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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1924年2月6日—），香港 大紫荆勋贤 。原名查良镛，江西省婺源县人，出生于浙江海宁，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 泰山北斗 ，更有金迷们尊称其为 金大侠 或 查大侠 。1937年，金庸考入浙江一流的杭州高中，离开家乡海宁。1939年金庸15岁时曾经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畅销内地，这是此类书籍在中国第一次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1941年日军攻到浙江，金庸进入联合高中，那时他17岁，临毕业时因为写讽刺黑板报《阿丽丝漫游记》被开除。另一说是写情书，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因对国民党职业学生不满投诉被勒令退学，一度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学习国际法。抗战胜利后回杭州进《东南日报》做记者，1948年在数千人参加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大公报》，做编辑和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当翻译。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南下到香港。建国不久，金庸为了实现外交家的理想来到北京，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失望地回到香港，从而开始了武侠小说的创作。从五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1972年宣布封笔，开始修订工作。1981年后金庸数次回大陆，先后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政治体制 小组港方负责人，1989年辞去基本法委员职务，卸任《明报》社长职务，1992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当访问学者，1994年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1999—2005年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金庸博学多才。就武侠小说方面，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举凡历史、政治、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电影等都有研究，作品中琴棋书画、诗词典章、天文历算、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儒道佛学均有涉猎，金庸还是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曾获法国总统 荣誉军团骑士 勋章，英国牛津大学董事会成员及两所学院荣誉院士，多家大学名誉博士。
《金庸作品集(3-4):碧血剑(套装共2册)》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金庸作品集》序
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
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鲁滨逊飘流记》，才只写一个人，写他与自然之问的关系，但写到后来，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 星期五 。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
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人物、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三国演义》与《水浒》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
小说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主要形式是美，广义的、美学上的美。在小说，那是语言文笔之美、安排结构之美，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什么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的表达。
读者阅读一部小说，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同样一部小说，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读者的个性与感情，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产生了 化学反应 。
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好像作曲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彩、水墨或漫画的形式。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
好或者不好，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判断美的标准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当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为题材，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所谓文艺复兴，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罗马时代对 人 的描写，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
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来是 文以载道 ，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用 善或不善 的标准来衡量文艺。《诗经》中的情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陶渊明的《闲情赋》，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
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社会)中的遭遇。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古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够成熟，描写殊不深刻，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无论如何，我不想载什么道。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也写与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诉诸读者理智的，对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断，读者或许同意，或许只部份同意，或许完全反对。
对于小说，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种感情，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想创造人物。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那么有了录音机、照相机，何必再要音乐、绘画？有了报纸、历史书、记录电视片、社会调查统计、医生的病历纪录、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再要小说？
一九八六·二·六于香港
《碧血剑》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于一九五六年。
《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袁承志的性格并不鲜明。不过袁崇焕也没有写好，所以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又写了一篇《袁崇焕评传》作为补充。
《碧血剑》曾作了两次颇大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
《袁崇焕评传》是我一个新的尝试，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这篇 评传 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所以杀袁崇焕，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中了反问计，而是在于这两个人性格的冲突。这一点，前人从未指出过。
这篇文字并无多大学术上的价值，所参考的书籍都是我手头所有的，数量十分有限。出自《太宗实录》、《崇祯长编》等书的若干资料都是间接引述，未能核对原来的出处，或许会有谬误。这篇文字如果有什么意义，恐怕是在于它的 可读性 。我以相当重大的努力，避免了一般历史文字中的艰深晦涩。现在的面目，比之在《明报》上所发表的初稿《广东英雄袁蛮子》，文字上要顺畅了些。
一九七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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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禀告完毕，孙仲寿说道： 小奸诛了不少，大仇却尚未得报，鞑子皇太极和昏君崇祯仍然在位。如何为大帅报仇雪恨，各位有什么高见？ 一个矮子站了起来，说道： 孙相公！ 孙仲寿道： 赵参将有什么话请说。 那矮子说道： 依我说……
刚说了三个字，门外一名汉子匆匆进来禀道： 李闯将军派了人来求见。 众人一听，都轰叫起来。孙仲寿道： 赵参将，咱们先迎接闯军的使者。 赵参将道： 对。 首先抢了出去，众人都站起身来。
大门开处，两条大汉手执火把，往旁边一站，走进三个人来。杨鹏举已久闻李闯的名头，知他名叫李自成，这几年来杀官造反，威势极大，倒要看看他部下是何等英雄人物。
只见当先一人四十多岁年纪，满脸麻皮，头发蓬松，身上穿一套粗布衫裤，膝盖手肘处都已擦坏，到处打满了补钉，脚下赤足，穿一双草鞋，腿上满是泥污，纯是个庄稼汉模样。他身后跟着两人，一个三十多岁，皮肤白净；另一个廿多岁，身材魁梧，面容黝黑，也是农夫模样。这三人看上去忠厚老实，怎知他们竟是横行秦晋的 流寇 。
当先那人走进大殿，先不说话，往神像前一站。那白脸汉子从背后包袱中取出香烛，在神像前点上，三人拜倒在地，磕起头来。那小牧童在供桌前跪下磕头还礼。
三人拜毕，脸有麻子的汉子朗声说道： 我们李将军知道袁督师在关外打鞑子，立了大功，心里很是佩服。后来袁督师被皇帝冤枉害死，天下老百姓都气愤得很。李将军派我们来代他向督师的神位磕头。现今官逼民反，我们为了要吃饭，只好抗粮杀官。求袁大元帅英魂保佑，我们打到北京，捉住皇帝奸臣，一个个杀了，给大元帅和天下的老百姓报仇。 说完又拜了几拜。
众人见李自成的使者尊重他们督师，都心存好感，听了他这番话，虽然语气粗陋，却是至诚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