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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泰来1969年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师承香港大学饶宗颐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何炳棣教授及钱存训教授，于1971年以学生助理的身份在美国芝加哥开始其图书馆事业，随后担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1987年至1997年）、香港大学图书馆副总馆长（1997年至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2001年至2015年）。1997年至2000年曾任美国东亚图书馆理事会。
本集收入著者文史论文四十四篇，内容包括著者所撰学术论文、学术札记、图书序跋、补正（如《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补正）、纠误（如《清代人物传稿》纠误）等，著者较为重要的中文学术论著多已收入。作者马泰来先生曾先后师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何炳棣和钱存训先生，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香港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兼冯平山图书馆主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等职。此次汇集出版先生文集，对于学术研究、勉励后进具有重要意义。
《学海纪程》（代序·节选）
本集收入文史论文四十四篇，我的中文学术论著，较为重要的多已收入。例外有二，其一是有关红雨楼藏书的文章，因拟另出专集；其二是1981年编订的《林纾翻译作品全目》，因近年张治、樽本照雄等人的重要发现，需要增补。
兹述闻见，作“考证九策”。虽非渡人金针，野人献曝，容有少助。
不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第一。
先有结论，再找证据支持，必漠视不利己说的资料。应广集资料，公允结论不期而至。
应有基本知识，不犯常识性错误第二。
近人尝谓:“‘邱’‘丘’指‘小土堆’时为同字异体，作为姓却不可互代。‘丘诸城’与‘诸城人邱志充’之间并没有多少接近之处。”不知明代只有丘姓，而无邱姓。清雍正三年（1725）因避孔子讳，始有邱姓。《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三年八月）癸酉，谕内阁九卿等，古有讳名之礼，……况孔子德高千古，……至于常用之际于此字作何回避，一并详议具奏。”“（十二月）庚寅，礼部等衙门遵旨议覆，先师孔子圣讳理应回避。……凡系姓氏俱加偏旁为‘邱’字。”明人丘志充，至是遂成“邱志充”。
不可轻视词汇，望文生义第三。
近人注释明人日记:“目前宜亟议政府及冢臣，共理庶政。”认为“政府，政府体制及分工人选。冢臣，内阁重臣”。其实当日“政府”指内阁，并无现代词语含义；“冢臣”仅指吏部尚书。此君又注释“右辖”为“明代的一种低级事务官吏”，不知“右辖”是明代省级最高官员“右布政使”。此外，台湾陈教授编撰王思任年谱，不知明人每称京师北京为“长安”，遂使年谱内年幼的王思任，时在西安，时在北京，几若“神行太保”戴宗。如陈教授读过或知有《长安客话》一书，想不会有此失误。总之，多读明人著作，时人用语自必熟悉。
不宜堆砌资料第四。
积聚证据，不是獭祭。作研究必须懂得选择，晓得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每见世人以多为胜，引用资料重复，特别是方志资料。如要“证明”某人是何地人，何年进士，则既引县志，又引府志、通志、正史，甚至《古今图书集成》。其实如无不同说法，选用一较详尽的原始史料即可。近人编写年谱，多有此失。编写成果是年谱长编，不是年谱。近见一篇书评，论及我对徐?生卒年的考证，谓别人“用了六七千字，而马文用了不足千字，不仅所得结论一致，而且更加精确”（周小山:《整理与研究结合的硕果》，《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2辑）。因为我主要引用徐?嫡孙徐钟震写的徐?行状，不单纪录年月日，还提供时辰。
熟习典章制度第五。
前辈学者，文史兼治，陈寅恪为其中代表。今日文史分家，无异楚汉。一般而言，治古代史者，阅读古籍，多能胜任。而治古代文学者，每乏典章制度常识，官名和地名稍好，因为如不认识，可查字典辞书，典章制度则如根本看不出问题，自然不再深究。现举一误改例子。1978年，家兄和刘绍铭合编TraditionalChineseStories:ThemesandVariations一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家兄指令我翻译《醉醒石》中的一篇小说。其中有“代巡”一词，盖指“代天子巡狩”（《明史·职官志》语）的“巡按”，我采用了常用的英译“regionalinspector”。书出版，发现被改作“actingregionalinspector”（代理巡按）。改者不晓得巡按基本上是一年一任，本身就是一短期临时任命，哪里需再找代理。迄今尚无人指出“代理巡按”一词的不合理。
不可忽视基本逻辑第六。
“刘涓子”人名，是考证《南方草木状》真伪的重要论证，我认为唐慎微因为是医家，熟习《刘涓子鬼遗方》，误改陶弘景、杨倞的“涓子”为“刘涓子”。中国科学院云南植物研究所编订《南方草木状考补》（1991），则认为“陶宏景和苏颂都和唐慎（微）一样是著名医学家，何以证实其非陶语”。一医家有误，怎可以推论其他医家也犯同一错误。
寻找研究命题第七。
作研究不可趁热闹。别人考证《金瓶梅》作者，不要也找个尚无人提到的明代文人，小心求证为作者。亦不要大胆假设，故作惊人言论。我本无意作林纾翻译原书考证，看到近人的书目陈陈相因，一人有误，众人盲从，有些人不懂外语，无法更正，而懂外语者，则未质疑，前人所言，全部接受。日积月累，我发觉前人考订林译原著，绝大部分不可信，而无人考订的尤多，遂作《林纾翻译作品全目》。
果断第八。
不要和稀泥。一分资料说一分话，不是所有问题都可有结论，但应尽力寻找答案。1983年在广州主办的“《南方草木状》国际讨论会”，最后对该书的真伪没有定论，认为“见仁见智，理解不同”，虽然主办方明显相信该书非伪。
采铜于山第九。
科研不是环保，资料不应循环使用，不然难有新发现，新贡献。（虽然，事情每有例外。我的《京本通俗小说》研究，基本上没有利用新资料。）前人看书，除非家藏万卷，否则要到图书馆，看善本书尤如是。今日使用电子资源至为方便，网上资料一般免费，虽然不一定可靠。电子资料库更包罗万有，以学术论文为例，从前先要翻检多种纸本索引，再设法找期刊。今日期刊资料库多能直接提供论文原文。但各种资料库提供的是制成品，等同顾炎武说的“旧钱”。如作研究，资源不能为资料库局限。电子检索至为方便，但用者如不追访原文，所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有闲得多读书，日久收获必丰。
以下例子，非任何电子资源所能解决。原本《醉醒石》，第五回首叶，版面残破。今人多以为第五回是因触犯清人忌讳而被删去。如戴不凡称:“‘□□□□□时，举族殉义固多，若浙江按察使王□□□□子于同僚之妻，然后同夫自焚。盖臣死国，妻死夫，乃天地间大道理。’其语气亦断非出于明人。前缺五字，大约是‘虏骑南下之时’一类的‘违碍字眼’被挖版的结果。”其实此段文字虽残缺，但人物和时间并非不能考证。“浙江按察使王”是王良，王氏夫妻自尽，乃明初靖难时事，见《明史》卷一百四十三《王良传》。其妻托子于同僚之妻，《明史》未载，但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七所述大致吻合。我因看过《西湖游览志余》，依稀记得该故事，乃再读田汝成书，然后查《明史》。靖难事件，清人并不介怀。总之，此处缺字内容，只能“采铜于山”，方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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