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上海图书馆藏赴闻集成》上海图书馆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上海图书馆始建于1952年，是上海市综合性研究型公共图书馆和行业情报中心，也是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上海市分中心、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基地，是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其馆藏文献约5095万册（件），以历史文献*特色。2018年11月24日，入选“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在整理和研究馆藏文献方面，成果丰硕，其代表作品有《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等大型资料书籍。
《上海图书馆藏赴闻集成》为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以上海图书馆藏晚清和近代人物的赴闻为主要内容，收录文献1268种，共90册。所收赴闻按涉及的人物生年排序，生年相同者按姓氏排序，生年不详按卒年排序。全文影印，每种文献前有简要文字说明，包括内容提要和人物简介。书前附人名索引与书名索引。赴闻本身内容形式丰富，有单张的讣告，也有成册的出版物，内有逝者行述、祭文、唁电、诔文、诔词、挽联、挽诗等，考究的更有遗像、遗墨、遗嘱、生平照片、丧礼摄影、象赞、碑文、纪念文章、著作目录等。所涉及的人物有不少是名人，如林则徐、徐乃昌、李鸿章、张之洞、马相伯、盛宣怀、哈同、鲁迅等，保留了不少罕见的资料，文献价值不容忽视。
了却平生事，生前身后名——了解近代人物生平的*手资料
《上海圖書館藏赴聞集成》編委名單主編張偉王繼雄嚴潔瓊策劃黄顯功..生前身後張偉——近代訃聞的行制演變及其文獻價值文獻本無大衆、小衆之分，但知曉度有高低，應用的人更有多寡，如書、報、刊，人人皆知，無人不用，當然可以説是*衆的文獻；而檔案、日記、書信等等，私密性很强，原稿居多，顯然更專業，收藏、保管也更嚴密，使用起來有一定限制，就屬於比較小衆的文獻。而本文要説的訃聞、哀啓這類文獻，可謂更加小衆，年輕一些的甚至聞所未聞。訃聞、哀啓印行本來就少，存世更寡，即使是一些大型圖書館、檔案館，能系統收藏的也如鳳毛麟角，如以收藏近代文物、文獻馳名的上海歷史博物館這樣的大型文博機構，訃聞收藏也僅以件數計，由此可見存世訃聞數量之少［。這些都影響了訃聞這類文獻在學術研究上的流通，遑論利用。訃聞，又稱赴聞、訃告、哀啓、家傳、行述、行狀、哀挽録、哀思録、榮哀録等等，或印成單張寄發，或刊登報紙告知，或出版厚册紀念，總之，是將逝者的死訊告訴逝者的親戚、朋友以及上司下屬。單張的訃告一般僅叙述逝者的生卒年月、簡單履歷、祭葬時間和地點等；成册的訃告出版時間會稍晚一些，除上述内容外，一般會有逝者行述、祭文、唁函、誄文、誄詞、挽聯、挽詩、挽幛等，考究的更有遺像、遺墨、遺囑、生平照片、喪禮攝影、各地追悼照片、像讚、碑文、紀念文章、著作目録等等，所涉人物内容非常豐富，文獻價值不容忽視。［］薛理勇《喪葬習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第144頁。○○一一死者爲大的觀念，在中國根深蒂固，人一旦逝去，根據死者地位高低、身份尊卑，有一整套嚴密的殯葬禮儀規範，不能僭越，也不容草率。即使民間鄉野，也會有相應的傳統民俗制約。訃聞即是這種特殊禮儀中的一個環節，由來已久。據考，相傳周公所作的《儀禮》和西漢典籍《禮記》中，即已有『訃（赴）』的記載。《儀禮·士喪禮》中講:在確定逝者正式死亡後，『護喪者使人訃於有司及戚友』。『有司』即政府機關或管理部門，『訃於有司』就是向逝者的所在單位通告。《禮記·雜記》中言:『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東漢鄭玄注:『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古代社會，傳媒業不發達，傳達信息大致靠雙腿行走，故人死了只能『奔走相告』，此即所謂『赴』也。隨着社會發展進步，發明了紙和印刷術，『赴』就變成了『訃』。只是古代的『訃告』大都失傳，今人所見，皆爲清中期至民國年間的留存物，而事實上，這二百多年間，也的確是訃聞、哀啓泛濫之時。死者生前但凡稍有地位和影響的，逝後大都會有或詳或略的訃聞印製刊布，刊布者不外家屬、門生、同僚、鄉誼等等，一爲周知親朋好友，感情有所寄托；其次爲羅列收納上司下屬、親朋好友等各界禱文，既是一種交代，也是對家族榮譽的一種强調。當然，也不可否認有爲習俗所縛，不得不爲之舉。值得一提的是，和當時民間盛行的建祠堂、修家譜一樣，刊布訃聞也有着强化家族觀念、凝聚合家人心的作用。訃聞雖由逝者家屬刊布，但列名者一般會包括叔伯兄弟等至近親屬，卷首家傳、行述中且會强調家族的歷史和偉績，按序排列各位祖宗的名諱和官銜，有劣迹或被逐出家族者自然會失去資格，這在當時社會中足具震懾作用。喪儀的制定和執行，本就具有『聯繫與强化血緣和親族關係的社會作用』，統治者還希望通過喪葬禮儀的等級分配來『制約社會風尚，强調等級序列』［］。正如有的學者所强調的那樣:『在長達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喪葬文化的這一功能，對於維護封建倫理道德，强化封建秩序，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訃聞既由來已久，長期以來便形成了一套相對固化的程式，因地位之高低、内容之多寡而詳略不等，但一般都會有哀啓、行述、像讚、挽聯、挽辭、紀念文章等等。寫挽聯挽辭、紀念文章的，一般都是親朋好友、同僚下屬等，關係密切的，筆下自然情真意切，言語感人；而一般同僚，甚至生前政敵，下筆就不免言語艱澀，局外人往往不知所云。故訃聞、哀啓中，詩詞辭賦爲數不少，因其容易曲筆婉言，可以雲天霧地。因爲訃聞文體特殊，想寫的往往不便寫，可寫的又不願寫，死者爲大，人一死百仇俱解，如此自然只能敷衍成文了。二一五年嘉德春拍，有一封章太炎二十年代寫給門生馬宗霍的信。馬宗霍請老師爲一友人長者寫壽序，章氏回信感歎:『此種題目，無可鋪叙，唯有翻空見奇耳。世言文章之難，莫難於壽序。真是識甘苦之言。文士以十百數壽序，竟無一篇可傳頌者。此亦足證。至於鋪叙功德、作臺閣體一類文字，本不足齒數也。』［章氏這裏感歎難寫的雖然是壽序，然挽文其實同理，長者爲尊和死者爲大，不過事物之一體兩面也。兹以民初浙江都督朱瑞爲例。朱瑞（一八八三—一九一六），字介人，浙江海鹽人。十八歲時肄業於秀水中學校，後投考南洋陸師學堂，丁巳年畢業，在浙江軍隊中任職，後參與創辦弁目學堂，訓練軍事人才，並與浙江光復會、同盟會有所聯［］徐吉軍《長江流域的喪葬》，湖北教育出版社年10月，第頁。［］霍巍、黄偉《四川喪葬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8頁。［］《筆墨文章——近現代名人信札》拍賣圖録，中國嘉德拍賣有限公司2015年5月。..○○三繫。辛亥革命爆發，朱瑞率其所部在江浙一帶出力甚多，在攻克杭州、江寧時英勇作戰，貢獻甚偉。浙江光復後，朱瑞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長，授陸軍上將銜。民國三年六月改官興武將軍督理浙江軍務。袁世凱復辟稱帝期間，朱瑞積極支持，與擁護浙江獨立人士大起争端，被逼出走上海，旋又因病前往天津。民國五年八月三日在津病逝，年三十有四。朱瑞病逝後，浙江出版有《朱興武將軍哀挽録》，黎元洪、段祺瑞等一批政界要人和沈曾植、陶湘等一批文人都送了挽聯。推翻他的一幫武將，如後任浙江督軍兼省長的吕公望、浙江陸軍*師師長童保暄、浙江陸軍第二師師長張載陽、浙江陸軍獨立*旅旅長俞煒等也都率軍祭奠並致送挽聯。所謂生前不妨争鬥，死後還需和睦。吕公望省長的祭文曰:『公之遺愛，在浙西東。策定安危，志貫始終。引疾去位，公何從容。』文筆可謂皮裏陽秋，將一場殘酷的戰争寫得如此從容不迫，普通人哪裏知道其中藴藏着怎樣的腥風血雨；張載陽師長的祭文也很有意味，曰:『所生之不辰兮逢帝制之發生，欲安兵而不動兮奈民意之求伸，寧引疾而自避兮免創鉅之痛深，暫避地於春申兮旋就醫於析津，幸共和之再造兮期漸進於昇平，乃積勞以致疾兮當中年而隕其身。驟聞噩耗，能不悲哉！幸江山之如舊兮望魂氣以歸來，奠清酌與庶羞兮偕松菊以志哀。尚饗。』這種意既達而文不虧的表述，真難爲了這位軍人，也幸虧中國有辭賦這類體裁。故訃告類文獻中人物的生平史料值得重視，而一些歌功頌德的文字則可能含有較多水分或背後另有隱情，尚需仔細斟酌辨析。訃聞哀啓中的文字多曲筆，還有一種比較常見的原因是爲尊者諱或緣於時政的顧慮和拘束。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義和團運動爆發，翌年（光緒二十六年）春向京畿地區發展。當時慈禧决定廢除光緒，獨攬朝政，但遭到各國公使反對，於是决定利用義和團盲目排外的特點以要挾洋人，迫使各國屈服。在六月十六日慈禧主持的*次御前會議上，端王載漪正式提出『請攻使館』的動議。兵部尚書徐用儀、户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内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等挺身直言，尤其反對圍攻外國使館，殘殺外國公使，認爲『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許景澄和袁昶并聯名上《請速謀保護使館，維護大局疏》，明確表明進攻使館的嚴重性，認爲這不但不合國際公法，而且勢必激怒各國政府，導致『以一國而敵各國』的惡果。然而，此時慈禧已下定决心，在六月十七日召開的第二次御前會議上，强行决定對外宣戰。而徐用儀、許景澄、袁昶等人則因『勾結洋人，莠言亂政，語多離間』的罪名先後被殺，史稱『庚子被禍五大臣』，又曰『庚子五忠』。時局的發展很快驗證了徐用儀、許景澄等人的清醒並反襯出慈禧等人的愚味和荒唐。一九0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清廷爲五大臣平反，開復原官。徐用儀、許景澄等人靈柩南下時，祭奠成市，萬人瞻仰，道爲之塞。此即所謂公道自在人間也！兵部尚書徐用儀（筱雲）獲平反後，其子借訃聞一吐怨氣，出版《誥授光禄大夫賞戴花翎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筱雲徐公家傳墓志》，卷首引『光緒上諭』以壯聲勢:『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奉上諭:本年五月間，拳匪倡亂，勢日鴟張，朝廷以剿撫兩難，迭次召見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書徐用儀、户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内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經朕一再垂詢，詞意均涉兩可。而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交章參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儀等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勞績，應即加恩。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著開復原官，該部知道。欽此。』此諭行文當然是秉承一貫的『皇帝英明，大臣昏庸』格式，但明眼人自一眼能看出其中的奥妙和曲筆所在。訃聞並引事發前徐用儀寄其弟徐用福家信，對一干皇親庸臣的罪行作了控訴揭露:『此番變起倉促，實由貴親數人不明利害，魯莽從事。所調練軍一到京城，即肆搶掠，殺人放火，與盗賊無異，何能禦敵？各國洋兵水陸齊來，欲以一弱敵衆强，必不能支。甲午之役，咸以議和爲詬病，此次恐欲言和而不易。一旦宗社震驚，生靈涂炭，發難諸臣悔無及矣！（所謂『貴親數人』，徐用儀在另一家信中直接點明，爲端郡王載漪，貝勒載濂、載瀅，協辦剛毅，尚○○五書崇綺、啓秀等。）』錢應溥在撰《誥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筱雲徐公家傳》時也爲好友鳴冤:『公早存殉國之心，特不死於聯軍已至之時，而死於聯軍未至之先；不死於臨難捐軀，而死於乘機誣陷。』爲顧忌時政，行文中自然還要顧及一下朝廷的面子:『公與立、許、聯、袁諸公之死非出上意』，而死於『首禍諸臣乘機誣陷』。這樣既傾吐了怨氣，又不致得罪當局。二訃聞的刊布在晚清達到高峰，民國期間，數量已有明顯减少，且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即新文化陣營的成員及接受此種文化熏陶的人士逝後刊布訃聞的更少。當然，新派人士的追悼活動其實並不草率，這裏的所謂『更少』，是指以傳統形式刊布印製的那種訃聞。新派人士逝後，較少由家屬出面刊布訃聞，比較常見的是由逝者生前服務的，或和逝者關係比較密切的團體機構出面舉行追悼活動，然後印製發行紀念册（集），或在期刊報紙上刊登紀念特輯。這種紀念册（集）或紀念特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更多的創新，在各方面都顯然有别於傳統訃聞，我們不妨稱之爲現代訃聞。傳統喪事的喪儀相當繁複，一般都有一整套辦喪程序，雖然因逝者地位高低和家族權勢大小，喪事的操規模會有很大不同，但*基本的程序，如大殮、建靈、祭奠、吊唁、出喪、落葬等等，還是必須遵守的。而訃聞，只要稍有影響或薄有資財的人家，一般也都會印製刊布。進入近代以後，隨着經濟的發展和西方文明的傳播，文化觀念有了很大改變，這種改變勢必會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家户户都會遇到的喪議，而走在社會變革*前列的新文化陣營人士，當然成爲移風易俗、開風氣之先的一群。新式喪儀的改革首先體現在悼念儀式上，追悼會的舉行成爲例行的儀式。聚衆悼念的形式雖然古已有之，但和近代的團體悼念儀式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其實追悼會只是外在的形式，追悼會前後的各種儀式才是以往喪儀中很少見到或絶無僅有的，這樣的悼念形式主要還是接受了西方的影響，如成立籌備處操辦具體事宜，再舉行追悼會行悼念之實，會後可能還有一系列實事須落實，如出版訃聞、建立雕像、籌措資金成立紀念基金會等等。現謹舉例説明，可能更爲簡明直觀:著名畫家、社會活動家王一亭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逝世，當時刊布有一本《王一亭居士事略》，除遺像外，主要即由秦錫田撰寫的《吴興王君事略》，書中另附有《王一亭先生追悼大會特刊》並《王一亭先生追悼會秩序單》各一紙，後紙所列秩序，正好能説明新式追悼儀式和舊制之不同之處，抄列如下:一、奏哀樂二、致開會詞三、行追悼禮:全體肅立、獻花、讀祭文、三鞠躬四、追悼歌五、報告事略六、致挽詞七、奏樂八、追悼歌九、報告久遠紀念辦法○○七十、家屬致謝詞十一、奏樂這裏還有一個例子:一九三九年末，愛國老人馬相伯以百歲高齡逝世於越南諒山，噩耗傳來，舉國悲哀，各方紛紛以各種形式舉行紀念活動。上海是馬相伯長期居住的地方，雖然已成『孤島』，受到各種限制，各方仍然非常重視。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追悼大會在復旦大學舉行，大會秩序如下:一、奏哀樂二、致開會詞三、行追悼禮:（一）主祭者虞洽卿就位；（二）襄祭者聞蘭亭、徐寄廎就位；（三）全體肅立；（四）袁履登獻花；（五）林康侯讀祭文；（六）行三鞠躬禮四、唱追悼歌:陳光楣詞曲，上海貧兒失學救濟所唱五、報告事略:姜可生六、致挽詞:福開森、許秋颿、趙晋卿、張壽鏞七、唱追悼歌:坤範女子中學八、討論永久紀念辦法:江一平提議九、家屬致謝詞:張充仁代表十、奏哀樂十一、禮成這樣的悼念活動是莊嚴隆重的，既保留有傳統的儀式，更融入近代的文明。出席人員來自各方，逝者生前影響愈大，出席者人數就愈衆，在任職位也愈高，媒體也愈樂意介入，廣而告之，成爲雙贏。近代刊布的訃聞中還有一種現象值得注意，即刊布者與逝者似乎没有瓜連，甚至和逝者没有任何關係。但逝者是民族英雄，爲國獻身，功在全民，故提陞到整個國家民族的高度而言，又可以説和誰都有着莫大的關係。因此，爲這樣的人物舉行悼念活動，出版訃聞，在民國期間並非罕事。如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共和英雄蔡鍔，因爲國奔走，過度辛勞，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日病逝於日本。當時，很多團體機構甚至民間個人都爲之舉哀，自發舉行各種悼念活動，並出版各類專刊。這種專刊大都刊有蔡鍔遺像、手迹、生平及當地悼念活動紀實、各界紀念文章等等，完全可將此視之爲傳統訃告之變種。嘉定縣全邑各界當時也爲蔡鍔舉行了悼念活動，並出版有《嘉定縣追悼蔡公紀念》一册，紀念册中收録有縣教育會代表俞泰臨在紀念活動上的一篇講演，對此有很精彩的説明:『吾嘉定人在明倫堂開追悼會不止一次，但是向來開追悼會總是追悼本地方有道德、有學問，或者於地方上作過公益事業之人，一般有關係之親戚故舊紀念其好處，因而開會追悼，以志哀思。吾嘉定人與蔡先生並無一面之識，今日全縣人因何開會追悼？大家試想，再造共和使吾中華民國仍得保存，人民仍得安享共和幸福，是何人之功？誰不知都是蔡先生一人所做到。吾嘉定亦是中華民國一部分之地方，吾嘉定人亦係中華民國一部分之人民，全國人民受其賜即吾嘉定人同受其賜。今蔡先生爲救國故盡捐其心血，遂致一病不可救藥。在人民失去一大恩德之人，在國家失去一*重要之人，所以今日吾嘉定人追悼蔡先生，是爲公義，非○○九爲私情。』無論是逝者還是祭者，這樣的壯志和胸襟都令人肅然起敬。這樣的例子還有孫中山、黄興、張自忠等等。早期訃聞的印製大都采用傳統的雕版印刷，費時費力還費錢，出版周期也較長。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采用石印、鉛印的訃聞逐漸多了起來，並成爲一時風尚，數量甚至超過雕印。但無論印刷技術怎樣發展，單册書印製傳播的速度還是遠遠趕不上雜志的發行。何况，訃聞的印製刊布，一般都由逝者的親屬、學生或其生前任職的團體機構承擔，所謂名正言順。而雜志出版紀念特輯則無須有人授權，也不必考慮自己和逝者的關係，心存敬意，有話要説，就可以在雜志上辟出篇幅出版紀念特輯。逝者名氣越大、影響愈廣，出版紀念特輯的雜志就愈多。民國期間，凡在某一領域享有盛名者辭世，幾乎都有報刊推出紀念特輯表達哀思。而像孫中山、魯迅這樣得到全國各界一致敬仰的偉大人物逝世以後，各界出版紀念特輯的報刊數量之多幾乎難以統計，甚至在很多年以後，還會出版『某某逝世周年紀念特輯』。這些紀念特輯，我們都可以視之爲傳統訃聞的近代變異。現代訃聞和傳統訃聞還有一個很大區别是攝影技術的廣泛應用。傳統訃聞也有圖像，即請畫師繪製的遺容，按照中國傳統的叫法是『寫照』。明清時期專門有這一行當——爲死者畫像的畫師，他們善於捕捉人物臉部特徵，局部刻畫細緻入微，尤其强調對像主眼睛的描摹，人物臉部陰陽凹凸感非常强烈，繪製的人物像往往形神兼備，當時稍有家財的人家，遇有逝者，一般都會請畫師來寫照。在攝影術發明之前，人們一般主要用雕版鏤刻或畫師寫照來表現人像（歐洲則進化爲更細膩的銅版畫）。即使攝影發明之後，因製版困難，早期一般也都是用版畫技術來展示攝影畫面，故各國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都有一個『攝影版畫』的過渡期。攝影發明於一八二五年，一八三九年後開始進入商業領域，一八四三年始有*張中國人的人像照出現，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左右傳入中國沿海城市，一般大城市大約到六七十年代始有照相館出現，中小城市則更晚一些。故在二十世紀前，攝影技術幾乎與一般民衆絶緣，大户人家雖已嘗鮮，但使用也並不普遍。首先是觀念缺乏，其次製版技術也不支持。攝影照片通過工業印刷能够大量展現在紙張上，在中國至早也發生在一九〇〇年之後了，故照片在訃聞上的使用一般在進入民國時期後。然範例一開，即不可阻擋。二三十年代的訃聞，幾乎都有照片，*少也有一張逝者的遺容，稍考究的會有逝者生平留影、追悼活動場景等等，少者十餘張，多者幾十張，如《哈同先生榮哀録》，皇皇十二巨册，其中就專門有一册是攝影集；再如曾任海軍總長的程璧光，一九一八年二月被暗殺，一月後舉行追悼會並出版《程璧光殉國記》一册，除哀思録例有的悼念文字外，刊出照片三十七幅，述其一生主要經歷，包括被暗殺的場景以及大量相關手迹、檔案圖片，堪稱早期在訃聞上充分利用攝影技術的一個典型。還有的訃聞乾脆直接以照片爲主體，如《阮玲玉遺影集》《黄伯樵先生追悼會攝影》等等，它們全本以攝影照片組成，堪稱訃告中的另類。三中國是文明古國，歷史悠久，長期的社會進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虚實相銜、配合默契的人文制度，保障着社會有序行進。如果説，官方頒布的典章律文，嚴密規範着政治社會的舉止言行，那麽，如水銀瀉地般盛行在中國南北城鄉的禮儀習俗，則禁錮着民間百姓的思想靈魂。中國傳統禮儀的繁雜瑣細是今天的人們所難以想象的，而婚喪習俗則堪稱傳統禮儀中的大類，尤其繁瑣嚴謹。舊時，大户人家的婚喪大事，均有一整套繁瑣而規範的儀式必須遵行，不能有絲毫疏漏。今天，我們閲讀當時豪門大族的訃聞、哀啓，其中一整套起承轉合的儀式，單單行文的名詞用語，很多就難以理解，更無論其實質内容了。這方面，一些内容詳實、印製奢華的豪族○一一訃聞，恰恰起到了教科書的作用，其文獻史料價值不容忽視。上海圖書館藏有《陳公燦融殯儀紀念留影》《陳吴氏夫人殯儀紀念留影》兩本影集，從中不僅可對陳炳謙其人其事有所瞭解，更可管窺當時豪門喪葬禮俗之一斑。陳燦融，字炳謙，廣東中山梅溪鄉人，生於一八六二年，一九三八年卒於澳門。早年隨伯兄來滬學做生意，以絲茶進出口起家，後任祥茂洋行高級買辦。祥茂洋行由英商設立，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著名的産品就是『祥茂』牌肥皂。除從事進出口工作，陳炳謙在南洋烟草公司、閘北水電公司、廣東銀行、聯保保險公司、業廣地産公司、公共汽車公司、怡和紗廠、橡皮股份公司等多家公司中均占有股份，實力不容小覷。另外，因負責祥茂洋行的房地産租售業務以及身爲業廣地産公司董事，他在虹口、閘北一帶還擁有大量地産。據上海商業銀行的信用調查，陳炳謙的個人財産約一百萬元，足以厠身上海富商行列。但陳炳謙之所以能成爲二三十年代廣受尊敬的粤商代表，並不僅僅因爲他的個人財富，更因爲其熱心公共事業和慈善活動，做了許多便民惠民的善舉。他是廣肇公所和粤僑商業聯合會的董事，兩家皆爲廣東同鄉會組織，而廣東人又多居住在閘北北四川路橋一帶，是以陳炳謙對閘北地區的事務參與*多。一九三六年七月，夫人陳吴氏病重逝世，陳炳謙哀痛之餘，親力爲其操辦身後之事，並爲之編製《陳吴氏夫人殯儀紀念留影》，以作永久紀念。陳吴氏的殯葬程序非常完整，合乎禮儀。傳統的殯葬禮儀一般包括初終、訃告、沐浴、爲銘、吊喪、小殮、大殮、出殯、浮厝、入葬等多個程序。陳吴氏逝世於七月九日，次日即登報訃聞。十一日舉行大殮，遺體入棺。十九日出殯，厝於閘北張三橋北融圃。八月廿三舉行家奠。後擇吉日葬於聯義山莊。嚴格遵守了一般殯儀該走的程序。《陳吴氏夫人殯儀紀念留影》共收録照片六十一張，從出殯至入葬，皆有清晰記録，如題旌及立靈、三虞致奠、五虞朝櫬等等大量實景照片，再現了豪門喪儀中的一些特殊場景，從中可見殯葬儀序之繁瑣而莊重，堪稱瞭解彼時殯葬風俗的理想範本。一九三八年八月陳炳謙病逝，後人爲其編製《陳公燦融殯儀紀念留影》時，也基本是按照此流程排列。陳炳謙八月七日病逝於澳門宅邸，八月廿八日出殯，暫厝於鏡湖醫院，九月十八日舉行家奠。影集中也着力展現了舉殯、祭禮、家奠等幾個重要儀式的活動場景，只是排場更爲浩大，尤其出殯之時，僧道開路捧遺像登車，靈柩披上特備三層棺罩，執紼者數千，往觀者更不可計數。另外影集中還有《陳吴氏夫人殯儀紀念留影》中没有的一些程序，如『請靈』『點主』等，内容更顯豐富。《陳公燦融殯儀紀念留影》展現的喪儀自然比其夫人喪儀更爲隆重，因陳炳謙任粤商領袖，富甲一方，交遊廣闊，兼及樂善好施，歷來爲人所敬重，是以聽聞噩耗後，往來吊唁者絡繹不絶。滬上商界領袖虞洽卿與之素來交好，雖年逾古稀，仍精神矍鑠，特約同滬商會長王曉籟，上海名律師江一平，康元製罐香港分廠經理阮維揚，及聞人毛和源、江卓雲、陳志聲、葛志奮、項康元等一行九人，由港專程過澳，祭吊陳氏。此外軍政長官李宗仁、余漢謀、宋子文、吴鐵城等，與陳氏交情素厚，對於陳氏之去世，尤深惋惜，均分别電唁及書贈挽聯。概言之，《陳公燦融殯儀紀念留影》和《陳吴氏夫人殯儀紀念留影》這兩本影集，是民國訃告中非常奇特的品種，它們全本以攝影照片組成，從人逝大殮、搭建靈堂、家屬祭奠，再到衆人吊唁、出殯送殯，*後落土下葬，完整展現了當時豪門的全套葬儀過程，可謂喪葬禮俗的形象圖解，其特殊的文獻價值堪稱獨一。無獨有偶，出版於一九二七年初的《先室蔣夫人喪記》，恰恰是主要以文字詳細記録傳統喪儀繁雜過程的一本訃告。《先室蔣夫人喪記》分上下兩册，喪主是江蘇省財政廳廳長李錫純的夫人，病逝於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丙寅年六月二十五日），年僅四十九歲。蔣夫人是南京名門蔣少山之女，一八九八年嫁給有『隴西忠裔』之稱的李錫純。李錫純，字耆卿，江蘇丹徒人，出生鹽商之家。宣統三年，任兩淮鹽政會計科長，民國改○一三元後，歷任交通銀行清河、揚州、江寧分行行長及江蘇省銀行行長，一九二二年出任江蘇省財政廳廳長，是當時官場的一位實權人物，民間俗稱『財神爺』。一九二六年夏其妻病逝，奢華的喪儀也從另一面反映了李錫純在官場的權勢之盛。蔣夫人喪儀規格之高，可以從其豪華的『發訃』陣容一窺究竟:發訃名單以國務總理杜錫珪領銜，緊隨其後的是政府的各部部長和議會議長，接下來是孫傳芳率軍界各路首領。孫當時是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號稱『東南王』，是直系後期*實力的軍閥。再接着是江蘇省省長陳陶遺率省府各官。這個涉及中國政界、軍界、工商實業界、文化教育界各路精英的名單，竟占據了訃告上册的數十頁篇幅，可謂炫人眼目。從目録來看，這本『喪記』分匾額彙登、誄詞彙登、祭文彙登、追悼文、挽詞彙登、放生記、挽聯彙登、門狀式、訃聞式、悼啓式、發訃（台銜）、銘旌式、神主式、題主官（台銜）、點主禮節、知賓（台銜）、臨時辨事各位（台銜）、致祭（台銜彙登）、家奠儀式、家奠祭文、舉殯路單式、舉殯執事、執紼（台銜南京）、路祭（台銜南京）、執紼（台銜鎮江）、路祭（台銜鎮江）等等二十餘項，每項之下均有詳細名單或儀式過程，是瞭解舊時豪門喪儀的*手文獻。這上下兩册《先室蔣夫人喪記》若和《陳公燦融殯儀紀念留影》和其夫人訃聞《陳吴氏夫人殯儀紀念留影》的圖像展示並列參看，『圖文並茂』就是一句毫不夸張的話語了。附帶要説的是，蔣夫人的這次喪儀，收受的禮物，除了挽聯、祭幛、横匾、銀盾等大量實物外，另收到禮金三千一百二十五元五角二分，外加禮券一百一十三張。而喪儀的總支出是一萬六千一百零一元一角七分，其中較大的幾筆開支（一千元以上）依次爲:送禮金二千三百六十五元，捐助善舉二千三百元，鎮江（李錫純家鄉）出殯一千六百零三元，酒席飯菜一千二百五十二元，軍警工役一千零五十四元，石印訃聞一千零二十七元。這應該是真實可靠且非常難得的社會經濟史史料。四訃告文獻在辨析人物生平史料方面也具有獨特的價值。訃聞一般由逝者*親近的家屬親友或逝者生前服務任職的機構團體出面印製刊布，由於這種特性，其在人物的籍貫故里、生卒年月、生平大事、來往親朋等方面的記載無疑具有*的權威性，除非有某種特殊隱情，一般在這些方面的記載不會有錯訛之處，是比較可靠的*手的文獻來源，往往可補正史之缺或作文獻辨析的重要參考。徐乃昌是近代著名學人、藏書家、出版家，在衆多論述他的文章中，有關其生卒年的記載却衆説紛紜，莫衷一是，其生年和卒年都至少有三種不同的説法，如生年:一八六六、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卒年:一九四三、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後經多位學者努力，尤其是找到了徐乃昌的訃聞——《徐積餘暨妻馬氏赴告附哀啓》，内記載有徐乃昌詳細的生卒年月，即生於同治七年（戊辰）十二月十一日，卒於癸未正月二十八日，於是這個難題才迎刃而解，徐乃昌的準確生卒年應該是一八六九至一九四三年。再如晚清上海著名巨商朱其昂（雲甫），以經營沙船業聞名，是近代洋務運動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入載多種人物辭典，而其出生年記載幾乎均付之闕如，以一個大大的問號『？』佔據着位置。但在他的訃告《朱雲甫訃聞》中對此却有着明確記載:『雲甫府君痛於光緒戊寅年（一八七八）五月初一日辰時疾終天津招商局差次，距生於道光丁酉年（一八三七）四月二十五日午時，享年四十二歲。』可謂一本訃聞就解决了一個學術難題。近代大軍閥張作霖離世未逾百年，而有關他的面容相貌却似乎已『疑竇叢生』，前一陣網絡上瘋傳他的肖○一五像疑問，將他和另一軍閥張作相混在一起，難辨真僞。其實，這個所謂『難題』只要翻開一册《張大元帥哀挽録》馬上就能迎刃而解，在這本『哀挽録』裏，張作霖的照片從肖像到生活照、軍事作戰照比比皆是，所謂『難題』本不成其爲問題。王國維是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在多個學科領域都有傑出貢獻。他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投湖自盡，其時年僅五十一歲，正是一個學者厚積薄發的黄金時期，令人痛惜。至今，王國維先生長逝已近一個世紀，而他自殺的原因仍然是個謎。綜合學界論述，關於王國維爲何拖着辮子自沉昆明湖，後世臆測大致有六種之多:一爲『愚忠殉清』説；二爲『逼債』説（王曾與羅振玉合作做生意虧本，欠下巨債）；三爲『驚懼』説（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耻辱）；四爲『諫阻』説（以『屍諫』勸阻溥儀東渡日本避難）；五爲『文化殉節』説；六爲『妻妾出軌受辱』説。學界意見如此不統一，原因很多，一是因爲王國維本人性格孤僻内斂，生前没有向任何人囑托。二是其自殺方式如此乾净利落，未留下任何痕迹（四十年後老舍的投湖自盡明顯受其影響，也是至今成謎）。惟因如此，王國維自盡後由其友人出資印行的《王忠慤公哀挽録》一書格外值得我們重視，這是*接近逝者死期的出版文獻，爲之撰文的又是逝者生前來往*密切的親朋好友，無論語境還是現場感都無疑*接近原始狀態。該書除逝者遺像及遺囑手迹外，共收文八篇，挽詩三十七首，挽聯一百六十六副，另附『海外追悼録』（日本，有祭文及挽詩）、『華僑哀挽録』（在日華僑，有誄文、挽詩、挽聯）及『補遺』（挽詩四首、挽詞一首、挽聯五副）、『續補』（文二篇）四部分。卷首金梁的《王忠慤公殉節記》一文，記述了王國維自殺前三日自己和他的會見及相談，並記録了王國維自殺前後車夫、園丁、園警、鄰居的見聞，是珍貴的*手文獻。其他如羅振玉、樊炳清、費行簡等人的悼文，從各自角度追述王國維的生平和貢獻，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各人對此事的見解。挽聯部分分量*重，多達一百六十六副。這是文人的擅長，也因文體的特殊，措辭行文可以隱晦委婉，其實也隱約透露出各人對王國維自盡原因的看法，略舉幾副，以見一斑:羅振玉挽聯:故人慷慨多奇節，書卷消磨絶可憐。陳三立挽聯:學有偏長，與乾嘉諸老相抗。死得其所，挾鮑屈孤憤同歸。金梁挽聯:訪公於殉節前三日，憂辱同驚，孤憤已知懷必死。念我與訂交近卅年，表裏如一，獨行不愧爲完人。陳寅恪挽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一七吴宓挽聯:離宫猶是前朝，主辱臣憂，汨羅異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國瘁，海宇同聲哭鄭君。徐乃昌挽聯:絶學邁千秋，生平考獻徵文，遠溯殷墟訂書契。招魂逢五月，太息懷芳履潔，哀同楚澤賦離騷。這方面值得一提的還有《馬君武先生紀念册》。馬君武很早就投身革命，是國民黨中著名元老之一。他一九〇五年就參加中國同盟會，是該會資格*老的盟員之一。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從德國趕回國内參戰，並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以後他又參加護法運動，擔任過非常大總統府的秘書長。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先後擔任過中國公學、上海大夏大學和廣西大學等高等學府的校長，門下桃李纍纍，爲國家培養了很多傑出人才。馬君武還是一位頗有造詣的科學家，他早年留學日、德等國十餘載，攻讀化學和冶金專業，是中國無烟火藥的創始人。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開創新風的文學家。馬君武的文學創作主要開始於一九〇一年他留學日本之後，當時，正是他大量閲讀西方書籍，積極參加反清革命活動之時，故其詩作充滿了豪情，與當時『鴛蝴派』文學的哀怨濃艷之情有天壤之别。其詩内容激進，語言通俗，好用古風歌行體，一派壯士氣概。馬君武還翻譯了大量外國詩歌，如拜倫的《哀希臘》、胡德的《縫衣歌》等，在當時恰如空谷足○一八音，開一時風氣之先，並産生了很大反響。馬君武的這些作品主要收集在一九五年出版的《新文學》和一九一四年出版的《馬君武詩稿》兩書中。馬君武的《新文學》因在日本編印發行，流傳極其有限。柳亞子先生珍藏有一册，上世紀四十年代即被人稱之爲『孤本』，以後屢經動亂，其下落至今已成爲一個謎。一九一四年文明書局刊行《馬君武詩稿》，據説印量極少，故此書雖屢屢被人提及乃至引用，而真正見過實物的人却少之又少。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馬君武在廣西大學校長任内積勞成疾，不幸病逝，政府當局頒布政府令明文褒揚。廣西省成立治喪處，下設三股七組，負責公祭和追悼會。公祭結束後編印出版了《馬君武先生紀念册》。此書爲大十六開本，綫裝鉛印，内容堪稱豐富。*令人矚目的是，紀念册輯録了《新文學》和《馬君武詩稿》兩書中所有的詩作和譯詩，並另『補載今體詩二十三首』。所補詩大抵爲民國成立後所作，如丙辰年（一九一六）的《讀史雜感》、丙子年（一九三六）的《抗日紀事詩》等。當然，其中還包括當年曾引發很大風波的《哀沈陽》七絶二首。這樣，馬君武的詩作和譯詩就被大致完整地集於一册，得以流傳後世，此所謂*好的紀念。紀念册中還收録了一些哀悼文章，執筆者多爲馬君武的老友，各自寫自己所熟悉難忘的一段，娓娓談來，既生動感人，又富於文獻價值。如鄧家彦的《故工學博士馬君武少年軼事》，詳細叙述了馬君武當年遭清政府通緝從中國公學逃亡留德的一段往事；陸費逵的《海舶相逢》，回憶了民國初年兩人在海輪上相逢，馬君武提議賣稿給中華書局以資助其留學一事；李四光在《追念君武先生幾件小故事》一文中，深情追憶了一九五年在日本和馬君武一起加入同盟會的情景。紀念册末尾還收録了部分祭文和挽詞、挽詩、挽聯，中共領導人的挽詞也赫然在列，周恩來的挽詞是『壹代宗師』。朱德和彭德懷這兩位八路軍的正、副司令聯名送的挽詞是『教澤在人』。《馬君武先生紀念册》是内部發行物，不公開出版，印數既有限，贈送範圍也比較窄，七十餘年後的今天已很難得一見了，即使在很多大型圖書館的館藏目録上也難見其踪影，其文獻價值更值得珍視。○一九類似的情况還有《聶耳紀念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聶耳因成功地創作了《大路歌》《開路先鋒》《畢業歌》等一系列歌曲而蜚聲藝壇。在此之前，中國藝壇一向只有學院派和偏重於民間小調的黎錦暉派，而聶耳却爲中國音樂闖出了一條新路，替中華民族叫出了解放的呼聲，給人以振聾發聵的感觸。一九三五年四月，聶耳從上海赴日本留學，並在日本完成了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的譜曲。生活向他展開了一條廣闊的光明大道，他要向更高的目標攀登。爲此，他替自己在日本的學習制定了一個詳細的計劃，分三個時間段執行，每個時間段都是三個月:*個三月計劃是初步聽懂日語；第二個三月計劃是考察日本的音樂、戲劇、電影；第三個三月計劃則是作留學歐洲的準備。七月十七日這一天，聶耳和幾個朋友結伴去鵠沼海濱游泳，一個多小時之後，年輕的聶耳竟然永遠地消失在這異國他鄉的波濤之中，成了不歸之人。聶耳的死，在中國留學生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動，八月四日，在房州館山北條町的中國留學生的家内舉行了聶耳的追悼會，張天虚、杜宣、蒲風、李華飛、楊式谷等五十餘人參加了追悼會。會場中懸掛着由杜宣書寫的横幅:『追悼聶耳先生大會』。大家合着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齊聲歌唱，在雄壯的歌聲中，聶耳的音容笑貌在大家心中慢慢浮現了出來。就在這個追悼會上，留學生們一致决定，大家捐款出版《聶耳紀念集》。《聶耳紀念集》爲三十二開本，一九三五年年底在東京出版。除聶耳遺像、手迹和追悼會合影外，書中共收入文章十九篇，詩歌十四首，並刊出聶耳的代表作《義勇軍進行曲》《大路歌》《開路先鋒》《畢業歌》等歌譜，其中《義勇軍進行曲》是手稿。書中還首次披露了聶耳從抵達日本那天起一直到生命終結前一天的全部日記。畫家黄新波爲紀念集設計了封面。《聶耳紀念集》爲非賣品，主要贈送給捐款者。爲彌補出版費用的不足，另少量出售了一些。由於日本的侵略，中日之間很快爆發了戰争，這本《聶耳紀念集》在日本自然成了違禁品。而因出版在日本，除了留學生回國時帶回來一些，國内甚至不知有這樣一本書。這本《聶耳紀念集》可謂研究聶耳*重要的*手文獻，但時隔八十年，此書存世已極罕，當以個位數來計，名副其實地成爲近代訃聞中的珍本。今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各界都在紀念抗戰中獻身的英雄。然而，在媒體中宣揚的英雄永遠只是少數，更多的只能默默長眠黄土，他們是真正的無名英雄。在當年刊布的訃聞中就隱身着很多這樣的英雄，其中有一位叫張在森的，尤其讓人動容。張在森，上海川沙人。一九二三年一月生。抗戰爆發後，少年張在森熱血沸騰，一心只想着殺敵報國。一九三八年五月，他瞞着父母不告而走，投身抗戰，時年僅十五歲。一九四一年一月，張在森於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炮兵科畢業後輾轉各地，屢赴前綫作戰。一九四二年五月，他率陸軍一五師三一四團第二營迫擊炮排，在浙江一帶與日寇激戰，收復江山、衢州、龍游等地。九月二十五日中秋夜，在金華白龍橋戰役中，戰至*後一人，以身殉國，年尚不滿二十歲。其父母直至抗戰勝利後始獲知愛子犧牲的噩耗。黄炎培在爲這位同鄉少年英雄作傳時感慨:『吾傳張在森，吾念舉國百千萬無名英雄，雖秃吾筆，涸吾血泪，其何能已！』［］瞿犢、王進也是在上海抗戰中壯烈犧牲的烈士。他們年輕時都是優秀學生，在名校攻讀，很早就發表作品。『九一八』後積極參加學生運動，王進還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盧溝橋抗戰爆發後，他們變賣家産，組織遊擊隊，在崇（崇明）、啓（啓東）等一帶對日寇展開遊擊鬥爭。瞿犢是通崇啓海（南通、崇明、啓東、海門）四縣抗戰指揮部獨立大隊大隊長；王進在瞿犢部隊負責政治工作，任抗日民主政權崇明縣行政公署副主任。他們是當地抗戰活動的*早發起人，也是抗戰武裝力量的*指揮者，當時很多熱血青年都曾受到他們的影響。一九三九年一月，瞿犢、王進在率部收繳匪部槍械時不幸遇難，壯烈犧牲。《瞿犢、王進烈士紀念集》是爲二［］黄炎培《國殤張在森君傳》，刊1946年5月《國殤張在森上尉紀念册》。○二一烈士犧牲周年紀念編輯而成，出版於一九四年夏，他們的生前戰友胡愈之、王任叔等都撰有悼念文章。追悼會上唱的悼念歌正代表了大家的心情:『你們從我們的隊伍中出去，你們的精神還灌輸到我們隊伍裏來。敵人、漢奸、暗害分子正包圍在我們周圍，爲了你們，我們更要奮勇地冲出去，换上你們的崗位，我們是抗戰先鋒隊！』［］曾在上海大地矗立的無名英雄墓，更表達了上海人民對爲保衛申城父老鄉親而英勇獻身的無名英雄們的崇高敬意。『九一八事變』後僅數月，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即對中國*的城市上海發動襲擊，狂轟濫炸，造成極大傷害。我軍進行了堅决還擊，激戰月餘。是爲『一二八事件』。當時抵抗*久、炮火*烈、傷亡*多的是在寶山廟行、大場、江灣一帶。戰争結束後，上海市民爲紀念英勇犧牲的無名烈士，倡議在廟行建造無名英雄墓，以寄托哀思。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無名英雄墓建成揭幕，這本《無名英雄墓揭幕紀念册》正是當年英烈們奮勇殺敵、英勇獻身，却不留半點痕迹的見證。建祠墓以昭其忠、彰其烈，皆所以酬已往而勸來兹。在這一層面上，這些訃聞紀念册中藴藏的感人事例，無疑仍有着現實意義。此外，訃聞、哀啓當中的書法藝術及名人題詞特色也不容忽視。科舉時代的文人書法本就出色，何况能爲訃聞執筆的多爲其中佼佼者，故書法神采奕奕，更爲出彩。由於訃聞體例特殊，且逝者多和書者關係非同一般，或由名人托付，故書家書寫時均格外認真。這些石印的訃聞家傳，多由大家撰稿，名家書寫，風格各異，神完氣足，不少可以名帖視之，如《阮君墓志銘》，由李詳撰文，曾熙書寫；《翰林院編修盛公家傳》，由陳三立撰文，劉鳳起書寫；《吴光禄家傳》，由鄭孝胥撰文並書寫等。此外，訃聞、哀啓中，名人題詞比比皆是，幾乎無一例外，有的甚至單單題寫挽辭的篇幅就能印成厚厚一册。逝者名氣越大，題寫的名流越多，故欲尋覓..［］《追悼瞿犢、王進同志》，刊瞿王烈士紀念委員會1940年7月《瞿犢、王進烈士紀念集》。名人手迹，訃聞哀啓可能是*完備齊全的寶庫。訃聞哀啓之類，多爲私家印製，形制特殊，印數有限，發送範圍非常狹窄，有心保留甚至收藏的個人極少，也稀見有專門機構單列一類刻意保管的。故此類文獻存世稀少，查閲不易，利用更難。上海圖書館由於前輩的睿智眼界，以及地域的優勢和時代的機遇，藏有各類訃聞哀啓數千種，可能是國内外收藏此類文獻*多*全的一家公藏機構。有鑒於此，上圖於二〇一五年曾專門舉行有關訃聞、哀啓的年度大展，並出版圖録，舉行專家研討會，可謂開風氣之先。此次更擇其重要者影印出版，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更希望得到學界重視。二〇一五年十月七日開筆於滬南上海花園〇一六年五月十日改畢於上海圖書館一二三三室二〇一七年二月八日再作修改○二三凡例一、本書收録訃聞文獻共一千二百六十八種，其中一千二百五十四種爲單人訃聞（包括夫婦、姐妹等親屬），十四種收兩人或兩人以上（無血緣關係）。二、本書目録按訃聞涉及人物之生年排序，生年相同者按姓氏中文拼音字母排序，生年不詳者按卒年排序，生卒年俱不詳者按姓氏拼音排序，兩人及以上者按卒年排序。三、本書所涉文獻俱爲全文影印。四、每種文獻前有簡要文字説明，包括内容提要和人物簡介兩部分。五、書前附人名索引和書名索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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