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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1942年—），浙江宁波慈溪县（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生于天津，作家、画家。早年在天津从事绘画工作，后专职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化研究。其大力推动了很多民间文化保护宣传工作。其创作了大量很好散文、小说和绘画作品。其并有多篇文章入选中小学、大学课本，如散文《珍珠鸟》、《花的勇气》、《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靠前民间艺术组织（IOV）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俄罗斯双城记》是冯骥才先生将日记体与思想随笔、散文结合起来撰写的，共19篇，圣彼得堡7篇，莫斯科12篇。记述了他16天出访俄罗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一双最耀眼的名城的所闻所见及内心的感触。从中可看到这两座城市及其人物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命运曲折坎坷及强劲的个性和魅力。于是，作者从狄更斯那里借来 双城记 ——这个词汇，取名为《俄罗斯双城记》。
天上的写作
2013年的西欧之旅，我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写作文本，即将日记体与思想随笔、散文结合起来。每天入睡前，将一天脑袋里和心灵中的收获记录在iPad上。留在心中的是感受，存在脑袋里的是思考、思辨、思想。这种设计使我体验到一种写作的自由、充分、随心所欲。这样旅行归来，就有一部完整又颇具新意的书稿，好像这书稿是旅行带回来的一件好东西。然后交到出版社，有模有样印了出来，我给这本用独特方式写作的书起了个名字叫做《西欧思想游记》。最使我欣喜的是，这种写作可以捕捉到当时稍纵即逝的思想片断；思想者经常丢失的最珍贵的东西恰恰是这些思想和感知的片断。
于是始自今天北赴俄罗斯的旅程，我再次动用这种写作方式。我想，由于近百年中俄之间渊源太深，有过共同的历史历程，过深的交往，今天仍旧彼此纠结，任何一个中国的成年人到了俄罗斯都会感触良多；由他们比自己，由自己比他们。因此，我2002年初访俄罗斯的游记书名是《倾听俄罗斯》——这是写任何别的国家的游记都不会使用的书名。
这次我会起怎样一个书名？不知道，只有过后再说。我这次访问缘起于我的一本散文诗集《灵性》的俄文版在圣彼得堡出版。如今我思想的兴趣一半还在文学里，另一半已超越文学千里之外。我不知我这次在俄罗斯会看到什么想些什么，因此这次旅行与写作对我仍充满魅力。
现在我动手写作。和《西欧思想游记》的写作一样是在启程后的飞机上。上次飞机下边是中亚，这次下边是四季不变的荒凉的蒙古沙漠。在飞机上写作的感觉十分奇异，与在大地上写作完全不同。记得二十年前为李肇星先生的诗集写序时，我发觉他不少诗是在飞机上写的。我曾想，这恐怕由于他终日身在充满博弈的外交事务里，苦无时间，很难从中找到诗，只有人在天上，离开现实世界，心灵才出现空间，想象才被放纵，哲思与诗情便油然而生。
可是，诗人的书房不能都搬到飞机上。如果诗人只躲在自己个人褊狭的心里吟哦，怎么能成为与人共鸣的时代声音？反正中国今天的诗人多数是文坛上的矮子。我的话对吗？看来这些问题只有到了圣彼得堡去问问普希金、阿赫玛托娃和叶赛宁了。
文化之旅是我这次访问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主要的感知与思考大多还是在精神方面。
当然我也有兴趣看一看今天的俄罗斯比我十年前来访时有何改变？问一问俄罗斯的年轻人的所思所想，对未来的希望是什么？信心在哪里？是否和普京有同样的强国梦？在西方强势的商业文化的压迫下，对自己的文化是要抓紧还是放在一边不闻不问？对经济高速发展的邻国——我们——是否担心？怀念苏维埃还仅仅是老年人的事吗？
问题会愈想愈多，问题的答案最好来自两方面：一是由我看到的、遇到的和听到的告诉我；一是由我来判断与结论。
写到这里，还要再 自夸 一下这种写作的好处：今天写完，不知明天会看到什么、想什么和写什么。这里有一种 行者的快乐 。于是，我对自己叫着：让行者、思者与写作同步起来，让更多新鲜的思想片断亮闪闪地出现在我的笔底。
第一印象
先要倒叙昨天飞机下降时之所见。十年前就是这种感觉，飞机带着一点点倾斜渐渐降落在这样的大地上：无穷无尽的森林，无边无际的草原，无止无休的河流，好像这一切都可以化做一个俄罗斯男高音特有的雄浑宽广的歌。
但是这次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舷窗上望下去，在靠近城市的人炯聚集的地方，开始出现一片片积木堆积似的高楼，还有它苍白的水泥色和直挺挺的模样——在当今中国已经随处可见；它好像不应该属于俄罗斯的；然而愈接近圣彼得堡这景象就愈强烈，一些看似小城镇的地方，高楼林立有如雨后春笋，像是整体从中国搬来的，是我们的房地产商来开发的吗？跟着，可以看见成串的汽车排着队在长长的带子状的公路上奔跑……十年不见，全球化这么快就这样征服俄罗斯了？更深的变化一定还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吧。
还好，圣彼得堡的空气是透明的，可以放心地呼吸。
诗人心里的英雄
不管圣彼得堡有多少名人和巨人，他们脱口先说出的一定是普希金和彼得大帝。相信今后一些天这两个人的名字会频频出现在我的耳朵里和脑袋里。能把这两个人——一位诗人和一个帝王——紧紧连在一起的是普希金自己写的一首长诗《青铜骑士》；这首诗的灵感来自一座讴歌彼得大帝英雄精神的青铜雕像。
这座雕像是雄心勃勃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决意竖立的。彼得大帝是她无限崇拜的偶像。雕像基座那块1600吨的巨石，是她动用无数农奴从遥远的芬兰湾的沼泽里运来的。这座雕像应是法国杰出的雕塑家法尔科内的代表作，纵马奔驰的彼得大帝神情飞扬，眉宇间充满高瞻远瞩的开拓精神。如今这座雕像已是圣彼得堡城市最具历史和人文精神的标志物。我们的城市的管理者习惯称之为 地标 。
在一座城市里，单纯的建筑标志物会鲜明却空洞，人文的标志物则意蕴无穷，它内在的张力远远大于物体本身。
矗立在彼得大帝雕像身后不远的伊萨基耶夫教堂，正是这位帝王强国之心的明证。且不说他使用了五十万劳工干了四十年，不说里边的雕饰用了多少孔雀石、彩色大理石和黄金，多么精美绝伦和金碧辉煌，单说门前一大排高大得吓人的巨型石柱——每一根都重达百吨之上！正是这样，它才使圣彼得堡拥有一座堪与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伦敦的圣保罗教堂和佛罗伦萨的圣母玛利亚教堂相媲美的大教堂。滨海的圣彼得堡是没有石头的。但这座城市的奇迹，恰恰是用石头造起来的。人们都知道彼得大帝时代有一道独一无二的税法，过往船必须运载一些石头来替代税金。但要在完全没有石头的地方凭空造起一座石头城市来——还有谁能做到？唯有彼得大帝。他下令全俄罗斯都不准用石头造房子，所有工匠都集中到圣彼得堡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在这个从瑞典人手中夺来的土地上建造一座直接通往欧洲的首都，为了建造一个与欧洲的名城一样宏伟、辉煌、文明的都城。
圣彼得堡城对于他，不是面子，更非可笑的 政绩 ，而是标志着俄罗斯文明的崛起。因此普希金称颂它： 巍然矗立吧，彼得的城！就像俄罗斯一样屹立不动。
然而，我更看重彼得大帝建立科学院、办报纸、建学校，毫不顾忌地将欧洲的学术与文化精英请人俄罗斯。一个弱势的同家全盘引入强势国家的文化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这还不同于我们的唐代。盛唐时期中国的文明是强势的，如同今天的美国不惧怕其他文明的进入。然而在彼得大帝之前，古俄罗斯是落后的，甚至有些蛮荒。彼得大帝这么做，绝非对西方文明盲目的顶礼膜拜，而是心里揣着强国的野心。在那个时代，俄罗斯人全面欧洲化——连象征上帝恩赐的胡须也剪了，但在这样 全盘西化 的背景下，最终他们如何树立起白已的文化精神，则是我应当特别关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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