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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1910--1978年)，原名李长治、李长植，笔名何逢、方棱、棱振、张芝、梁直。山东利津人。生于书香门第，清华大学毕业。是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重要的著作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梦雨集》等。建国后一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化艺术的批评，著有《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李白》等。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史记学发展史上第一部以章节体全面评介司马迁及《史记》的专著。对司马迁的评述，讨论了他处的时代，追溯了他的家学渊源，勾勒了他的生平、思想；对《史记》的评述，推测了各篇的创作顺序及缺补，内容分析从哲学、史学、美学、文学各个角度全面分析其内涵和价值。李氏对《史记》艺术的分析，独树一帜，获得了许多创见。他用统一律、内外谐和律、对照律、对称律、上升律、奇兵律、减轻律、建筑结构与韵律等美学律则分析《史记》的艺术成就，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李氏尤其强调《史记》的抒情性，称司马迁是一个不朽的抒情诗人，称《史记》既是史学，又是一部绝好的史诗和个人传记。它鲜明的表现了评论者的个性的一家之言，对读者深入体会司马迁的思想、风格也是有启发的。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篇幅不大，但却是一部诗人李白的全面研究，举凡政治生活、思想趣向、文学创作都论涉到了。其中很有一些敏锐的观察，并且作了专题的阐发。书中特别发扬李白的浪漫精神，他的狂与梦、他的寂寞与痛苦、他的一住情深……这一方面固是诗人生命异彩的真实呈现，另一方面也未始不是作者的主观渲染。比较《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或许本书少一些严整细密，却更有激情：这里边有学问，但更醒目的是才情。可以说，本书是作者的心灵与诗人的生命交会的结晶，而这交会处就在诗人的那些诗行间。所以作者在《序》里要求读者： 引的诗更要看。 毕竟， 深入于诗人世界中的吟味 是一切有真生命的文学批评最重要的质素。
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
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写毕于南京
附录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向来有许多说法。根据都是由于《太史公自序》的两条注。那《自序》的原文是： 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 在 迁为太史令 下，有司马贞的《索隐》： 《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在 五年而当太初元年 下，有张守节的《正义》： 按迁年四十二岁。
我们知道司马谈是死于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的，所谓 卒三岁 就是到了元封三年（公元前一〇八），假若《索隐》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二十八岁，那末，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
太初元年是公元前一〇四，假若《正义》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四十二岁，那末，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
这两种说法的差异是相去有十年。如果迁就《索隐》，则《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应该是三十二、岁的误记；如果迁就《正义》，则《索隐》所谓二十八岁就是三十八岁的错写。
王静安、梁任公都是主张《正义》的，现在几乎已成为定说。只有张惟骧却另有一说，认为《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却并非是指太初元年时司马迁年四十二岁，乃是说司马迁只活了四十二岁。他说《索隐》所谓年二十八，也不是指元封三年司马迁年二十八，乃是指太初三年（公元前—O二）司马迁年二十八，所以司马迁应该生于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
我却认为仍是《索隐》对，司马迁应该生于公元前一三五。我的理由是：
第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明明说： 早失二亲。 （据《汉书》）如果生于前一四五，则司马谈死时，迁已经三十六岁，说不上早。他决不能把父母是否早死也弄不清楚。假若生于前一三五，迁那时便是二十六，却才说得过去。
第二，《报任少卿书》的年代是可考的，这就是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其中有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矣 的话。如果他生于前一四五，则这一年他五十三岁，而他做郎中又是二十岁遨游全国以后不久的事，那末，他就应该说待罪辇毂下三十馀年了。他不会连自己做事的岁月又记不清楚。晚生十年，这话却才符合。
第三，班固说： 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 按王国维的考证，孔安国大概在元光、元朔间为博士。元朔三年是公元前一二六，如果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则 十岁诵古文 正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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