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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杏根，1956年生，江苏江阴人。苏州大学文学博士，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元明清文学研究。著有《论语新解》《孟子讲读》《乾嘉代表诗人研究》《诗学霸才钱仲联》等。
《湖海诗传》四十六卷，是王昶编选的一部诗歌总集。选录和王昶有交往者的诗歌作品，为每位诗人都撰写了小传，并为其中的304人撰写了诗话。全书首先比较集中地地反映了当时诗人之间的交往，其次记载了许多学术方面和书画等艺术方面的成就，再次反映了当时诗风的某些特点。第四反映了某些边远地区的政治、社会和自然生态。全书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是研究清代中叶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和文学的重要书籍。
虽是诗歌总集，却是研究清代中叶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和文学的重要典籍。
海詩傳前言前言一王昶的生平和著述王昶（一七二四—一八六），字德甫，號蘭泉，晚號述庵，青浦（今屬上海）人。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生平事迹，見《清史稿》卷三五，《清史列傳》卷二六，《碑傳集》卷三七阮元《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秦瀛《刑部侍郎蘭泉王公墓志銘》，《春融堂集》所附嚴榮編《述庵先生年譜》等。王昶一生，除了幼年、少年時期外，主要可以分爲五個時期。*時期爲從十八歲（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到三十歲（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王昶十八歲學爲詩詞，二十四歲至二十六歲，與錢大昕、王鳴盛、趙文哲等游。他們之間深厚的友誼，保持終身，甚至還延續到他們的後代。二十七歲時，他與錢大昕等同游沈德潜門。次年，沈德潜選王昶、王鳴盛、曹仁虎、趙文哲、吴泰來、錢大昕、黄文蓮七人詩歌爲《吴中七子詩選》。這一時期王昶所作有《蘭泉書屋集》、《琴德居集》、《三泖漁莊集》、《鄭學齋集》等。第二時期爲三十一歲（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至四十四歲（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這一時期，即他中進士之後到被處分之前，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做官，屢充鄉、會試同考官，官至刑部郎中。這一時期所作，爲《履二齋集》、《述庵集》、《蒲褐山房集》、《聞思精舍集》，多應制、頌聖、扈從、官場唱和之作。第三時期爲四十五歲（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至五十二歲（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朝廷擬查辦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籍没其家産。王昶當時身爲刑部郎中，且乾隆帝已經有旨，交軍機處以府道記名，因而升遷在即。可是，王昶却泄露了盧見曾案這一重大機密，直接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事發，相關人員都被處理。盧見曾被下獄，死在獄中。盧見曾的親家、直接向盧見曾的孫子盧蔭恩泄密的翰林院侍讀學士紀昀被遣戍烏魯木齊，内閣中書徐步雲被遣戍伊犁。王昶和他的好友、同鄉、内閣中書趙文哲被革職，自帶生活費，隨雲貴總督阿桂往雲南征緬軍營效力，後又赴四川軍營，參加平定大小金川的戰役。他們都因爲在軍營表現良好而得到提拔，并且得到相應的工資待遇。趙文哲很不幸，以户部主事的頭銜陣亡。王昶很幸運，在這一時期，凡加軍功十三級，官至吏部郎中，恢復到原來的職銜。盧見曾案，對王昶的人生，至關重要。第四時期爲五十三歲（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至七十歲（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王昶從西南軍營回到京城後，歷任高位，擔任過的主要職務有鴻臚寺卿、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卿、都察院副都御使，江西、直隸、陝西按察使，陝西、雲南、江西布政使和刑部右侍郎等職務。政務繁忙，頗有建樹。乾隆五十八（一七九三）年冬，他以年老力衰告歸。上諭有‘王昶著以原品休致，俟來歲春融，即行回籍’之語，後王昶乃以‘春融’名其堂。第五時期爲七十一歲（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至八十三歲（嘉慶十一年，一八六）去世。致仕後，王昶家居，仍致力於風雅。這兩個時期所作，爲詩歌《杏花春雨集》。《湖海詩傳》等總集，也是這個時期所編選。王昶臨終遺言，其墓志和神道碑，須分别由阮元和秦瀛撰寫。王昶著述甚多，除了所著詩文詞合集《春融堂集》六十八卷外，他還編有《青浦詩傳》三十四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湖海文傳》七十五卷、《明詞綜》十二卷、《國朝詞綜》四十八卷、《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雲南銅政全書》等，主編《青浦縣志》、《西湖志》、《太倉直隸州志》等，參與纂修《大清一統志》、《續三通》等，又和莊師洛合編《陳忠裕公集》。王豫《群雅集》云:‘豫謂自文慤（沈德潜）後，以大臣在籍持海内文章之柄，爲群倫表率者，司寇一人而已。’事實上，王昶晚年身居高位，詩歌、文章、學問等方面有可觀的成就，又是沈德潜的弟子，因此，他確實在文壇有比較高的地位。總體來看，王昶的文化成就儘管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影響*的，還是其詩歌和《湖海詩傳》，而此二者之間，又是有聯繫的。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録》也説王昶晚年編選《湖海詩傳》爲‘盛名之下，一戰而霸’。能夠使王昶以《湖海詩傳》‘一戰而霸’的，是其以詩歌爲主的‘盛名’。二王昶的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王昶是沈德潜以後清代詩壇上格調派的領袖。其論詩，大體上本其師沈德潜緒論，而承乾隆帝爲沈德潜詩集所作序言之説，奉高啓、王士禛、沈德潜爲‘風雅之正’（《春融堂文集》卷三十九《鄒曉坪午風堂詩序》）。當然，與其師相比，王昶論詩，也有發展之處在。他極爲注重學問對作詩的重要，特别是經史學問對作七言古詩的重要。其文集卷三十二《答門人陳太暉書》中云:‘要如洪河大江，九曲千里，奔騰汗漫中，烟雲滅没，魚龍吟嘯，無所不有。經史，雲烟也，龍魚也。以氣運之，以才使之，如是乃爲七言古詩之至。’又卷六十八《示朱生林一》言作七古:‘其本領全在書卷，經史子集、説部、釋道兩藏，皆填溢胸中，資深逢源，乃如淮陰用兵，多多益善。“詞源倒傾三峽水，筆陣横掃千人軍。”蓋學與才，氣與法，四者缺一不可。’將學問對詩歌的作用，突出爲在詩歌中用學問，尚欠深刻，但他從詩歌體裁特點的角度，認爲學問對作七古尤爲重要，則得其實。沈德潜論詩，主張詩人必須有‘*等學識’，然未加以展開，未著重闡述學問於作詩的重要。乾嘉時期，學問大盛，論詩者無不重視學問對作詩的重要作用。王昶此論，也與當時風氣相合。語云，詩如其人。然王昶之詩與其人之間，頗有很不一致之處。在乾隆朝大臣中，王昶足稱能員。其經濟之才，雖然於年過五十以後方表見，然其才蓄養之久可知。其詩中，涉及經濟者却極少。早年所作，抒發壯志豪情者很少。七絶組詩《塞上曲》，雖然全效唐人出塞之作，不切合其世情身份，尚可窺見其建功立業的少年之夢。如其二云:‘羽林十萬盡横戈，不許天驕更請和。纔卷旌旗臨上郡，前軍已渡白狼河。’其三云:‘風沙莽莽萬重山，醉把雕弓月下彎。回憶君恩身未報，不教兒女唱刀環。’其四云:‘颯颯風霜點鐵衣，親提一旅破重圍。沙場日暮黄雲合，獨斬樓蘭報捷歸。’山水風景之作，頗有風調，乃從王孟和清代王士禛一派而來，佳作、佳句頗多。佳作如《過吴江》四首，其一云:‘烟村一路鷓鴣啼，油菜花殘豆莢齊。幾日東風微雨過，春蕪緑遍畫橋西。’其四云:‘枳籬宛轉護柴門，書屋斜臨水竹村。一曲澄湖平似鏡，棹歌聲裏月黄昏。’又《春感》之二云:‘芳草裙腰一道斜，王孫消息渺天涯。青苔小院無人到，暮雨瀟瀟落杏花。’《吴閶雜感》句如‘愁絶通波橋下路，杏花微雨濕秋千’，‘花時玉笛三更月，齊唱江南水調歌’，‘誰向棗花簾子下，玉簫重譜斷腸詞’。諸體之中，以此爲*。王昶中舉人後上京師赴進士試，當是豪情初展、志得意滿之際，然《將往京師歸愚先生以詩贈行敬答》，全無豪語壯語。早年在北京爲官期間，多應制、頌聖、扈從、官場唱和之作，有價值者不多，然《詐馬》、《榜什》、《相撲》等，寫滿蒙民族傳統游戲、競技，《哨鹿行》、《殺虎行》、《進圍場》等，紀從獵木蘭圍場事，存有清朝廷掌故，有社會歷史價值，亦頗能見當時承平氣象。獲處分往西南軍中效力，對長於江南天堂且年望知命的王昶來説，固是畏途，然正是建功立業、實現《塞上曲》所表達少年夢想的極好機會。磨盾倚馬草檄，彎弓揮戈殺敵，有多少書生神往！然王昶赴西南時所作、在西南時所作，情調都很低沉。絶無抒發建功立業壯志之作，連豪邁之處，也自不多。《發京師》云:‘往事真如夢，誰知得此行。纔看摻别袂，已促赴嚴程。生理何從數，羈懷未忍明。更無腸可斷，摇漾任心旌。’如《五日》云:‘頻歲烽烟討不庭，殊方節物感重經。峰浮殺氣雲常黑，雪壓薰風草半青。奮地雄雷疑巨炮，連天堠火亂繁星。一身衰病干戈在，五日冰霜涕泪零。’中間二聯寫景，動人心魄，然尾聯即轉入低沉。蜀地事平，王昶回到北京，同英雄凱旋，至潼關作《潼關》一首，確實闊大豪壯，天骨開張，詩云:‘鶉首星芒照九垓，規模百二自秦開。關山蒼莽争天險，文武飛騰出將才。日暖旌旗横戍邏，雲連城堞抱烽臺。登高立馬休憑吊，看取三峰翠色來。’急忙表明自己并非妄論興亡和時事，决不敢以文武之才自期，結尾更是僅止於欣賞山色而已。他始任陝西按察使要職時作《西安懷古》，其一云:‘兩戒河山陸海尊，凱旋曾憶駐行軒。久稱秦塞封疆大，誰念周京教化存？州合雍梁通地軸，度分井鬼近天垣。聖經石刻欣無恙，擬與群賢細討論。’按察使負責地方刑獄之事，而他却欲以經學爲務！又《六十初度》云:‘六十平頭雪滿鬚，西來暫得息馳驅。歸心却羨投林鳥，去日愁同過隙駒。經誼鈎稽終未貫，詩篇稠叠尚嫌粗。文通老去才華退，撰録時虞歲易徂。’此時他已經身居要職，位高權重，然僅以經學、詩歌造詣未深爲憾，而欲惜陰以撰述爲務！明明有經濟之志、經濟之才而不欲表露，處處遮掩，且越往後越甚。究其原因，實是乾隆帝駕馭臣下之術。凡是能臣，乾隆帝必打壓磨光到唯唯諾諾、老老實實如奴才者然後休。王昶久處官場，實在是一個能臣奴化的典型，奴化到不敢以建功立業自勉自任。所有功業，都是乾隆帝聖衷獨斷而成，豈有奴才的份！奴才豈敢妄想功業！王昶之赴西南，當然是一種懲罰。他既然不以之爲建功立業的好機會，則痛苦憂傷可知。如《魚門以詩贈行次韵》云:‘涕泪餘生意氣盡，敢將磨盾向時誇。’《涿州道中再示升之》云:‘詩場酒座前塵遠，橘社蒓鄉宿願違。’《晚次安肅寄來殷》云:‘老泪豈堪頻洗面，短書何忍訴傷心？’《五十生日》云:‘玉溪錦瑟真成讖，常寄愁心與杜鵑。’然痛苦憂傷雖有之，怨憤不平則絶無。這有兩種可能。一是自知咎由自取，愧悔交加；二是雖有怨憤不平，但懾於高壓，不敢抒發。若是*種可能，則其詩中絶無自我譴責之意。退一步説，即使是咎由自取，也未必無怨憤不平之氣，蓋其時官場腐敗，王昶當深知之，許多身居高位的腐敗者逍遥法外，别的不説，就是和王昶同案的紀昀，遣戍烏魯木齊後，在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就釋還，次年就復授編修，而他王昶以一郎中泄密而遭如此重罰，豈能心服？王昶生長於江南，性偏温和，久經官場奴化，爲人更爲懦弱。乾隆帝曾批評他‘心存瞻顧’，‘不能堅定，漫無主見’（《清史列傳》本傳），可謂有知人之明。王昶有如此之才而性格如此，又久經奴化，方能在五十餘歲後步步高升。然以奴化性格爲詩，其詩難免‘平庸’之病。王昶正是如此。就情而論，無慷慨激昂之情，無怨憤不平之情，無纏綿悱惻之情，即使是痛苦憂傷之情，也不足以稱强烈、稱深沉。若少詩情，有新意亦能寫出好詩。然王昶懾於政治高壓，思想不敢越雷池半步，又不屑像袁枚那樣好於小處翻出新意動人心目，因此，他的詩，就是*應該有新意的咏古詩，也極少新意。詩也可以以趣味勝，然王昶之詩，有趣味者也極少。除了他在西南軍營時期所作《勞歌》五卷外，所寫事，所寫景，所抒情，都比較平淡，而以高雅修潔取勝。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一評王昶詩云‘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正是指其這樣的特點。然而，就總體而言，王昶的詩歌成就，尚在其師沈德潜之上。理由有三:一是其詩中像沈德潜詩中那樣談忠説孝的塾師語不多；二是《勞歌》五卷，更是沈德潜所無法企及的；三是藝術表現方面，學古雖然不如沈德潜之醇，但是取法較沈德潜廣，面目隨境遇的不同而有變化。三關於《湖海詩傳》《湖海詩傳》四十六卷，是王昶編選的一部詩歌總集。此書王昶曾經擬取名爲《江海詩存》、《湖海詩存》等，但*終還是定爲《湖海詩傳》。在選録範圍方面，該書仿王士禛《感舊集》，選録和王昶有交往者的詩歌作品。入選詩人有舉人以上科名的，以科名先後爲次，其餘則按照大體的生活年代排列。排在*的詩人是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進士程夢星。其編纂體例則仿朱彝尊《明詩綜》。王昶爲被收録的每位詩人都撰寫了小傳，并撰寫了三百零六則詩話，詩話都冠以《蒲褐山房詩話》。和王昶同一個時代的凡是有點名氣的詩人，幾乎都收録其中了，當然也有没有收録的，例如宋湘就没有被收録。據復旦大學二一五年龍野所撰博士論文《王昶研究》統計，該總集共收録詩人六一四位，詩歌四四七二篇。這樣的收録範圍和體例，相對而言，給編選者提供了較大的自由，因此也就更加能夠體現王昶的主觀色彩。一般的選本，就收録範圍而言，以某一時空爲範圍，選擇詩人和詩歌，必須全面、得當；就選擇的詩歌而言，或應該是優秀作品，如此可以反映出該時空範圍内詩歌的*成就；或應該是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此可以反映出該時空範圍内的詩歌風貌；就每個詩人入選詩歌作品的數量而言，也應該有合適的比例，不能明顯地厚此薄彼。王昶這個詩歌選本，所選詩人所屬的時間範圍當然是確定的，但是，所屬的空間範圍，是以王昶自己爲中心劃定的。其所選詩歌的範圍中，大多是别人投贈之作，即使非投贈之作，也多選和王昶相關之作，因此，所入選的作品，即使經過王昶以自己的批評標準的篩選，也未必是該詩人作品中*符合王昶批評標準的作品，更加未必是代表該詩人風格的作品。詩人入選詩歌的多寡，也多以和王昶交往的密切程度而定，或者以王昶的好惡等而定，例如，沈德潜、趙文哲的詩歌，就選録了很多。撰寫詩人的小傳，反映詩人的主要信息，例如姓名、字號、籍貫、科名、仕歷、詩文集等，是按照這樣的程式的，可是，《蒲褐山房詩話》就充分發揮了詩話這樣一種形式的自由，從篇幅到内容，幾乎没有什麽限制，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從官場到學界、到詩壇，從詩歌流派傳承到某些八卦，所涉及的範圍很廣，内容也很雜。大體説來，該詩歌總集有這樣一些具體的特色。首先，比較集中地地反映了當時詩人之間的交往。該總集中，寫詩人群體活動和相互交往的詩歌和相關的記載極多。其中以詩人和王昶之間交往的詩歌爲*多，遠遠超過其他詩人之間交往的詩歌，其中又以題王昶的《三泖漁莊圖》者爲大宗。就整部《湖海詩傳》看，王昶儼然是當時詩壇和學界的領袖，甚至是衆望所歸的中心人物。這當然和該總集的收録範圍有關，但王昶也多少有意通過别人來突出自己的意思。此外，詩人之間相互和韵、叠韵唱和，有一叠再叠至多叠者。若干詩人一起聯句所作詩歌之多，在古代詩歌總集中，是極爲少見的。這些，和當時的詩壇特點是一致的。清代中葉，叠韵詩和聯句詩之盛，可謂前無古人，後少來者。於此我們可見當時詩人群體創作活動之活躍。其次，記載了許多學術方面和書畫等藝術方面的成就。除了相關的詩歌作品涉及這些内容外，在王昶《詩話》中，此類内容也占比較大的比例。入選的某一詩人在學術、藝術方面有什麽成就，例如經史地理音韵乃至占卜之類的研究，書畫成就及其特點，王昶都會在《詩話》中作詳細的介紹，且多結合他自己所親歷者。有些學者和書畫家，身後寂寂無聞，著作或作品也極少流傳下來，但是，王昶的記載，保留了相關的寶貴資料。王昶本人學問廣博、興趣廣泛，因此，這些記載，對研究那個時代的學術、藝術等，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離開了這些資料，我們對那個時代學術、藝術的把握，乃至對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的把握，是無法全面的。再次，是反映了當時詩風的某些特點。就所選詩歌來看，《湖海詩傳》遠遠没有反映這一階段詩風的總體面貌，但是，這一階段詩風的某些特點，反映得比較集中。例如，當時詩風重學問的傾向，即是其一。清中葉，士風崇尚學問，這在文學創作中也明顯地體現了出來。文章方面，考據文章大量出現，即使不是專門寫考據的文章，也重學問。姚鼐的‘義理、考訂、文章’相結合的文章理論，就是典型的代表。甚至通俗小説，《鏡花緣》、《歧路燈》等，也以表現學問爲特色，《野叟曝言》就更不用説了。就總體而言，詩歌之重學問，也超越前人。這是時代風尚。王昶名位顯赫，學問宏富，人們的投贈之作，既要體現時代風尚，表現出作者的學問，又要投王昶之所好，於是，就更加要表現學問了，况且，大量的投贈之作，連篇累牘地頌揚王昶的功德才學和文化界的領袖地位，動輒好幾十韵甚至一兩百韵，如果不作鋪陳，又如何來表現，而鋪陳的手段之一，就是堆砌學問。王昶身爲退休高官，對朝廷的敬畏，特别是對乾隆帝的忠誠，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湖海詩傳》中也選録了不少‘潤色鴻業’的詩歌。從客觀上説，這些詩歌在當時的詩壇上，在王昶所認識的詩人所作中，是不缺乏的。廟堂詩人寫這些詩歌，固然在情理之中，在野詩人寫這些詩歌，似乎没有多大的必要。可是，乾隆帝屢次下江南，江南的那些在野士人，想謀個一官半職，也利用這種機會獻詩獻賦。這些詩歌，内容當然是歌功頌德，篇幅當然短不了，手法當然是鋪陳，除了表現忠誠外，當然還要表現學問，否則讓皇帝以什麽理由賞給官職？詩人們叠韵、聯句作詩的時候，大家爲了表現自己的學問，更是競相争奇炫博，搜僻求异，務求如此取勝，結果往往是鴻篇巨製叠床架屋式地堆砌學問。於是，《湖海詩傳》選録的詩歌中，就有了此類刻意表現學問的詩歌，即使不是專門寫學問的詩歌，學問的含量也很高。其*爲表層的學問，就是多用生僻的典故、語彙和文字，以及同一個漢字的不同寫法。格調派在詩學觀方面的某些變化，也是《湖海詩傳》所反映的當時詩風特點之一。《湖海詩傳》中所選詩歌，也體現王昶的某些詩學觀點，《詩話》中許多部分，是其詩學觀點的直接表述。因此，此書又是研究格調派詩歌理論的主要文獻。例如，其中反映出的格調派在宋代詩歌接受方面的某些變化就非常明顯。沈德潜是清代中葉格調派的主帥，其詩歌風尚的取向主要在唐詩，重格調。王昶是沈德潜的嫡傳弟子，他本人也隱隱以沈德潜之後格調派的領袖自居，可是，在詩歌風尚取向方面，他要比他的老師宏通，對宋代詩人和詩風，也是肯定的，無論在選録詩歌還是在《詩話》中，都體現出這一點。例如，重學問，是宋代詩歌的特點，清中葉詩人把這一特點幾乎推向了極致。寫俗事俗物，這又是宋代詩歌的一個特點，而《湖海詩傳》中，有很多寫俗事俗物的詩歌，且和重學問的風尚結合起來，俗事俗物，都寫得很古雅，很艱深。某些聯句詩例如咏蟹、湯婆子、蛤蟆之類尤是如此。這些，沈德潜等的詩集中，是不多見的。第四，是反映了某些邊遠地區的政治、社會和自然生態。清代中葉，朝廷注重對邊遠地區的開發和經營。許多詩人出於不同的原因在邊遠地區生活，在那裏寫下了很多相關的詩篇。例如，王昶和幾位好友在西南邊地軍營多年，這幾位好友都擅長寫詩，該總集收録他們在那裏所作的詩歌極多。此外，王昶的另外一些好友，短期到過那裏，和王昶他們在那裏交集或聯繫，并且相互唱和，王昶也特别注意收録他們在那裏所寫的詩歌。《湖海詩傳》所收録的這些邊地詩歌和《詩話》中的相關記載，都真實地反映了那些地方的風物或者發生的戰事，對研究清代中葉清政府經營邊遠地區的國策和實踐、乃至研究清代詩歌對題材的開拓，都有重要的意義。總之，《湖海詩傳》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文學價值，是研究清代中葉政治、經濟、社會、學術和文學的重要書籍。四關於整理《湖海詩傳》的説明《湖海詩傳》的*早刻本是嘉慶八年（一八三）三泖漁莊刻本，此後有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亦西齋重刊本、緑蔭堂重刊本，以及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湖海詩人小傳》單行本，該單行本收録《湖海詩傳》中的詩人小傳和《蒲褐山房詩話》。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出版《湖海詩傳》的斷句排印本。蘇州大學圖書館和蘇州市圖書館藏有這些古籍。兩個同治本和嘉慶八年本之間，從版式到筆劃，都高度一致，錯别字同，甚至漫漶之處亦同，不同之處極少。《湖海詩人小傳》的文字，也和此前諸刻本同。商務印書館本，除了少數罕見字和一些别字外，其餘和諸刻本也没有什麽不同。據《王昶研究》，不全的抄本和刻本還有:道光元年（一八二一）鄭喬遷抄本，乃僅録其詩話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毛慶善抄本，僅抄小傳和詩話，且有遺漏；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湖海詩人小傳》單行本，乃周駿富據毛慶善抄本編輯者。據此，蘇州圖書館藏的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湖海詩人小傳》單行本，應該就是這個本子了。此次整理，以嘉慶八年（一八三）三泖漁莊刻本爲底本，校以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亦西齋重刊本、緑蔭堂重刊本，以及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湖海詩人小傳》單行本。部分詩篇，由鳳凰出版社林日波副編審以詩人别集相校，特此説明。如上所云，《湖海詩傳》中的很多詩歌，是來自别人投贈王昶之作。在當時，投贈之作，除了少量可能的例外，一般都應該是手稿。當時對文字的規範遠遠没有我們今天這樣嚴格，人們的書寫習慣未必相同，且許多人會把詩稿當作書法來寫，更何况，如上文所云，當時大家都要表現得有學問，於是，這些詩歌中，奇字、怪字、僻字、俗字、本字、古字、通假字、异體字等等，自然就出現得很多了，甚至還有書寫者任性地生造嫌疑的字。抄手和刻工，又有可能增加這些詩歌中文字的複雜性。這次整理，凡是底本中的古今字、通假字，我們一律保留底本原貌，至於异體字，在不影響校勘的情况下，我們原則上依據我國有關部門發布的《*批异體字整理表》以及相關的補充規定進行了處理。整理古籍，非躬親其事者，很難體會到其中的艱難。有足夠的學問、足夠的謹慎、足夠的耐心、足夠的勤快者，方能勝任其事，而這幾項，我們都是遠遠不夠格的。因此，這次校點中，肯定有不少錯誤，我們期待專家和讀者指教。二一五年十月整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