，脊梁后头就是这么一响。”
“妈呀!怎没把你噎死呢!”坐在对面的“小脚儿”掰了一块菜包子扔进嘴里，“就这点屁事，我还当你捡了金刚钻呢。”她撇一下嘴，转过脸去，右腿搭在左腿上，四五寸长的缠足得意地摆动几下。
瘫痪的小伙子边吃边扒拉着算盘:“夏大妈，您这月半天事假，半天病假，扣你九毛二。”
“我回头一看，”夏大妈接茬说，“胡同这么窄，汽车这么宽，我可往哪躲?我这个跑呀……要是你那两只宝贝脚，非给汽车打眼儿，没治儿。”她瞅空报复了“小脚儿”一句。“赶我跑到胡同口，汽车才开过去。几个小学生说是‘红旗’；光听人说红旗车，可咱压根儿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算红旗车，你说……”她在腿上拍了一巴掌，似乎颇为没能把红旗车看个仔细而遗憾。
众人听到“红旗”都肃然得没有了笑声，只有白老头不以为然地“嘁!”了一声说道:“你可真算白活。红旗车?个儿大!漂亮!窗户上的玻璃枪子儿打不透，德国造儿，全那样!”他的目光和瘫小伙子的目光相遇了，于是又补充道:“眼下中国也试验成功了，坐那车的全是中央的名人，早年马连良……”听见瘫小伙子偷偷地笑，白老头含糊了。
然而“小脚儿”却独自吃吃地笑了起来，众人越是骂她“疯老婆子”，她越是笑得前仰后合了。
“叫车，叫车!这儿疯了一个!”白老头一本正经地朝门口跑去。“今儿早晨一来，我就看她屁股不像屁股，脸不像脸的了……”
“白大爷，一天事假，两半天儿病假，扣您一块八毛五。”瘫小伙儿又算清了一笔账。
“扣吧扣吧，省得钱多贼惦记。”白老头在门旮旯蹲下来，慷慨地说，眼睛却仍旧看着“小脚儿”，一脸得意而狡猾的笑。
“小脚儿”终于止住了笑，却打起嗝逆来:“呃!刚才这老东西说我，”她戳了夏大妈一指头，“呃!我非给汽车打眼不可，呃!我要是给红旗车打了眼儿，可他妈算我造化了，呃!消消停停一躺，来俩勤务兵侍候我，吃香的喝辣的，呃!”
“您还抽点什么不?”白老头眯缝起眼睛凑过来，脸上又换一副恭维的神情。
“呃!那是!”“小脚儿”斜扫了白老头一眼，板起面孔。“白老头子——哼!到那咱还未准用你呢；白老头子!买两条中华过滤嘴儿去。”
“喳!”白老头应道，随即抓起“小脚儿”的手，认真地号起脉来。“您是醒着呢吗?”他又说。
“小脚儿”搡了他一把:“怎么着?他撞了我!”瞧她的意思，仿佛“造化”绝不是什么难事。
“就冲您这把糟骨头?还消消停停一躺呢?是消消停停一躺——在太平间，要不火葬场。”白老头撅断一根火柴，不紧不慢地剔着一嘴黄牙。
“小脚儿”圆睁着眼睛没了词儿，事情真有点窝囊了。“我死了有我儿子呢!”她忽又来了精神。
“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山挖一点就会少一点，有什么挖不完呢?三七二十一，三下五除二……”瘫小伙子念经一样地自言自语，头不抬，眼不斜，清理着账目，咬着半拉火烧。
“你儿子怎么着?”有人感兴趣地问。
“他得给我儿子找房结婚!我儿子三十二了，对象二十九了，着哇!”“小脚儿”眼睛都亮多了，虽说菜包子滚到地上，“这回算抄上了!房管所那破房咱还看不上了，得他妈给我一个单元，有厨房有厕所的。我儿子儿媳妇住一间，我自个儿住一间……”
白老头捅捅她:“我提个醒儿——你可早让车撞死了。不要紧!那间房我替你住着，将来还能给你看看孙子什么的，”他又耸耸鼻子，大约流些眼泪也容易，“你就算积了阴德，下辈子准托生只好东西。”
有人刚要笑，可是话又被另一个老太太接了过去。说是老太太，其实也并不怎么老，不过是拔了满口的牙一直没镶上，外加有点哮喘。嗓子里的“小哨儿”一响，她说道:“不知怎的!让汽车撞着也分个命好命歹。我们老头子地震那年让车撞折了腿，是农村的手扶拖拉机撞的，你讹谁去?开车的穷得叮当响，怪可怜的……可我们老家有个傻丫头去年让一辆‘上海’撞死了，怎么着?一千块钱!一千哪!才是辆‘上海’……”
众人的眉毛都皱成八字，嘴张得唯恐不圆。这儿再没什么开玩笑的意思了，每个人都放慢了咀嚼的频率，似乎盘算着什么。一时老屋里颇有些寂寞，就连白老头脸上也没有了狡猾的笑纹。
“罗婶儿病假三天，扣您两块七毛七。”唯瘫小伙子例外。
“要是我，”被称做罗婶儿的说，“我就不要那一千块钱，多少钱也有花完的时候，我让他们给我找个正式工作，或者给坐‘红旗’的他们家当保姆就行。我们有个老街坊，不知哪辈子积了德，在一个大干部家当保姆，人家顺手给你点什么破的旧的，用不着的，吃不了的，就他妈够你一发。当然，给我分个正式工作也行……”
众人眉间的竖纹一齐消失，可以算茅塞顿开。
“要不还得说是现在好?”专管钉扣子的卢奶奶从老花镜上头挑着一只眼(对了，她只有一只眼)看着大伙，也有了感触，“早年我们老头子给个开药铺的掌柜的拉包月车，十冬腊月我抱着我们大闺女去找他，他从厨子那儿给大闺女拿了块年糕，还不挨了顿骂?有钱的吃什么?吃……”她伸开两手的拇指和食指，似乎中间是偌大的一个碗或者盘，“吃、吃”了半天，终于又没“吃”出什么来。花镜后面的一只眼眨了又眨，“你瞧，头两天我们老头子还念叨着……噢，吃绿毛乌龟，还让海军捞了活对虾，空军给运……”
“那是林彪!您弄混了。”瘫小伙子双手捧腮，似笑非笑地说。
“嘁!”白老头咧着嘴站起来，就地转了个圈又在凳子上坐下，“你可跟着瞎掺和呀?林彪又成药铺掌柜的了吧，你又吃了林彪的年糕了吧，老了老了弄个历史问题你可怎么跟儿女交代!”
哄笑声中，卢奶奶慢慢合拢伸开的手指，满脸羞愧地笑了一会儿，不言语了。
人们重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要是我，说什么也得让他们把我们（孩儿）他爸调回北京来，支援三线时说是三年就回来，这可倒好，我们‘小援子’今年都十三了。”墙角处有人叹了口气。
火炉前有人点了支烟:“甭提了，要是我，能求他们帮着把我儿子从云南转回来就行了。”
“还得给分个正式工作!”柱子后头吐出了一口痰，“我们二小子从内蒙回来两年多了，一直分配不出去。要是红旗车开到了厂门口，下道命令，厂长也得屁颠屁颠的!可惜……”
“唉!也甭贪心不足，能给咱老姐们儿长几块工资就行啊……”
低矮的老屋里又一次沉默了，说是水足饭饱后的发呆，显然不准确，因为一双双眼睛都闪着一种奇异的光——向往的光?欣喜的光?还是如愿以偿的光?说不好。总之，是这间东倒西歪的小车间里罕见的光，是这些年过半百的眼睛里少有的光。人们像一尊尊石像，直勾勾地望着一个固定的地方；有的在抠腮边的痣，有的在揪鼻孔里的毛，有的从鼻孔里抠出些东西来在手指间揉着……好像都在谛听着什么福音。
“冰——棍儿!”深秋的风送进来一声悠长的呼唤，竟把人们从那忘我的境界中唤醒过来。
“唉，我可不想让汽车撞死。”不知是谁最先恍然大悟了。小巷深处响起一阵开心的笑，夹杂着庸俗的污言秽语。
“轧轧轧”的缝纫机声响了，世界又紧张起来。
没有太阳的角落
她像一道电光，曾经照亮过这个角落，又倏地消逝了。
这是我们的角落，斑驳的墙上没有窗户，低矮的民屋顶上尽是灰尘结成的网。我们喜欢这个角落。铁子说这儿避风，克俭说这儿暖和，我呢?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想离窗户远一点，眼不见心不烦——从那儿可以看见一所大学的楼房，一个歌舞团的大门和好几家正式工厂的烟囱。我们喜欢这个角落，在这儿才可以感到一点做人的乐趣；这儿是整个“五·七”生产组最受人重视的“技术角”。铁子把仕女的图样设计得婀娜窈窕，大妈大婶们才能整天在那些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然后只有我和克俭能为仕女们长上脉脉含情的五官。大妈大婶们都很看得起我们，“啧啧”地赞不绝口。
“到底是年轻人哪!”
克俭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咱们生产组可离不了你们。”
铁子舒心地点上一支烟。
“就是正式工厂真的要你们，咱也不能给!”
我说:“那公费医疗呢?工资还是一天八毛?”
“就你矫情。依着我们还不好办?我们都是有儿女的人……”一个大妈竟擦起眼泪来。
我们哼起了《菩提树》，互相谁也不看谁。
门前有棵菩提树，
站在古井边，
我做过无数美梦，
在它的绿荫间。
……
这深沉的旋律能够安慰心灵。我想，铁子和克俭一定也和我一样，想起了那梦一般的童年和那梦一般的插队生活，在陕西，在东北和内蒙……
我们?我们是怎么回事?唔……
清晨、晌午或者傍晚，你会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看见我们。我们三个结队而行，最怕碰见天真稚气的孩子。
“妈妈你看哟!”
我们都低下了头。
“叔叔们受了伤，腿坏了，所以……”
铁子把手摇车摇得飞快，我和克俭也想走快些，但是不行。
“瘸子吗?”
母亲的巴掌像是打在我们心上。
这最难办，孩子无知，母亲好心。如果换了相反的情况，我们三个会立刻停了下来，摆开决死的架势……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么?那些像为死人做祈祷一样地安慰我们的知青办干部，那些像挑选良种猪狗一样冲我们翻白眼的招工干部，那些在背后窃笑我们的女的，那些用双关语讥嘲我们的男的，还有父母脸上的忧愁，兄弟姐妹心上的负担……够了!既然灵魂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何必还在人的躯壳里滞留?!我不想否认这世间存在着可贵的同情。有一回，一个大妈擦着眼泪劝我说:“别胡想，别想那么多，将来小妹会照顾你的，她不会把哥哥丢了……”我不知当时我的脸色是什么样子，那个大妈哆哆嗦嗦搂住我，一个劲叫我的名字。天哪，原来这就是我活在世上的价值!废物、累赘、负担……没有人相信我们可以独立，可以享受平等，就像没有人相信我们可以得到正式工作一样。可我们的仕女图画得并不比那些正式工人画得差、画得少。我们忍着伤痛，付出比常人更大的气力，为的是独立，为的是回到正常人的行列里来，为的是用双手改变我们的形象——残废。
“算了吧，”铁子对我说:“等到二老归西，难道咱们还那么不知趣地活着?”
“弄个炸药包，和他们同归于尽!”克俭说。
“和谁?”
“谁冲咱们翻白眼就和谁!”克俭把拐杖使劲往地上一杵，险些摔倒了。
幸亏人可以死。我们好像什么都不怕了，哼着歌走在小巷深处。
今天像往日一样，
我流浪到深夜，
我在黑暗中行走，
闭上了我的两眼；
……
春风乍起，吹绿了柳条的时节，她来的。
“我叫王雪，我坐在这儿行吗?”她走进了我们的角落。
“当然。”
“只要你乐意。”
“有什么行不行的?”
我们每人一句，都是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腔调。克俭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句什么，不外乎“德性”、“臭酸相儿”一类的评语。铁子冷酷的目光在眼镜后面闪了几下“哼”了一声，低下头去。这是一种防御，一种以攻为守式的防御，防御什么呢?
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
“你也是病退回来的?”我问。
她摇摇头。“我是困退回来的。”
“你干嘛不去正式工厂?”我的语气就像是在说“您何必屈尊到这个角落里来呢?”
“待分配，和你们一样呀。”她总想朝我们笑一笑，但都被我们依次“抵抗”了回去。
“和我们一样?”铁子冷笑了一声，没抬头。
她朝大妈大婶群里望了一眼，说:“你们不也是待分配的知识青年吗?”
我们谁也没吭声。待分配?天知道我们待了几年了。像处理西瓜似的被扒拉过来扒拉过去，拍拍听听，又放在了一边。最后我们就“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有了我们的角落。
“我先坐在这儿看看你们是怎么画的。”她终于有机会朝我笑了一下，大概是因为我在我们之中还算好惹一点的。
角落里静悄悄的。那大学里在做广播体操。
她把头和铁子挨得那么近；她的肩和克俭的肩碰在一起了。这两个蠢家伙，竟像是两个大气不敢出的小学生!刚才的威风哪去了?我想笑。他俩都没闯进过姑娘的心，都还没来得及和姑娘挨得那么近就……只有我，但那也都是往事了。
克俭一连画坏了好几笔；铁子把仕女的头发画得像拆下来的旧毛线。我脑子里一下子闪过了好多往事，都是什么呢?好像又是那封信……
但她突然“咯咯咯”地笑起来了。
我们尴尬地抬起头。
她还是“咯咯咯”地笑。
铁子脸上最先出现了恼怒。
“我能看见我的鼻子!”她说:“我正看你们画画，就看见了我的鼻子，原来人可以看见自己的鼻子!”她那大而黑的眸子对在一起，轻轻地晃着头寻找鼻子，依旧“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们都笑了起来。角落里吹来一阵轻松的风，好像还有一点温暖。
春雨蒙蒙，天空里闪过一道电光，搅动了三颗枯萎的心。
我们的角落里从早到晚萦回着歌声:《菩提树》、《土拨鼠》、《命运》、《茫茫大草原》……先是轻轻地哼，后是低声地唱。我看见铁子认真地控制着自己的口型，克俭竭力压低自己的下巴颏，为了使歌声更低沉浑厚一些，似乎那样更能显出男子汉的气魄。我偷眼去看王雪。我发现铁子和克俭也在偷偷地看她。王雪随着我们歌声的节奏轻轻地晃着头，两个小辫一个弯了一个直，一个直了一个又弯。我们的歌声更响亮了。
老人河，啊，老人河!
你知道一切，但总是沉默，
……
“你的嗓子真好，男低音!”王雪忽然说。
我们三个一齐望着她。
“你。”
“我?”
“就是你!”王雪被逗笑了。
铁子和克俭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不敢说其中没有一点嫉妒。
“你们干嘛光唱这些让人伤心的歌?”
“你爱听什么?”克俭说。他的脸红了一下。
“《晒稻草》，我最爱听胡松华唱的《晒稻草》。”王雪清了一下喉咙唱起来。
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把稻草晒干，
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相距很远。
……
我又想起了那封信，那是一个好心人写给我心上的姑娘的……算了，不要想那些过去的事吧。
她爬到赶车台上去，让妈妈上草堆，
她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快乐向前。
王雪还在轻轻地唱，随着欢快的节拍摆着两条小辫。
我们三个干脆停下了手里的活、愣愣地看着她，目不转睛。心中的防御工事已经拆除了，没有进攻，没有退守，没有伪善也没有卑屈……心就像和平的蓝天，就像无猜的童年；眼前出现了一泓春水，闪着无数宝石一样的光斑，轻轻拍打着寂寥的堤岸。她长得多美!但并不像那些做作的演员，用浓眉大眼招待观众，用装腔作势取媚邀宠。她怎么说呢?长得真实。她的心写在脸上，她看得起我们。
忽然铁子唱起了那支歌。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那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王雪像听了侯宝林的相声似的大笑起来，笑得喘不过气，笑得弯了腰。“什么破歌呀?!还有愿意挨鞭子的哪?准是你瞎胡编的……”她那样随便地拽住铁子的胳膊，摆着、晃着。
她可真不像有二十三岁了，她还像个小姑娘呢。
正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我们边唱边画，边画边唱，唱《晒稻草》，唱《友谊地久天长》，唱《哎哟，妈妈》，唱那些欢乐的歌。我们的产额天天在增长，令大妈大婶们惊讶。王雪贪婪地学着，我们争着把看家的本事都端出来教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三个都用了长辈似的口吻和她说话，不是教训，是——譬如:
“王雪，你考大学吧，你别像我们似的。”
“王雪，你应该学外语，当翻译。”
“王雪，你不如学小提琴，只要下功夫准行。”
“王雪，你得注意锻炼身体。”
“王雪，你要记住‘防人之心不可无’。”
“王雪，晚上回家走大街，别走那些小黑胡同。”
……
王雪每天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来上班，打扫车间，打扫我们的角落。灰尘结成的网没有了，斑驳的墙上挂上了漂亮的年历。遇上一天她来晚了或是请了假，我们就总会念叨她，角落里就没有了歌声，我们就又想起了招工干部挑剔的目光和母亲脸上的忧愁。那些日子，我们生活中的全部乐趣更是都在这个角落里了，但要有王雪，只要有王雪，只能是王雪。为什么呢?我还没来得及细想。
我们三个也都早早地就来上班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早，一个比一个早，而过去我们都是踩着铃声走进角落的。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为什么。当我发现我们三个之间出现了一种隔阂的情绪时，我才明白了，那是由不自觉的嫉妒造成的，我们都想和王雪多耽一会，一天八小时太短了!而嫉妒说明了什么呢?有一次铁子和克俭竟吵起架来，无非是要在王雪面前证明自己的见解是对的。年轻人呵，残废了，却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在跳!
我感到了这个，不那么早早地去上班了。不，我绝不是小说中那种高尚的情敌，正是因为我深深爱上了王雪，心上的防御工事就又自然地筑起来了——那是一道深壕沟，那是一道深深的伤疤，那上面写着三个醒目的大字“不可能”。何况还有那封信呢，那封信……哦，心在追求人间仅有的一点欢乐的同时，却在饱受着无穷痛苦的侵噬，这痛苦无处去诉说，只有默默地扼死在心中，然后变成麻木的微笑，再去掩饰心灵的追求。
铁子和克俭也都不那么早地来上班了，因为一个大婶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自打王雪来了以后，你们也都不睡懒觉了。”唉，他们和我一样，我敢打赌!
王雪可真还是个小姑娘呢，她一点也看不出这些细微变化的缘故。
夏天的晚上，她央求我们和她一块儿去附近的小公园看露天电影晚会。
她举着已经买好了的四张票，说:“《玛丽亚》可好看了，去吧!”
“我不爱看电影，”铁子说:“那样的电影，看完了三天都堵心。”
“那咱们看《甜蜜的事业》，同时演好几部呢。”
“我也不去，”克俭说:“甜蜜啥呀?甜蜜个屁!”
“那你去吧，啊?”她又对我说:“散了电影，路可黑了……”
“你害怕吗?”我们同时问。
她皱着眉，难为情地点了一下头:“嗯。”
我们都同意陪她去了。因为能保护她，我有一种自豪感；铁子和克俭大概也是。
小公园里晚风习习，凉爽，飘着阵阵清淡的花香。多少年了?五年了!自从架上这两只拐杖我就再没来过这儿。来这儿干什么呢?只能勾起往事:这儿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欢歌笑语恍如昨日；这儿遗留着我少年时代的希望，不过已经认不出哪棵白杨是我栽下的了；那片草地上曾有过一群即将去插队的青年，用心里涌出的朴素无华的诗句讴歌美丽的理想……可是后来呢?
天还没黑，银幕前只坐了几个孩子，仰着小脸望着空白的银幕。他们怎么会那么有耐心?噢，他们会幻想出五彩缤纷的画面，去填补空白的银幕。他们还太小呢。
铁子和克俭也都沉默着。
王雪“哧哧”地笑起来。
小树林里对对情人在漫步，在依偎，在亲吻。
“你别笑，将来你也那样。”我不知怎么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王雪满脸绯红。“去你的，我才不呢……”她嗫嚅地说。
唉，还是别想这些的好。
可是铁子又冒出一句不该说的话:“王雪，你跟我们在一起走不嫌寒碜吗?”
“寒碜?为啥?”王雪一跳，揪下了两片树叶，淘气地塞进了克俭的脖子。
“你不怕吗?”我问。
“怕?怕啥?”
我没法回答她了。那封信!那封信是这样写的:“你不要和他来往过密，你应该慢慢地疏远他。因为他可能会爱上你，而你只能使他痛苦，会害了他。”那时我就懂了，我没有爱和被爱的权利，我们这样人的爱就像是瘟疫，是沾不得的，可怕的。我就离开了我心上的姑娘。她现在在哪儿呢?
“怕啥嘛?问你!”王雪在我肩上捶了一拳，手里托着一只花牛牛。呵，但愿你永远像个小姑娘。
“噢，我是说天黑了，你不怕吗？”
“去去去!”她不好意思了。“我们看《甜蜜的事业》还是看《三笑》?”她为了打岔说。
又是克俭说:“三笑?笑个屁!”
铁子说:“看《猎字九十九》吧，图个热闹算了。”
“不!我想看《甜蜜的事业》。”王雪站住不走了。
“那你一个人去看吧，散了电影一个人回去。”铁子故意逗她。
她不言语，捧着花牛牛委屈地跟在我们身后走。
我真有点可怜她，但铁子和克俭忍着笑冲我挤眼。我忽然觉得世界是那么美好、甜蜜，我们像三个顽皮的小哥哥，逗弄着一个可爱的小妹妹。
她可真像是个小妹妹。一演到打斗和紧张的地方就闭起眼睛，紧抓住我的拐杖，或者嘟嘟囔囔地埋怨铁子和克俭。我有个强烈的愿望:时间停下来，让她永远是个小妹妹，让我们永远做她顽皮的小哥哥，永远这样相处在一起，忘记过去、现在和将来，忘记一切……有一次我真的忘记了我自己:为了去拣王雪掉在地上的毛线团，我的手竟离开了双拐，像健康人那样去追赶、弯腰伸手，“啪!”我的胳膊摔破在石头上……我愿意再摔十次，因为王雪当时心疼得快要哭了，是我满不在乎的样子才又使她破涕为笑。
人们说，爱情是压制不住的。真的，只需要找一个借口，理智就会服从感情，什么“决心”之类就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个夏天，在那个小公园里，我们一起度过了好多个甜蜜的夜晚。借口就是:在漆黑的小路上我们得保护王雪，得把她送上回家的汽车。都看了些什么电影，记不得了；只记得落日、晚风、明月、繁星和那个不把我们另眼相看的“小妹妹”。
秋风起了，吹黄了小路两旁的草丛，吹谢了草地上的野花，吹光了小树林的茂叶，吹去了小公园里甜蜜的夜晚……如今想来，那只是一场梦。
一天，王雪忽然发起愁来，独自默默地发呆，叹气，好像一夜之间变成名符其实的大姑娘了。
“你怎么了?”铁子问。
她看看我们，想说又没说。
“你病了?”克俭问。
她想说又没说，脸上起了一片红晕。
“有什么难事告诉我们，谁欺侮你了?”
“谁活得腻歪了?谁?!告诉我!”克俭把手指弄得“嗄巴巴”直响。
“没有谁欺侮我，”她吞吞吐吐起来:“是妈妈，妈妈非让我见那个人不可……”
角落里静极了。
“是二姨给我介绍的，一个大学生……”
听得见风把电线刮得“呜呜”地响。
虽然这是早已想到了的事，虽然我早就筑起了护御工事，但我的心仍像掉进了一眼枯井，往下掉，忽忽悠悠地往下掉……我说不清那一瞬间都想了些什么。好像只想着明天，明天可怎么过呢?我还能拄双拐兴致勃勃地朝这儿走么?希望，尽管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希望，但是没有它是多么可怕!我迫切地想要一支烟……铁子和克俭已经点起了烟，把打火机递给我……“扑通!”我的心摔在了漆黑的井底。我真想就永远呆在这井底，忘记世界，也让世界忘记我……
然而王雪那求助的目光望着我们，像一个信赖我们的小妹妹那样。“我应该见他吗?”她说。
王雪是个好姑娘，她应该享有比别人更多的幸福，她最应该!她单纯，不会想到要避开我们，难道因为这个我们反而要影响她的幸福吗?难道好人只有用牺牲去证明她的好么?难道幸福只是为那些把我们另眼相看的人预备的?我们的心灵不是在顽固地追求么?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不想见，有啥意思……”
她在盼望我们的帮助，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因为她还像个“小姑娘”呢。原谅我刚才那一瞬间的罪过吧，我是多么自私。
“你应该去见。”铁子最先缓过劲儿来。
“爱情是有意思的，”我说。
“就是!”克俭也说。
“处理得好，爱情会使你幸福，对工作和学习都是一种促进力量，世界就会变得美好起来……”我是在背书么?但书的作者未必有我体会得深。
我们三个都一本正经起来，谁也不说谁“酸文假醋”、“装蒜”或“瞎掰”——像三个称职的哥哥似的。我奇怪我们都能说出那么像样的爱情伦理，唔，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过去都像是那只吃不到甜葡萄的狐狸罢了。王雪那么出神地、松心地、信赖地听着我们的“爱情伦理学”。她佩服我们了，她更看得起我们了，她眼睛里的闪光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被一种自豪感驱使着，为了无私地爱护着一个“小妹妹”。
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又结队走在幽深而寒冷的小巷里的时候，我们又唱起了那支一夏天都忘记了唱的歌。
今天像往日一样，
我流浪到深夜，
我在黑暗中行走，
闭上了我的两眼；
好像听见那树叶对我轻声呼唤，
朋友，回到我这里来找寻平安。
我们又都早早地来上班了。不，跟过去不同，我们三个之间谁也不嫉妒谁，只是想和王雪再多呆一会。因为她的男朋友有办法给她安排一个正式工作。王雪要走了，要离开这个角落了。她说以后还会来看我们。我们的心还要什么呢?在这世界上?
冬天，王雪当上了正式工人。她去报到的那天，我们三个冒着小雪又去了一次那个小公园。
雪花飘呀飘，像我们那紊乱的心绪，雪花无声地落呀落，世界是那么孤寂。
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小路上留下了奇特的脚印和车辙。这小公园里，好像到处都有她的歌声。
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把稻草晒干，
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相距很远。
……
我用手去接那晶莹的雪花，雪融化在掌心里，像一滴泪。
她像一道电光，曾经照亮过这个角落，又倏地消逝。我们祝愿她幸福，她是好人。
“傻人”的希望
缺心眼儿的人怕别人说他缺心眼儿，就像心眼儿多的人怕别人说他心眼儿多一样。这似乎是个规律。根据这规律，席二龙并不缺心眼儿似的。有一回，别人使劲拍他的后脑勺，说那无疑疙疙瘩瘩的像核桃，娶媳妇怕是困难了。二龙急了，说:“你要把我惹急了，我趁你不留神，一刀宰了你！”别人说:“那你也得挨枪毙。”二龙愤愤不平地喊:“我缺心眼儿！谁不知道？缺心眼儿的才不枪毙呢。”凭这一点判断，席二龙不仅有自知之明，而且对客观世界也颇有所知，即便算不得机灵，可也算不得傻。
可是二龙有时也真冒点傻气。从六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中国有过一回更名改姓的竞赛热潮:姓卫的倘若嫌原名不好听，女的就可以改做“卫红”，男的就可以改做“卫革”或“卫东彪”；姓向的也可如法改革；复姓东方者尤其得天独厚，除去“红”这个好字眼不得擅用外，什么“赤”呀、“亮”呀、“春”呀、“盛”和“胜”呀，随手拈来，无一不好。席二龙耳闻目睹，羡慕之余也动了改革之心。无奈姓席，“席红”？“席革”？总都像是一张什么席，毫无气派。要不就学某些姓“钱”姓“刁”的干脆连姓也改了？可他那位盼子成龙的父亲还在世，又不让。这天他抱了一摞报纸坐在桌前，那上面好听的字眼多啦，凭什么姓席的就不能叫得气派点呢？老天长眼，报纸上的头一行字里就有席，他乐得跳起来:“就叫‘席万岁’吧！”然而他又坐下了，举起巴掌在脖子上狠狠一击，仿佛那儿落了只蚊子。前面说过，二龙对客观世界颇有所知，很快就明白了叫“万岁”绝不高明，他又往下看。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二行又有席字。席二龙改名为“席身体”了，他也想叫“席健康”，但那太俗。这都是往事了。揭人家的短总该适可而止。
林彪死后，席身体又叫席二龙了。只是在批孔老二的时候，别人又拿他开心，叫他做“席老二”。他拍拍厚实的胸脯喊:“他妈他是孔老二，他妈我是席二爷！”别人于是问:“席二奶奶身体可好？”他满脸涨红地笑了，两手端起棉裤的裤腰往上提，裸露的粗腰在更粗的棉裤里直转。唯男大当婚一事是二龙一块难言的心病。
细论起来，席二龙到底是有点缺心少肺的，但除了后脑勺长得欠佳，其余各部分都称得上粗壮、匀称，绝非一辈子难于为姑娘所爱的那一种。至于穿戴邋遢，那是因为母亲长年卧病，不能帮他料理之过。再者，他还要供养母亲（哥哥不孝，结了婚就一分钱也不给妈了），也顾不上讲究穿戴，而且总得为日后结婚攒几个钱吧？二龙就没立轰轰烈烈的志向，图清洁队工资高点，当了淘粪工人。后来他觉得这实在是一大失算:猪肉不少，卖肉的有了可开的后门儿；一演外国电影，卖电影票的也有了资本；逢死人多的时候，火葬场都长了行市！唯独掏大粪绝无私利可图，谁缺那玩意儿？“虽说那玩意全是从后门儿来的！”二龙急了，管谁爱听谁不爱听呢，就这么说！二龙不傻，这笔账算得过来——挣钱多点顶屁用？没后门儿可开才不吃香呢！不吃香就难找对象，不吃香也没脸找对象，何况后脑勺还像核桃呢？二龙想起来就窝囊。怎么办呢？
二龙决计换个工作了。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对象，他便把几年勒裤腰带勒下的二百块钱全部取了出来，活动活动路子，换个有后门可开的工作去。“别以为席二爷不懂这一套！”他咕哝着，一边沾着唾沫嘎巴嘎巴地点钞票。
及至二百块钱只剩下一小把硬币的时候，傻小子有点傻造化，二龙当上了建筑工人，专管盖楼房的。他索性把剩下的硬币全买了猪头肉和二锅头，凑到母亲的病床边。人生难得几回乐，喝他一回！母亲也高兴，二龙更高兴。
喝着喝着二龙想起了哥哥，说:“妈，哥和嫂的房子也够小的了，等赶明儿我给他们弄一套单元。”
母亲就愿意看着俩儿子能亲亲热热的，说:“妈活一天算一天，将来还不是你们哥俩亲？”她直劲给二龙夹猪头肉。
吃着吃着，二龙又想起了叔叔，说:“妈，二叔家的房子也够不方便的了，等赶明儿我给他们弄一套单元。”
“你爸死后，二叔待咱不错。”母亲给二龙斟酒。
吃着喝着，二龙又想起对门刘三婶来，说:“妈，三婶待咱也不错，等赶明儿我给她们弄……”
“唉，先顾顾你自个儿吧，你都三十二啦！”
“妈，这回好办了。我弄一套单元，您一人住一间，我们俩住一间。”
“你和谁？”母亲眉开眼笑地看二龙，以为儿子真找着对象了呢。
二龙转了转脖子，在乌黑发亮的领子上蹭蹭痒，说:“不行，我得要三间一套的单元。”
“干吗？”
“将来孩子要是长大了呢？”
母亲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叹了口气。他嘿嘿地笑了，满脸涨红，两手端起裤腰，裸露的粗腰又在里面转了。
二龙独自合计了好几天，决定务必得让妈抱上孩子再死（嫂子生了两个全是丫头，而母亲的寿命看来不会很长），刻不容缓，他着手托人介绍对象了。他自知缺心眼儿，而且后脑勺出奇地难看，所以不打算找城里的姑娘。“我还看不上她们呢！一个个机灵鬼儿似的，往后欺侮我，我妈该难受了。”这是他的理由，似乎他自己难受与否倒还在其次。他对世界也了解，深信能弄到房子的人，弄到别的也不难；弄到什么都不难的人，托人给介绍个对象也就不必太难为情。他逢人便托，无论男女老少，见面没三句话，就端端裤腰说:“咱条件也不高，找个农村的，模样别太丑就行。我能弄到一套单元。”就这么一句，多了也想不出来。
过了一年多，他感到别人没把他的大事放在心上，都说“行呵行呵，我给你留神”，可都是光说不练。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二龙则是“缺心少肺忽生一智”——何不显显能呢？他开始了外事活动，只要是说得上话的，处处吹嘘:“等赶明儿我给你弄一套房子，我在建筑公司专管盖楼房，我有路子。”然后再说那句“模样别太丑就行了”。一般熟知他的人都不信他的，可也不忍泼他的冷水，打碎他的希望。却偏偏有一天他碰上了一个不了解他而又认真的人。
“等赶明儿我给你弄一套房子。”二龙说。
“你能弄到房子？”那人来了兴致。
“我在建筑公司专管盖楼房，我有路子。”
“噢！党委书记是你的亲戚？”
“那倒不是。”
“噢！革委会主任是你父亲的老战友？”
“没听我爸说过有老战友。”
“噢？”
“我跟领导说说就行，都是一个单位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谁和谁呢？”
那人像见了鬼似的蹦起来，立正了有一刻钟，然后哈哈大笑了。
“……模样别太丑就行。”二龙还在说。
“就凭你和领导说说？那我也会！”
“我们是内部，你算老几？”二龙觉得那人真可笑。
“算了吧老兄，你是真傻还是跟我装傻？”
二龙急了，因为总算有人认认真真地跟他商量终身大事了，机不可失！他站起来，抓住那人的胳膊:“你不信？”
那人吓得一哆嗦:“嗯，不太信……”
二龙把那人揪到窗前，指着远处，远处有一架起重机的长臂悬在落日的红光中。他说:“不信咱俩去看看，那座楼我们正盖着呢。领导说了，那座楼是给本单位职工盖的，重点照顾岁数大了要结婚的。我席二龙缺心眼谁不知道？不会说瞎话！”
那人听了也觉着有些道理，便又问:“可只照顾你，又不照顾我呀？”
“凭什么不照顾？”二龙脖子一梗。
“不是说照顾本单位职工吗？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
二龙提提裤子，心眼儿来得真快:“就说你是我弟弟！”
“嚯！我姓啥？你姓啥？”
二龙扑通一声坐在床上。是呀，这倒没料到。他傻了一会眼，又傻了一会眼，心里盘算:“这可又难了。”爱情的力量据说可以很大，二龙再傻了一会眼后，一拍大腿:“豁了！你要给我说成了媳妇儿，我把房让给你！”
“真的？”
“真的。”
“一言为定！”
“我席二龙不会说瞎话。”
从那人家出来，二龙不知不觉来到那幢尚未竣工的楼前。多好的一座楼呀！前面有阳台，后面也有阳台。二龙给它砌过砖，抹过灰，每一块砖他都是那么拿鸡蛋似的生怕碰坏一个角。那是自己的楼呀！二龙攀上脚手架，走到楼房里去。他记得砌这几个窗口的时候他当过一回临时小组长。他喊过一声:“这回谁不卖力气，让他妈谁绝后！”哥几个真给他争气——超额完成任务，受到了党支部的表扬。二龙又走到他早已看中的那套单元里去，他每天都要来这儿看看的。记得在这儿他差点和一个工人打起来，因为人家砌歪了一块砖，他骂人家是“丫头养的”。可现在呢？这房子八成得让给别人了……月光从没有玻璃的窗框里洒进来，洒了一墙、一地。二龙摸摸地板，地板是钢筋水泥的；又摸摸墙壁，墙壁砌得真结实。“我席二龙不能说瞎话。”他冲着墙说，泪珠子摔碎在地板上。
真不含糊，没过三天那人家就给二龙介绍了一个模样不太丑的农村姑娘。消息很快传遍每一个知道席二龙的人的耳朵。“谁？就是那个席身体，啧啧啧，傻小子有点傻福气！”人们背后说。“二龙，听说对象挺漂亮？”人们当面问。他嘿嘿一笑:“比咱强多了。”
二龙忘记房子的事带来的悲酸，高兴了，穿戴也干净利落了，干活比以往更卖力气；可是谁要让他加班或者开会，就火冒三丈:“他妈席二爷没挣那份儿开会的钱！就晚上有会儿工夫，我有约会！”管你是书记是主任呢，全这么说，而且说完就走。谁笑话？记住他！等结婚那天要给他喜糖吃才怪呢！
晚风中二龙和姑娘遛马路，转商场，逛公园。
湖波荡漾，柳丝依依。长椅的这头坐着姑娘，那头坐着二龙，中间放着二龙给姑娘买的红皮包。二龙想:“咱可不能那么搂搂抱抱的，让人看了，有多流氓？”
“二龙，城里可真好。”姑娘说。
“可不！”二龙说。
“二龙，我还是头一回逛这个公园呢。”
“可不！”
“二龙，那座楼房可真高。”
“可不！”
“二龙，听说楼房里做饭不用煤，取暖不用火？”
“可不！”
“二龙，咱以后也住楼房吗？”
“可……不……！”
“真的？”姑娘高兴了。
“……”二龙可难受了。
“你说话呀！”姑娘焦急的大眼睛望着他呢。
二龙心想:“豁了！”一拍大腿:“可不！”
二龙历来以“我席二龙不说瞎话”而自傲，这回可难坏了他。你说那房让给那人不让呢？不让？那人会说他席二龙说瞎话；让？姑娘又会说他说瞎话，而且天哪！姑娘将来就是“孩子他妈”，会骂他一辈子的！这事实在是失算，可现在还有什么辙呢？
他独自默默地溜达，想呵想的，居然给他想出辙来了:“我又没说把一套房全让给他，让给他一间，妈住一间，我们俩住一间不就行了么？孩子？以后再说吧。”他朝那座楼跑去。自从脚手架拆掉以后，他就去盖别的楼了，一个月没来，喝！玻璃都安好了！二龙跑上楼梯，往左走有三个单元、往右走有三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间房、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真他妈盖了！”二龙拍着阳台上的栏杆自言自语着。
二龙又天天来看这楼房了。母亲教他的:勤看着点，只要一能住人咱就先搬进去，占两间，留一间给那个人，咱也不能坑害人家。
这天二龙跑进楼，发现有点古怪:左边楼道口安了一扇新门，右边楼道口也是；他又跑上二楼、三楼，全是。“管他的，多安个门还不好？”
这天二龙又跑到楼前，又有点稀奇:楼前砌起了高墙，楼后也砌起了高墙，楼左楼右全是。“管它的，多一道围墙更安全！”
这天二龙再跑到楼前，简直邪门儿:墙上拉起了电网。“管他的，现在贼多，不能不防。”
忽然有一天，建筑公司里到处传说:“那座楼房不归咱们啦！”二龙问了又问还是不信，没下班就跑到楼前，门口添了巡逻的士兵。左面楼道口的门上写着“1”，右面门上写着“2”。很清楚:三套单元合为一套单元，每套单元里面有九间房，三个厨房和三个厕所。很清楚:两个厨房已改成贮藏室，两个厕所正在改成洗澡间。不太清楚的是:谁来住？
在那座楼房的每一个窗口都挂上了轻柔漂亮的纱帘的时候，建筑公司里到处传说:“席二龙这阵子可真是傻了，结婚的双人床都买好了，姑娘又不愿意了。”真是，二龙现在可是真傻了，人也瘦了。不信你就去那座楼前等着，每晚他都来，站在高墙外，痴呆呆地望着他早已选中的那个窗口。阳台上有时出现几个漂亮姑娘，二龙并不是看她们，二龙觉得她们并不比那个农村姑娘好看。他只是后悔自己不该说瞎话。他在高墙下站上二三十分钟，想起家里病重的母亲，觉得不该站得太久，于是叹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谁让我席二龙说瞎话来？说让给人家一套，又只想让给人家一间，天报应，活该！”
他端起裤腰往上提，裸露的腰在里面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