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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群: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出版有《岑仲勉文集》等。万毅，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敦煌学、中国禅宗思想史等。出版有《岑仲勉文集》《大汕和尚集》等。
《姜伯勤教授八秩华诞颂寿史学论文集》为纪念姜伯勤教授八十华诞而作，是一本收录姜伯勤教授的平生故旧、学术名家以及门下弟子所撰有关姜先生的学行文章、相关的学术领域研究的史学论文集。书稿共分五部分:姜伯勤教授的学术人生、简牍学与文书研究、传世文献与社会变迁、佛教与道教、墓葬图像中的艺术史，从不同的角度对姜伯勤教授的治学方法、学术成就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并对隋唐时期的传世文献、宗教状况、社会风俗、社会状况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
姜伯勤教授为世所公认的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敦煌学、中西交通、明清禅学史、艺术史等众多领域成就卓越，望重学林！本论文集为纪念姜伯勤先生八秩寿辰而作，作者为姜伯勤先生的学界友人与及门弟子，其中不乏在学界属素有声望和成就的学者专家，如武汉大学的朱雷、冻国栋教授，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李锦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丽娱研究员，兰州大学的郑炳明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的杜文玉教授，复旦大学的韩昇教授，香港大学郑炜明教授等等。对于继承和发扬近现代以来岭南学术的传承、推进当代中国学术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所认识的姜伯勤先生（代序）
朱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现在回忆起来，那还是四十余年前的1977年元月，在北京故宫城隍庙的大殿内——当时是文物出版社领导下的几个出土文书整理组共同办公之地，见到一位穿着十分得体，颇有风度的先生正在与领导文书整理工作的胡绳武先生谈话，推荐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姜伯勤先生参加吐鲁番文书整理组工作，说到姜为人好，业务能力强，是岑仲勉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后来才知道这位“伯乐”就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胡守为先生。
当时，正值“四人帮”垮台，“拨乱反正”开始之时，种种原因使得整理组一些参加者要回原单位，或投考研究生，这时还有人自愿参加到这项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的“苦行僧”工作。当年春节前，我就知道有两位，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沙知先生，原是武汉大学本科生，后转学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工作，家在北京，孩子也大了。另一位姜伯勤先生，家在广州，孩子还幼小，困难多多。
1977年春节过后，姜先生来到北京。见面交谈后，才知年龄、学历、兴趣、爱好均与我相仿。而且1949年前家住汉口咸安坊，正好与我当时所住的车站路11号颇近，我因小学同学有住咸安坊的，也常去玩耍。
谈到看电影，去一家名叫上海电影院看美国西部片，战争片……同时又都爱看话剧，那是当时比较高雅的东西。谈到在兰陵路的文化剧场观看俄国老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经过回忆、交流，我把剧中的插曲也回忆起来了:〖=GK(〗顿河的哥萨克，饮马在河流上。有一个少年的痴子，站立在门旁，因为他想着怎样去杀死他的妻子，所以站立在门旁暗自思量。他的妻子投身跪在他的脚下，对他是这样高声叫道:孩子们的父亲我的丈夫哟，我知道你有一副慈善的心肠哟，我求你，求你！动手要晚一点，不要把孩子们从梦中惊醒，也免得惊醒了左右的街坊。〖=〗这个话剧颇类同中国南北朝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刘兰芝美丽贤淑，然不容于婆婆，就如同瓦尔瓦娜，也是不容于婆婆。
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是辛苦的，但也因老姜的到来，变得丰富多彩了。因为老姜的艺术修养比我们强，他经常关注音乐演出，告诉我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周末有歌唱表演。一些年轻的当时尚未成名的演员，如远征、成方圆……经常献艺。并多次说到这批青年人中，会出现不少名演员的。到了80年代果如他言。
在交谈中，感到老姜*可贵之处，在于他经历虽和我们同样，但他并没因“左”的教育路线，影响他多少。如外语，他不仅俄语没丢，而英语、法语、日语多少也会一些。1983年我去日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知我日语水平差得太远，临时抱佛脚也无补救，所以特别为我设计了简单对话的一问一答，好似当年流行的英语九百句，颇有应用价值。
老姜投入文书整理工作，唐长孺师和整理组的同志都表示欢迎。老姜是科班出身，又得到陈寅恪、岑仲勉、刘节等先生的亲灸，加上个人的努力，早已着手敦煌“寺户”的研究，对文书的识文及研究，都有基础，故参加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很快就能熟知规律进入角色，也就成为唐长孺师的整理工作得力助手之一。其实老姜在当研究生时，教育部召开的一次历史教师会在中山大学召开，唐长孺师当时也参加会议去了中山大学，正好老姜“奉召”任接待员，见到唐师，并多次请益治学之道。
他的成绩也得到领导的肯定，所以至1980年10月，批准我们去吐鲁番和敦煌等地参观考察。其实整理文书的人哪能不去此二地“朝圣”？再说也是一种奖励吧！由于此前我三到新疆一到敦煌，就由我带路。这时拨乱反正已初见成效，所以铁路交通明显好转，物质供应也有改观，我们也顺利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并在新疆博物馆安排下，游览了大小天池。
当然，吐鲁番的高昌、交河两座古城遗址和地区博物馆是此行的重点。在高昌古城遗址中，我们探讨、交谈，何处是当年玄奘到高昌王都受到麹文泰接待之所？在交河古城上观察城旁的“空心马面”，并遥想唐代交河及乌孙前王庭之盛况。见土砌之寺院遗址、官府机构、平民居址……居民居然在如此的城中，尚掘有水井。而城在两河交汇处点上因而似刀削，一面有斜坡可上，此处犹可见碎石击打遗址，想是当年守城者以石块击打攻城者，但却不知何年何月发生的？只能留给我们这些“中年痴子”去回味历史的真相。
高昌、交河之行，也结识了吐鲁番地区文管会的岑云飞，他是江苏南通人，50年代远离江南水乡，献身吐鲁番的文化工作，结识了老姜。故当年年底，岑云飞到北京办事，见到老姜。老姜与我商议应宴请以谢在吐鲁番之接待，我遂推荐到前门的一家卖本帮菜的老正兴，大致口味近南通，以表谢意。
后面就是去敦煌了，这是“朝圣”的*后一站。由于我1973年去过，还是我带路，火车到达柳园站，下火车换汽车到敦煌县城。又换乘千佛洞的车，直去“圣城”。
这时的千佛洞生活条件大有改善，唯饮水犹如1973年一样苦涩，饮用后，腹部微痛，泻下。这是初来乍到千佛洞者面临的考验。但老姜既到“圣地”，也就不在乎这种考验，很快就要上洞窟看古代绘画、泥塑，更要结识千佛洞的精英们，那就是敦煌研究院的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夫妇，贺世哲、施娉婷夫妇，樊锦诗……可惜，我到敦煌第三天，就接到电报，嘱我立刻回京，我也就失去继续留在这所圣地聆听他〔她〕们讨论问题的高见，也就失去一次学习的机会。特别是在1974年新疆看到日本大庭修《关于敦煌发现的张君乂文书》，但不知此件文书下落，此次来敦煌，承施娉婷女士拿出馆藏文物——《张君乂勋告》，正想借此机遇，加强识文，辨认书法字体等，与大家请教，而一纸电文促我急回北京而中断了。
《吐鲁番文书》的出版（包括释校本10册，图文本4册），都有他的一份功劳。虽然1983年他因系里工作需要，提前返校投入教学工作，我也少了一个益友。还记得他回广州后发现《魏书》中有一条史料，是记前凉张俊世治“石田”的，遂恭正抄录寄赠于我。虽早在1974年在乌鲁木齐做文书整理时，已将正史诸书有关史料搜集，已有此条，但我仍然从内心感谢老姜的关心。
此后，虽已各自回校，但总因改革开放之春风吹拂，所以见面的机会多了。也为他在科研新作，研究生培养取得的诸多成果，而为他高兴。
特别是他在选择研究生方面的慧眼识人，是很难有匹敌的。决无不敬地说，从个人研究方向来说是有“僧”有“道”有“俗”，个个都有特长，有成果。而且他们都尊师重道，当老姜因病不良于行时，全靠他的这些弟子的精心照护。作为一名教师，到了晚年能有如此的境遇，也使人感到欣慰。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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