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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迪昌（1936～2003），上海人。195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胡小石、陈钟凡、汪辟疆、罗根泽等先生受业，为清词研究专家，著有专著《文学风格漫说》、《清词史》、《清诗史》等。
《金元明清词精选》是“名家视角”丛书中的一本，精选金元明清四代八百年间78位词人116首词作，以期窥见这北宋告终而始八百年间词的发展历程和其价值，并展现金元明清词人如何在宋人之后继续发挥词体的功能效态和审美力量。
凤凰出版社·名家视角丛书
本书是2016年度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项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凤凰出版社组织出版了“文苑丛书——名家精选古典文学名篇”，于1992年12月正式出版，共十册。编选者或为博古通今的学界泰斗，或为专治一门的大方之家，《丛书》在选篇立目与注释品评上，做到了精品与新见相结合，而在装帧形式上的创新，更是开一时之新风。2002年9月，《丛书》出版了简体字本，更名为“名家视角”，反响依旧热烈，并于2004年3月重印。现如今，编选者中的许多先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我们希望继续传承和发扬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通过名家的引导，能进入人类文学遗产的艺术殿堂，体验或感悟中国古代文学的意味与艺术魅力。于是，2018年，出版社在修订错误的基础上，重新再版这一精品图书。仰仗于诸位名家把关，较之同类出版物，《名家视角丛书》具有选目精当、编排合理、注释明晰、篇幅适中的优点。“选目”是选本的关键。编选者本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精心选材。《丛书》每册附有编选者悉心撰写的《前言》，提纲挈领，评析某一文体在特定时期的发展概况。正文中，每篇作品附有作者小传、注释和品评，以利于增进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小开本精装，每册不超过二十万字，便于读者携带和阅读。
这套《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普及性。《丛书》是丰厚的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一个缩影，是宏伟冰山的一角，无比丰富的艺术宝藏还有待我们去发掘。这套《丛书》无疑就是开启宝藏的钥匙。藉由它，让读者亲近诗词歌赋，体味古典文学的艺术魅力。许多编选者都带着这样的期许，如钱仲联先生在《明清诗精选》前言中说:“选入的诗虽仅仅是一百篇，却概括了明清诗歌的全貌，一勺水可以尝大海味。”程千帆先生在《宋诗精选》前言中说:“这本书只是想使读者对有异于唐诗的宋诗风味尝鼎一脔而已。”王水照先生在《唐宋散文精选》前言中说:“尝鼎一脔，以蠡测海，愿这一小小的选本能帮助读者去叩启唐宋散文百花园的大门。”
2.思想性。古代文学作品是中国传统观念和思想的载体，蕴含了丰富的哲学、宗教、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等知识，古代文人素有“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文以载道”的传统，细心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自能领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3.艺术性。开卷有益，*重要的是反复吟诵原作。只要读者潜心品味入选《丛书》的每篇作品，就足以感受古代文学的艺术魅力，领略古典诗文丰富的艺术技巧和完美的声律形式，而我们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美感经验和艺术情操，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文学经典陶铸的。
4.学术性。虽属普及性读物，但书中蕴含着编选者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史观，值得揣摩和发掘。通过这套《丛书》，可增进读者对古代文学的了解，引起他们的兴趣，进而为充实壮大未来的学术队伍做好铺垫。
为了纪念这些前辈名家，在封面设计时，决定烫印他们的亲笔签名。在与美编商定硬笔竖写的选择标准后，为求*效果，多方搜求，终得全璧。
前言
同一事物对象，倘若价值取向不同，其作出的价值判断必然相异。怎样认识金、元、明、清四朝几近八百年间的词创作现象及其成就和价值，首先碰到的就是绳衡尺度，也即价值取向问题。
作为一种合乐的抒情诗体，词在两宋时期已是极其发展并臻于灿烂的高峰境地，这种辉煌态势的呈现当然又是与该文学体裁的功能被充分发挥是同步的。某种文学艺术样式的发萌、成熟、发展、绚烂，其实都是文化演进范畴中事，词在宋代构成其特有的黄金时期，同样不例外。关于宋代文化，当年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曾有过一个精辟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第二四五页）
文化，特别是高层次形态的精神文化，其“造极”的表现首在对人、天两大命题的认识探究上。对“人”的研讨包括着史鉴的进一步被重视，而对“天”的认知则深入及有关的“道”的、事物规律的各式各样的论辩。至于人材选拔的科举制度的更新，乃是文化发展主体的“人”的才思的一次激活。这种制度在历时性演变过程中产生了无尽的弊端，那是后话。应该承认新的人材考试制度对“士”的结构组合以及心理深层的潜在促变的作用是巨大的，深远影响着中国近千年的“士”的人生观和人格价格准则，其中包括着儒家的“忠爱”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酵化和育成。文化的“造极”，在精神领域内同时还表现在审美意识的高度嬗变、发展、丰富、精深；审美追求具体地深入到感官接受的各个方面的精益求精。于是，诸如文化艺术领域内诗、书、画兼精的“三绝”多面手涌现了，学者、文人之间沟渠更畅通了，至若文学范畴的诗、文、词俱擅者就更不胜枚数。尚处在新兴阶段而又视听审美功能兼具的词，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获致迅捷发展并矗峙起高峰，正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高峰并非是断岭，历史的必然不等于历史终结。文化永远呈积累形态，而且一旦积淀后又成为精神投入而渗合进入的心态。所以，“造极”之势容或停滞以至落潮，已构成的文化积累绝不消失。何况，作为抒情之体的词，不管其合乐与否，到北宋时已无可更变地成为心灵载体之一种。载体，只是工具，只是运载手段。毋论其体式、声律、格调完备完美到怎样程度，它自身不会演进或消亡，载体的功能效态和审美力量发挥得如何，能否继续发挥？决定性的是人，是一切文化的创造主体。
由此而言，宋人将词的艺术效应发挥到造极地步，从某种意义讲，对后人既是财富，又是沉重的负荷。楷模的力量是无穷的，模式则是心灵的桎梏。但是，宋词的建树毕竟为这一抒情体完善了各方面的功能，而且标高了界点或者叫艺术审美的起点，能否充分利用这笔财产并加以丰富，全赖后人的智慧才力和心灵律动了。
词史证明，大致与北宋告终同时而始起的金、元、明、清四代八百年间词界才士们没有耗损这一特定的文化积累。虽有兴替起落之势，然而心灵运载之体的效能始终呈现强劲而多姿多彩。这与那个历史时期加于人们的辛酸和苦涩太多有关，而痛苦正是封建文学的催生剂，尤其在后期。
华夏民族的忧患历来深重。忧患意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是儒家教化守持的忠爱观念的共生物。民族之间的军事冲突击溃了“夏夷大防”或忠爱的偶像时，忧患情怀无疑空前暴涨。“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条残酷的法则不仅适用于词界，而且成为封建时代*后八百年词的历史的基本框架。从整体上看，浅斟低唱，作为赏心乐事的基调已被悲慨、惊悸、徬徨无依、离乱失所，以及种种莫可名状的牢愁哀思所取代。词的后半部历史的主旋律是当哭之长歌。
金国的词史与南宋词史似是对应，实际上有着巨大的时间差。当江南山柔水软之地一度相对晏安之际，金宣宗“贞祐南渡”已趋衰颓之势，迨哀宗天兴三年（1234）覆亡，下距南宋之迫降也早半个世纪。所以，金词大体上是在两重“忠爱”情心中构其始终的。初前阶段由南人留北所引发的类乎庾信型的哀唱启开金词的历史，吴激正是该群体的代表作者。曾几何时，在女真贵胄中涌现如完颜这样出色词人时，元好问的黍离麦秀之歌已旋踵即至。因而，《蕙风词话》卷三以周邦彦、吴文英与金国词家对应类比其异同，是游离具体时空缺乏可比前提之谈。
金词人无论前后期，对苏轼词风均甚为崇尚。究其原因是东坡清旷词心，特别是“心安”之旨，不啻是身处无可排解之境的一剂自救自娱药石。苏轼在那个时代的重大文化贡献之一，是用*浅显平易的语辞轻快地挑破一层障目之纸，让春蚕自茧式的忠爱人士突然洞穿命运的力量和人生的虚无。从本质上说，这当然很消极，但在离乱混浊的衰世或严酷黑暗的高压时代，“心安”自救，手把一盏，似确也平衡了不少倾斜的失落感和沉重的心灵，各种各类人物都能依之为逃渊薮。尽管失衡终究难以挽平，可是暂时的疗慰是有益的。淡化，是镇静药，时间慢慢会减退伤痛。镇静，才能著史，元遗山也是受益的一个，虽然他的悲慨沉雄之作为一代金词的压卷。
东坡词风不仅影响或者说润养着金词，同时也成为元朝词风构成的基石。元词初期作者本是南宋人氏和金国的遗孑。蒙古武功强权统治，对各个层面上深受儒家教化的“士”说来，都会有一种空前的压抑感。苏轼词心和忠爱观念相调和，是激活元人“市隐”或山林之隐心态的一泓活泉。即使开国大臣刘秉忠以及稍后的刘敏中，亦不外有此种滋润于心。这与其说是风格宗尚，毋宁说是一种时代的集体选择，是心灵搏动中对词文化历史积累的充分运用。白朴、萨都剌，不同时期不同族籍的词人，在对时空变易、人事兴亡的感慨吟哦中，基本核心的感受也未脱去人生如梦的喟叹，当然各自体验有深化或加多。元人词中除却“酒”气外，还添增不少“丹”气，此乃心态的另一端极致变异。至于那些本属宗教讲义的韵语则不必栏入文学范畴。
明代按理说是重见“汉官仪”的王朝。然而朱元璋的杀戮异己和并非异己的酷烈，绝不亚于历史上称为异族的王朝统治者。其子若父，明成祖朱棣又狠杀一阵，东南人文元气戕害至甚。明词一开始就在哀鸣声中陷落，因为隐逸之风深为太祖所恶，词心无所适从。于是，俟城市经济复苏，市民文化渐兴，声色感官刺激之求带着病态之势推进。《花间》、《草堂》重又翻版，但雅俗相间，正邪并陈，词曲多淆。当然，实事求是说，明词未见总集，全貌也许不尽如此。唯晚期“云间”派拨乱反正之论，则当时似已有定见。“云间”词人陈子龙等力追五代北宋，以雅醇高浑为旨上接“天机元音”，标举“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其前期成就仍多在以香草美人式形态抒写情爱，是一次词的初始功能的呼唤。而时世的颓波难挽，促动他们进而以情爱之形抒忠爱之情。只是留给他们的时间已不多，明王朝倾垮了。
清词素有“中兴”之誉。中兴不是回归，是词历经元明以来渐趋衰颓的一次重振。重振，不止是表现在数量的浩瀚上，主要是振起了词作为心灵载体的功能。举凡清初民族冲突，清廷“科场”、“通海”、“奏销”三大案对汉族士子的威劫，“文治”之绩如“鸿博”之征、“四库”之开以及剧烈的文字大狱等等引起的心涛波涌，在词中无不俱见。“阳羡”、“浙西”、“常州”词派的迭兴，是时世人心演化过程对词的表现形态的选择。“阳羡”词派的悲慨之气浓多，是新朝鼎定之初汉族士人心态的侧见；“浙西”的宗尚清空雅醇则是“盛世”时代潜在心绪的契合。到“常州”派以寄托为高境，重申“意内言外”之旨，乃是“今文经派”欲济救衰势之世的文化反应之一种。清词流派的走向，与盛衰之史同步。晚清外侮频仍，天国举义、“士”之神魂心绪或激荡、或愤懑、或凄苦、或迷茫，造就词史在殿末之期又晚霞一放，幽花重绽，终结之篇是颇斑斓的。值得添一句的是女性的某种程度的觉醒之唱，词这一载体很光荣地被择用。吴藻和顾春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跻进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等等大家名家构成的行列，从而为词史亦即又一种心灵史续添了独异的一页，易安居士不再寂寞。
八百年词的发展历程及其价值，决难在这篇短文中说得清楚。词选与词史各自所承担的任务原不同，何况此选规模甚小，尤不足副史。只是选者在“品评”中时或结合具体作品略言一二，以与此短文互补。粗疏处祈请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