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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德（1659-？），字洪绪，一字林洪。吴县洞庭西山人。自号定定子，世人尊之曰“林屋先生”。曾祖若谷，行医，留心于疡科，维德自幼承继家学，通晓内、外、妇、儿各科，尤擅疡医。有《卜筮正宗》《永宁通书》行世。校点者侯鹏，1976年生，甘肃省金昌市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清史研究》《历史档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林》《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合著专著《晚清国家与社会关系论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
《林屋民风》等四种收录四种关于苏州洞庭山地区的地方文献。
《林屋民风》撰者王维德（1659-？），字林洪，一字洪绪，吴县洞庭西山人，自号定定子，世人尊之曰“林屋先生”。此次标点整理据康熙五十二年凤梧楼刻本（《中国风土志丛刊》影印），全书共十二卷，并附见闻录一卷。
《洞庭山金石》编者李根源（1879-1965），全书二卷三册，卷一又分上、中、下三部，刊刻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收入《曲石从书》，前有王佩诤《序》一篇。此次标点整理即以此本为据，其辑录碑刻分西山、东山两卷，涉及李唐以降历代诗文、墓志、塔铭、经幢、刻经、造像、桥柱、井栏、坊表、题名、摩崖等，其中又以明清两代内容居多，其补证已有旧志的缺失错讹之处甚多。
《书隐丛说》撰者袁栋，《书隐丛说》即是他遍览唐宋以来经典杂家之言汇集而成的札记。书名“书隐”，以其所居书楼名之。此次标点以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浙江巡抚采进本为底本，全书十九卷，涉及音韵、诗文、戏剧、人物、风俗、科举、衣食、神怪及轶闻等。所记内容并无分类，虽自云仿自洪迈《容斋随笔》与顾炎武《日知录》，但议论考据，辨驳援引多因袭前人旧说，参以一己之言，亦涉及时事见闻，其中对吴中风俗多有涉及。
《林屋诗集》撰者邓旭，于康熙三十年以《林屋诗集》之名刊行，道光三年复由六世孙邓廷桢重刊，此次标点整理即以此重刊本为底本（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全书共九卷，多为邓旭游历之作。
本书所收录的《林屋民风》《洞庭山金石》《书隐丛说》《林屋诗集》四种著作，体裁各异，作者身份、时代背景不一，但其内容多集中于明清时期苏州东、西两洞庭之间的山川风物、地理民俗，是珍贵的地方文献，对于后人详细了解该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样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書所收録的《林屋民風》、《洞庭山金石》、《書隱叢説》、《林屋詩集》主要是關於蘇州洞庭山地區的地方文獻。下面對其内容和史料價值做一簡單介紹。
一
《林屋民風》撰者王維德（1659—？），字林洪，一字洪緒，又字澹然，吴縣洞庭西山人，自號定定子，世人尊之曰“林屋先生”。曾祖若谷，行醫，留心於瘍科。王維德自幼承繼家學，通曉内、外、婦、兒各科，尤擅瘍醫。《清史稿》有傳，述其能“開腠理”，論陰陽虚實以分辨癰疽，醫者宗之。著有《外科症治全生》六卷，前集三卷，後集三卷。王維德青年時期家境富裕，祖業豐隆，婚後家道漸衰，只好以賣卜爲生，亦曾出門遠行謀生，因此兼通陰陽家言，善卜決人休咎，有《卜筮正宗》、《永寧通書》行世。
《林屋民風》是太湖史志中的一部，刊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此前已有蔡昇《太湖志》、王鏊《震澤編》、翁澍《具區志》等數種問世。據王維德在自序和凡例中所言，此前幾部多詳於山川名勝和名人題咏，於一方人物、風教之事多有網羅未盡，甚至闕而不詳之憾。如婦人節烈，《震澤編》只載至嘉靖以前，《具區志》散佚頗多。他撰輯此書的目的，就是要在前述三書的基礎上，訂其訛，删其繁，參酌損益，别以稗史别集補其遺佚，將婦女節烈有關風教者附入，更標列出洞庭山七十二峰之名。又以太湖諸山，洞庭*，故集以“林屋”爲名，諸山附載其中。歷二十年方編纂成書。
全書從卷一至卷六縷列山川名勝，分湖山圖、太湖七十二峰、洞庭七十二峰、泉、石、古蹟、名蹟七門。後六卷依次分民風、科目、人物、土産、賦税、水利、官署、支山、鄉里、灣塢、村巷、太湖港瀆、諸山港瀆、洲磯、渡、橋、祠、廟、寺觀、庵院、用兵紀略、災異、雜記，計二十三門。整個體例與《具區志》並無大異。在山川名勝部分，一秉前志體例，廣泛搜集方志筆記以注明其沿革，並將歷代相關的題咏、遊記等内容附於其後。他的一個重要補充是對洞庭山七十二峰的詳細列舉。王維德自幼生長於其間，熟悉典故，幾乎遍歷諸峰，對其方位、坐落的標注多由親身所歷而得，書中記載有許多村落名稱，又非尋常遊覽者可比。但從總體篇幅來看，還是以對歷代賦咏的分類彙編居多。在後六卷中，《民風》八篇價值極高，涉及洞庭山一帶的物産、經濟、家族、時令等方面，可與《具區志》相互補充，其具體内容下文再集中介紹。此外，人物一門比之《具區志》，又增加了孝友、儒林、名臣、循吏、良將、文學等類。卷後所附《見聞録》，據其自述，是由同鄉里人蔡鶴峰所撰，記載了其所見聞的西山節婦、孝子、善士等事蹟數條。
《林屋民風》纂成後，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刊于家，王氏二子其龍、其章任校刻之役，史稱王氏鳳梧樓刻本是也。此書後世未見新刻本，但賴天佑，王氏家刻本至今頗有留存於世者。《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下簡稱《存目》本），廣陵書社出版《中國風土志叢刊》，亦收録此書（下簡稱《風土志》本），未知據何藏本影印。比較《存目》本與《風土志》本，發現二者版式完全相同，同爲王氏鳳梧樓刻本，但部分内容頗有差異，大體如下:其一，目録下、每卷題下《存目》本題“古吴洞庭王維德編輯，男其龍、其章録”，《風土志》本“録”字作“校訂”；其二，《存目》本有康熙五十二年杜學林序一篇，《風土志》本則省去；其三，卷七《民風》部分，二本則内容完全不同；其四，卷九末《風土志》本增加“堯峰文鈔”云云按語一條；其五，附《見聞録》一卷，《風土志》有目無文（此蓋影印時所去）。綜合判斷，《風土志》本所據底本爲後印本，且作了部分修改、增補或挖改。校訂者顯然是其龍、其章二位，其所校訂想必也是得到其父之授意或認可。今整理此書即按《風土志》本録入，加以點校。附《見聞録》一卷按《存目》本補全。卷七《民風》部分鑒於二本差異較大，或有可研究之價值，今將《存目》本《民風》部分録於書後，以供參考。
《洞庭山金石》編者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養溪、雪生，號曲石，别署高黎貢山人，祖籍山東益都(今山東青州)，生於雲南騰越(今雲南梁河九保)。光緒二十四年(1898)應永昌府試，獲生員。二十七年(1901)入昆明高等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考取留日官費生，先後入東京振武學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參與創辦同盟會，爲同盟會會員。宣統元年(1909)回國，任教於雲南講武堂。這期間究心滇西邊疆地理，精心繪製滇緬防務地圖。民國建立後，參加“二次革命”、“護法運動”，參與創辦歐事研究會，曾任衆議院議員、陝西省長、北洋政府農商總長、代總理等職，後因憤於曹錕賄選，退出政壇，歸隱吴中。抗日戰争爆發後，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與張仲仁等倡議組織“老子軍”，建“英雄冢”。後應龍雲之邀，任雲南省政府顧問、雲貴監察使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65年病逝於北京。
李根源具有豐富的政治經歷，又始終保持着濃厚的學術研究興趣，在志書編纂、邊政研究、碑刻録著、史事記述、詩詞創作等方面貢獻卓越。據統計,李根源一生先後編纂了四十餘種著作,目前行世者共計二十三部:
《赴日旅程録》、《滇粹》、《記丁振鐸事》、《弘前日記》、《青森見習記》、《滇西兵要界務圖》、《永昌府文徵》、《曲石詩録》、《曲石文録》、《景邃堂題跋》、《吴郡西山訪古記》、《鎮揚日記》、《叠翁行踪録》、《洞庭山金石》、《虎阜金石經眼録》、《觀貞老人壽序録》、《民國騰衝縣志稿》、《明滇南五名臣遺集》、《明雷石庵胡二峰遺集合刊》、《陳圓圓事輯》、《曲石叢書》等（參見《李根源著述考略》，李孝友《嫏嬛著稿》，雲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在碑刻搜集方面，1926年春夏時，李氏探幽訪古，遍歷穹窿、天池、鄧尉、天平、靈巖諸山，實地踏勘，探訪名人故居墓葬，查考碑碣，補文獻所未收，訂正錯謬，拓印抄録，在此基礎上撰寫了《吴郡西山訪古記》五卷、《虎阜金石經眼録》一卷，詳録蘇州近郊文物古蹟狀況,爲當時正在編纂的《吴縣志》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本輯所收録的《洞庭山金石》是李氏在編完《虎阜金石經眼録》後，復將洞庭山所得摹本編輯而成。
全書二卷三册，卷一又分上、中、下三部，刊刻於民國十八年（1929），收入《曲石叢書》，前有王佩諍《序》一篇，此次標點整理即以此爲據。其輯録碑刻分西山、東山兩卷，涉及李唐以降歷代詩文、墓誌、塔銘、經幢、刻經、造像、橋柱、井欄、坊表、題名、摩崖等，其中又以明清兩代内容居多，其補証舊志缺失錯訛之處甚多。
《書隱叢説》撰者袁棟，字國柱，一字漫恬，吴江同里人，乾隆間監生。先世姓陶，爲松江鉅族，明代有贅吴江袁氏者，遂承其姓，爲吴江人。父袁潢，長洲籍附貢生。袁棟雅擅詩詞，工隸書，善寫枯木竹石，著有《禮記類謀》三十六卷、《四書補音》、《漫恬詩餘》、《玉田樂府》等。一生專意於科舉仕進，却無大成，中年之後，於詩文創作之外“更肆力於經史子集”，多以讀書爲事，《書隱叢説》即是他遍覽唐宋以來經典雜家之言彙集而成的札記。書名“書隱”，以其所居書樓名之。此次標點以《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本爲據，全書十九卷，涉及音韵、詩文、戲劇、人物、風俗、科舉、衣食、神怪及軼聞等。所記内容並無分類，雖自云仿自洪邁《容齋隨筆》與顧炎武《日知録》，但議論考據，辨駁援引多因襲前人舊説，參以一己之言，亦涉及時事見聞，其中對吴中風俗多有涉及。
《林屋詩集》撰者鄧旭，字元照，號九日。其遠祖鄧肅，宋時主管江州太平觀，始卜居洞庭山林屋洞，著有《栟櫚集》。明初徙户實鳳陽，遷居臨淮，後又移居壽州。明末，旭父鄧汝謙爲避戰亂，遷於金陵，世居西城西南角萬竹園，遂爲江寧人。鄧旭順治四年中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授國史檢討。八年，典江西鄉試。仕至甘肅姚岷道按察使，旋乞病歸。鄉居三十年，五嶽遊歷其四。喜爲詩，好李賀，古體多奇語，錢謙益、王士禛皆推重之。鄧旭著述甚多，皆隨手棄置，散佚過半，其子鄧焮等搜輯舊帙，得古今雜體詩若干，由門人錢陸燦校定，於康熙三十年以《林屋詩集》之名刊行，道光三年復由六世孫鄧廷楨重刊，此次標點整理即以此重刊本爲底本（《四庫全書未收書輯刊》影印）。全書共九卷，多爲鄧旭遊歷之作。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對其古體評價甚高，謂其“詩學唐人，不事塗抹，亦不作頽唐語。古體尤奇放，半生踪迹多在山水間，莫釐、九華、廬山、華山、衡山皆屢有題咏，不啻一部遊記也”。楊鍾羲《雪橋詩話餘集》評價其近體詩“似王、孟，間入於温、李”。其中對東、西山等地的遊歷詩亦可作爲洞庭鄉土文獻的補充。
二
蘇州洞庭山分峙於太湖東南部，是太湖地區面積*的兩座島嶼。自來山水秀麗，重岡叠嶺，隱没於波濤之中，居民則環山而居以成村落。不論從經濟地理還是社會組織方面來看，其與江南地區的整體格局有着很大的差異。不同於江南低地地區以圩田開發爲主的耕作形態，兩山地區缺乏大面積種植水稻的條件，只能以經濟作物種植爲主，山田種稻十之一，其餘非植果樹即業桑麻，以家族爲單位從事遠距離長途貿易的情況非常普遍，在明代即有了“鑽天洞庭”的美譽。至清前期，隨着江南低地圩田開發的結束，江南富人多以發達的市鎮經濟爲依託，坐擁土地、坐賈、牙行，以本地手工業、商業性農業作爲投資對象，而洞庭地區則一直保持着外出經商的悠久傳統，聚族而居，宗族勢力發達是其基本特徵。這種基於地緣與血緣關係的强固結合在江南其他地區極爲少見，自然引起學者研究的興趣。自傅衣凌先生在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首先關注到洞庭商幫以來，對於洞庭山商人的經濟活動、宗族組織的研究已積累了不少成果，本輯所收録的《林屋民風》與《洞庭山金石》在這方面的内容亦極爲豐富。
《林屋民風》卷七《民風》一目，縷述該地經濟與風俗，價值極高。如對經濟作物的産地及種植的描述就極爲詳細:
梅盛於涵村後堡鎮下，櫻桃、桃、李盛於陳巷勞村，梨、橘、橙盛於甪頭，而慈里則植不一種，號爲萬花谷。
……糞多而力勤者，畝可得二三千錢，甚者至萬錢。培治之功，視田數倍。
……産業皆世守，非窘急不輕售。人民雖極貧，亦有百金之産，田不出租，貧富皆親荷鋤。
……富家貲蓄千金，而樵汲樹藝未嘗廢云。（《民風》一）
由於經濟作物獲利甚豐，本地人如不貿遷則投資於山地，在鄉地主直接經營的模式在清代依然非常普遍，租佃經營則相對不是很發達。出而經商者，則坐賈與行商並重，坐賈方面，記載了洞庭商人於楓橋設立會館，以與當地牙行抗衡的過程:
先是，楓橋無會館，商賈多投牙行，行玩巧而多姦，往往糶者賤而糴者反貴。山人蔡鶴峰、王榮初倡義建立，擇心計强幹者輪主之。米石扣十錢，給賈人飲食，價隨時低昂，不爲牙行欺，民甚便之。（《民風》四）
而行商流寓在外，依靠同鄉關係相互扶持則非常重要:
其他行賈遍郡國，滇南、西蜀靡遠不到，到則數年不歸，至鄉人之寓如至己寓，雖流離顛沛，而扶持緩急者不乏人。（《民風》四）
這些基本的生産生活特徵使得整個地區聚族而居的社會形態非常突出:
兄弟同居，財不私蓄，一人力而求之，三四昆弟均得析。既析煙，亦不遠徙，祖宗廬墓，永以相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數十家，或數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民風》八）
《洞庭山金石》中明清兩代寺廟重建的題記較多，從中亦可感受到洞庭世家大族在明清時期發生的變化。
明前期崇佛之風甚盛，不論從重建的發起人還是捐資者來看，大都有來自兩山鉅族的支持。如宣德初年水月禪寺的重建即是如此，主持名妙潭，字古清，“包山鄭氏子也”，“以身率衆，食淡衣粗，以經營爲己任，不捨其晝夜之勤，募緣興造，鄉邦檀信，聞之争發橐貲爲助，妙潭仍捐己積以具未備”，只花了三年時間即告竣工（《水月禪寺重創殿記》）。
再如宣德間獃庵重建包山寺院:
師爲法住，字無爲，號獃菴。姓張，族出蘇之吴縣。父榮甫，母顧氏。……四方禪衲慕其高致，多來依居，遠近庶士諮詢道要者甚衆。咸謂安衆之所卑隘，遂經畫拓而大之，施材獻技者鱗萃。（《重開山獃菴住禪師塔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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