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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骏虎，男，1975年10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先后获得山西新世纪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婚姻之痒》《母系氏家》。山西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李骏虎说:我在晋南农村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做了18年真正的农民。我身体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我是那样地渴望回到庄稼地里去劳作，我从灵魂深处对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充满了无法形容的热爱。
《还乡》是一部李骏虎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了《退潮后发生的事》《用镰刀割草的男孩》《生活在别处》《十面埋伏》《假面舞会》等二十多篇优秀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多以农村和都市为创作背景，对人生、人性进行剖析。李骏虎写作功力深厚，不管是写乡土风情，还是写都市感情，都带着温馨，带着从容。在展示城乡青年的人生态度时，他没有过度解说，而是用了一种自然客观的叙述方式，加入了很多哲学的、文化的、伦理的内容，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
自序
我生长在那个全民“文学热”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带来全国性的写作阅读高潮，从城市到广大的农村、矿山，有点文化的人们都拿起笔来写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抒发情怀，记录时代。在晋南的一个小村庄，也有两个做着狂热的文学梦的年轻农民，其中一个就是我的父亲，这使我在刚刚能够开始阅读的时候，随手就能够拿到《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作品》《青春》《汾水》（后改为《山西文学》）这样的文学杂志，对于一个偏远的乡村里的孩子来说，的确是得天独厚的精神资源。就是在父亲的熏陶和指导下，我开始写作和投稿，小学没毕业就开始发表作品。
有人说，那个时候的全民文学热是不正常的，也有人因此而慨叹后来的文学被边缘化，我也曾这样想。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我现在知道，全民都想当作家的确是不切实际的，但人人都应该养成写作和阅读的习惯，尤其在我们解决了生存问题，开始追求生命质量的时代；我同时理解到，文学作为社会主流的时代的确是一种特殊现象，但文学应该对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时下文学越来越圈子化，越来越丧失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越来越跟时代发展没有关系，这才是不正常的。仅仅是文学圈里的繁荣，是虚假的繁荣。这也是当下文学为大众所敬而远之的原因。狄更斯、托尔斯泰、雨果，都曾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历史性的贡献，我们看到，真正的文学大师是为人类写作的，他们从不曾把文学学术化、圈子化。为什么要写作，从事文学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这是作家们应该思考的永恒课题。跳出圈子，为人民写作，这是我大概从十四年前形成的文学观念。我后来的文学道路，就是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往前走的。
每一个作家的文学生涯中，都有自己阶段性、标志性的作品和文学事件，我也是如此。我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写作，开始于中专时代完成的*部短篇小说《清早的阳光》。那个时候，没有读过几本文学名著，也几乎没有任何的文学观念，就是靠着农村生活的积累和一点天分创作的，我对自己想象力的确信，也来自这篇纯粹的作品。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软肋，我也有，我在文学素养上的欠缺就是没有接受过必要的写作训练，当时，也没有完成与经典的对话，我就是个“野狐禅”。这个短篇之后，我回到故乡小城谋生，很多年不能超越自己，后来因为一个机会又回到了太原，有三年时间学着用王小波的风格写小说，数量不下三十万字。这其中有一个中篇、三个短篇被文学杂志《大家》2000年的同一期刊发，还配发了整页的作者艺术照，这是我文学生涯中的*个作品小辑，从此我开始浮出水面，成为我这一代作家里较早的出道者，这要感谢《大家》主编李巍老师的错爱，他还曾想把我打造成男版的J.K.罗琳，可惜我才力不逮。
在我读过小仲马的《茶花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后，在卢梭的《忏悔录》里找到了思想指导（我其实并没有读完这本书，但哲学家强大的思想力量通过开头的几页书就主导了我），开始写作*部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那是20世纪末的事情，我在山西日报社工作，每天晚饭后打上一盆热水放到办公桌下泡脚，铺开稿纸写两三千字，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写作进度。我在子报工作的弟弟陪着我，他也写点东西。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我们兄弟俩租住在一个倒闭的工厂的小楼单间里，房子里没有水管也没有厕所，需要用矿泉水瓶子从报社灌水带回去用。晚上十点多，完成当天的写作进度，我俩骑着从街上四十块钱买来的旧自行车赶夜路回住处。如果在夏天，经常一个霹雳大雨倾盆，根本来不及躲避就被浇成了落汤鸡；如果在冬天，融化的大雪在马路上冻成纵横的冰棱，车轮压上去，一摔就是十几米远。但我们心里都有一团火，就是永不熄灭的文学火焰，能够在窒息的大雨中和摔懵的马路上哈哈大笑。《奋斗期的爱情》被文学杂志《黄河》以头条的位置发表后，很快被收入长江文艺出版社“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这在当时是个特例，因为文库里的作者除了我，都是很有名的前辈作家。要感谢《黄河》主编张发老师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李新华老师，正是《奋斗期的爱情》使我开始有了“粉丝”，其中包括不少跟我年龄相仿的现在很知名的青年作家，当时他们刚开始尝试写作。
我开始不满足于圈子，而从大众的欢迎中得到自信，源自于我的*部畅销作品《婚姻之痒》。2002年到2005年之间，我开始了自己*个完整的创作阶段，创作了一系列以心理描写见长的都市情感和婚姻家庭题材小说，并整理成长篇小说借助于各大门户网站的读书频道贴出来。磨铁文化老总、诗人沈浩波的弟弟沈笑，当时在新浪网读书频道做版主，他把《婚姻之痒》加精置顶，后来得到了四千多万的点击量，数千读者跟读并试图提供思路参与创作。在读者意识到我有把女主角庄丽写死的企图时，很多人对我发出了威胁。那年的情人节，读者们把《婚姻之痒》打印出来，用精美的礼品纸包装好，作为情人节礼物互赠。有人留言说看了这部作品与爱人达成了谅解，有人说决定奉行独身主义，这使我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产生了自觉的思考，也开始与逐渐向圈子和学术坍缩的文学背道而驰。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其时担任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他策划的“布老虎”丛书风靡一时，他跟我签下了首印四万册的出版合同，可惜的是，他后来去了中信出版做副社长。他也因此专程打来电话表达了对我这本小说的遗憾。然而很快，创业阶段的沈浩波就闻讯来到太原，通过朋友联系到我，在电话里诚恳地做了半个小时的洽谈。沈浩波的策划和营销能力是非常超前和强大的，在他的策划下，我一下子“火”了起来，不断接受全国各城市晚报和都市报的采访，《婚姻之痒》也进入新华书店系统公布的2005年文学类畅销书前五名，接着又拍成了电视连续剧，由著名影星潘虹和李修贤主演。
是作家都有代表作，有被自己认可的，有被读者认可的，还有被圈子认可的，我截至目前被这三个领域基本认同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母系氏家》，这也是我第二个完整的创作阶段的主要作品。这部小说也是对“山药蛋派”老一辈作家谆谆教导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的致敬和实践，她的创作，完全是非功利性的、自发的、水到渠成的。2005年元月，我被选派到故乡洪洞挂职体验生活，报到后，县政府让我先回太原，等待通知再正式上班，这一等就是两个多月，于是，从毕业后就为了生存和理想打拼的上班生活突然停止了，生活节奏出现了巨大的断档和真空。文学创作是闲人的职业，人心里越安静思想越活跃，忘记了是什么触发了灵感和回忆，我开始写作我生长的那个小村庄的女人们的个性和人生故事，写到六七万字的时候，县政府通知我报到上班，我给她起了个题目《炊烟散了》，作为一个大中篇发给约稿的杂志。这就是《母系氏家》的蓝本，她并不是按照时间轴写的，而是把两代女人的人生历程交叉辉映着写。两年半后，我在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从繁忙的政府工作中脱身出来，文学的机能重新复活，一个晚上，我想到《炊烟散了》里面有一个人物可以再写一个中篇，就围绕这个叫秀娟的美丽、善良的老姑娘写了一个晋南农村麦收之前的故事，起名为《前面就是麦季》。跟以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不同，《前面就是麦季》是以《炊烟散了》为背景的，这种以另一部小说的世界为背景的小说写作，弥补了我的作品虚构程度小的弱点。稿子完成后，恰好《芳草》杂志主编、著名作家刘醒龙老师来鲁院物色刊物“年度精锐”的专栏作家，我有幸蒙他慧眼相加，《前面就是麦季》就成为开年《芳草》杂志的头题作品，后来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优秀中篇小说奖。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特质，有些作家艺术感强，善于写中短篇，有些作家命运感、历史感强，擅长写长篇，我是以长篇为主要创作形式的作家，中篇产量*少，却阴差阳错获得了中篇小说的*荣誉，这正是命运的耐人寻味之处啊。也还是在鲁院时，《十月》杂志主编王占君老师来约稿，嘱我写个长篇给他，我以《炊烟散了》和《前面就是麦季》为基础，用时间顺序把故事展开讲述了一遍，完成了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的*稿，发在《十月》长篇小说的头题。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之前，我又用两个月的时间改了第二稿，增加了几万字，后来获得了首届陕西图书奖，同时获奖的长篇小说有贾平凹的《秦腔》，陈忠实老师是文艺奖评委会的组长，他用浓重的陕西话跟我开玩笑说:写得比老贾好！
《母系氏家》也获得了赵树理文学奖，几年后我又写了她的姊妹篇《众生之路》。著名评论家胡平老师认为，《众生之路》的“呈现”比《母系氏家》的“表现”，在艺术上更高一个层次。能超越自己，我觉得比超越别人更值得高兴。
人的心理倾向是受生理影响的，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变化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精神走向，四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开始喜欢读历史了，历史事件的神秘感和对历史人物探究欲望，使我的写作转向第三个完整的阶段:抗战史的研究和书写。无论写历史还是现实，作家都是以发生在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上的故事为富矿的。我发现红军东征山西有着改变中国革命进程、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伟大意义，于是，经过两三年的打通史料和实地考察准备，完成了全面展现这一历史阶段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战争过程的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这是我目前为止体量*的一部作品，有四十万字，也是*部完全以长篇的艺术结构从零创作的作品，她并未得到文学评论界多少的关注，却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当年中国新闻出版报公布的年度文学类优秀畅销书前十名。跟我的*本畅销书《婚姻之痒》主要以读者个体为购买对象不同，《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不是一本一本地卖的，她被省内外很多机关单位、企业、学校多则几百本，少则几十本的团购，作为读书活动的主题书。《文艺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创作谈《今天怎样写救亡史》。《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使我彻底背向文坛、面向大众，赵树理曾经说过他的文学创作理念是:“老百姓看得懂，政治上起作用。”山西作家中的前辈张平、柯云路是这个理念的杰出实践者，我是他们的追随者。
我并不是文学性、艺术性的反对者，我热爱并且探究小说的艺术性，但我反对文学学术化、圈子化，我不愿意搞“纯文学”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像狄更斯一样受到普通人的欢迎。我也醉心于福克纳、博尔赫斯、卡夫卡的作品，但我向往着托尔斯泰、雨果那样超越作家的思想情怀，我逐渐开始了自己的第四个完整创作阶段，我希望自己能够像巴尔扎克那样把同时代的人们变为我笔下的艺术形象，展开一副包罗万象的时代画卷。
感谢中国书籍出版社和策划人戎骞小兄的美意，要给我出一套比较完整的作品集，由于我的一再坚持精减，还有近几年出的新书的原出版社都不愿出让版权，成为目前这八本的规模，留待随后陆续补进。
目前，我出版了18种、25本书，其中一半左右是长篇小说，戎骞要求我写的这篇自序里，我未提及散文、诗歌和评论的创作情况，是因为我想以主要创作形式来梳理自己的文学历程，今后这仍然是我的主要方向。一个作家只要不丧失对长篇小说的兴趣和能力，其他的体裁就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本源。2019年8月17日于太原
民国三年（1914），在一个干冷无风的初冬黄昏，一支由陕西澄城县出发的骡队正奔走在去往西安的官道上，除了骡夫之外，还有一个小队的士兵负责押运，当天他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程，所以人和牲口都蒸腾着白气。天黑透之前，他们距离*近的县城蒲城还有十几里路程，伍长看看眼前灯火稀落的镇甸，担心再往前去有流民打劫，下命令进入镇子打尖，等天亮了继续赶路。他们投宿的镇甸叫东乡。
半夜里起了风，一个起夜的小骡夫听到院子里有动静，窗户上也闪动着火光，趿拉上踢倒山鞋趴在门缝往外瞧。院子里站满了穿黑棉衣黑棉裤的刀客，火把的光焰在刀刃上闪，伍长和那几个当兵的都让人绑了起来，一个比小骡夫年龄大不了几岁的大脑袋壮小伙提着刀问伍长:
“有没有步枪？”
伍长瞪着眼睛反呛他:“有步枪能着了你个怂娃的道儿？”
边上另一个刀客抖了抖手里的刀片子咋呼伍长:“你娃还不服？不服叫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那大脑壳小伙也不冒火气，对伍长说:“我也是当过兵的人，知道当兵的都是给人卖命，咱不为难你，这些搜刮老百姓的不义之财我带走了，你回去跟县府说，我叫杨忠。”
伍长苦笑一下:“你娃就是蒲城县的杨忠啊，你领着中秋会的人杀了前清的秀才，搞得动静太大了，连咱澄城都贴着抓你们的通缉令呢。”
杨忠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老子参加革命军推翻了前清，军阀掌了权照样不管老百姓死活，我回家种地还是不能过活，——自古来官逼民反。”
旁边的刀客说:“九娃，甭跟他废话，拉东西走人！”
说话间刀客们已经把银箱都搭到了骡背上，杨忠身边那个刀客一脚踢开骡夫们住的通铺大屋的房门。小骡夫早窜回了被窝里，不敢动弹。刀客们把伍长和士兵关进骡夫们的大屋里，反锁上了屋门，警告说:“天亮前出来一个杀一个！”骑着抢来的马匹牵着骡子消失在黑夜笼罩的黄土高原的褶皱里。
捱到天亮，伍长借了店主的骑骡，带着士兵和骡夫去蒲城县报案。税款被劫，县府赶紧派员和伍长一起去西安报告，很快全省缉捕杨忠和他的中秋会刀客。
作为一个庄稼人，杨忠想过的是耕读传家的安定生活，他从来没有想过提着刀领着一班人到处流窜。杨忠的父亲杨福是一个会手艺的农民，精通木工活儿，和黄土高原上所有这样的农民一样，平时种地，农闲时打打家具、捼把椅子，也会做农具和寿器（棺材）。长年拉大锯的原因，杨福的胳膊肘老是弯的，被孙镇的财主刘秀才派来催“阎王债”的那帮流氓讥笑为“狗鸡巴”。杨忠十岁之前，关中连年大旱，颗粒无收，老百姓能跑出去的都过黄河去到山西逃荒了。杨福靠着之前做木匠的一点积蓄勉强度日，他不计划再让儿子过这样靠天吃饭的营生，就借了刘秀才的“驴打滚儿”债，把杨忠送到本村的私塾，打算让他念几年书，好有本事到蒲城和西安讨生活。三年后，杨福再也没有能力让儿子念书了，十三岁的杨忠被送到孙镇亲戚开的小饭铺当小伙计，干些洗碗和拉风箱的活儿，管吃管住不挣工钱，算是自己养活自己。半月二十天的，从孙镇跑回甘北村的家里，母亲给他换洗一次衣裤和鞋袜。
靠天吃饭的年月，死个人都发落不起。依照先人们留下的风俗和规矩，杨福和甘北村其他七户家道相当的农户联合组成了丧葬互助会，规定某一家殁了老人，其他几家一起凑份子治理丧事，关中民间俗称孝义会。这种互助形式，原本是生计艰难的穷苦人为了维持生活和人伦之礼的努力，能够让逝者享有起码的殡葬礼仪，也给生者继续活下去的信心。弱者挽起手来，更多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就算是羔羊成了群，多少也能壮大对付饿狼的胆量。1908年是一个闰年，也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关中麦熟，孙镇各村的农户正在扬场晒麦，财主刘秀才把地痞无赖和家丁召集起来，套上几挂骡马大车，铁钩敲打着车帮走上通往各村的大路。刘秀才原本考取举人落第，从此包揽词讼，帮人打官司渔利，靠着和县衙门口的师爷笔吏的交情，慢慢地竟也成了一方富户，和一般地主不同，他没有土地可供佃租，看准了庄稼人度日艰难，放给他们高利贷，“驴打滚”“阎王账”“大加一”“卖青苗”无所不为，他是孙镇包括甘北村在内的好些村庄的农户的共同债主。
麦收后的羊肉没了青草味，像果子一样多汁，刘秀才午饭吃了半只炖羊羔，他要出去跑一跑羊膻气，亲自带着两挂大车来到甘北村。日头把通往村庄的黄土路晒得发白，蝉叫声像水一样充满了这个世界，刘秀才歪在大车上一路打着饱盹儿。甘北村村头的晒场上，杨福戴着草帽扬场，他婆姨孙莲头上捂块头巾搂着筛子筛麦子里的沙土，就看见放羊的才娃像被狼撵着一样腿拌着腿跑进村口，一路大呼小叫到了跟前。杨福笑着逗他:“才娃，你不好好放羊，跑回来急着娶媳妇啊？”
晒场上的人都跟着哄笑起来，才娃没像平时那样吐唾沫骂人，他跑到杨福跟前瞪着白多黑少的眼珠说:“伯伯，要账的赶着两挂大车朝咱村来了，我在崖头上看见，走小路跑回来的。”干活儿的人都停了手，杨福问:“娃，你看清了吗？”
放羊娃喘着气跺脚说:“看得清清的，一年来两回我还认不得？都是青骡子大车，头挂车上的人瞅着像刘秀才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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