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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西汉官吏、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扬雄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著有《太玄》《法言》《方言》《训纂篇》等。
辽宁省图书馆藏《宋本扬子法言》，为宋淳熙八年唐仲友台州公使库刻本，全书《扬子法言》十三卷《音义》一卷，是晋李轨、唐柳宗元、宋宋咸、吴祕、司马光五臣注本，皮纸印造，墨色莹洁，初刻精印，为海内所仅存。扬雄所作《扬子法言》自汉代以来，注家蜂起，代有其人。自汉至北宋中期，《扬子法言》注有汉侯芭注、吴宋衷注、晋李轨解、隋辛德源注、唐柳宗元注、北宋宋咸重广注及吴袐注等。司马光裒合当时仅存的李轨、柳宗元、宋咸、吴袐四家，形成五臣集注，才有五臣注本。南宋淳熙八年刻本《扬子法言》，为五臣注现存较早的刻本。是书皮纸印造，精雕初印，棱角峭厉，墨色浓润，为南宋刻书之上品。
本书为《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典藏版》之一种，精装彩印，《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平装本的《宋本扬子法言》为国家图书馆藏本，本次彩印我们采纳了各家意见，选用了辽宁省图书馆藏本。同时为了*限度保留原书原貌，将原书的封面和和封底均予以保留。
本书装帧简单大方，版心做了适当设计，使其更加美观。在书前加入底本原书的收藏单位和板框尺寸，便于读者了解和著录相关信息。
序
扬雄（公元前五三—公元一八），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思想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家境清寒，少时好学，博览群书，精通章句训诂。好辞赋，有汉赋“四大家”之誉，得汉成帝赏识，曾任黄门侍郎。王莽称帝后，又任大夫，专以校书治学。一生清静无为，淡泊于功名富贵。著述甚丰，但多散佚。晋常璩在其《华阳国志》中概云:“以经莫大于《易》，故则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
《扬子法言》为扬雄晚年之作，成书于王莽称帝前夕。汉哀帝时，外戚、宦官用事，趋附者皆得高官厚禄，而扬雄则草创《太玄》以自守。又见诸子之说、太史公之记，或毁谤圣人，或乖谬于经，人多问惑于扬雄，于是以法应对，号曰《法言》，共分十三卷，各卷名以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孝至。《法言》是一部效仿《论语》的语录体著作，多为简短的答问、解说或反驳，是扬雄从事教学活动的实录，亦有设问自答的内容。各卷都相对集中地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并于各卷首设小序，明其大旨。与《论语》相较，在议题设计及编排上愈加完善。
《法言》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军事、科学等多个方面。因仿《论语》而作，以孔子为“神明”，充分反映了扬雄尊崇儒家的思想，并将其作为立身、行世、治国的依据和标准。其在《法言·问道》中说:“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扬雄认为此五者是天性必须具备的，是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法言》进一步巩固了两汉时期儒家独尊的地位，对构建儒家思想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扬雄对老、庄、墨、申、韩等先秦诸子以至《淮南子》《史记》的学术思想均有批评，但又并非完全否定，如认为老子讲道德、庄子讲少欲、邹衍讲自恃，都是可取的。同时，《法言》还提出了一些观点及实践之法，如性善恶混论，因此要“学者，所以修性也”。扬雄认为应重视“发策决科”的内容，“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子为道乎？为利乎？”衹有如圣人那样“重其道而轻其禄”，纔能真正提高个人修养。而这个“道”就在五经之中。如何纔能识“道”行“道”，就要由“博”返“约”“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与此同时，还要“强学而力行”，非下大功夫学习、修身不可。扬雄高度推崇教师的作用，这与汉代重视师法的思想一致，强调师在学术传承中的主导作用。
《汉书·扬雄传》道:“《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法言》中的思想和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故后世为其作注者颇多，《汉书·扬雄传》说“巨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侯芭所注，至梁代以前尚在流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扬子法言》，侯苞注，亡”，“苞”当即“芭”字之误。今见《太平御览》中仅有一条注文。至东汉时，南阳宋衷亦曾注之。宋注在两《唐志》著录为十卷本，可见至隋唐仍在流传。李善注《文选》引录过一些注文。至今保存*为完整的是东晋李轨的注释，《隋书·经籍志》有载，至两宋时，成为流行*广的注本。《直斋书录解题》云:“此本历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诏，更监学、馆阁两制校定，然后颁行，与建宁四注本不同。钱佃得旧监本刻之，与《孟》《荀》《文中子》为四书。”李注于北宋治平间由国子监精校刊出，并附以音义。后来司马光进行集注时，即以此为底本。南宋时，钱佃曾重刻治平本，与《孟子》《荀子》《文中子》并为四书。清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江都秦恩复购得钱刻宋椠，稍加修版，刊印出版，其后《四部丛刊》《诸子集成》收入。今存李轨单注本宋椠一部，清顾广圻跋、傅增湘跋，经清秦恩复、汪士钟、汪喜孙、杨以增、邢赞亭、陈清华递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因有北宋校勘衔名等，多误作北宋监本，实为南宋国子监翻刻北监本。隋唐至两宋时期，为其作注者，隋代有辛德源，但未流传下来。唐代柳宗元曾为之作注，《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有载，《宋史·艺文志》亦载，但此目沿袭旧目而来，并非现存书目，故柳注北宋时或已亡佚，今见司马光集注本中仅保留下来五条而已。唐五代尚有《音义》一卷，未知撰者，今附于李注本之末。纂图本则散于句末。由于李注本属摘句注本，并非全文移录，衹有注句始录原句，故于閲读颇为不便，流传不广。
至北宋时，为其作注者渐多，先后有宋咸、吴秘、司马光等。至元丰四年（一〇八一），司马光将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四家注文集中在一起，同时添加己注，辑成《五臣注扬子法言》十三卷。司马光《司马温公注扬子序》中交代了这一原委。校勘发现，司马光是以五家为主，但还使用了《音义》和《汉书》及天复本，共校正异文九十多条。至此，五臣注本已基本定型，成为后世传本的祖本，而李轨单注本遂不显于世。
五臣注本传至南宋，刊印者颇伙。其中*著者，为今存南宋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唐仲友台州刻本《扬子法言》十三卷，附音义一卷（以下简称唐本），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唐本卷首有景祐四年（一〇三七）十月十六日给事郎守秘书著作佐郎宋咸“进重广注扬子法言表”，次有“大宋淳熙八年岁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请郎权发谴台州军州事唐仲友后序”，序未及刻书事宜，文字多有缺损，次有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允溪县事宋咸“重广注扬子法言后序”，次为十三篇篇目，次为元丰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马温公注扬子序”。卷末附“扬子音义”。首卷首行顶格题“扬子法言卷*”，次行小字单行题“李轨柳宗元注宋咸吴秘司马光重添注”，正文顶格。正文首为扬雄序，次为首篇“学行篇”，顶格先题本篇小序，后为正文顶格。其后每卷皆首冠小序。版框高二十三点五厘米，寛十八点六厘米，八行十六字，小字双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鱼尾下题“扬子第几卷”，下题叶次及刻工姓名。刻工有吴亮、蒋辉、王定、徐通、宋琳、李忠、林桧、周言、陈僖、陈岳、王震、张定、林桧、周言等人，其中蒋辉刻叶*多，首卷则几乎全为蒋辉所刊，而张定仅刊一叶。印工:陈先。裱褙匠:余绶。宋讳谨严，缺笔至“慎”字，“憞”“廓”字不避，“太玄”避作“太元”。钤印“事亲之暇”“诗礼传家”“天禄琳琅”“天禄继鉴”“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等，清内府、长春伪宫旧藏。据[光绪]《桐乡县志》卷十五《文苑》记载，乾隆帝（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第五次南巡时，桐乡金德舆（一七五〇—一八〇〇，字鹤年）曾向高宗进献《太平欢乐图》画册与宋版《礼记》等书，蒙恩赏给缎疋。涵芬楼所藏世德堂本《扬子法言》上载嘉庆四年顾广圻跋，称“贾人钱景开言，桐乡金德舆曾以宋椠大字本《扬子》进呈”。抑或此时唐本进入了清内府，直至清末溥仪携出。《溥仪赏溥杰宫中古籍及书画目录》著录，“宣统十四年（一九二二）八月初七日赏溥杰”，其后流出，入藏辽图。除首册前五叶间有缺损外，其他完好无损。桑皮纸印造，字大如钱，行格疏朗，墨色莹洁，并无断版及笔画脱落出现，初刻精印，具有明显的浙刻本特点。
司马光集注本，在北宋是否刊印，司马光序仅言编辑而未言刊梓之事。但从北宋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即有国子监刻李轨单注本来看，至元丰四年，已历十六年，当更有条件刊梓。司马光搜集诸本、整理集注并添加己注后刊印传世，是合情合理的。尤袤《遂初堂书目·儒家类》虽已著录，因仅著录书名，不著注者，故未知是单注本或集注本，但至少在南宋初亦有刊本则是肯定的。唐仲友序中未言据何本刊印，但从唐本载司马光序及五家注来看，其出自司马光集注本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是据刊本或写本，则未知也。自唐本保留司马光注及李轨注的完整性可知，当是非常完善的集注本，这样的本子一般而言，刊本的可能性更大。从北宋元丰四年至南宋淳熙八年，历经百年，自开封至杭州再至台州，遭南渡之遇，定当周折不断。以当时的条件，完整保留钞本的可能性极小，而刊本则要方便的多。故而唐本所用底本当即司马光集注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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