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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旧京，旧京》范若丁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范若丁，原名范汉生，河南汝阳人，少时在家乡和开封读书，后到武汉、广东从事过多种工作，曾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花城》杂志主编。长期坚持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散文集《并未逝去的岁月》《相思红》《暖雪》《莫斯科郊外》《皂角树》《记忆的尊严》和长篇小说《旧京，旧京》等，曾两度获广东省鲁迅文艺（文学）奖，两度获秦牧散文奖等。主持策划编辑的《港澳大百科全书》《世界诗库》《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等国家重点图书，影响深远，两度获中国图书奖等国家大奖。
小说以作者青少年时代在开封的一段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中原古都中一条小街以及活跃其间的各色人物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浮沉。作者以他散文家惯常的方式叙述，没有中心人物，也没有连续的故事情节，用凝练而又抒情的笔触记录了一个单纯少年对小街及其间众生的独特观察和细腻感受。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受过八年战争苦况的旧京小油坊街居民们期望着和平生活的到来，和平也好像理所当然地即将叩响每扇门窗。但是，内战随即爆发，紧接着铺天盖地的革命浪潮急遽地席卷全国，当然也席卷了这座古城和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小街。小街的居民们由期盼到失落又由失落到期盼，和平的梦破碎了，革命又带来了新的梦……小街上各色人物——政客、将军、贵妇人、交际花、饭店老板、牧师、教师、学生、女佣、裁缝、商贩、黄包车夫、挑水的和淘粪的等等，无论贵贱贫富，一律躲不过时代雷电的袭击，在时代转承的旋涡中共同承受着命运的悲欢和日常的甘苦。推荐您购买创美工厂其他精选推荐您购买创美工厂其他精选图书:小说以作者青少年时代在开封的一段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中原古都中一条小街以及活跃其间的各色人物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浮沉。作者以他散文家惯常的方式叙述，没有中心人物，也没有连续的故事情节，用凝练而又抒情的笔触记录了一个单纯少年对小街及其间众生的独特观察和细腻感受。2.数百幅精美、珍贵的历史文物图片，普通读者难得一见，足不出户观赏大英博物馆珍藏文物。3.阅读理解莎士比亚戏剧的新维度:宏观的历史视野与直观、精微的历史细节。
老 街
正午，我来到这条街上。在一个杨花似雪的季节，这里没有杨花，也没有过去的风沙，风沙正吹在我的记忆中。
这条街太苍老了。它显得比我还要苍老。
五十几年过去了，它确实是苍老了，苍老得令我几乎认不出它来。
五十多年对它说来可能不算什么，它可能已经过无数个五十多年了。在它残破的皱褶里，留下了无数个五十多年风霜雕琢的痕迹；但对我说来，五十多年几乎是一个生命的整部历史。
我从一个叫“州桥”的地方，辨识出一个狭窄灰暗、被岁月尘封的街口。
它在州桥旁边，而如今我的双脚正站在州桥上，但这里并没有桥。
说到底，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桥，没有河，只有一个地名，据*出版的报纸说，这里还有一些被考古学家刚发现的“遗存”。
许多年以前，这里确曾有过一座桥——一座很有名气的桥。许许多多的人在桥上来来往往地走过，或者站立桥头看看京城的繁华，听听漕船的桨橹。“两岸夹歌楼，明月光相射”，这座桥是这座城池的盛景之一，也记述了这座城池的兴衰嬗变。
我当然没有见过这座桥。五十多年前，这里原是一条马路，每逢我从这里走过，感觉却是走在桥上，桥的一边是现实，桥的那边则是被称作历史的人与物。
这座旧京，曾经繁华过，神圣过，喧嚣过，也多次沉沦过。那是名副其实的沉沦，在无数次战火与黄水中沉沦。
在灰烬与泥沙中，我依稀听到过不安分的夷门小吏侯嬴，坐在信陵君赶的马车上招摇过市的车轮声；孟子与梁惠王的对答声；刘武梁园宴客的唱和声；隋堤烟柳下纤夫的呻吟声……
在灰烬与泥沙中，我朦胧看到了下令大开九门，不设一兵，祈神御敌，却在道坛上被他的“首都市市长”缚与金兀术的宋徽宗；决开黄河欲淹李自成兵马不成而淹毙数十万市民的明福王；因查禁鸦片、抗击英寇而被加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罪名发配伊犁，中途奉旨修复黄河决口工程的林则徐；当然，还有在黄河两岸与日寇搏杀的千百万英雄好汉……
风烟飘过，给我留下的只有五十多年前的记忆。
不能说这座城市没有变化，但我所要寻找的那条街——小油坊街，却像一块化石，沉积在岁月的尘土中，埋藏在不知哪个角落里了。
从州桥向南走一百步，到了一个街口。若不是路侧粉蚀的砖墙上挂着的那块锈迹斑驳的街牌，我怎么也认不出这条街来。依然是一条土路，但路面上的一层砂石已经剥落而去，布满凹凸不平的黑泥与水洼；不少老门楼仍在，但已被残断的红砖或杂物所堵塞，失去大门的功能，成了住室或小店；老门楼里挤满了低矮而杂乱的小屋，看不到一个庭院；临街残留着一些防震棚一般的肮脏的临建物，它是那样的难看，使你想不出它的用处，仿佛只是为占据一点路面罢了；荒凉的黑瓦顶上，摇晃着散乱的瓦松，瓦松间突然露出几块机制红瓦，像给一件件破衣打上的一个个补丁。灰暗，即使满街阳光，街道两旁也是一片灰暗，并且只有这一种色调；在没有风的天气，到处是一片灰尘。
这条街真正是太苍老了。
我由东而西，沿街而行。奇怪的是，在这条只是慢慢苍老而没有新奇变化的街上，在这条我*熟悉的、记忆中千万次走过的街上，找不到我过去的住所，找不到我的庭院，找不到我刻有印记的老门楼。
我一直走到街西口靠近包府坑的地方，这里有座小庙。令人纳闷的是，在这条没有一座新建筑的街上，唯独这座小庙是新建的。从粉白的墙壁和青灰色的砖瓦上看，这座庙大约刚刚完工。这座庙有三间坐西向东的正房和南北各两间厢房，一个小院，一个黑漆院门，院中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木。
过去，这里就有一座小庙，是土地庙，但也设有别的神位，敬奉街上人认为需要敬奉的其他神灵。
我走进这座散发着石灰气味的新庙，正房迎门设了一张黑漆供桌，神坛上有一尊五颜六色的神胎，这神胎也是新塑的，有的地方的颜料尚未干透，显出不匀称的渍痕。供桌旁搁一张粗糙宽大的长板凳，一头略高的斜面上布满斧凿留下的疤印，显然，这是哪个在此干过活的木工尚未搬走的木工凳。一老一少两个人坐在长凳上，老者靠近供桌，微闭双目养神，但一只玻璃球样的眼珠总是半睁着。他身躯臃肿，像一个巨大的肉团压在吱吱作响的木凳上。少者坐在老者身边，年龄大约只有十多岁的样子，身材单薄，面色微黑，却有几分秀气。
我跨进房门时，那个肥胖的老头不知是无力抬起肥大的眼泡还是已经睡着，没有睁一下眼睛；只有那少年看了看我。
我问:“这是什么神？”
老人不语，不动，少年看了老人一眼，答道:“土地爷。”
“他是谁？”我用下巴指了指又似睡去的老人，问那少年。
“你问他。”少年笑笑。
我走前两步，把脸凑近老人问:“您是这里的庙祝吧？”
老人微微摇摇头，硕大而木然的脸盘上，隐隐荡起一层难以觉察的笑纹。忽然，我看到挤在他颊下赘肉中的一颗深青色的瘊子，向上跳了几跳，瘊子上的几根淡黄色的长毛，颤抖着。
我不觉一惊，联想起年代久远的一个人。“您是车老板？”
老人又摇了摇头。
“那您是谁？”我惊疑地直视着他。
老人恼怒了，“我是这里的土地——土地爷！”
我忍俊不禁地笑起来，“土地爷不是在供桌上吗？”
“废话！你就说有什么事吧。”
“土地爷，这庙是新盖的吧？”我为了缓和土地爷对我的不满，便讨好地问。
“这里除了那尊滴漏，全是新的。”他指指左边一个铜制的庞然大物，“大炼钢铁那年，它自己沉到包府坑里，破‘四旧’那年，它又沉了下去，所以这庙里的东西，只有它逃过了劫难。”
“这就是打更人计时用的更漏吧？”我仔细听听“滴滴答答”的滴水声。
“它是日子！”
“土地爷，我想问问很早以前，在这条街上住过的一户人家和他们的街坊。”
“我早知道，你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土地不无得意地哼哼着，推推坐在他身边的少年。
“你是谁？”我转向少年。
“我是你！”
这回答令我又惊又气又好笑。我眯起眼，不无挑衅地将面前的少年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
这少年面颊瘦削，高鼻子，一双不大的眼睛罩着一层迷蒙的光彩，像是藏着一个梦；他穿件浅咖啡色厚咔叽束袖大翻领青年装，草绿色丝哔叽灯笼裤，茶色高帮回力球鞋，同当今的时尚少年别无二致，但我却在多年以前见到过他。
我诧异不已，不禁又问:“你怎能是我呢？”
“我就是你。”
我无语，望着这个坐在土地爷旁边的少年，心里涌起一阵悲哀。
少年拉起我，向被人们称作“过去”的地方大步走去……光复楼老板
一
大约在我家回到旧京两个月之后，一个寒风逼人的中午，有个身裹棉军大衣的人叩开了我家大门。也许是因为那人身躯过高，也许是因为那件黄色军大衣太旧太短，军大衣的下摆在不过膝盖的地方，摆来摆去，像是幼稚园小朋友身上的罩衫，有点滑稽可笑。在二院里我认出了他，急忙拉住他冰凉的手把他引进上房。进了房门，看见错愕地木然坐在沙发里的母亲，他伸出手说:
“我，杜农，”看到母亲有点发愣，他又说，“艺术家杜农，不认得了？”
“原来是杜院长呵，”母亲欠身与他握手，问，“你怎么到这里了？”
“我到旧京已经两天了，白副官长本说今天陪我一起来看您。临时他又有别的事。”杜农低头朝身边瞧了瞧，找了一张沙发坐下。
“你不是在邯郸吗？不是同新八军一起到八路那边去了吗？”母亲满脸狐疑与希冀，期盼着杜农能带给她一些关于父亲的消息。
“我是被‘欢送’回来的。”杜农张张双臂，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快活地笑了笑。
“被谁‘欢送’，怎么个‘欢送’法呢？”母亲紧跟着问。
“当然是被共产党‘欢送’的了。怎么‘欢送’？虽然没有敲锣打鼓，也算客气的了。我们不愿意留下的人被请到邯郸*的饭馆吃了一顿饭，发了路费。一位陪我们的首长还说，如果回去之后又想回来，照样欢迎。”杜农以他那惯常的乐天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大笑起来。
“你们这是演的什么戏……”
“一台大戏，一台大戏，一台真正的轰动全国的大戏。新八军反内战起义还不够轰动吗？”杜农的面部表情突然变得庄严了，似在沉思，“我反对内战，我不赞成国民党，可我也不赞成共产党。我回来了，我是真正离开内战战场了。”
“师长如今的情况怎么样？”母亲轻声问。
“师长升任军长了。”杜农摇摇头，我看到他的脸上瞬间滑过一缕不易觉察的苦笑。
“怎么就放你回来了呢？”母亲又把话扯回来。
“不是放，是‘欢送’。”
我坐在杜农身旁，听他很有兴味地讲述着他在邯郸的经历。起义后不久，大军区政治部召集新八军将校级军官开了一次座谈会，宣布对起义军人的政策。总的精神是“留者欢迎，去者欢送”八个字，欢迎大家参加反内战起义的义举，但并不勉强哪个人一定留下，去留自便；如有要去的，也予欢送。参加座谈会的新八军近百名将校军官，听罢大军区首长的讲话，纷纷表态留下，无一个表示离去，连已决定离队的副军长和一个师长，也无发言，只有他杜农在会上说了一番同会场气氛不协调的话。
艺术家杜农有声有色地给我们表演了一番当时的情景——
“我请求准许我离队。”杜农突然站起身说，因激动把身下的椅子踢倒了，弄出一阵响声。
“请问您是哪位？”首长温和地问。
“我是二八五野战医院上校院长杜农。”
“呵，是位知识分子。”
“是的，我曾在日本仙台医学院读过五年书，后来回国参加抗战。”
“那你留在解放区，用你的知识为解放区军民服务不好吗？”首长微笑着问。
“我反对内战，但我不愿留下。”
“为什么？”首长饶有兴趣地又问。
“我不赞成共产党的政策，”杜农直率地说，坐在他身旁的医务处处长用手推推他，示意他不再说下去，他却怕意思没有表达明白似的，继续补充道:“我是个自由知识分子，我追求的是民主与自由。”
会场猝然沉寂下来，有些人低下头，有些人脸上堆起尴尬的笑容，有些人神情紧张，谁也不知杜农这种明显冒犯的话，会引出什么后果，一时偌大个会场，鸦雀无声。是谁忍不住咳嗽了一声，令人不觉暗暗一震。
稍停，首长哈哈笑了几声，宽宏大量地打量着杜农说:“好，杜院长是个坦率的人，我们尊重你的意愿，欢送你回去。”
“谢谢。”杜农点点头，坐下身去。
首长直望着杜农又说:“如果你回去之后，仍找不到你心目中的民主自由，可以再回来，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条是‘来者欢迎’啊！”
杜农就这样离开了移驻武安的新八军来到旧京……
过了几天，杜农在白副官长陪伴下，又来了。白副官长支支吾吾好像有什么话不好说，杜农越看越着急，抬手把军帽拉下来当扇子扇着，直说:
“太太，我同白副官长是来向您借钱的！”
“为什么要借钱呢？”母亲问。
“我们商量着要在这条街上开间饭庄。”
一听说这个十冬腊月拿帽子当扇子的杜农要开饭庄，我不禁回想起他当初同我们家相识的情景来。
二
半年前母亲患了一场病。一天，一个瘦高的穿身粗布黄军装的中年人，出现在母亲面前。
“我是杜农，艺术家！”
母亲打量着眼前这个身穿紧窄的皱皱巴巴军装，浑身骨节向外贲张的人，怔了怔。
那人伸出一只骨节明显的大手，又自我介绍说:“艺术家杜农！”
母亲犹疑地将手伸过去，望望两旁，问:“杜院长哪？”
“报告，”站在杜农身后，一个穿身同样的粗布军装，面色赤红，手中挽着三条马缰绳，看年龄只有十六七岁的士兵，向母亲行了一个军礼。“报告太太，这位就是杜院长。”
“是的，”杜农习惯性的双脚一收，猛一挺胸，“二八五野战医院院长杜农前来报到。”
“报啥子到呀，我是请您来看病的。”母亲忍不住笑了。
“是的，师长交代过。”杜农说。
“杜院长不是学医的吗，什么时候成了艺术家？”母亲打趣道。
杜农那缺乏血色的被青色胡茬几乎遮去一半的狭长脸膛，红了一下，两个布满微血管的颧骨刹那间变得赤红。他静静一笑，坚持说:“我一直爱好艺术，献身艺术，行医是我服务社会的职业。“
接着，杜农看到我和小弟，一视同仁地向我们伸出大手，自我介绍着:
“艺术家杜农！”
“艺术家杜农！”
我们全家就是这样认识杜农的。那时我们住在豫南伏牛山腹地一个叫我坪的小寨里，母亲像深山里的一些女人那样，在不知不觉中脖子粗了起来。杜院长给母亲仔细做了检查，诊断为甲状腺肿大，也就是山里人所说的瘿，缺碘所致。
“不要紧，不要紧，”一面安慰母亲，一面要那个名叫从小丁的小兵从马驮子上取来几盒药针指着说，“这是氯化碘，打下这几盒药针你的病就好了；对了，还要多吃些海带。”
每隔两三天，杜农就带着从小丁从几十里外骑马来给母亲打一次针，他为人热情、风趣，很快就同我家上上下下都熟了。他是浙江人，母亲说南方人好吃，要小哥找房东家的十四少爷带几个人到白河边炸些鱼回来。一颗手榴弹扔下去，河面泛起一片白，十四少爷们下水捞上来一箩筐震昏的鱼。杜农围着箩筐来回走了几圈，伸手掂出几条脊花鱼，兴奋得不住搓手。给我家做饭的一个同乡——一个泡蘑菇不愿上战场的排长在炉子上支起了油锅，杜农一听到滚油响，立即放下刚从我母亲身上拔出的针筒直起身问:
“是要油炸吗？”
“打针不行还要油炸？”母亲惊恐地望着杜农。
“鱼，鱼，你们说的脊花鱼就是名贵的鳜鱼呵，这种鱼怎能油炸？要清蒸，清蒸才能保有原味。”
原来杜农说的是鱼，弄得惊慌的母亲只有苦笑。
杜农不管母亲的表情，救火一般冲进了厨房，从油锅边抢下了那几条鳜鱼。
我们全家尝了杜农做的清蒸鳜鱼，确觉味美，都说好吃。一席赞美的话，说得他才喝了三盅酒就醉了，于是，道出一番宏论来:
“烧菜是什么？是烹调！烹调是什么？是厨艺！厨艺是什么？是艺术！”杜院长排炮一样的自问自答，把大家镇住了。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偷笑一下，被他看到，他说:“别笑，烹调是艺术的一种。”他顿了顿，似乎想打住话头却未能打住，“你们河南人太不讲究吃，这与我们江浙人不同。我喜欢烹调，我不仅会做江南菜，还会做日本菜，西菜；有机会我给你们表演一二。对啦，我早想请师长吃顿饭，但洛阳有什么好馆子？只会做大鱼大肉，我怎能请师长吃那种东西？托人买了海参鱿鱼，猴头燕窝，我要亲自下厨为师长办桌酒席。可恼的是洛阳失守了，这一年多来部队不断转移，我没有工夫去做，师长也没有工夫来吃，那些鱿鱼海参还一直在我的马褡子里装着。我连换洗衣服都丢了，这些东西我没有丢，我要让师长看看我的厨艺，我的艺术！”
杜农虽然有点语无伦次，却表达了对我父亲的一份情感，母亲似乎深受感动，频频颔首，不料我却横插一句说:
“原来艺术家就是会做菜呀。”
母亲斜了我一眼，生怕我的话触犯了杜院长，杜院长却毫不介意，只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是个戏剧家。”杜农神秘地一笑，轻声说。
“你演过什么戏吗？”我紧问。
“你看过话剧《家》吗？”他反问我。
“我只看过小说，没有看过话剧。”我说。
“你在《家》中演谁？演高老太爷？演觉新？”谈到演戏，小哥来了兴趣，不无钦羡地望着杜农连声问。
“不，我这个台型不适合在剧中扮演角色。”杜农低头看看自己的身躯，“戏剧家不一定都是演员。”
“呵，您是导演？”小哥瞪大充满希冀的眼睛，等待着一个大导演的即刻出现。
“不，我负责灯光。”
“唉，”小哥叹了口气，我也跟着叹了口气。
“对一场戏来讲，灯光是非常重要的。”杜农没有受叹息声的影响，愈加激昂地继续说，“前年在洛阳西工礼堂演《家》，你们看没有看？如果你们看过的话，一定不会不记得鸣凤和觉慧那场戏，不会不记得那纷飞的雪花，那雪景多美呀！”杜农微闭双目有些陶醉地摇了摇头，“你们知道那雪花是哪里飞来的吗？是我把白纸剪成碎片，装在一个大风桶里，然后爬在戏台的棚顶，猛烈搅动风桶把手，让碎纸变成雪花飘下来的。”
我想象着杜农这个艺术家爬在棚架上有点怪可怜的样子，偷笑出了声，但他浑然不觉，只顾忘情而自豪地说下去。
杜农是个愉快的风趣的好人，来的次数多了，同房东汪五爷家也熟了。我坪小寨里住的是一个大家族，老弟兄五个，几十个小姐少爷依次按序排列。五老爷膝下有一男五女，即十四少爷、三小姐、四小姐、七小姐、十八小姐、十九小姐。正在女子高中读书的七小姐因肺痨病休学，同早已女师毕业而因陪嫁问题尚未出嫁的四小姐住一个房。杜农被汪五爷请去给七小姐看病，每次诊断后，杜农就会不停地自语:“盘尼西林，盘尼西林。”好像那个叫盘尼西林的神仙或恶魔，能够被他用咒语咒出来似的。他没有盘尼西林，汪五爷也弄不来盘尼西林，七小姐的病情只有一天天加重。天热时，大人给我在紧靠四小姐窗下的回廊里搭了张床，我整夜听到七小姐的咳声与四小姐对妹妹的轻轻絮语。我听不出她说什么，但感觉那声音羽毛般的轻柔与温暖。四小姐长得十分好看，说话的声音散发着香味，使那间住有病人的住房也变得温暖起来。有一天母亲同杜农开玩笑，说五老爷说了，你要把七小姐治好，就将七小姐许配给你。杜农突然收住笑容，沉默不语。我从没有见过杜院长如此严肃，吓了一跳。下午我在白河边看到他面对河水发愣，想走近，从小丁在一丛柞树棵子后面向我招手，示意我离开。后来小从告诉我，愉快的杜院长其实心里很苦，他的妻子儿女在淞沪战役期间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每逢想起妻儿的惨死，他就会这样发呆半日。
杜院长告诉母亲，过去他也害过肺结核，后来在西安一间大医院治好了。这种病有一种特效药叫“盘尼西林”，如今买不到，就是可以买到，价钱贵得很，怕是汪五老爷也未必舍得花这个钱。七小姐的病已到晚期，他怕是无力回天了。
一个月后，七小姐死了。埋七小姐那天，杜院长正巧赶上。
秋风搅动着满地黄叶，老杨树的树梢已经快秃了。一口白木棺材从寨里抬出来，没有响器，也没有人送殡，只有一个长工模样的人倒行在棺材后面，不停挥动镢头刨翻路面的泥土。杜院长与从小丁刚从河那边过来，牵着马站立在路边。望着那口白棺材，他不解地问身边的一位老者:
“为什么棺材不漆一漆就入葬呢？”
老者看他一眼，说:“我们这个地方的风俗，未过门的女儿死了，只能用白木棺材。”
“那个人为什么在棺材后边刨路呢？”
“未过门的女儿死了，是讨债鬼，要刨断她回家的路，教她不能再回来讨债。”老人麻木地说。
“这是什么风俗？太不人道！野蛮！”杜农突然大怒，脸膛倏地血红，冲过去夺了跟在棺材后边那人手中的镢头。他和从小丁一直把七小姐送到坟地，本来是不培坟冢的，他与从小丁却给七小姐培了一个很大的坟冢。他还擦着满头大汗，跑了半个山坡采了一把野菊花放在坟冢的新土上，然后，向坟冢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件事之后，寨里人都暗称他“疯子”，更有口舌缺德者，说他是想媳妇想疯的。其实，杜农对七小姐一点没有那种意思，他只是同情那个可怜的女孩罢了。
潇洒的杜农一派身赴国难，四海为家的气度，从不考虑个人私事，却关心起我的婚事来了。那年我刚刚十一岁。
他要给我说亲，说的是汪五老爷家的十九小姐。
十九小姐与我同岁，圆脸，白净，一双汪一泓泉水样的大眼像被山风吹拂着似的，总含着沉静的笑意。她和她的姐姐十八小姐都与我同在小寨私塾读书，平日同出同入，相处十分亲密。十九小姐待我好，到了缫丝季节，每逢我与她一起从大门里的缫丝锅旁走过，要缫丝师傅抓起一只大铁笊篱从锅底捞起满满一笊篱绛紫色的蚕蛹来，十九小姐总是把**饱满的挑给我。有时她穿着绸衫绸裤跟着我到白河边浮水，走向白河边时，两人扶肩挽臂，被人戏称“小夫妻”，都一点不在意。可是，多事的杜农一说媒，十九小姐突然不再理我了。我恨上杜院长了，还编了顺口溜骂他。每看到他与从小丁骑着马过河来给母亲打针，我就远远站在布满五颜六色山蚕的柞树丛后面高唱:
二百五医院三匹马，
高马屁后挂盏灯，
院长肚里流了脓，
一个小兵是颗钉。
母亲知道我编着法子骂杜农，很生气，要打我，杜农却将我拉过去，用一只带酒精味的手抚摸着我的头顶，夸奖地说:
“这孩子是了不起，懂艺术，将来可以像我一样成为艺术家。”
我感到，杜院长对我的赞许是真诚的，但一想到将来不知我能不能成为他那样的艺术家，就又十分惶惑了。
三
白副官长白甫臣*近也经历了一段故事。白副官长把我们从南阳接来旧京，虽然路经许昌时已知道部队出了变故，但作为军人，他仍坚持归队复命，后又被派回来接新八军的眷属。他联络了一批眷属，先叫他的勤务兵带路北上，待他准备亲自带第二批眷属出发时，那边传来消息，他那个回到部队的勤务兵被政治部抓了；事情闹得越来越大，虽然他十分明白加予勤务兵的罪名是无稽之谈，但他不能不有所顾虑，只好滞留在旧京。他把妻子杨水仙，女儿白丽金，儿子白俊仪安排在我家后院住下，时间一长，一家人的生计就成了问题。他这个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毕业的人想到开饭庄，恰好在街上遇到被‘欢送回来’的杜农，两人一谈，总想在烹饪学上一展身手的野战医院院长，拍手叫好。
两人商议，饭庄取名光复楼，含纪念与张扬抗战胜利之意，选址在小油坊街中段。一般说来小油坊街是个富人聚集的地方，拜亲访友，免不得酒宴应酬，生意好做。
二人计议停当，到着手办事，才发觉缺了点什么。缺什么呢？缺本钱。白副官长搔着短发说:
“老杜，你感到我们的计划还有点欠缺没有？”
“欠缺什么？”
“钱，本钱！”
“钱？小事一桩。”艺术家杜农的气派显现出来了。
“你有钱吗？”
“我没有。你有吗？”杜农反问。
“我也没有。”白甫臣答。
杜农看见白甫臣垂头丧气的样子，拿过一张纸，掏出钢笔在上面画了一座饭庄，招牌上写了“光复楼”三字，端详一阵，说:
“这不就成了嘛。”
白副官长抓过纸一看，“你真够浪漫蒂克的了。这不是纸上谈兵、纸上谈兵嘛……”。
“怎么是纸上谈兵呢？我们不是只差没有本钱吗？借借不就可以了？”
“向谁借？”
这个问题把杜农也难住了。他认真想了想说:“不可以问凡太太借借？”
“唉，凡太太如今也够难的了……”
“我们也不是不还她，再说我们给她利息，不就把她的死钱变成活钱了吗？”杜农说。
白副官长虽感到不忍向母亲开口，后来还是同杜农一道向母亲提出借二十两黄金的要求，一年为期，年利二分。白甫臣和杜农不仅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又同我家熟稔得很；再说，杜农为人直正，白甫臣已不像年轻时的孟浪，母亲也信得过，就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我不要你们的利息，一年为期，到期一定还我。”母亲悲戚地瞧了瞧面前的两个大男人，“你们知道，我一个女人家带着几个孩子不容易。”
“凡太太请放心，我杜农从不食言。”
“利息还得有，哪有借钱不给利息的。”白副官长很难为情地搓着一双又红又冻的手。
母亲没有坚持，*后说是收一分利。然后从里屋取出二十块小金砖，均分两份，每份十块，分别交到白甫臣和杜农手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光复楼开张都算是小油坊街一大盛事。
两挂千字头长鞭在噼噼啪啪的烟雾中，燃放得惊天动地。爆竹声一停，嘉宾们络绎进入张灯结彩的店门，白、杜两位老板站立阶下恭迎，门侧的外柜不断高喊“贵客某某太太、某某大人到”，几个堂倌在店内回应着，“请”字不绝于耳。大堂和侧房的十几张方桌已经“摆台”，杯盏碗筷，摆得停当。宾客逐渐按首座，二座、三座等等依序入座；有不少谦让者，你推我辞，未上菜已有一番热闹。我随母亲、四姨夫、四姨、闲客黎焕如黎军长及他的小姨子宋曼曼坐一张台，大姨从不凑这种热闹，谢辞未来。
光复楼其实无楼，饭庄建在一座四合院的前院。临街的四间客厅房正中开门，作为铺面和大堂；东西厢房设雅座，冬去春来院内两棵洋槐树一串串白花正开得热闹，使满院飘荡着洋槐花特有的刺鼻香气。
贺客有身穿制服的军政界人士，有富商小贾，有能够露个脸面的街坊邻里；有独自一人来祝贺的，有带太太小孩的；有被马道街新到时装装备起来的“吉普女郎”式的女人，也有头戴瓜皮小帽、手托水烟袋的遗老；各色人等，笑语喧喧，个个表现出身价十足的模样，但没有一个真正的当权显要。可能因为开店本钱是母亲借出的缘故，在宾客中忙于周旋与寒暄的白、杜二位老板，还时时走到我们这张台旁，殷勤招呼。
白副官长今天身穿长袍马褂，满脸堆笑，顿时有了一种生意人的风度。杜院长却是一身洋行头，西装革履，一个折叠整齐的鲜红手绢从上衣口袋里探出头来，向外喷着香气，倒真像要登台演出似的。宋曼曼“白副官长、杜院长”的热情呼喊着，黎焕如说要改改口了，以后对这二位得唤老板才是。机伶的宋曼曼立即调皮地一笑，改叫起“白老板！杜老板！”杜院长看到宋曼曼的表情竟红了脸。我不知哪来的胡思乱想，拉住他的手问:
“你不当艺术家了？”
“谁说的？”
“你如今是——”我学杜农伸手的样子，做自我介绍状，“我是杜农，老板！”
一桌人哄笑起来。
“不不不，仍然是‘杜农，艺术家’。”杜院长摆摆手，“我先开饭庄当老板，赚了钱开间医院；开医院赚了钱，我就开办一个艺术学校、一个话剧团，我当编剧兼导演，到那时，我就是大艺术家了。”杜院长陷入遐想，慈爱地拍拍我的头。
大家听着杜农这个“鸡蛋变鸡，鸡变羊，羊变牛”的计划，都有些愕然。
光复楼饭庄开张即日，打出了“烹饪艺术家杜农江南新菜式”的旗号。旧京人很少吃到江南菜，追新逐奇，一时生意十分兴隆。我从店门经过，常常可以看到堂面里有包桌和许多临客，猜拳行令，吆五喝六，自有一番热闹。白老板多次请母亲前去“赏光”，“赏个光，太太，杜农侍弄的几样江南菜不错，有空带孩子们过去尝尝新鲜。”白老板遇到母亲总这样说，可是母亲只表谢意，却不带我们过去。有时母亲在家招待她的那班一起打麻将的干姐妹，会指派人到光复楼叫上一桌，由店上伙计按“八仙庄”的规矩，四碟八碗的，用礼盒抬过来。一次父亲从前的参谋长魏然堂请我们全家和黎焕如吃饭，我才第二次走进光复楼。
魏然堂做烟叶生意赚了些钱，要请我们全家吃饭，母亲再三推辞，魏然堂仍在光复楼订了一桌。我们全家和黎焕如、魏然堂来到光复楼前，白甫臣、杜农早在店门口迎候。魏参谋长同白、杜二位原本是上下级的关系，见面后自然有一番寒暄一番人生沧桑的感慨。入座后，黎焕如看着杜农说:
“今天不吃你的杜记江南菜。今天要让魏参谋长尝尝咱们地道的旧京菜。”
“好，就吃咱们的旧京菜。”杜农答应着。
“哈，听你们‘咱们咱们’的，都成旧京人了。”魏然堂开玩笑道，“可不要合伙耍我这个外地老杆呀！”
“他们谁敢？”母亲打趣地说，“如今你是财主，比当个破参谋长威风着呢。”
“嫂子，你不知道我的情况，我算什么财主！”魏然堂苦笑道。
谦让一番之后，坐齐了，菜也点好了。白老板轻声问:“喝啥酒？”
“汾酒，老汾酒。”黎焕如随便答了一声。
酒暖好后，开始上菜。头菜是个攒盘（拼盘），接着堂倌捧来一条一尺多长的活鱼，鱼鳞青中带黄，鱼鳃翕动，鱼尾左右摇摆。全桌人刚发出惊讶声，却听白老板介绍道，“这是今早才从柳园口打上来的黄河鲤鱼。”大家更是惊喜不已。
“各位先生太太，请问这鱼咋吃法？”捧鱼的堂倌问。
“鲤鱼焙面，当然是鲤鱼焙面！”黎焕如不假思索地高声说。
“好，鲤鱼焙面！”堂倌高喊一声，双手往后一扔，活鱼在他身后划条弧浅，准确无误地落在厨间。接着按照旧京的规矩，先上了四个冷盘，跟着上了八个热盘、四个蒸碗，中间穿插了甜、酸辣和清味三道汤，*后是一道丸子。菜式无非是烧三样，虾仁盖底、小苏肉、黄焖鸡、糖醋里脊、酱牛肉、葱爆羊肉、粉蒸肉、四喜丸子之类，而让我惊奇的是套四宝与奶汤鸽蛋。套四宝是将鸭、鸡、鸽和鹌鹑一层层套起烹调，做法实在精巧；奶汤鸽蛋另有一番巧思，乳白色的上汤里，颗颗鸽蛋和几条青菜漂浮着荡漾在氤氲的热汽中，像远方缥缈的星洲，神秘而诱人。
在我的记忆中，魏参谋长请我们吃这顿饭的时候，光复楼的生意*为兴旺。后来听白老板几次向我母亲诉苦，物价飞涨，苛捐杂税，不堪重负；附近军官俱乐部和军官总队的老总们吃惯了白吃，赊欠多，账难讨，生意连连亏本。母亲劝他们停业，起码少赔几个，白老板唉声叹气地摇着头，说是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走了。
白老板将我母亲的意思转告给了杜农，杜农杜老板不像白老板那样悲观，更不会接受母亲的劝告。
“你别老唉声叹气的，”杜老板给白老板打气，“*近生意淡了些不是？不过这两天我又想出个好办法。”
“啥好办法？”
“开西餐！”
“开西餐？”
“是的，开西餐，旧京还没有一家西餐馆不是？救济总署有不少外国人，花园口堵口工程处有不少外国人，还有美国空军人员，我想我们店里增设西餐会有生意。”
“也是，但到哪找西餐师傅呢？”
“这你就不必发愁了。”杜老板撇撇薄薄的嘴唇，神秘地微微一笑。
增设西餐后，光复楼确实又红火了一阵。救济总署那些白皮肤、蓝眼睛、身着西装的人来了；头戴船帽、脚蹬短皮靴搂着吉普女郎的美国大兵来了；甚至不顾庞大的水陆两用吉普车是否会堵塞街道的洋专家、洋司机也来了；当然军官俱乐部和军官总队那些专爱凑热闹的军官也来了……不管如何，生意好转，白、杜二位老板自然高兴。
为增设西餐，杜农请上海一位朋友介绍来一位西餐师傅，又将院内西厢房辟为西餐厅，添置西餐用具摆设，挑选“Boy”，几乎是事必躬亲，日夜不离，很忙了一阵。
一个凉爽的秋晚，几个常客——几个经常记账的军官走进西餐厅。由于几天前杜农向他们讨过账，见到杜农故意不理不睬，叮叮咣咣地拉开椅子，高声呼叫“Boy”。
“五份黑椒牛扒，五份罗宋汤，五杯葡萄酒。”一个身材低矮、肩宽腰粗的军官大大咧咧地把军帽往桌上一撂，对走过来的“boy”吩咐道。
“Boy”一面写单一面弯腰凑前含笑说，“老总，本店不再记账。”
“谁说的？”
“这是老板交代的。”
“要付现钱是吧？怕老子还不起账是吧？妈的！”矮子军官骂一声，突然撕下领子上一个少校领章，往桌上一摔，恶毒地嘻嘻一笑，“老子这个东西还值几个钱吧？押给你们！”
看样子这帮人是想闹事，“Boy”扭转头望望站在酒柜前的杜农，杜农向他点点头，示意他照常服务。
“老总，请问牛扒要几成熟。”
“六成！”矮子齆声齆气地答一声，围坐桌旁的几个军官互相看一眼，无缘由地大笑起来。
“有啥好笑？笑你姐的奶子！”矮军官粗俗地眨眨眼睛。
端上牛排，矮军官只咬了一口，就将盘子摔了。
“怎么了老总？”“Boy”急忙上前询问。
矮军官抡起手臂就给了“Boy”一个耳光。“妈的，这是人吃的吗？要我们茹毛饮血呀！”
“什么事？什么事？”杜农赶快走过来。
“什么事？你看看你们做的啥牛扒，血淋淋的，能吃吗？你们只知道赚钱，就这样拿生东西给顾客吃呀！”
“你不是要六成熟吗？”“Boy”抚着腮帮争辩。
“放你娘的狗屁，六成熟也得熟嘛！拿生的给老子吃，老子今天揍死你！”矮军官又挥拳打去。
“不能打人，岂有此理！”杜农阻止矮军官，怒叱道。
“老子还敢打你呢！”矮军官向杜农扑去。
杜农不慌，与矮军官对打。矮军官回头瞧瞧几个同伴，喊道，“狗日的，还不给我上！”几个人起身，围着杜农乱打，杜农不敌也不逃避，终于被打倒在地。
杜农头破血流，手臂骨折，住进同济医院治疗。
饭庄被砸，杜农伤重入院，三分局曹局长以店内发生打架斗殴影响治安为由，勒令饭店停业半月，自此，光复楼元气大伤，遂一蹶不振。待杜农伤愈出院，与白老板重整河山时，往日的光复楼饭庄已变成了个不起眼的酱肉铺。
我常去酱肉铺买酱牛肉和卤鸡蛋，看到白、杜老板束上围裙兼做起伙计的角色，虽然忙前忙后，生意却不如人意。为了同街口对面那间老酱肉铺竞争，他们又卖起了酱驴肉。人们说“驴肉滚三滚，玉皇掉下天”，驴肉的香味吸引了不少顾客过来。有一天傍晚时分，我看到原来赶车把我们从南阳拉来旧京的车把式王福喜拉着一匹大腿受伤的马一跛一瘸地走进小街。我认出这匹马是在左边绷稍的名叫独眼龙的小青马。王福喜问我白副官长的住处，我指指酱肉铺，他走过去把马拴在一根门柱上，向里喊了两声就进去了。我好奇，心想这个原本喜欢咬着一绺胡子露点恶狠狠凶相的大车老板，如今怎么变成这么个馁样子，随后也跑着进了店铺。听他同白甫臣、杜农说的话，知道他连人带车被新五军抓了伕，如今他是从兰封一带的战场上刚跑出来的。夜里他骑着小青马从两军对垒中逃跑，小青马不知被那一方面打中了一枪，死活总算逃了出来，想找个地方暂时安身。小青马能治则治，不能治就当马肉卖了。白甫臣叫伙计把马牵到后院，看看马腿说:
“伤了骨头，我看是治不了。”
“那就给你们留下，您随便给几个钱。”满面泥汗的王福喜说。
“它代你挨了一枪，瘸着腿救你一条命，你就这样对它？”杜农不满地斜视着王福喜。
“那你说咋办？”王福喜愤愤地叹口气，“妈的，想当年是老子拉伕，想不到如今叫龟孙们拉了伕。”
白、杜二人不语。白甫臣知道王福喜曾在二十九军一个连里当司务长，喜峰口战役负了伤，瞎了只眼睛，十几年过得不容易，看看王福喜如今落魄的模样，心里酸酸的。
“副官长，找人把它放倒吧，等它死了，连肉都不能卖了。”王福喜乞求道。
白甫臣看看杜农，“你动刀？你是拿刀的好手。”
“我是做手术治病的，不是杀人的！”杜农愤怒地将白甫臣顶撞回去。
“这是匹马，不是人！”白甫臣说。
“它为抗战瞎了只眼，它同我们一起流过血！”杜农吼道，转身向账房走去，走到账房门口又转身说了一句:“再说，我们也不能挂驴头卖马肉！”
在王福喜再三乞求下，白甫臣叫来两个伙计做帮手，几个人还是将这匹命运悲惨的两次负伤的马放倒杀了。
我陪着杜农坐在账房里。杜农在翻阅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时时不忘记他崇拜的这位学长。他把脸埋在书里，但他的耳朵却听着外面的动静。当小青马*后凄厉地嘶鸣一声，他流泪了，我看到他那瘦薄的双肩在微微发抖。
我也哭了。我想起那只在明丽的朝霞照耀下，跌入黄河的耳尖有个白点的枣红马，想起那个凝固的浮在波涛上不肯下沉的影子。如今，连那个影子可能也不存在了……
王福喜在酱肉铺住了两天，搬进街西头的小庙，自此以后，这座土地庙有了一个左颊下一颗青瘊上长了几根长须的庙祝。
小青马的肉被众人当驴肉分吃了，不久，酱肉铺走向末路。
顽强的杜农仍不肯就此歇业，他支起两口大锅，用棉被包裹好两个大缸，开始卖胡辣汤和豆沫。每天东方初始，这位在炮火下曾经为无数伤员开过刀的上校，立在寒风中，手拿长勺搅着热气升腾的汤缸，不断招徕路人。听同学说，他的胡辣汤确实料足味好，但我从没有去光顾过。寒冬的晨雾里，远远看到那个立在店棚下的瘦长身影，我的鼻子就会像寒风刺进去一样发酸。每当路过已不是光复楼的光复楼，我总是绕得远一点。
卖胡辣汤顶不上房租，*后只好停了。租我家临街四间客厅住的五十五军姬参议，要介绍杜农去当医官，军阶仍是上校，杜农一口谢绝。杜农说:
“我是真正反内战的，我绝不参加内战。”
四
白、杜两位老板只好分道扬镳，自谋出路。杜农打算回浙江老家，同济医院甄院长请他过去帮忙，他就先在同济医院住下了。白甫臣听说考试院将举行县长考试，就想碰碰运气，说不定在走投无路之时不料想会弄个县太爷当当。
我有幸目睹了这场考试，因为考场就在我们学校。
可能是国民政府由军政、训政进入了“宪政”时期，戴传贤执掌多年的考试院要做点事，旧京举行了这场令人刮目相待的考试——考县长，借了旧京初中六七个教室做考场。我是初中一年级学生，故能躬逢其盛。全校停课一天，学生们挤在二楼几个窗口看热闹。一大早就从校门进来一批批考员，有大冷天缩着脖子穿西装的，有迈着小方步身穿长袍马褂的，有穿中山装的，有戴顶毡帽穿件撅肚子对襟棉袄的，*多的还是穿件黑色或蓝色长棉袍、脖子围条围巾。他们手中的物件更是五花八门，有器宇轩昂手拿黑皮包的，有一脸严肃手提木手把布包的，有肩挎布袋的，有腋下夹个蓝布小包袱的，还有几个人抖抖索索地用个小网兜提个白铜墨盒，两支毛笔插在口袋里，一面走一面把提墨盒的手放在嘴边哈着的。男女老少俱全，看样子*老的已有五六十岁了吧，*少的不到二十岁年纪。几个蓄着花白胡子的老者和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士，在人群中相映成趣，*惹人注意。我们这些中学生看得开心，叽叽喳喳，不断评说，引发几多好奇！到他们入得考场，铃声一响，有的叹气，有的摇头，有的正襟危坐，有的交头接耳，那考相比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好不到哪里去，使我们顿时失去了几许神秘感。战后，教室的窗子一直破破烂烂，听说校长把换玻璃的钱私吞了，这些一心希望着捞顶乌纱戴戴的女士们先生们，被破木板隙缝中的寒风吹了半天，早已手脚发麻，热血也冷却不少。中午，我在校门口遇到穿身黑色棉中山装的白甫臣，我唤了他一声，他对我点头笑了笑，我问:
“甫臣叔，考得咋样？”
“不咋样。”他说，又笑了笑。
我感到当时白甫臣的笑意有些凄凉，心想他大概没有考好，不料，他却考取了。
汜水县新县太爷前去上任那一天，自然会想起他的患难之交杜农，白甫臣到同济医院请杜农同他一起赴任，却被正要起程回家乡的杜农谢绝了。
“到那里，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差事的。”白甫臣再一次劝说杜农。
“谢谢，我不去。”
“为什么？难道这不是一个机会吗？”
“我反内战是真的，我不能掺和到内战中去。”
“我们到那里也不是带兵打仗，有什么参加内战不参加内战的问题。”白甫臣还想说服杜农。
杜农摇摇头:“再说，现在看来，我只有回家乡才能筹集到偿还凡太太的钱，不知你做如何打算？”
白甫臣无言以对，两人只好握手言别。
第二年，冬至那一天，我们全家正围在一起包饺子，有人敲门，是杜农那边的人。那人将十二两黄金交给母亲，特别说明十两是本金，二两是利息，问起杜农的近况，那人欲言又止，在母亲再三追问下，那人说:
“杜院长上个月死了。”
“怎么死的？”
“肺结核病复发。”
“为什么不治？他不是医生吗？他不是知道有盘尼西林特效药吗？”母亲一连声问道。
“他不想治，大概也是没有钱。”
“这不是钱吗？”母亲托托手中的黄金。
“这钱是他变卖祖产得来的，是为了还账的。”那人说。
那人告诉我们，杜农回家乡后，去到一间小学当美术老师，他好像对什么都厌倦了，明知病情一天天严重，也不治疗，*的一桩心事就是偿还别人一笔钱。
白甫臣借母亲的黄金一直未能偿还。汜水是个穷县，又是游击区，他这位新县太爷上任不到半年尚未捞到油水，就遇陈赓的部队路过。他手下只有二三百个保安队员，明知不是对手，就换上一套生意人的衣装逃出了那座破烂的黄河边上的县城。省政府定他个擅离职守，弃城自逃的罪名，还说他私吞戡乱捐，下令通缉。他左躲右藏，后经朋友帮忙，更名改姓混到山货店街《国民日报》当了一名校对员。母亲想想这个通缉犯整日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字一校地真不容易，他那租住在我家后院的妻子儿女还要吃饭，也就没有再提那笔金子的事。
金子谢幕
金子的本名是白丽金。不知是出于娇爱，还是受日本女孩名字的影响，曾留学日本的白副官长白甫臣，从小把他与前妻生的女儿白丽金叫作金子，因此，街上人都称白丽金为金子姑娘。
金子姑娘在左邻右舍眼中是个奇人。说她奇，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她身上常有点仙气，常弄出些古怪来；一是她祖上是从城西北隅“里城大院”搬出来的。这“里城大院”是康熙年间建的满洲城，两百多年来，吃铁杆庄稼的旗人就住在这城中之城里，享尽吃白饭的安乐。直到民国年间，冯玉祥将军来河南当督军，不管里城门上挂的皇上老儿的御书敕令，把康熙爷照顾的子孙赶出了大院。一向不事劳作稼穑的旗人兄弟被冯大帅遣散之后，惶惶不可终日，没有谋生技能的，只好靠刮硝熬碱、卖煤土糊口，饿死不少。金子的爷爷幸好读过书并做过几任小官，赋闲后在玩雀斗鸟中结识了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得以开间甜品店维持一家温饱。
白副官长白甫臣也算为里城争气，在艰难世事中不仅读完了大学，并且还到日本留了洋，回国后能够一直在官场混事。白甫臣的官运不算亨通，抗战前只当过几任教育科长之类的小官。年轻时，白甫臣一表人材，长脸，白净面皮，浓眉下一双灵动而威严的长眼，身高虽说略显不足，但斯斯然有雅气。白甫臣官运不旺桃花运旺，特别是那种绵绵的随和脾气，很招女人喜欢，因此不断闹出些风流事。先是他当票友同一个当红女伶打得火热，后来又同童二老爷的填房丫头惹出不少闲言碎语。童二老爷是他的老泰山，这一来就将童家大姑——金子的妈生生气死了。白甫臣的第二个妻子杨水仙是我大姨旧京女师的同班同学。据大姨说，当年杨水仙面若桃花，风姿绰约，走起路来袅袅娜娜，如风摆杨柳，故有杨校花之称。二十余年后，杨水仙吸毒耍泼，皮黄骨瘦，老同学见了她，不能不惊呼杨校花变成杨活鬼了。这杨活鬼有一肚子委屈向大姨倾诉。当年白甫臣追求杨校花时，说自己没有结过婚。杨校花看白甫臣深沉成熟，谈吐不俗，又是同族名门之后，无多加思索即以身相许。不料婚后发觉，白甫臣不仅结过婚，且前房还留下一个女儿。满族女子*忌给人家当续弦，因续弦比原配夫人低一等，即使死后与丈夫合葬，续弦的棺材也要比丈夫和原配夫人下错一尺。杨校花认定白甫臣有意欺骗，每想起这段婚姻带给她在同学面前的羞惭，想起生前死后的悲哀，对白甫臣的怨气就不打一处出，经常翻江倒海闹得自己心口疼抽上大烟，闹得白甫臣蔫下头到处碰壁。
前两年，白副官长白甫臣把我们一家人接来旧京回部队复命后，就将杨水仙和女儿白丽金、儿子白俊仪从抗战时期流落的一个小县城接到旧京。他不准备再回部队，并筹划开光复楼饭庄，就同我母亲商量，全家在我家后院安定了下来。本来他应该住在岳父家，但他同岳丈童二老爷早已暗中结怨再不来往。光复楼歇业之后，白甫臣在荥阳、汜水之类的小县任了不到一年县长，据他说直到共产党游击队攻城，他才撤离出来。后来上边追查此事，他一直躲躲藏藏的，没有一个可以挣钱养家的职位。杨水仙照旧只抽大烟不做事，还多亏大姑娘金子在外面能挣几个钱回来。
转眼金子已是二十好几的大姑娘了，高挑个，柔柔腰，椭圆的脸蛋，忽灵灵的大眼，生得丰韵娇美。多少年来杨水仙千方百计地挟制她，但她一直不服杨水仙管束，到如今长成大姑娘，并能置钱养家，更是不受杨水仙的那份后娘气，杨水仙如今也不敢像前些年间那样对待金子。可能是由于长年与杨水仙争斗的原因，金子养成了一副大胆奔放、不屈不馁的性格，并且常会捣弄出一些古怪来。她是个开通的女孩子。夏天常穿一件白色无袖圆领绸衫，一条宽大的长度只及小腿的花格纺绸裤，走在街上风一吹，丰满白嫩的肩头与脚踝袒露无遗，明明知道四面有许多异性谗羡的目光，她毫不在意。她的脚上常穿一双古老的满族女式木底圆宝鞋；穿着这双鞋底中间像垫了半截砖头的圆宝鞋走在街上，不单是男人们看得眼热，也引来老太婆子媳妇们不少的议论。她还有一双木底草面鞋，用草结成的鞋面厚厚的，简直像一座拱桥，穿起来同她有时穿的尖头高跟皮鞋大异其趣，真令人惊叹不已。谁也不知这些怪鞋的来历，是她祖上传下来的，还是她找人定做的。她早已不上学了，在外面做什么事，人们说不清楚。好一阵子街上看不到她，有人说她到附近县里教小学去了；后来秀表姐说，她在一个演剧队里；有一阵听说她在南书店街军人俱乐部里做事，甚至有人还说看到过她坐在吉普车上同美国兵说笑。我常从军人俱乐部门前经过，从未碰见她，因此我十分怀疑人们的传说。我只知道小油坊街上才有个金子。金子回到街上，便是一个态度和蔼，待人敦厚的姑娘，但她保持满族人风俗礼仪的顽强举动，却成了小街的一大景观。每次她到我家来，见到大姨或母亲，不鞠躬不点头，而是双手扶膝下蹲，来个所谓的“蹲安”，道个万福。她在我家后院东南角竖了一根丈高的木杆，杆顶经常挂些馍馍、菜叶之类，招来不少乌鸦啄食。母亲把乌鸦视为不祥之物，曾几次要求白家放倒木杆，白甫臣虽然满口唯唯，可就是说服不了女儿金子。后来听大姨说，这是满族的风俗，母亲也就不再干涉。当年清朝开国始祖努尔哈赤兵败逃难时，曾得到明朝驻抚顺总兵李成梁的爱妾李夫人和黑狗、乌鸦、木杆相救，故李夫人、黑狗、乌鸦、木杆都成了满人尊崇之物。金子不单竖杆饲鸦，并且坚决不吃狗肉。
一次我看到金子同挑食品担的郭汉吵架。每到冬天，郭汉的担子就改卖风干野兔肉，时而也卖狗肉。一次金子买野兔肉买成了狗肉，与郭汉大吵不说，还把郭汉的玻璃盒子砸了。
“啥子了不起嘛，还当自己是金枝玉叶不成？江山都没有了，还想着那条救过祖上的黑狗有啥用？”郭汉说话太刻薄，气得金子骂声“你混蛋……”飞起一脚就将人家的挑子踹了。一只木底圆宝鞋夹在盒匣中间，成了郭汉后来找白甫臣赔钱的证物。
金子这一脚在小油坊街踢出了名堂，之后小油坊街的大人小孩见了她，都会同她亲亲热热地打个招呼。
金子的扬名全城，则是在旧京经历了一次战火之后。
又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国民日报》登出广告，相国寺醒豫舞台的门墙上也贴出大幅彩色海报:不日隆重上演曹禺名剧《原野》。海报被一个十分美丽并有几分野气的女人画像占了大半边，据秀表姐说，这个女人就是剧中主人公金子，而饰演《原野》金子的，正是小油坊街的金子姑娘。
金子送来了票，那时凤表姐一家已去了江南，我、小哥、秀表姐硬拉上显表哥去看了她的演出。剧中那个大胆、泼辣、富有反抗精神的金子，像附在她身上的一个灵魂，把她变成了另一个金子的化身。特别是她坐在铁轨上与仇虎的对话，她说出的简直就是她本身的向往与祈求；她表演的朴实与真诚，深深打动了观众。演出结束，反应热烈，掌声四起，要她多次谢幕方罢。显表哥怔怔地却没有鼓掌。在观众挤拥中，有人上前献花篮，看样子那人是个军官。我站起来仔细看，那人原来是冷总参议的副官吴青。我与秀表姐又去看了两场，每次都看到吴青坐在前排。
金子姑娘参加的剧团不是一个有名的剧团，但《原野》的演出却轰动了旧京。可能由于人们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刻，需要这么一点点缀，得到些许心灵的抚慰。《国民日报》用整版刊登剧评和金子姑娘的大幅剧照，报童不停地喊着她的名字，一时她成了大街小巷议论的新闻人物。秀表姐对金子的演技抱着不敢恭维的超然态度，我说金子演得好，她就用嘲弄的口气学了一句台词:
“火车跑得挺快挺快的，就是不会拐弯儿——”
秀表姐夸张地将“弯”字儿化，带出河南人的土腔，用以嘲笑金子姑娘。
我认为秀表姐是故意挑刺，很不以为然。这几年虽然旧京一直在残败中挣扎，但时不时还有一些令人心神一振的艺术盛事，戏剧演出相当活跃。我与秀表姐们一起看过从西安来的某抗日宣传队原班人马演出的《忠王李秀成》和连本话剧《清宫秘史》。演员们的演艺水平高超，尤其是扮演慈禧、光绪和李莲英的演员。他们在旧京演出之后，就被请到上海拍电影去了。我们还看过部队剧团演出的《雷雨》《日出》与《风声鹤唳》。这几个话剧虽演得平平，但也给我留下了印象。看罢演出同秀表姐发生争论是常有的事，但这次她对金子姐的批评，我尤为不服，无形中我成了金子姑娘的保护人。
一天傍晚，我同街上的几个中学生在包府坑旁那块竖了两个破篮球架的空地上玩篮球，在黄昏如纱帐一般的金色中，我看见站在球场一边的金子正向我招手。她又穿起她那宽大的白绸圆领衫和那双怪样的草窝木底鞋。落霞飞在她雪白的脸庞与脖颈上，渲染着她，像是把她从天外另一个世界刚刚接过来。她向我笑着，笑得很美很温柔。
“三弟弟，打球呵。”她又向我招手，“怎么不见你显表哥呢？”
“显表哥他们请愿去了，迁校的事。”我拍拍球，走到她的身边，“金子姐，今晚不去剧团啦？”
“剧团休息三天。”
“不是还在演出吗，为什么要休息呢？”
“有三个朋友离开了，一时找不到人顶他们的角色。”她解释着，拉起我的手，“陪我到水边走走吧。”
我同她沿着水边的一条土路向南走去，一直走到小桥上。晚霞中紫色的城墙上方滚动着一团团火云，烧破了半边天。火云渐渐烧成了灰烬，由红变紫变青，*后匀化成挂在城墙上的一条淡淡的透明的彩绸。水面随着西天的颜色变幻着不同的画面，渐由热烈归于宁静。平日姿色不为人们注意，像一个被劳累折磨着的用人似的包府坑，此时忽然展示出少妇般恬淡的美色；在黄昏将逝夜色即至的朦胧中，景象迷人。
“你们剧团不演了？”我望望金子，弯腰拾起一块石片，一甩手打出个水漂，石片在水面上一连串地跳跃着，直跳到水雾笼罩的远处。
“哟，还真神！”金子也拾块石片，可惜投下去就沉了。“还演，过两天新演员就到了。”
“你们团那三个人为什么要离开呢？”我又问。
“各人有各人的追求吧。”金子回答。
“什么追求？”
“他们到那边去了。”
“找解放军去了？”
“可不敢对别人说呵！”她点点头，急忙告诫我。她的神情有些紧张，停了一会才缓过来。“我们团内这几天很不平静，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往何处去的问题。有人要到那边闹革命，有人想到江南，各有各的打算。”
“你去哪里呢？”我问。
“我只想演戏。至于去那里，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按本意，我想去那边，去演《白毛女》，就是我们传看过的《杨白劳卖豆腐》那本小说的故事。可现在又遇到些麻烦事。”她低头望着我，像对一个知心朋友一样，说着心里话。
“什么麻烦事？”我打趣道，“你谈恋爱了吧？”我想起那个晚晚坐在戏院前排的吴青。
“小毛孩子，知道什么叫谈恋爱！”她揉揉我的被风吹乱的头发。
风凉了，我打了一个抖。金子慢慢抬起丰润的手臂搂着我的肩头。
“金子姐，那个人怎么样啊？”我问。
“哪个人？”她调皮地反问一句。
“那个人嘛。”我坚持道。
“呵，你说的是他呀，对我还好。现在对我还好。”她大声笑起来。“我看你挺鬼的，人不大心眼不少。”
“这有什么鬼不鬼呢？”我也笑出了声。
过了几天，小油房街的街坊们议论开来，他们用好奇的或诧异的眼光看着常常并肩走过的金子与吴青。吴青是省警务处派给冷总参议的副官，常穿一身非常合体的毛华达呢草绿军装，英俊挺拔，与美丽的金子可说是天生一对。有人说金子有福了，找了个好人家，有人则说警务处出来的没有好东西，这么年轻就当了中校，不知走了哪门路子，这种人*靠不住。喜欢唠叨、力主金子嫁给吴青的继母杨水仙，不会不把街上这些说三道四的议论带回家翻腾一遍，但金子听而不闻，泰然处之，好像什么也不听也不想似的。
金子经常挽着吴青的手臂走过街西口的小庙，走上湖中土路、小桥，走近南城墙，西边的落日刹那间将他们溶入金色，两个明亮的光点一闪一闪，渐渐步入黑暗。天上出了星星、月亮，水面升起薄薄的夜雾，半空却是透明的蓝。薄雾中两个暗蓝的身影，相拥相扶，又慢慢接近了街口黑黝黝的小庙。他们在郭汉的食品担前停下，挑选了几样食品带回去孝敬正在等待下酒菜的杨水仙。
有一天，我与几个中学生在破球架下打完了球，吴青看到考上海军学校的小哥同班同学刘吉刚正把一顶水兵帽往头上戴，就主动上前攀谈起来。他问刘吉刚考上的是哪个海校，刘吉刚说是基隆海校。他说:
“过不多久，我也会到台湾去，到时说不定会看到你这个小老乡。”
我猜想吴青就要离开旧京了。听杨水仙对母亲讲，金子快要同吴青结婚了，家中正在筹办喜事。杨水仙向母亲借钱，母亲面有难色，杨水仙就赶忙说，“嫂子，姑娘出嫁我总得陪送几件东西吧？借你的钱你别担心，只要姑娘嫁过去，我们家的事情他吴青就得管，他不能只养个金子。以后他就是我们全家的依靠。他爹有钱有权，不像俺那个没本事的白甫臣。那天吴青说到带我们去江南去台湾的事，白甫臣死要面子，还假惺惺地推说不去拖累人家呢。我说他不去我去，女婿就是儿，这年月不跟儿跟谁？再说，女儿是娘心头的肉，俺把女儿拉扯这么大，容易吗？”杨水仙说到后来竟激动得流出了眼泪，感动得母亲陪着掉了几滴泪水。
九月间，国民政府行政院换了一班人马，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架势，*炮是币制改革，推行金圆券。这个金圆券虽说也是一张纸片，推行者信誓旦旦地说，它是真的如假包换的硬通货。一圆金圆券相当于法币三百万，含金量为0.22217克，可随时到银行兑换。妙就妙在只准你拿黄金兑换纸币，不准你拿纸币兑换黄金，说的是刚开始推行时如此，老百姓将来还是可以拿着油墨味未散的金圆券纸币到政府开设的银行换回黄金的。老百姓有了这样一个长效定心丸，并且今天还需要购物吃饭，只得将手中那点金银首饰之类拿到银行兑换成纸币出来。母亲找出三只金戒指要我和小哥到书店街交通银行换钱，小哥聪明，为防银行职员少计分量，路过马道街老凤祥金店时，忽然向我打了个手势，要我赶上去跟着他一起走进店里。他要店伙计用戥子把金戒指称了个仔细，记牢分量，从铜盘里拿起戒指正要离开，忽然看到金子与吴青牵着手笑吟吟地走了进来。他们是来取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