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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时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浙江慈溪人；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翌年发表小说《咱们的世界》、《黑旋风》；1932年出版小说集《南北极》，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1933年出版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后又出版《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等；1933年前后参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1939年回沪，主办《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
《上海的狐步舞》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
古龙曾经在他的武侠作品里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样的说法若是放在更宏观的文学视域中，同样受用——我们完全可以说，有文学作品的地方，就有见仁见智的争议。同样一篇作品，被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出发的批评家品论一番，毁誉参半的情况自然是免不了的，尤其是在强调意识形态的年代，一些身份充满争议的作家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更容易在受到大众追捧的同时也遭到来自其他评论家的当头棒喝。所以，同样的一篇作品有时甚至可能被解读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而所谓 争议文学 ，事实上并非是一类确切题材的文学作品，而是泛指在社会上或文学领域引起不同看法的有一定含量和深度的作品。
争议的存在，也恰恰是文学的魅力之一——它为读者提供了丰富而自由的解读与欣赏空间。无论是什么时代，人们对于文学作品——尤其是名家作品的争议总是存在着，这是正常的文化现象；若是对同一篇作品在某一时期，于读者群或评论界出现了教科书上标准答案似的整齐划一的阅读感受，反倒是一件颇令人怀疑的事情。
中国现代文学走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 五四 时期相比有了显著的成熟迹象，已经从蹒跚学步的婴儿迈向了青年时代，而且很明显地流露出自己的特点。比如：文学思潮的空前政治化。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延续了五四时期的 人的文学 的精神观念并且在理论资源方面多有开掘，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形成了以阶级为标志的、具有斗争精神与激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由后期刨造社和太阳社成员首先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潮流强力地介入文学，令新文学的队伍发生了新的分化组合。这个时期出现的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及其他多种倾向的文学彼此冲撞竞争，又共同丰富这一时期的创作。
正如有人所总结的那样，在30年代的文学观念与话语中，主要存在着三种 人 的观念与话语的对话、冲突、交流与交融。一种是五四民主科学背景上的人文主义观念与话语还在承续与发展：一种是左翼革命文学的 阶级的人 的观念与话语，第三类就是近现代通俗文学的 人 的观念世俗化中的充分人性化、传统世俗社会的大众伦理道德与大众人生观。在这样多种观念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既有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这样 作为农村社会研究资料，有着大的社会意义 的左翼文学作品，也有沈从文这样 充满了无忌的野性，一种圆满健全的生命力 的湘西题材小说，更有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人在十里洋场中呈现给读者的 在盲目的冲动支配下行动，处于一种无根的逢场作戏状态，在纯粹肉的游戏、放纵、追逐和j十撞宣泄中，人的自我面目全非 的新感觉派小说。
就是在这种文学多元化的众声喧哗时代之中，引起争议的作品频频出现，而且关于文学观念的论争也伴随着作品的争议一次次地形成规模与高潮。在柔石等人被害后，鲁迅曾为美国《新群众》写过一篇论当时中国文学现状的文章，称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以今天的眼光看，不能不说鲁迅先生的这一番话说得未免偏颇，事实上当时在左翼作家之外，仍有许多优秀作家存在，而这些人并不是什么所谓的 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 ，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文学不应成为政治方面意识形态的附庸品， 为艺术而艺术 更不应该成为什么罪名，要看到，受 为艺术而艺术 文艺思想影响的创造社一直是中国现代浪漫抒情小说创作的摇篮，其中的作家毫无疑问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只是到了后期创造社的作家群分裂，成仿吾、郭沫若等人将浪漫抒情小说向左发展成为革命文学，而陶晶孙、叶灵凤等人则向右发展成为海派文学。但是，道路不同不应成为评价作品好坏的标准。
鲁迅曾在《革命咖啡店》一文中讥讽创作过《流行性感冒》等作品的叶灵凤说 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好料 鲁迅奚落的这一段话，使叶灵凤自年轻时就戴上了 齿白唇红 这顶帽子，一戴数十年，成了叶灵凤的标签之一。之后鲁迅又在《文坛的掌故》这篇书信体的杂文中，称 叶灵凤，当时曾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面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 。于是，由于叶灵凤的身份加上他的反禁欲主义大胆创作风格，一度被人所讽刺批判。加上他的创作集中在情爱领域，对人心人性进行探索，因此一度被归为 才子+流氓 类作家，而没有得到文学评论界足够的重视和公正的评价，在今天，这些争议理应得到重新的评价与客观照看。
1933年9月起，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年后他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提出京派海派的话题。这就是发生在30年代有名的 京海之争 ，一方是北平的沈从文，一方是上海的杜衡。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所创作的作品风格趋向浪漫主义，往往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描述单纯自然，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而海派的作家们则侧重于观照都市里人的更为内在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但是我们要看到，所谓的文学论争与争议文学，都是在探讨的层面，很难简单地做出作品或观点孰对孰错的结论。
在作品的风格方面，也有因此而出现的争议，比如30年代里萧红的小说，当时有许多人并不认可，认为她的所谓的小说过于接近散文，并不是真正的小说文体。对于这些批评，萧红曾经很倔强地这样说过 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著名学者杨义先生也认为 萧红在本质上是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在她的手中笔下，散文和小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
除此之外，三四十年代里，吴组湘、张天翼、沙汀等人的作品同样多多少少存在着争议，比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引起了后来长达数年的关于抗战文学要不要 暴露与讽刺 的轰轰烈烈的论争，它为整个40年代国统区的讽刺文学开了先河。而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 独立作家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到了顿多的争议，大多是因为他们的 自由主义 写作方式与立场，比如沈从文，曾被认为 思想平庸，格调不高，玩弄技巧，不足成为大家 ，至于张爱玲，则在后来被扣上 反共逃亡 的罪名，加上胡兰成的原因，她的作品在中国大陆曾一度销声匿迹。钱钟书《人·兽·鬼》中的几个短篇根本就没有引起文艺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注意，甚至后来一度被埋没，处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边缘位置上，直到若干年后夏志清先生将它们重新发掘出来并大加褒扬。
本书中所收录的包括以上作者作品在内的争议小说，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所具有代表性的争议文学作品的一次集中体现。当时间渐行渐远，今天的读者与之有了适当的观照距离，相信阅读起来必然可以得到更客观的审美体验。
昊景明
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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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做垄断积谷，请君入瓮，吓吓吓！ 小政客胡诌地说着，第一次笑起来。
石堂，你这个话错了。 豆腐店老板步青老说， 这是柏堂的片忠心，是他的个把稳处。他不留这点子稻在这里，这时候，我们这些宋家子孙籽草无收吃什么？刚才子寿他们就提议要挨房头公分这一千八百担，那自然是个没良心的话。可是，大家买‘公稻’，还是照从前荒年卖‘积谷’的老例子，照市价对的出价，是行得的。祖宗留个义庄，不过是为我们子孙；我们做子孙的祖宗的稻，嘴里是个香甜的。我就是这个主意，你说可有个宗旨？
这个义庄，如今大般是我们子孙私己的田。——那自然只怪我们子孙没出息，日子没得过，靠卖田来维持。可是这样子集中，集中，集中到所有子孙的田，都变成义庄的田，我们子孙将来怎么过？子寿官那个话，倒是个一斤十六两的足话。买‘公稻’做什么？许多人倡着要公分义庄，我觉得都是理路上的话。
石堂，你这话和子寿，子渔的话一样，究竟是个说不得的话！这是在宋氏大宗祠里，祖宗都在昕着的。你这是个非分之目的，是说不得的！
柏堂苦闷地摩着那个光秃秃头顶，深深地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