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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宇，曾任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他长期从事经学（侧重于其中的《三礼》学）、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国内著名的“三礼”学专家。
《礼记》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制与研究儒家学术思想史的必读书籍，内容驳杂，殊为难读。本书对之作精心注释和今译，为阅读这部典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礼记》是十三经之一，它和《周礼》《仪礼》并称为三礼。孔子呢，将华夏文化分为“仁”“礼”两大方面，从周代发展起来的礼文化，也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三礼”向来被认为是十三经中*难读的几种，但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经典。
为什么说这本书特别重要呢？我们都知道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种，其中的《大学》和《中庸》两本就都出自《礼记》这本书。康有为所提倡的“大同世”，还有我们目前经常会用的“小康”的概念，也都来源于《礼记》。
有小伙伴举手提问，那这本书这么重要，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如果要想三分钟细讲它的内容，我只能说:我太难了。因为《礼记》的内容是西汉时整理的，实在太丰富了。它一共分为49篇。《大学》和《中庸》两本书只占它内容的49分之2。剩下的篇章，有的讲制度，有的讲祭祀，有的讲丧葬，有的讲吉礼等等。总的来说，它既记载了礼节的条文，又解释了礼节的意义，是了解中华“礼文化”的*重要典籍。
比如第十二章，它讲到我们现在都很关心的养老问题。《礼记》中讲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人，社会和国家会为他们举办盛大的养老礼，有点类似现在的成人礼，还规定了年纪大的人可以多享受美食，免除赋役。在他们看来，老人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书里描述的养老制度是非常理想的。
总之，拥有了这本《礼记》，你不仅一次性拥有了四书的一半，而且还拥有了中国传统的礼学、社会文化和哲学的精华。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宝藏中的宝藏。
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如果不是专门的研究人员，读懂《礼记》是很困难的，所以大家特别渴望有一个通俗易懂的注解版本。这本《礼记译注》就是这样一个普及本，作者是著名的礼学专家杨天宇先生。这本书不仅有三万字的全书导论，而且在每一段原文下，都有详细的“注释”和白话文的翻译。
我们今天的社会，大家从小就学习了很多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但是关于人生道理，关于人生价值，很少有人开课。所以大家往往有很多的焦虑和迷茫情绪，但是得不到答案。我们强烈推荐大家读一读《礼记》，可以学习到古人怎样理解生活，怎样处理人际关系，以及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和构想，会对我们现实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好处。
一、关于《礼记》的来源与编纂《礼记》，亦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凡四十九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初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纂辑。戴圣本是《仪礼》学的专家。《汉书·儒林传》曰: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案即今所谓《仪礼》)十七篇，……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案据《后汉书·儒林传下》，戴圣为戴德之兄子)、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海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汉书·艺文志》亦曰: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可见戴圣师事后仓，本为今文《仪礼》博士。然而《仪礼》仅十七篇，而其中《既夕礼》为《士丧礼》的下篇，《有司》为《少牢馈食礼》的下篇，实际只有十五篇。这十五篇所记又大多为士礼，只有《觐礼》记诸侯朝觐天子而天子接见来朝诸侯之礼，算是涉及天子之礼，这对于已经实现了天下大一统的西汉王朝来说，欲建立一整套朝廷礼制，显然是不够用的。所以当时礼学家便采取了三个办法来加以弥补。其一是“推《士礼》而致于天子”(《汉书·艺文志》。又《汉书·礼乐志》曰:“今学者……但推士礼以及天子。”)，即从十七篇《仪礼》所记诸士礼以推导出朝廷天子之礼。其二是经师自撰礼文或礼说。这种做法从汉初的叔孙通就开始了。叔孙通曾撰《汉仪十二篇》(见《后汉书·曹褒传》，而王充《论衡·谢短篇》则称其书为《仪品十六篇》)，魏张揖在其《上广雅表》中还称他“撰置礼《记》，文不违古”。而后仓撰《曲台记》(《汉志》载有“《曲台后仓》九篇”)亦其显例。其三是杂采当时所可能见到的各种《记》文，以备朝廷议礼或制礼所用。如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后仓弟子闻人通汉、戴圣等皆与其议。其议有曰:《经》云:“宗子孤为殇。”言“孤”何也？闻人通汉曰:“孤者，师傅曰:‘因殇而见孤也。’男子二十冠而不为殇，亦不为孤，故因殇而见之。”戴圣曰:“凡为宗子者，无父乃得为宗子。然为人后者，父虽在，得为宗子，故称孤。”圣又问通汉曰:“因殇而见孤，冠则不为孤者，《曲礼》曰:‘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对曰:“孝子未曾忘亲，有父母、无父母，衣服辄异。《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故言孤。言孤者，别衣、冠也。”圣又曰:“然则子无父母，年且百岁，犹称孤不断，何也？”通汉曰:“二十而冠不为孤。父母之丧，年虽老，犹称孤。”(《通典》卷七十三:《继宗子议》)此所谓《经》云者，见于《仪礼·丧服》。所谓《曲礼》者，见今《礼记·曲礼上》。所谓《记》曰者，盖《曲礼》逸文。石渠……又问:“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禄反无服，何也？”闻人通汉对曰:“《记》云:‘仕于家，出乡不与士齿。’是庶人在官者也，当从庶人之为国君三月服制。”(《通典》卷八十一:《诸侯之大夫为天子服议》)此所谓《记》云，见今《礼记·王制》。汉石渠议。闻人通汉问云:“《记》曰:‘君赴于他国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通典》卷八十三:《初丧》)此所谓《记》曰者，见今《礼记·杂记上》。可见当时的礼家，皆各掌握有若干礼的《记》文(如《曲礼》、《王制》、《杂记》等)的抄本。这些《记》文当为礼家所习见，而且具有实际上不亚于经的权威性，故在石渠这种高级别的议论经义的场合，能为礼家所公开引用以为议论的依据。今所见《礼记》四十九篇的初本，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由戴圣抄辑而成的。......近人洪业不信戴圣纂辑四十九篇《礼记》之说。他在《礼记引得序》中，除提出诸多可疑之点外，主要有两条看似无可辩驳的证据。其一曰:“《说文》引《礼记》辄冠以‘礼记’二字，独其引《月令》者数条，则冠以‘明堂月令曰’，似许君所用之《礼记》尚未收有《月令》，此可佐证《月令》后加之说也。”洪业自注其所引关于《说文》引《礼记》的说法，是依据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是可见洪氏本人并未取《说文》加以详核。今考《说文》所引《礼记》，并无一定义例，情况较为复杂。据1963年12月中华书局影印陈昌奉刻本，明引《礼记》者，凡六处。一、《示部》“禜”字注曰:“《礼记》曰:‘雩禜祭水旱。’”然段《注》以为此处是“误用锴语为正文”。二、《艸部》“芐”字注曰:“《礼记》:‘铏毛，牛藿，羊芐，豕薇。’”王筠《说文句读》说，此处所引是《仪礼·公食大夫礼》后边的《记》文。三、《羽部》“翣”字注曰:“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王筠以为这是引的《礼器》之文。四、《鸟部》“鹬”字注曰:“《礼记》曰:‘知天文者冠鹬。’”王筠说此处引文出自《逸礼》，而非《礼记》。五、《血》部“”字注曰:“《礼记》有醢。”王筠以为“醢”出《仪礼》、《周礼》，不出于《记》。段注本于此条则删去《礼记》之“记”字，而曰:“各本‘礼’下有‘记’字，误，今依《韵会》本。”六、《亻部》“偭”字注曰:“《少仪》曰:‘尊壶者偭其鼻。’”由以上诸条可见，《说文》所引而确可信为出于《礼记》的，只有三、六两条，而第三条中未标《礼记》书名，第六条则仅举其篇名(《少仪》)。可见洪氏所谓《说文》引《礼记》而皆冠以“礼记”二字之说，并不符合事实。又考《说文》全书凡十一引《月令》，其九处皆曰《明堂月令》，而《耳部》“”字下则曰:“一曰若《月令》‘靡草’之‘靡’。”又《酋部》“酋”字注曰:“《礼》有大酋，掌酒官也。”此处所谓《礼》，实据《月令》，王筠曰:“《月令》‘仲冬乃命大酋’，《注》:‘酒熟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长。’”可见《说文》引《月令》，并非皆冠以《明堂月令》，而以此作为许慎所用《礼记》尚未收有《月令》的证据，也就不能成立了。......后来的学者鉴于《礼记》内容的驳杂，不少人也相继做过分类整理工作。如郑玄门人孙炎曾作《礼记类钞》，“始改旧本，以类相比”(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及《旧唐书·元行沖传》)；唐魏徵则“因炎之书，更加整比，兼为之注”，撰成《类礼》二十卷(见《旧唐书》之《元行沖传》及《魏徵传》)。孙、魏二人之书皆亡。南宋朱熹作《仪礼经传通解》，以《礼记》分类隶于《仪礼》篇章之次，其意虽在解经(《仪礼》)，也是对《礼记》一书的一种分类整理。元吴澄所撰《礼记纂言》三十六卷，则是保留至今的一部分类整理《礼记》的重要著作。清代学者对《礼记》做分类整理工作的也不乏其人，如江永的《礼经纲目》、沈元沧的《礼记类编》、王心敬的《礼记汇编》等皆是。然而《别录》的分类尽管不如人意，尚保留着《礼记》的原貌。自孙炎以后的分类整理者，或割裂原文，或更易篇次，则使原书面目全非，而成另一著作了。《礼记》内容的驳杂，不仅表现在篇次的不伦上，更主要的还是表现在各篇所记内容的杂乱上。四十九篇中，除少数外，大部分很少有突出的中心内容，而且同一篇的前后节之间也很少有逻辑联系，往往自成段落，表达一个与上下文皆不相关的意思。即以《曲礼》为例，其上篇61小节，下篇43小节，总计104小节，就记载了104条互不相关的内容。郑玄《礼记目录》将这104条内容概括为吉、凶、宾、军、嘉五礼，说:“名曰《曲礼》者，以其记五礼之事。祭祀之说，吉礼也；丧荒去国之说，凶礼也；致贡朝会之说，宾礼也；兵车旌鸿之说，军礼也；事长敬老执贽纳女之说，嘉礼也。”然《目录》所谓五礼，实皆散见于上下两篇之中，并非以类相从而记之。但此外还有大量内容，则非五礼所可概括。兹仅举其上篇前五节为例，以见其余。第1节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这是教人君处事、说话所应有的态度。第2节曰:“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这是教人当谦谨节俭。第3节曰:“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疑事毋质，直而勿有。”这是教人以爱敬之道和为人处事之理。第4节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这是教人坐、立的仪态及礼俗之所宜。第5节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这是记礼的作用，说明人的言行皆当依礼，以及学礼之法。上述五节的内容皆各不相关，而且既不可属之于《别录》所谓制度之类，亦不可属之于《目录》所谓五礼的任何一礼。《礼记》中有些篇，虽有相对集中的内容，侧重于某一方面，然所记亦多杂乱而无伦次。如《檀弓》上下两篇总计218节，主要是记丧礼或丧事的，而节节各有独立的内容，互不相关。自《冠义》以下的六篇，从篇名看，当是记载冠、婚、乡(谓乡饮酒礼，下同)、射、燕、聘六种礼的意义的。然所记之义，多杂乱而无序。如《昏义》凡9节，第1节总论婚礼的意义；第2节是就亲迎的若干仪节阐明其义；第3节又论婚礼是礼的根本，按理说，当序之于第1节之后，或合之于第1节之中；第4节则泛论冠、婚、丧、祭、朝、聘、射、乡等“礼之大体”，其义盖在说明婚礼在上述诸礼中的地位，还不算完全离题；第5节又回到婚礼的仪节上来，而论成婚后妇见舅姑(公婆)诸礼仪之义；第6节论妇孝顺公婆之义，这就超出婚礼本身了；第7节记对女子进行婚前教育的时间、地点、内容和意义，按理当置于第2节之前，却倒置于后。以上七节虽无伦次，大体上还是围绕婚礼来谈的。第8、9两节就不然了，却是记王后的六宫与天子的六官分掌内外，阴阳相济，相辅相成之义，这就完全离题了。再如被宋代理学家所特别欣赏而被朱熹列于《四书》的《中庸》篇，凡30节，其实只有前8节基本上是围绕中庸之道来发挥的，以下22节的内容就与中庸无关，而相当广泛了，就连朱熹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该篇“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见《四书章句集注》之《中庸》篇“题解”)。总之，杂乱而无伦次，是《礼记》四十九篇所记内容的主要特点。梁启超在其所著《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礼记、大戴礼记》中，曾试将大、小二《戴记》的内容混合在一起，而将它们划分为十类，曰:(甲)记述某项礼节条文之专篇。如《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奔丧》、《公冠》等篇，《四库提要》谓“皆《礼古经》遗文”，虽无他证，要之当为春秋以前礼制书之断片，其性质略如《开元礼》、《大清通礼》等之一篇。又如《内则》、《少仪》、《曲礼》等篇之一部分，亦记礼节之条文，其性质略如《文公家礼》之一节。(乙)记述某项政令之专篇。如《夏小正》、《月令》等，其性质略如《大清会典》之一部门。(丙)解释礼经之专篇。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丧服四制》等，实《仪礼》十七篇之传注。(丁)专记孔子言论。如《表记》、《缁衣》、《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其性质略如《论语》。又如《哀公问》及《孔子三朝记》之七篇——《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皆先秦儒家所传，孔子传记之一部。其专记七十子言论如《曾子问》、《子张问入官》、《卫将军文子》等篇，亦此类之附属。(戊)记孔门及时人杂事。如《檀弓》及《杂记》之一部分，其性质略如《韩非子》之《内、外储说》。(己)制度之杂记载。如《王制》、《玉藻》、《明堂位》等。(庚)制度礼节之专门的考证及杂考证。如《礼器》、《郊特牲》、《祭法》、《祭统》、《大传》、《丧服记》、《奔丧》、《问丧》、《间传》等。(辛)通论礼意或学术。如《礼运》、《礼察》、《经解》、《礼三本》、《祭义》、《三年问》、《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劝学》、《本命》、《易本命》等。(壬)杂记格言。如《曲礼》、《少仪》、《劝学》、《儒行》等。(癸)某项掌故之专记。如《五帝德》、《帝系》、《文王世子》、《武王践阼》等。梁氏的划分，较有利于人们理解二《戴记》的复杂内容，虽未为尽当，但比起前人的分类来，要合理得多了。这里，我们还要再谈一谈《礼记》四十九篇的篇名与内容之间的关系。《礼记》各篇，一部分是依据其所记内容来命名的，但此外还有多种情况，读者决不可仅据篇名而望文生义，去判断该篇的内容。《礼记》中多数篇的命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许多篇的篇名，都只可视为该篇的代号，而并不能反映该篇的实际内容。综观四十九篇的命名，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依据篇中所记主要内容命名。《王制》、《月令》、《礼运》、《内则》、《丧服小记》、《学记》、《乐记》、《祭法》、《祭义》、《坊记》、《三年问》、《奔丧》、《深衣》、《投壶》、《儒行》、《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二十二篇皆是。第二，仅据首节或仅据篇中部分内容命名。《檀弓》(上、下)、《文王世子》、《祭统》、《经解》、《中庸》、《表记》、《问丧》等八篇皆是。第三，取篇首或首句中若干字，或取篇中若干字命名。《曾子问》、《礼器》、《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缁衣》、《大学》等十篇皆是。第四，以所记内容的性质命名。《曲礼》(上、下)、《大传》、《少仪》、《杂记》(上、下)、《丧大记》等七篇皆是。第五，命名之由不详者。《服问》、《间传》两篇皆是。由上可见，四十九篇的命名，非同一例，盖因作记者既非一人，又非一时之人所致。......二、《礼记》四十九篇，字数较多，在唐代号称“大经”，如果再加上《注》、《疏》，确乎庞然大物，如果毫无目的地通读，费时既多，效果也不一定好。所以读者当先确定自己的阅读目的。如果你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研究《礼记》，自当通读无疑，而且还不能只读一种版本。如果你是以研究中国古代的礼制或儒家学术思想史为目的，自亦当通读无疑。由于《礼记》内容驳杂，为理清眉目，*好分类抄纂，以便比较研究，如元吴澄的《礼记纂言》之例。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就没有必要逐篇通读了。然而一般读者读书，也须有个目的，如为增长知识、提高文化素养或借鉴古代的为人处世之道等。《礼记》中有许多封建糟粕，如强调建立在亲亲尊尊基础上的等级制度、丧服制度、祭祀制度，以及宣扬男尊女卑等，这些对于近现代社会来说，早已失去了它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对于今人已经成为无用的东西了，虽然可以作为历史知识去了解它们，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毕竟可以缓读或不读。《礼记》中还有许多说得很好的有关学习、教育、生活、修养身心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其中有不少精粹的语言，对今人仍有教益，很值得一般读者去读。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曾为“以常识或修养应用为目的而读《礼记》者”，即我们所谓一般读者，分等级(即阅读的先后顺序)开了一个阅读篇目，兹抄录如下:*等:《大学》、《中庸》、《学记》、《乐记》、《礼运》、《王制》。第二等:《经解》、《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大传》、《礼器》之一部分、《祭义》之一部分。第三等:《曲礼》之一部分，《月令》、《檀弓》之一部分。第四等:其他。梁启超说:“吾愿学者于*等诸篇精读，第二、三等摘读，第四等或竟不读可也。”又说:“右所分等，吾自知为极不科学的极不论理的极狂妄的，吾并非对于读者有所轩轾，问吾以何为标准，吾亦不能回答。吾惟觉《礼记》为青年不可不读之书，而又为万不能全读之书，吾但以吾之主观的意见设此方便耳。通人责备，不敢辞也。”梁氏的意见，至今仍可供一般读者参考。三、《礼记》四十九篇，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又属于杂记性质，因此各篇之间，矛盾牴牾处甚多。如祭天礼，《礼器》说“至敬不坛，埽地而祭”(第10节)，而《祭法》则说“燔柴于泰坛”(第2节)；四季宗庙祭祀之名，《王制》说“夏曰禘”(第29节)，《祭义》则说“春禘”(第1节)；丧礼哭师之处，《檀弓上》说“师，吾哭诸寝”(第39节)，《奔丧》则说“哭……师于庙门外”(第11节)；服丧期间朝君之礼，《曲礼下》说“厌冠，不入公门”(第8节)，则固当去首绖而入，而《服问》则说“凡见人无免绖，虽朝于君无免绖”(第12节)；为君服丧之礼，《杂记上》说“大夫次于公馆以终丧，士练而归”(第4节)，《丧大记》则说“公之丧，大夫俟练，士卒哭而归”(第51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礼记》所记与其他典籍(如《周礼》、《仪礼》等)的矛盾处，更不可胜数。我们读《礼记》，对于这些矛盾的地方，只须随文研索，切勿强求会通。正如王引之所说:“大抵礼家各记所闻，不能尽合。……学者依文解之而阙疑可矣。必欲合以为一，则治丝而棼也。”(《经义述闻·礼记下》“曰祖考庙”条)当然，如果意在做某种专门的研究，于某项矛盾处，寻出证据，以考辨其是非正谬，或指出两种不同说法各自的根据所在，自然是大有益于学术之事。但这是专家们的工作，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更不必因为不明其矛盾之缘由而苦恼。四、自古注释《礼记》的书籍很多，堪称浩如烟海。要之，读《礼记》或研究《礼记》者，仍当以郑《注》为主，辅之以孔《疏》。郑《注》集两汉经学之大成，而得其精要。孔《疏》博采唐以前学者研究的成果，并着重对郑《注》作了阐释。《注》《疏》近古，较得作《记》者原意。当然，《注》《疏》中的缺点错误也不少，且郑玄迷信谶纬，注《月令》、《郊特牲》、《祭法》等篇而贯穿纬书所谓“感生说”和“六天说”，说近诞妄，虽汉代风气所使然，终是其一短。孔《疏》则曲为之回护，是又张大其短。当然，若要作深入的研究，仅读《注》《疏》还不够，唐以后学者的著作，有代表性的，也应当读。宋人不信《注》《疏》，务出新意，除道学的说教外，也甚多创获，颇能启人之思。清人的著作，又集汉、宋学研究之大成，而少元、明学者空疏之弊，虽《礼记》的研究在清代未能称“盛”，然亦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成果。宋以后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上节已经作了简要的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我们希望这部《礼记译注》，或许对初学者能有所帮助，而对有志于深入研究的人，也或许可以提供某种方便和参考。但由于本人的学识和功力所限，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教。*后，我们想说明几点:一、本书的《礼记》原文部分，依据的是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校《十三经注疏》本，《注疏》本偶有讹误，则予以订正。二、本书1997年曾出过繁体字版，凡80余万字，这次改为简体字再版，篇幅亦作了圧缩。为节省篇幅，原书中的“题解”和每节后的“小结”都删去了，注释中凡引用前人之说，也一律未标明出处。读者如欲作深入探讨，则可参考繁体字本及本书末所附《主要参考书目》。三、对于《礼记》中的字词和名物概念，为节省篇幅，只在*次出现时加以注释，除极少数十分重要者外，以后重复出现，一般不再注，有时仅注明参看某篇第几节，以便读者查看。又，本书系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暨郑州大学“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建设项目。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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