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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1998年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1年荣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最杰出的华文作家 称号，2011年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著有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天香》等；中篇小说《小鲍庄》、《我爱比尔》、《隐居的时代》、 三恋 、《月色撩人》等；另著有包括《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剃度》在内的多部短篇小说集，以及《独语》、《寻找上海》、《故事和讲故事》、《心灵世界》等非虚构作品。其中《长恨歌》荣获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
她的许多作品被译成英、德、荷、法、捷、日、韩、以色列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当代中国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王安忆
精心编选的散文佳作
主要卖点：名家散文朴素情怀独特神韵
这是一本关于写作、读书和日常起居的杂记，纵贯十几年的时间，点点滴滴地写下，又攒起的。都是些零打碎敲的小东西，不成气候，但也是这十几年时光的纪念。
这本杂记由三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 写作 ，包含有自序和后记。并不是每一本书都有自序和后记，但凡是有的，就会收在这里了。写的时候，大凡是因为出版者的要求，自己倒不是很迫切要写的，只是出于向来对待文字的认真，也是用心写下的。有几篇，本不是为序或后记写的，待出书时，却觉得很合适，便拿来用了。写作与出书不是一个时间，但碰巧了是一种心绪。这部分里还包括了创作谈，创作谈大多是马后炮，时过境迁，是不大好谈的，可到底也谈了，纪念的只是 谈 的那时那地，须分开来独立看的。无论情出何种，现在，集拢来看，则回想起一些逝去的情景。有些东西，本来说过去便过去了，可不经意间留下了什么，就一唤而起。
一部分是关于读书的，这些又当是写在笔记本上，是学习的心得，因为有发表的可能，便成了文章，成了作品。读书在我的生活中，既是学习也是娱乐，占的比重相当大。这里所记录的，可说只是读书的百分之一。更多是没有成文成章，只记下些零星字句，或者零星字句也没有，而是在脑子里留下印象。印象常常是会覆盖与淹没的，但无论记下的还是没记下的，全会演变成一种影响，虽然不是感官直接的体验，却是可促进体验为理性的。可惜，这些记录大约只可表达作用的千分之一。关于读书的杂记里还包含有少许的戏剧和电影的观感，也归在这部分了。
还有一部分是日常起居的随笔，记叙着一些小人小事，构不成人生的大戏剧，进不了虚构的领域，谈不上有什么教益，仅只是些直接的简单的感受，不写下来恐怕会忘记，忘记就有些可惜的。这类小人小事是极易忘记的，但聚拢了看，倒又像是难忘的。这些细枝末节，记录了日常的生活，虽然十几年如一日，可就是这日复一日，有些量变到质变的，日子长了，到底不同了，此日非彼日了。由于编这本散文，才又回过头去重看这些小文章，一篇一篇看过来，直看到眼下，就好像在读自己的履历。这是凡人俗史，进不了史册，进的是这本杂记。是为强调这点琐碎，所以特别是选那些一二千字的散记，攒起来，拿在手里掂掂，也有些份量了。
总之，这是对我十几年来生活的一种记录，读书，写作，思考与日常起居密不可分，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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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们
升上二年级时，换了一位张老师。她的名字一上来就赫赫然地印在我们的作业本上。大概是因为我们长大了一点，老师的名字引不起更多的神秘感。现在回想，她是颇不漂亮的。然而，小学生对老师，就好比孩子对妈妈一样，从不会想到 漂亮 或 不漂亮 。老师就是老师，至多再有个名字，便完了。她是一个能干的老师。自从她来了我们班，我们班便在卫生、纪律、墙报等等方面跃为先进，得来一些奖状。而且她是那么活泼，永远令我们感到亲切。不久，我们满九岁了，要建队了。选举中队干部时，我无限委屈地被这位老师武断地拉了下来。虽然，我得了满票，却要让位给一个只得了零票的女生。至今也不能彻底明白，那位女生为何如此不得人心。只记得她乖巧过人，颇得老师器重，抑或正因为如此而引起的逆反心理吧！当时群情激愤，事情很难收场，张老师只得把所有优秀的学生集中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开会。这待遇不是每个人可以企望得到的。参加会议的同学自有一种荣誉感和责任心，认识到应以大局为重，与老师同心同德。事情过去了，可对老师的失望却永远不能消除地存在了心里。
在我们那个年纪，对老师的要求近乎是苛刻的。老师永远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出现，而总是真理、公正、正义、觉悟的化身。我们的问题，永远期待着在老师那里得到解决和回答，如果得不到，便愤怒透顶。然而，事实上却常常得不到。因此，某一位老师扯了某一位队员的红领巾，某一位老师与某一位老师颇不严肃的调笑，某一位老师错怪了某一位学生，某一位老师春游时带了三个荷包蛋而不是两个，到了小学开展 文化大革命 时，全成了大字报上要命的内容。文理不甚通顺的大字报雪片似的向各位老师扑面而去。
从此，一个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的时代开始了。
事情果真是这么奇怪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乱哄哄地进了中学以后，第一次见到老师，无冤无仇的，我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老师好好地来问我： 叫什么名字？ 我不但不回答，还朝他翻眼。至今也说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在作祟。总之，从那一天起，我与老师间便开始了一场莫名其妙却又针锋相对的角斗。
一次开大会，因为没有呼口号，严格地说是没有扬起胳膊，老师便请来工宣队当众喝斥，骂出许多不堪入耳令人生疑的话，骂完之后扬长而去，不负任何责任。老师的表情甚是微妙，并无笑容，却掩不住得意，他知道自己是不能这样羞辱学生的，而工宣队能。我们则明白，是无法向工宣队要求澄清道歉的，只能找老师。当我们和这位老师面对面地坐下来的时候，才发觉彼此都是那么孤独无助。
后来，就到了林彪搞一级战备的日子里。 我们正在乡下参加 三秋 ，这会儿就决定不返上海继续在乡下坚持战备。当时，我在学校小分队里拉手风琴，我是不情愿在小分队的，因为我在班上有个极要好的同学，假如我们不能在一起生活，农村的日子对我们将是不堪忍受的。负责小分队的一位江老师居然答应我白天在小分队活动，晚上派人送我回班级所在的生产队睡觉。他从不曾爽约，即使实在派不出人，他也要自己亲自送我。到了战备的那一刻，大家想家的情绪便不可抑制地强烈起来，并且伴随着一种深深的绝望，那家像是再也回不去了，我总是哭了又哭。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绝望的时刻，江老师借口修理手风琴，让我回上海三天。我一个人提着沉重的手风琴，回到了家。家里只有老保姆带着年仅五岁的弟弟，爸爸、妈妈、姐姐和我的床全揭了起来，露出棕绳绑的床绷，一派凄凉。可是后方尚在，心里毕竟安稳了许多。三天之后，我如期回到乡下，下了长途汽车，我径直去了小分队。
我们和老师一起度过了 战备疏散 的三个月，他和我们一起步行十几里买大饼油条解馋，和我们一起用酱油拌粥下饭。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对着墙角擤鼻涕，居然也没觉到太多的失望。有时高兴起来，我们就直呼他的名字，他也很自然地答应。而另有一些时候，我们却极其庄重地唤作 江先生 ，尽管 师道 已经彻底粉碎。
三年中学，就这么吵吵嚷嚷、哭哭笑笑地过来了，迎接了 一片红 的插队落户。我的插队 喜报 ，就是这位江老师来贴的，我不在家，当时没碰上。之后，也没有机会再碰上过他，心里便越来越觉得他那次是来告别的。
与老师日益增长的接近中，老师越来越向我们显示出一个普通人的素质，于是便令人有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然而，随着这失望， 老师 的形象却也日益真切起来。当我长到也应为人师表的年纪，方才感到，做个老师是极难极难的，而我们对老师的要求也不甚公正。老师亦是人，也有人之常情，对老师的尊重，首先是对人的尊重。或许把 师道 合并于 人道 ，事情倒会简单许多。
一次，参加虹口区三中心小学毛蓓蕾教师主持的 儿童团 入团式，宣誓的时候，毛老师站在一群年仅六岁的孩子中间，庄严地举起握拳的右手，鲜红的领巾映着她苍苍的白发，我的眼泪涌了上来。这庄严的一刻令我铭记终生。我终于明白，老师是一个平凡的人，亦是一个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