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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领域，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己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
曾获颁众多荣衔，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英国政府O．B．E勋衔及法国最高荣誉 艺术与文学高级骑士 勋章和 骑士勋位 荣誉勋章，剑桥大学、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等校荣誉院士，北京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台北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名誉教授，并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兼任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等公职。
其《金庸作品集》分由香港、广州、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四地出版，有英、法、意大利、希腊、曰、韩、泰、越、印尼等多种译文。
《明窗小札(1965上下)》辑录了金庸于1965年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的两百四十余篇社论、时评与漫谈等杂文。金庸数十年新闻生涯中近千万字的政论文字，一直没有结集出版。两年前，金庸秘书受命搜集、整理金庸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金庸用 徐慧之 为笔名撰写的 明窗小札 专栏。这一专栏从1962年12月开笔，持续到1968年10月，除1967年间中断几个月外，几乎每天一篇。此书为《明窗小札》系列第三辑。 金庸秉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立场，可谓眼观全球，心怀民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而文风朴实简洁，观点鲜明犀利，见解独特新颖，尽显一代大师的风范。
多年前，金庸先生嘱我帮忙查阅和整理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之一，即用 徐慧之 为笔名，发表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上的文章。
本来以为此非难事，只需径直前往香港《明报》集团的资料室查阅和复印即可，未料，事与愿违，大失所望。原因有二：其一，资料室虽保存有旧《明报》的原版，但因为当年印刷的纸张质量欠佳，时隔近五十年，已极易脆裂，基本无法翻阅，更谈不上复印和翻拍，所幸多年前资料室为保存《明报》专门制作了一套较完整的缩微胶卷。其二，所保存的原版《明报》，早期的残破和缺失甚多，尤其是很多报纸都出现被人剪裁的痕迹，留下一个个无法弥补的大窟窿。
心有不甘，我继续咨询和查阅了海内外诸多图书馆，包括香港各所大学和香港历史档案馆，颇出意料，居然没有一家图书馆和档案机构保存有完整的原版《明报》，他们所拥有的都是由香港《明报》集团制作的缩微胶卷。之后，我曾多方设法，并委托内地的朋友查询过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政府部门的相关单位和档案室，回复同样令人失望。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香港的多数报纸一直未能进入中国内地，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还处于东西方冷战对峙时期，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甚至被认为是敌对势力的桥头堡。又因为创刊早期的《明报》还不受人重视，因此，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类国内最大的报业集团和通讯社，其资料档案库都没有收藏早期的原版《明报》。现在能够查阅到的，均为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后，大约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的《明报》。这不禁令人扼腕感叹。《明窗小札》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明报》为金庸撰写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均署笔名 徐慧之 。这个专栏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开始，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为止，除了一九六七年曾经中断约五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间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务繁忙或出差在外，该版面的位置会刊登其他作者的文章填补空缺，但都不标明属于《明窗小札》专栏，有时在文章后面附上一句说明，如 (徐慧之先生因病，《明窗小札》暂停两天，谨向读者致歉) (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和九日)， (《明窗小札》续稿未到，暂停一天)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
为什么不从开辟专栏的当天开始选编，而从一九六三年起首呢?因为在查阅和整理过程中，发现三个棘手的历史遗憾：
其一，即前述的原版报纸本身的残缺。早期的《明报》，尤其是六十年代初的报纸，常常被人用剪刀裁掉一些文章，留下一个个方形的空白。我曾经就此事询问过金庸先生，他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因为早期不太重视保存，之后由于有些编辑本身也参与撰稿，或创作连载小说等，当他们的文章和作品刊登在《明报》后，为了个人的保存，就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剪下来拿走了，于是留存的报纸就出现了大窟窿。更惨的是这危及其背面刊登的文章，金庸先生撰写的社评和文章比较多，其中有些文章就遇到这种被他人剪裁而导致残缺不全的命运。比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份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的文章应是三十一篇，但目前能查阅到的完整文章仅有七篇，其余二十四篇文章均遭剪裁，篇名和文章残缺不全。
金庸先生基本上不太留存手稿，无论他为《明报》，还是为其他报刊，以及外来的邀约撰稿，目前所存大多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觅到。原因之一，由于当时都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之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由他们按照文字挑选出一个个铅字，然后排版印刷，可以想见，经由这些工人之手的手稿，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可能已经揉皱到无法辨认，或是残缺破裂了，根本无法再收存保留。原因之二，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
其二，除了部分文章的残缺外，更为严重的是报纸的缺失。《明报》在早期创刊阶段，总共才有四五个人，不仅要负责采访撰稿和编辑报纸，还要负责市场发行，根本无暇顾及必须有意识地保存归档，可能连最起码的资料室都没有。这些报纸是丢失了，还是被人拿走了，原因不详。从某一版面，到某一整日，乃至一整个月的报纸，有的迄今仍无法见到。仅以一九六三年为例，其中一月一日、三月三十日、四月一日等的报纸属于残缺，二月二十八日的报纸没有，六月份整个月的报纸连一张都没有。
其三，由于当时使用铅字拼板印刷，许多常用字因使用的次数过多，磨损很快，于是在报纸上就出现这种现象，但凡是常用字使用一段时间后，变成残缺不全，比如 在 、 之 、 的 、 是 、 道 、 这 、 大 、 为 、 都 、 到 、 有 、 不 、 得 、 所 、 中 、 在 、 他 、 过 、 了 、 加 ，等等，实在难以枚举。再经过缩微胶卷放大后打印出来的稿件，就更加模糊不清了。个别字词尚可由上下文来辨别判断，加以补遗，但有的文章因油墨消退
此外，由于当年的《明报》面向的读者主要是香港本地的居民，广东话是流行通用的母语，因此在《明窗小札》的某些文章中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广东话，或是广东话的用词。熟悉方言的读者都知道，每一种方言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其中有些约定俗成的通俗用词，言简意赅，形象生动，但却难以用标准普通话的对等词来准确地直接表达出来。比如 车大炮 ，意指吹牛、夸大事实、瞎编滥造(《谈 自由谈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如 杰桥 ，意指最佳的方法、手段、计谋(《康熙出术折辱俄史》，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方言运用恰到好处，往往增添生动活泼，颇有画龙点睛之用。比如，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这篇文章论及当年中苏两国关系，其主要部分则是引用《左传》的《郑子家告赵宣子》的一段文字，以此来讽喻苏联以强凌弱。所引用郑国的大臣子家写给晋国的赵宣子信，原文依然是文言文，但在每句话后面则加上括号的白话文阐释，这阐释并非停留在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更夹杂讥讽言辞影射苏联，其中就使用了广东话中的俚语和俗语，如 你吹我胀乎? (这是用来挑衅别人的用语，意指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大国乌龙龙的乱发命令 (乌龙龙即乌龙，意指糊涂冒失造成的错误)。文言文本身是很典雅的，尤其是这封信词藻讲究，但整封信中却是 充满一团愤懑之气 ，郑国表面上对晋国畏惧，内里却一连串直斥晋国。耐人寻味的是，金庸刻意将白话文阐释化为出自社会底层的引车卖浆者之口，粗鲁而直率，毫不修饰，俗话连连，笑骂自如。典雅谦恭的文言文和率性粗鄙的白话口语，乃至方言的俚语置放在同一文本内，二者之间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更显出辛辣讽刺的张力。究其因由，唯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人胸口所有的愤懑全部宣泄出来，面对苏联根本无需以小国自谦去扮演貌似的战战兢兢，而应当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倘若将这些话语改成一般普通话的书面语，字里行间的讽刺意味全失，言语的改动将导致身份的模糊，更会令整体文章无法显出其内在的深刻寓意。显然，唯有保留其原汁原味，才是最佳的编辑方式。
李以建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明窗小札》是我在《明报》以 徐慧之 笔名撰写的专栏。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前后大约六年。
这些集子所收的文字，是从近二千篇中挑选出来的，之前都没有结集成书出版。这次编选时，主要根据内容来分门别类，加上小标题注明，完全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每一篇文字都注明了发表的日期，排列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每一篇文字的内容，和当日《明报》发表时完全相同，不作任何改动，以保持其历史的原来面貌。
我写《明窗小札》，一九六七年曾经中断几个月，其余的几乎是每天写一篇，写完次日在《明报》上发表，大都是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重大新闻所作的分析和评述，也有对政坛人物的介绍。当年的电信和通讯远没有今天的发达，除了参考每天的电讯稿外，更多是借助翻阅大量的外来期刊和报纸，从中选择重大新闻和事件，摘译之后加以综合，尽量说出事件的真相，也表达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些事件和人物已经成为历史，在当时却是全世界都关注的新闻和重要人物。
孔子说： 温故而知新。 读者们当可发觉，所表达的见解和评述，我都尽力保持 明辨是非，客观中立 的立场，是非未必完全明辨，客观和中立却是一贯的，其中的推测与预断，也幸而没有重大错误。
《明窗小札》预计出四册，每一册按照年份来标明，文字多的分为上下册。每一册都附有新闻照片，希望让读者们能更直观地接触历史和事件。
《明窗小札》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策划，承李以建先生和吴玉芬小姐协助良多，谨致谢意。
宇丹有意辞职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十日
联合国秘书长宇丹最近又传出辞职的消息，辞职的原因是他本身健康不佳，加上联合国的种种困难使他难以处理。宇丹向人表示，他对这份年薪四万余美元的职务已不感兴趣。
所谓联合国的难题，最主要的当是众所周知的联合国经费问题。联合国在刚果等地用去很多军费，各共产国家都不肯负担。但按照会规，不肯付出经费的国家，将要在联大中丧失投票权。宇丹是不是坚决这样执行呢?如果这样做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由于印尼退出联合国之后，一般人心中有一个暗影，如果联合国将共产国家逼得太急，他们可能以集体退出联合国为威胁。但如果不了了之，则联合国的经济势难维持下去。
宇丹本身也有顾虑，他如果逼得共产国家太紧，可能受到前任秘书长韩玛绍相同的遭遇。在韩玛绍任职时期，共产国家一度极度杯葛他，制造对他不利的言论，令他很是难堪。
宇丹仔细一想，三十六着，还是辞为上着。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半夜赶科场 ，宇丹辞职的消息还未获证实，早已有人在准备取而代之了。热门的下届秘书长人选是本届联大主席佳逊萨基(加纳)及戴努泰利(几内亚代表、非洲团结组织总书记)。
这二人都是非洲的杰出政治家。联合国目前的状况，是非洲国家占尽优势，看来下一任的秘书长非选出非洲人不行。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宇丹是亚洲人，宇丹以前两任秘书长是西方人，而联合国组织的高层人物有许多拉丁美洲人，秘书长不应再由美洲人出任。于是非洲是最后的选择。
宇丹的任期本来要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如果他有兴趣。还可以继任，但现在他能否做到一九六六年任满，已是一个疑问，那全看局势的发展如何了。
美英苏法的巨头外交
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
一九六五年，国际外交有一种新现象，各国的巨头都 蠢蠢欲动 ，兴出国访问之想。
首先是苏联总理柯西金接受英首相威尔逊的邀请，准备到英伦去访问。这是一个大消息。接着威尔逊也宣布，他要在柯西金访英之后，前往莫斯科报聘。
在美国方面，美总统詹森早就向国会表示，他要在今年前往西欧和拉丁美洲访问。访问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及西德，可能包括意大利。在美洲将要访问巴西、智利、秘鲁及阿根廷。此外，詹森邀请苏联领袖访美，他本人也可能到莫斯科去访问一次。
英首相威尔逊除了要到苏联访问之外，他在一项谈话中表示，准备在二月十日，再次前往美国与加拿大访问，并在联合国发表一项演说。这位英国首相还计划到西德、意大利和法国去。 法国总统戴高乐也是一个活跃的人物。他除了经常与西德保持密切关系外，今年据说也打算到苏联访问。
这四大国巨头往来访问，秩序频繁，如果一一实现的话，则今年无异是巨头活动最多的一年，这种活动的结果极可能导致一次巨头会议。
英美苏领袖之所以纷纷出外访问，大抵因为他们都是新人的关系。美总统詹森因坚尼迪之突然遇刺而接任，对外的声望一直不隆。他想借这次访问而增高他本人的声价。
在苏联方面也是如此，柯西金和比列兹涅夫急需建立他们的名望，以巩固本身的政治地位。比列兹涅夫在国内坐镇，由柯西金到外面去联络，这当然是合理的安排。
英国方面，工党一直未能占到压倒的优势，在议会中的形势岌岌可危。威尔逊很需要以他个人的声望来提高工党的地位，如果他与苏联、美、法等领袖多来往，毫无疑问是对工党政府有利的。
从今天的形势看来，联合国已虚有其表，今后的国际大事将在各大国巨头的握手言欢中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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