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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1895—1976）
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2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务。1928年编著《开明英文读本》，风行全国。1966年定居台湾。以《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林语堂是一位以英文写作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知名学者。因翻译 幽默 （Humor）一词，以及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本杂志，提倡幽默文学，赢得 幽默大师 的美名。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代表作品有《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红牡丹》《风声鹤唳》《苏东坡传》《武则天传》《孔子的智慧》等。
1.大受欢迎的中国古代名人传记，家喻户晓的一代大文豪、政治家、艺术家的传奇人生。
2.中国文人从政的标志性人生，知识阶层传承千年的理想人格。苏东坡的故事能带给人们思考、力量、温暖和希望。
3.一代国学大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先生的得意之作。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余秋雨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禀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钩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是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 春鸟秋虫之声 ；也未尝不可比作他的诗句： 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他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熠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 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 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饱后所发者也 。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的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为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杭州，在当年一如今日，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谚云：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人的轻松愉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冲力，他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魅力浸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在他任杭州通判期间，也无权多为地方人建设，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经深感满足。他一遭逮捕，地方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秀美与温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他知道他还会故地重归。等十余年之后，他又回去任太守之职。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近千年，在你泛舟于西湖之上，或攀登于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的主人嘴边常挂着 苏东坡，苏东坡 。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
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公认为表现西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作古代的美人西施，清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阴天也好，都会显出西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当然是个比喻而已。西施若是描画蛾眉，不论何时，总比不画更好看。苏东坡润饰了湖滨，再以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略予点染，使之看来不失其自然。今日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成了 三潭印月 ，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杭州的西湖与扬州的瘦西湖都表现出中国布置风景的巧思，并且显示人为的技巧与艺术只增加了自然之美，并未破坏自然之美。艺术家首先把握住那个地方大自然的设计，并将其自然的结构与章法做一全盘的估量。他只是略加点染，以求收紧或铺开，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加强某一些轮廓而已。
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一〇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馆位于凤凰山顶，南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出没于江面；北望西湖四周环山，山顶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望钱塘湾，但见惊涛拍岸。杭州为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一人外，另设二官辅佐之。苏东坡之官邸占公馆之北面，可俯瞰西湖。就在凤凰山下，夹于西湖与钱塘湾中间，自北而南的正是杭州城，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有河道，河道上架以桥梁相通。苏夫人清晨起身，打开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飘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旷神怡。离中午甚早，湖面上早已游艇处处。夜晚，由他们的住宅，可以听见吹箫歌唱之声。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因为有夜市数所，直到次晨两三点始行收市，尤其在女人们看来，总有些令人着迷的货品，如美味食物、绸缎、刺绣、扇子。孩子们则会看到各式各样糖果、玩具、走马灯等东西。宋朝时的糖果商贩都利用特殊广告技巧，以广招徕。有的用赌博，有的装作白胡子老汉，有的戴面具，载歌载舞。有的卖棉花糖，有的卖糖吹的各种小兽，有的做 沙糖 ，类似现在的枫糖。有一本书写杭州城的生活情况，写在宋末——在苏东坡以后百年左右，在马可?波罗来中国百年之前——把当时的街道、沟渠、湖泊、食粮、娱乐写得纤芥无遗，读之令人神往。把当时杭州城的生活描绘得比马可?波罗写的更为详尽。马可?波罗谈到王公贵人的打猎，公主贵妇在西湖边洗浴，富商的游艇往来于杭州、泉州之间，但他对糖果、糕饼、通俗的娱乐等名称，并不熟悉。吴自牧这本《梦梁录》上，像老妪般滔滔不绝地叙述那些精美的各式小食美味，真会使读者观之入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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