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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收录了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五位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通论传统国学及专门论述国学入门、国学典籍、国学方法及国学主要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精辟论文。其中,章太炎比较系统地将我国的经学、哲学、文学进行阐述,读其作品不仅可以了解我国传统国学的基本内容,而且也可以了解我国传统国学的发展简史;梁启超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术研究涉猎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
“国学”是西学东渐之后,针对西方学术而提出的名词,*早见于近代思想家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后又被称为“中国学”“汉学”“国故”“国故学”。顾名思义,“国学”就是中国之学,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创造的文化。
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础,国学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客观环境和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和行为等方面都影响很大,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
国学堪称中国人的性命之学,不仅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明证,是中华文化的学术基础、固本之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立身处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学习国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更能从中学习为人处世的道理。在走向世界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良好的国学素养。然而在生活当中,许多人往往缺少足够的国学知识,有些人即使知道一些,也是一知半解,这不仅给日常学习、工作带来诸多的不便,在生活中也可能遭遇尴尬。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国学,正确认识诸如国学的确切含义、国学对现实的意义、国学研究的方法等基本问题,我们编撰了本书,书中收录了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五位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通论传统国学及专门论述国学入门、国学典籍、国学方法及国学主要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精辟论文。其中,章太炎比较系统地将我国的经学、哲学、文学进行阐述,读其作品不仅可以了解我国传统国学的基本内容,而且也可以了解我国传统国学的发展简史;梁启超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术研究涉猎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其中尤以史学研究成绩*卓著,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王国维是中国*个运用西方哲学、文学、美学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分析的学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鲁迅博通先秦诸典,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思想启蒙,对文学创作、小说发展等方面进行剥茧抽丝的分析,为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大师们的经典著作,经过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不仅在文化学术界享有盛誉,而且在广大读者中间也有着较高的知名度,是历久弥新的学术圭臬,是永远值得我们珍藏的一笔精神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选国学大师的作品原版本大多为繁体文本,在其流布过程中,难免出现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做了如下整理工作:在版本的选择上,一律以原始版本为底本,保留大师著作的原貌,但对其中误写、错排的个别文字,都进行了修正。繁体字改为通行的简体字,但对简化后易引起歧义的字词,带有时代特色的用语,与现在不太一致的专名、译名等,未做改动。例如,“的”“地”“得”三字,在当时通用为“的”等,尊重原作者用字习惯,均未改动。常见的异体字、通假字,原则上保持原貌。标点符号的用法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外,也未作改动。
希望经过努力,我们能够呈给读者一本内容充实、文字完善、富有特色的国学大师经典读本,使读者能够以本书为阶梯,学习国学,了解国学,汲取先人的智慧,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让中国文明在创新中绵延不绝,并走向世界。
第四章
诸子学略说
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
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轲亦在其列。或云“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诟詈嘲弄,无所假借。《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为真。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此可见当时学者,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盖观调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见《成唯识论》。)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或曰:党同门而妒道真者,刘子骏之所恶,以此相责,得无失言?答曰:此说经与诸子之异也。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欲考索者,则不得不博览传记。而汉世太常诸生,唯守一家之说,不知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党同妒真,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此刘子骏所以移书匡正也。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必睹其文籍,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诸子,必以周秦为主。
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也;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故事师者,以洒扫进退为职,而后车从者,才比于执鞭拊马之徒。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老爷耳。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得训为学?所谓宦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尔。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学优则仕之言出于子夏,子夏为魏文侯师,当战国时,仕学分途久矣,非古义也。)秦丞相李斯议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亦犹行古之道也。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见《史记历书》。)畴者类也。《汉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学”,此之谓也。(近世阮元作《畴人传》,以畴人为明算之称,非是。)其后有儒家、墨家诸称。《荀子大略》篇云:“此家言邪学所以恶儒者。”当时学术相传,在其弟子,而犹称为家者,亦仍古者畴官世业之名耳。《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阴阳家者,其所掌为文史星历之事,则《左氏》所载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汉艺文志》论之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惟其各为一官,守法奉职,故彼此不必相通。《庄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学二术者,如儒家多兼纵横,法家多兼名,此表里一体,互为经纬者也。若告子之兼学儒墨,则见讥于孟氏;而墨子亦谓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隐以为广,其弟子请墨子弃之。(见《墨子公孟》篇。)进退失据,两无所容,此可为调和者之戒矣。
今略论各家如左:
一论儒家。《周礼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称久矣。司徒之官,专主教化,所谓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艺之谓。是故孔子博学多能,而教人以忠恕。虽然,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由前之道,其流为经师;由后之道,其流为儒家。《汉书》以周、秦、汉初诸经学家,录入《儒林传》中;以《论语》《孝经》诸书,录入《六艺略》中。此由汉世专重经术,而儒家之荀卿,又为《左氏》《谷梁》《毛诗》之祖,此所以不别经儒也。若在周秦,则固有别。且如儒家巨子李克、宁越、孟子、荀卿、鲁仲连辈,皆为当世显人;而《儒林传》所述传经之士,大都载籍无闻,莫详行事。盖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虽今文、古文所持有异,而在周秦之际,通经致用之说未兴,惟欲保残守缺,以贻子孙,顾于世事无与。故荀卿讥之曰:鄙夫“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捭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见《非相》篇。)此云腐儒,即指当世之经师也。由今论之,则犹愈于汉世经师言“取青紫如拾芥”,较之战国儒家亦为少愈,以其淡于荣利云尔。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张敞皆有其说。)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观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杨注: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是则大儒之用,无过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讥丈人,谓之不仕无义。孟子、荀卿皆讥陈仲,一则以为无亲戚君臣上下,一则以为盗名不如盗货。(见《荀子不苟》篇。)而荀子复述太公诛华士事(见《宥坐》篇),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是儒家之湛心荣利,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学,约处穷身,心求得售,而后意歉。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则吾道穷矣。《艺文志》说儒家云:“辟者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不知哗众取宠,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庄周述盗跖之言曰:“鲁国巧伪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此犹曰道家诋毁之言也。而微生亩与孔子同时,已讥其佞,则儒者之真可见矣。孔子干七十二君,已开游说之端。其后儒家率多兼纵横者(见下)。其自为说曰:“无可无不可。”又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荀子曰:“君子时绌则绌,时伸则伸也。”(见《仲尼》篇。)然则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讥孔子曰:
孔某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烹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丘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嬴饱,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