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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花间廿四家词赏析》收录《花间集》十八家；温庭筠《金荃词》七十首、皇甫松《檀栾子词》二十二首等。共收词作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唐宋花间廿四家词赏析》将古今评论、文句考注与个人解读共冶一炉，每位词人有“小传”和“集评”，每首词作有“注释”、“赏析”与“集评”，收集了史乘笔记及专集总集里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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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写一位身处异乡的游子思念故乡的“同心”之人，此亦涉“情”之诗也。至于“曲渚”，亦为送别之作。到了陈代，徐陵编撰《玉台新咏》，他在《序》中说:“捻指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将人选作品称为“艳歌”。其实，到了梁陈之际，诗歌“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梁书·庾肩吾传》）。特别是梁简文帝好作“艳诗”，庾肩吾等人推之，产生“宫体诗”，“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梁书·简文帝纪》）。至于这种“传统”，欧阳炯另有看法，“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花间集叙》）。何为“北里”？《史记·殷本纪》:“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孙内翰《北里志》一卷记录北里妓女之生活，《古今说海》收录。北里乃游冶之所。在欧阳炯看来，宫体“艳诗”使得游冶之地的歌妓演唱风习盛行，不能照搬。自盛唐以来，“艳诗”亦曾盛行，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鬟，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极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但同时，亦出现了敦煌词，这是词的初创期。敦煌词集中表现了“爱国”、“归化”和“爱情”三大主题。唐中叶，出现文人词，至刘禹锡、白居易，词体得以确立，“南歌”、“女思”为其特色，甚至片面到香艳，词体成为“艳科”。对于“艳诗（往往以“声诗”形式出现）”和“艳科”之盛行，欧阳炯在《花间集叙》有描述:“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艳歌艳诗及“艳科”，与儒家传统诗教主张背道而驰，或历久不衰，或应运而生，都足可证明，大凡追求人的生命存在价值和人的本性实现之诉求，是压抑不住的。《花间集》正是承传了这一人文观念，抛弃了反映社会生活而过于庞杂、宽阔的取材倾向，抛弃了儒家诗教的价值取向，“主打”反映男女情事题材，走“艳科”之路，“以窄求深”，“夺春艳以争鲜”（《花间集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