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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之旅:贾平凹的平平凹凹》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在当下的中国。作家如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的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多元文化语境的混杂交融状态，有着不同出身和文化背景的作家从各自的现实生活体验与思考路径出发，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理论、后现代理论中进行文化的自我选择和定位。贾平凹作为一名出生于农村的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传统文化氛围极其浓厚的古都长安，从他已经面世的大量文学作品看，无论是乡土叙事还是都市传奇，他更多的是在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徘徊，完成自身对中国乡土社会关于现代性转型问题的质疑与忧虑。如果说，《废都》曾经因为敏感的性描写问题而无意中遮蔽着作者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启蒙使命的幻灭感，那么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秦腔》再次书写了贾平凹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唤醒了广大读者对他的《浮躁》、《高老庄》等作品的记忆，也让世人更清晰地意识到贾平凹作为当代文学大家的身份。他的创作贯穿了整个新时期以来的文坛，每一个文学发展阶段都有他独特的贡献。他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发表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及文论，其中的创作焦点更多地聚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乡土中国，试图通过乡土中国的缩影：商州的故事来深刻地展示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冲突，写出中国广大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痛苦和失落。在他的笔下，展示了传统的文明是分裂的、二元性的，展示了广大的农民生活在乡土社会中参与并表达了这种二元性．贾平凹由此写出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与同样写乡土题材的其他作家相比，贾平凹在小说文体的创新意识很出色，语言表达具有的亦雅亦俗的性灵味道无人能代替：而与年轻的新人类作家群相比，贾平凹对于时间历史的漫长穿越让他们望尘莫及。
当然，正如海明威为自己的不足辩护时所说，每一个作家，甚至最伟大的作家都有他们的限度。贾平凹在创作上的局限或说缺憾也是很明显的。甚至在近几年，贾平凹的创作精神向度其实曾经有过微妙的变化。较他之前的创作，趣味主义和闲适风气大涨，其追慕知堂文风和创作心境的企图，曾经使得他的小说在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力度上打了一些折扣。事实上，文学大家在人性上并不比常人更完善或完美，他们毕竟是人。
一直以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具有支配性影响。因为现代化是在西方文明中产生，因而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似乎是普世性的，现代化似乎就等于西方化；非发达国家的传统文化似乎就是现代性的反面(等于前现代文化、专制主义文化)，因而这些国家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因为在那些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社会，其传统文化必然在整体上是反现代的。对于这些流行的理论，贾平凹并没有随声附和，他用作品给予了最形象的回答。面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面对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关于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成为他最重要的创作诉求。
也许，有人认为贾平凹不是启蒙文化者，而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 新保守主义 ，在接受现代性的经济生存方式和技术信息特征的同时，力求减少文化现代主义潜在的破坏性，减少激进主义的浪漫色彩。也有人因为贾平凹在作品中下意识流露出对于某些传统文化因素的眷恋，便认为贾平凹应该归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也许，贾平凹就是一名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传统价值的执著守成，崇尚传统文化中优美的、人性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东西。但是，也基本承认和认可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希望将中国精神文明成果与西方物质文明成果整合起来而拒绝西方(尤其是现代和后现代)的精神文化和宗教道德观念，坚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基上开启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文化的未来。通过作品，他张扬人性的诗意和人的生存权利，而反对人性的异化和人的工具化、面具化，最终直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及其新世纪价值重建问题。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今天，文化和价值问题逐渐游离于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外．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边缘，这使得人的精神LI益淡化。边缘是知识分子的当下境况。知识分子通过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边缘处境，在建立自己本土的边缘身份的同时．注重中国当下话语场中边缘立场，或者说是民间立场。知识分子在对自身存在状态和话语权力处境的反思中，在反中心主义的多元文化取向中，边缘状态、边缘话语、边缘写作与边缘批评显得日益重要起来。贾平凹徜徉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在现代性话语的语境中，从边缘或说民间视角写出了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转型的痛苦。他所选择的边缘立场不是一种价值空位，而是对主流的中心话语霸权的疏离。在面临当代话语场杂音和多重他者的状况下，更彰显出贾平凹独立的文学思想和人格，他的文化价值诉求的民族性特色。我们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决定论的局限使得经济发展只能转变人的环境，但不能转变人性。一个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危机出现时，即当人们丧失心性、理想、正义时，那么社会中人的现代化命题就被彻底架空了。
或许，有些作家会成为文学史上的言说者，有些会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有些会成为文学史上的游戏者。成者败者，皆由自取。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确实都有自己的决裂与选择的双重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产生真正的文学思想的根本土壤。在市场化大潮中，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社会职能确实在发生转化，然而有一点却是不变的，那就是独立的思想和创新的精神，它是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定位的关键。
这便是作为作家知识分子的贾平凹其创作的启蒙意义。
事实上，作为一个当代作家，贾平凹让人印象更深的是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厚渊源。他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对启蒙理性的诉求首先是建立在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基础之上。他对书法、汉字的喜爱至深，痴迷于秦腔，对老庄哲学很有研究，有极其丰富的民俗学知识，对商州的民间习俗了如指掌，在文学上追慕苏轼、张岱、曹雪芹、袁枚、蒲松龄等作家的艺术风骨。我们将贾平凹的创作特点放入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在与中国文学历史的对接中，可知性灵文学在贾平凹这里得到极大的张扬和丰富。在当代文坛上，贾平凹在美学风格和思想内涵上最接近古代、近现代以来的性灵文学，他将古代性灵文学的历史继续写进了当代文学， 接续了历史性断线的中国表现性体系小说的创作 (费秉勋语)。性灵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中最灵动、最华彩的篇章，是最具创新精神的。贾平凹的创作中前期的空灵、后期的旷达自在，在创作精神和艺术风格上都是对古典性灵文学的创新性继承。他的为文常常是性之所起，情之所至，随心所欲，率意而为，有性灵之气韵充溢在字里行间。对贾平凹而言，以现代性的启蒙话语为立意，以现代化的民族表现形式为旨归．是贾平凹文学追求上的独标高格之所在。多年来，贾平凹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艺术探索，性灵文学的思想和表现方式在贾平凹身上竟然奇特地与启蒙话语相交融，彼此相映争辉。
而这正是关于贾平凹评传的基本出发点。
给当代作家作评传，有其特殊的意义。有一位学者曾说过，把功夫花在 渗透 到今天里面的历史，是为了对它重新进行审视，从它的种种现象正常或不正常的兴衰，这些现象曾经产生的利与弊，可以得出对于今天朝着历史前进方向的革新思想文化有启发意义的结论。此言甚是。
算起来，写作这本书的真正时间，是在三年前。那时，因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为贾平凹研究，一位出版社朋友邀请我为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撰写所谓的作家精神回望文学传记。记得当时的要求是结合作家的文学创作，给作家的艺术创作精神作小传，不必过多关涉作家的私人生活，这让我放心不少，以为可以免去诸多人事上的麻烦，专注于艺术本身，于是就斗胆接受了任务，尽管当时写作这本书为时尚早了些。
但小书当年写完后，由于出版的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及时问世。当许多关心此书出版的朋友问及原因，我只能无言以对。对于此书的整体写作框架，我至今认为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传主的艺术精神历程，还算满意，但是，具体写作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的制约，写作最终没有达到自己企望的程度。对此，我只有自己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将来肯定有机会弥补。
如今，距离最初的写作已然三年有余。这当中，除了增补关于《秦腔》评论部分外，其他地方没有作更多的修改。堂皇一点说，是自己毕业后公务缠身没有时间再做修改；可自私一点说，是为了让自己能有一份更真实的成长足迹。
但不管怎样，几经波折，这本小书终于能出版了。在此，我要感谢诸多的师长和朋友给予这本小书出版的真诚帮助。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许志英先生。感谢许先生多年来的悉心指导、教诲，如果不是许先生把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为贾平凹研究，我不可能会有任何写传的念想。
感谢传主贾平凹先生的大力支持。在不多的交往中，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位当代文学大家严谨、真诚又随和、无私的一面。他给我无偿提供的作品及资料，对我的写作乃至将来的研究有重要帮助。
感谢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丁帆教授给我的指导和帮助。
我还要感谢西安的费秉勋老先生和孙见喜先生在我写作此书过程中给予的热情支持，同时还要感谢给此书提供照片的木南先生、徐晓荣女士、熊世椿教授，让此书得以顺利出版的北京的王雅飞女士！
感谢上海的朱鸿召先生和刘芳女士，以及所有曾经给过我真诚帮助的朋友！
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在身后默默支持了我的写作。
许爱珠
2006年5月
于江西南昌大学青山湖畔
自卑又自尊的寄宿生活
1964年的秋天，国内的政治气候，对于广大知识分子而言，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农村的现状则是经济发展的停滞导致的百姓依旧贫穷，山外面的热闹暂时不属于山里。少年贾平凹的成长依旧伴着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和少年老成带来的忧郁度过。
他所在的中学学校设在商洛镇，离家15里。镇上与棣花街相比，毕竟是镇级行政机构，其繁华和热闹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当贾平凹第一次被父亲用自行车带到镇上时，正逢集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分明地感觉到了城镇与棣花是如此不同．如此的具有诱惑力，而自己是不属于这里的。
他开始过起了中学寄宿生活。他所在的班级同学成分较复杂，占优势的显然是镇上干部的子弟，他们穿得好，还梳着分头，骑自行车，裤带上总别着乒乓球拍。条件优越的他们总是用鄙夷的目光看着农民的孩子，也包括像贾平凹这样只有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仍然是农民的所谓 一头沉 的孩子。这样，两类人一进校．就人以群分了。这对天性敏感、自尊心强的贾平凹来说，实在是个极大的刺激。他的自卑与自尊几乎在同时膨胀，卑怯、懦弱的性格沉淀在了内心深处。这种由于城乡身份的差异和贫富的悬殊，带来的心灵伤害，让贾平凹作为农民孩子群体当中的一员，第一次体会到城市文化品格当中的劣质东西，他与城市形成极端对立的心理态势在这里已悄然留下了阴影。
贾平凹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人以群分)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依然有，(是)人性天然使然。知识决定着人的素质，钱财可以提高人的境界。城镇的孩子与乡下的孩子智商并没有什么差别，城镇的孩子表现出来的聪明、大方、灵活是因为见多识广，乡下的孩子却因为穷产生自卑、萎缩、胆怯而转为强烈的嫉妒。人越穷越是心思多，敏感而固执。仇恨有钱人，仇恨城市，这就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基因．而又使我们从孩子时起就有了农民的德性。当我已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泛起。 ①阿德勒则认为有身体缺陷或其他原因所引起的自卑．不仅能摧毁一个人，使人自甘堕落或发生精神病，另一方面还能使人奋发图强，力求振作，以补偿自己的弱点。
这期间，他的外祖母和祖母已经去世，父亲照旧是严厉的，他对长子寄予了极大的厚望。母亲的更多心思放在了全家人的衣食住行上，忙着料理一个家，再没有人偏袒平凹的执拗和过错了，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忧郁内敛了。发达的想象力和出裂的人格
这种封闭内敛的性格气质，与他本人的体质有密切关系。心理学认为，具有一定体质特征类型的个体，会发现自己做出某一特定的反应往往效果很好，这种特定的体质类型与特定的反应类型之间构成了联系。他必然发展出适合自己生存的手段和性格特点。一个脆弱无力的人不会用攻击性的方式对待他人，也不会用控制和支配他人的态度与人交往，而一个身体强壮的人则容易倾向于认为这种方式会取得成功。而男一方面，具有某种体质特征的人，社会往往对他们有一种与此特征相应的看法和预期，社会以此分配给他们不同的社会角色，而这些特定的角色又有特定的行为要求，这样人们便会形成特定的行为类型，在社会刺激价值的作用下，使特定的体质类型与特定的气质类型联系起来。
体质孱弱的贾平凹正处在人格发展关键期，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他像一株压在巨石下的幼草，努力地伸出头，吸收阳光和空气，为自己尽力争得尊严和生命。属于他的阳光．就是他的优异成绩带给他的自信和骄傲。特别是作文，老师规定一周一篇，他仍和小学一样，一周写两篇。还享受过被老师关在他的房里替他为别的同学批改作文的待遇。这份殊荣是他小学时就培养出的执著与自信的延续，甚是宝贵。而属于他的空气，那就是他对山水、明月的热爱，以及由热爱生发出的奇特的想像力。
也许正由于先天体质孱弱，反而使得贾平凹的感受神经末梢格外敏锐。在孤独中，贾平凹享受着静观默察事物的好处，养成了捕捉事物特征并加以品味和联想的习惯。这也是他逃避人群社会环境给他带来压抑的最好办法。
他的想像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将自己的感受移情到自然界，比如树木，山水等。贾平凹的村里有个孤寡老头，他编织的草鞋是用从河滩捡裹死婴的布做鞋耳的，贾平凹穿着那草鞋，却总能觉得有孩子在哭；学校里有个小树林，当中有棵小桃树，亭亭玉立，临风摇曳。桃树初次结果实的时候，恰巧被贾平凹发现．便把仅有的5个桃子一口全吃了。后来，他就有了奇异的感觉，看什么都觉得是有生命的，他总觉得这棵桃树是个好心的女子，给了自己一顿填饥的饭食。后来又开始疑心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甚至有神祗或狐狸精，以人的形象混在里面。
另一种形式的想像是将他人的感受、情绪 同化 到自己身上。当别人腿上受伤，贾平凹会觉得自己的那一部分也痛得很。当别人伤心欲绝，他若站在旁边，也会泪流满面。其实这两种形式本质上是一种，就是将自我与他者在感觉上相通，只不过这个他者有时是物，有时是人。想像是艺术创作重要的手段，是创作能力的要素之一，这对于日后成为作家的贾平凹当然是一大幸事。它是一种典型的缺失性体验。然而，从心理学上说，过度的想像，却又是不幸的，实际上是自我人格无法统一的结果。以贾平凹的孱弱性格，置他于所不相融的环境，只能加深他的生存焦虑感和压抑感。一个孩子所能做的，只是逃往内心，逃向大自然，甚至逃到他人的角色当中。成长中的少年正是通过对个人意愿的裂隙、行为的矛盾中求得生存的安宁。他的这种情形，并不是个别现象，在很多作家身上多有相似的经历，比如纪德、郁达夫、孙犁、汪曾祺等。纪德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曾说，好多年间，他一直朦朦胧胧、莫名其妙地相信，在现实之外，在日常生活之外，在公认的生活之外，存在着自己也说不清的另外什么东西。这里其实包含着一切都很神秘的设想癖好。这种超常态的想像能力，无疑对于作家的创作思维训练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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