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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双峰人，文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清代诗学方面的研究。
《近代宋诗派研究》一书，整体上联系清代学宋诗风的形成、发展和消长，来展示近代宋诗派演化的特点；从不同的宋诗派地域支派的组织方式来进行阐述剖析；具体探索诗派兴衰原因及其背景；其诗学思想文化状况与诗歌创作主题、风格之关系的揭示；诗歌创作实绩；整体诗学思想的评价，诗派诗史意义的解读等。全书力图考察诗史上“学宋”现象，考察近代诗发展中的操持传统文化立场来挽转诗运的具体策略，以期探索中国古典诗歌流变的*后历程。
从诗人之诗到学人之诗。
序魏中林宋诗派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课题进入学界视野，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诗界革命、南社诗学，甚至唐宋诗学论争等热点话题都有密切的关系。当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五四文学史观无法涵盖晚清以来内部多元芜杂的诗学形态，寻源溯流就成为不少研究者不约而同的学术自觉。正是立足不同诗学风尚、创作实践的共生与互渗，想要推衍清代诗学唐风宋调的时代特色，钩沉发覆近代地域诗学流派的多重面相也就成为系列研究的链条之一。*博士对宋诗派的关注与思考，从在暨南大学读硕士就已经开始。把宋诗派萌生、发展、新变的历史阶段分期划界；变诗家个案研究为宋诗流派的宏观探讨；以主题、意象与风格为路径解读宋诗派核心诗论“学人之诗”的范式与内涵，他试图将学界吉光片羽式的诗学评点清晰化、条理化，以彰显宋诗派自具面目的时代精神。赴苏州大学读博士后，他对宋诗派的把握更见系统全面。以宋诗派的发展嬗变为中心，勾勒推阐出如下图式:其兴起导源于清代宗宋学风的影响渗透，其发展表现为学人之诗理论内涵的凝练建构，其嬗变则促成了宋诗派同光体异彩纷呈的诗学形态。当他将数年积学深思的心得体会层层写出，眼界识力，令人双眼一亮，要者有如下数端。“同光体”因诗得名，却缠绕遥深的政治意涵，新变自强的时代精神流衍而成维新革命，自此以还，诗界革命、南社诸家以狂飙裂变之势纵横决荡，成现代诗学背景下古典诗词的绚丽晚霞。同光体、诗界革命、南社三者看似对立攻伐，实则同源异派，各领风骚而已。凸显主体精神背后的时政意涵，以递进把握同光诗学映射晚清社会历史的深广。自缘情言志启诗道传衍之两途，唐诗宋调各有发挥，学人之诗、诗人之诗蔚为大观，同光体诗家着意弥合学问、性情，学人、诗人合而为一。他们秉士人风骨，膺古今巨变，有澄清之志，无用武之处，内外交迫，抒情言志难免衰飒荒寒。知人而论世，守持传统文化理念，不论壮怀激烈还是深沉低回，总是雅人深致。同光一体，诗分三派，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属华岳三峰，精勤刻画反复申说已然耗损心力。钩沉发覆尚能旁及同光诗学之流波余响，以小见大，出其精神气韵，若不是熟稔文史，明晰诗论，完成亦难。在宋诗派同光体研究领域，*博士的学术成果视野宽广，体系谨严，熔铸先贤同仁而自具面目。在此之前，相关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的个案研究自有声容而嫌浮散，综合性研究轮廓俨然而无邃密，但显然对著者以启沃。其作以近代宋诗派研究之名，守本精研，积薪而上，其为学之精诚，可见一斑。*博士讷于言，矜于文；谦守内敛，无汲汲奔忙之苦；游心物外，无声华荣利之想；往往于书史纵横时会心自得，于旁搜博采处喷涌才思，其读书之乐，可谓澄澈明净。此书之成，积数年之功，伐毛洗髓，精神见矣。是为序。上篇绪说近代宋诗派研究绪说作为中国古典抒情诗体主要品类的诗，以其璀璨多姿而又波澜起伏的演变历程，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位置。古典诗歌发展至近代，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交流，社会体制、结构急剧变化，文学的物质载体语言的重大变化，古典诗歌的辉煌征程于此结束，近代诗坛众多的诗歌流派与诗学思潮无疑如暮霭余晖，让人依恋留连。近代宋诗派作为延绵有清的学宋诗风之结穴，自晚清延续至民国，是当时影响*的坚持艺术传统的诗歌流派，对其进行系统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古典诗歌衰落的*后历程，无疑是构建清诗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另外宗唐祢宋是明清诗发展过程中长期争论的问题，学宋成为清代文学一个特定的景观，产生过如钱谦益、查慎行、厉鹗、钱载等学宋名家。探究近代宋诗派，将会对梳理清代诗歌宗宋风尚的发展脉络，了解近代诗坛的整体构成有所帮助。对中国诗歌在近代的断代分期，学界迄今仍是众说纷纭，为了避免误会和各种不必要的纠缠，必须说明本书所云“近代宋诗派”的“近代”一词特指道光至清末民国这一时段。之所以把上限提到道光元年（1821），主要是从清诗发展的阶段性来考虑的，陈衍、由云龙、汪国垣等诗论家都认为道光为清代诗学之一大关捩。就清诗的发展而言，嘉庆、道光之际恰好是清诗在时代的刺激下，矫正乾隆诗坛“格调”、“神韵”末流内容上沉迷风月诗酒，风格上啴缓肤廓、粗俚油滑之流弊的分水岭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由云龙《定庵诗话》卷七，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63页。，封建王朝的种种危机推动着学宋风潮的再次兴起。将下限延展到民国，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尽管新诗发展迅猛，但传统形式的旧体诗仍有市场，宋诗派同光体的影响尤大，同光体的理论著作《石遗室诗话》和诗选《近代诗钞》都是在民国时期才出版。其后学也主要活动于民国，在民国旧体诗坛影响甚大。林庚白说:“民国以来作者，沿晚清之旧，于同光老辈，资为标榜，几于父诏其子，师勖其弟，莫不以老辈为目虾，而自为其水母。”林庚白《丽白楼诗话》上编，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虽然持贬义，但客观上说明民国时期宋诗派声势犹存。近代的学宋风潮，陈子展较早称之为“宋诗运动”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以后研究者又有不同的界定和划分，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张炯、邓绍基、樊骏《中华文学通史》第五卷，华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页。，笔者将其统称为近代宋诗派。近代宋诗派以年代为界限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主要活动于道光、咸丰期间的学宋诗人，我们称之为道咸宋诗派；后期为有着明确流派意识的同光体诗人。事实上道咸时期的宗宋作家是一较为松散的作家群体，作家之间的唱酬并不繁密，也无系统的理论著作与诗歌选本，只是以师友网络联结成的有着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的诗人群，且无明显的宗派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咸宋诗派是同光体诗论家陈衍为标榜同光体而追溯其渊源而约定俗成的一个流派，这样同光体没有着落的“同治”，便因何绍基、莫友芝、曾国藩等人同治年间尚健在而成立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5页。。道咸时期学宋诗人在学术思想、心理状态、创作题材、艺术主张、美学风格方面与同光体诗人有着较大的区别。就总体上而言，道咸学宋诗人可视为同光体诗派的宗宋诗风之文学渊源，而与同光体作家无直接的师承、姻亲、地域承续关系，也不能直接将其当作同光体的前期。尽管道咸学宋诗群比较松散，但还是可以从其诗文集中概括出比较明确一致的文学主张；这一群体有成就卓著的代表性作家，且群体的美学风尚较为一致，鉴于此，本书仍将依照通行的观点将其当作一个独立完整的流派予以论叙。对近代宋诗派的研究，民国时期就有少量论文如胡先骕发表于《学衡》杂志的《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等系列论文以及杨熊士的《同光诗体》等。一些论著如庄蔚心的《宋诗研究》介绍了宋诗派发展的脉络；而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汪国垣《近代诗坛与地域》《光宣诗坛点将录》等著作关于近代宋诗派的论叙，更由于作者对近代诗有着浓厚的兴趣，谙熟所论诗人，而价值很高，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由于新文学的蓬勃发展，近代宋诗派遭到猛烈的批判，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是其代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对宋诗派的研究十分冷寂。除郑珍研究有缪铖《读郑珍巢经巢诗》等文对其予以肯定外，绝大多数文章、论著中对宋诗派都是一笔否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选》前言称宋诗派为脱离现实的腐朽诗派。至八十年代，随着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的转变，对近代宋诗派的评价发生变化，研究开始呈现正常化。在文献整理方面点校了一批宋诗派作家诗文集，《近代诗钞》、《近代文学大系》的出版亦为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一批专著如《中国近代文学史》（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郭延礼）、《中国近代诗歌史》（马亚中师）、《光宣诗坛流派发展史论》（马卫中）、《清诗流派史》（刘世南）、《近代文学批评史》（黄霖）、《郑珍评传》《莫友芝评传》（黄万机）、《诗人何振岱评传》（刘建萍）、《郑孝胥前半生评传》（徐临江）等，均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开拓性。论文方面钱仲联先生《论同光体》、《沈曾植诗学蠡测》，王镇远《同光体初探》等，对同光体诗歌的思想内容、内部派系、美学风格皆有新的探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迄今，对近代宋诗派的研究取得较多的成绩，在诗学文献、理论探讨与方法论上均为本书提供不少方便和启悟。但无论从微观与宏观上都还有进一步系统深入拓宽的必要。*，在理论批评中受严羽《沧浪诗话》话语的潜影响较深。清诗史上长期胶结的唐音宋调的争辩，导致评论家往往将性情与学问、情思与体格两者对立，将学宋派冠以形式主义、性情不真等标签。感性情感与理性学问两者在诗歌创作中并不矛盾，关键是两者是否能够完美交融。以唐音范式评定宋诗派，不免轻视近代诗的时代性和艺术个性。第二，诗歌研究中，政治批判的影响还一定程度存在。自柳亚子批评同光体为盗臣民贼、缙绅官僚之诗起，以政治文化一元论的思维方式来评判近代宋诗派屡见不鲜，近来论者还认为同光体辛亥后的诗歌毫无价值可言。对近代宋诗派尤其是同光体诗人的思想倾向缺乏比较全面的分析，而且过于重视其政治思想的落后而对其文化心态注意不多。存在据作家政治活动保守与进步来论定其诗歌创作的倾向，而未能从文化层面独立探讨诗人的创作心态以及其所选择的表现体式与文化心态的关系。政治剖析、文化探求、艺术分析三方面既独立又紧密联系，任何以单方面为主的研究方法都有盲人摸象之嫌。第三，诗歌具体创作研究较少。除文学史著作中对近代宋诗派主要作家的概述外，对单一作家的研究论文许多偏重于诗论、诗人的生平活动，研究何绍基、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的论文有一定数量，但具体论及诗歌创作的极少，且存在沿袭近人诗文评的倾向。对诗人诗歌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二大家如郑珍、陈三立身上，对于一些次要作家的基本情况与诗歌创作还留较多空白。作家评传也侧重于历史研究。这一现象表明在文献的钩稽考察以及诗歌的自身研究方面尚需加强。第四，近代宋诗派的宏观研究缺乏。多数论文论著在宏观研究方面，大都因袭汪国垣、钱仲联先生的论叙，在流派的组织、成因、渊源、思想主张、艺术风格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的说来，对近代宋诗派的研究已经开始引起重视，本书将在尽可能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近代宋诗派作初步的探讨。这一研究主要包括对基本史实的梳理；对诗派组织方式的描叙；对兴盛原因、背景的探讨；对诗学、地域渊源的清理；对诗人思想文化状况与诗歌创作主题、风格关系的揭示；对宋诗派诗学思想的评析、诗派诗史意义的解读等。由于近代宋诗派与清代学宋诗潮有着明显的承续关系，也是延续数百载的唐宋诗之争的收束，因此对近代宋诗派与清前期学宋风之关系的辨析，是研究的着重点；因同光体地域性极强，本书较详赡地讨论其地域渊源；近代宋诗派诗人的思想、立场、文化态度直接影响其诗歌的主题和艺术特点，由此切入，似能较深地透视这一诗学现象以及诗史意义。近代宋诗派的人物构成颇多，诗歌创作数量甚富，其诗学理想甚高，但何以*终没能实现其别创诗界的目标，也是我们应深入考察的问题，另外近代宋诗派中同光体的组成情况、诗歌主题、派内长期忽略的作家等，也在关注的视野之中。为了说明诗派中风格的异同和发展变化，将注意诗家之间的比较。这几点也是本书研究展开的基本线索。本书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是注重文献考索，史论结合，具体包括诗学、文献学、史学、文化学、美学等等，期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够对近代宋诗派获得比较明确的认识。由于笔者学识谫陋，对材料的占有尚难周全，如王易、曹用晦的详细行迹与著作未能搜集到，误会或曲解在所难免，在观点提炼与理论运用上尚较粗糙，不够成熟，敬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教。*章道咸宋诗派兴起的背景*章道咸宋诗派兴起的背景在清代的诗坛上始终贯穿着宗唐和祧宋之争，但直到道咸之世，“清道由盛而衰，外则有列强之窥伺，内则有朋党之叠起”，“忧时之彦，恒致意经世有用之学，思为国家致太平”，“于是本其所学，一发为诗，而诗之内质外形，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这种新变可分为流向不同而影响于近代诗史的两股诗潮。大致而言，一则为取径于宋人的‘学人之诗’，一则为倡导‘志士之诗’的爱国诗潮，宋诗派这时才取得诗坛盟主的地位”张炯、邓绍基、樊骏《中华文学通史》第五卷，华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陈衍《石遗室诗话》中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滌生（国藩）、欧阳磵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于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而王壬秋（闿运）则为《骚》《选》、盛唐如故。都下亦变其宗尚张船山、黄仲则之风”，可见其影响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研究这样一个诗派有重要的意义。道咸宋诗派在清代由盛转衰之际形成，有其时代原因，也是有清一代学宋风气不断趋浓的产物，对此下文将有所论叙。就道咸宋诗派的构成而言，师友传承交游是一重要原因。道咸宋诗派创作成就*的郑珍在诗派中并未形成众星拱月式的中心地位，道咸宋诗派依靠程恩泽、祁寯藻、曾国藩大力倡导，才声势大振；诗派也没有代表性的诗论著作或选本，也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因此作为流派显得十分松散。在此略叙道咸宋诗派诸家的关系。程恩泽、祁寯藻道光元年（1821）同受道光帝接见，相以为荣，嗣后交接甚欢。两人诗集中酬唱之作，连篇累章。恩泽《忆昔》其四记道光癸未（1823）在北京与祁寯藻唱和相知的情谊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卷三，《丛书集成新编》第6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81页。。祁寯藻有《春海以山谷集见示再叠前韵》一诗，可见在学诗方向上他们相互影响。程恩泽去世后，寯藻恐程氏遗集散失，襄助刻印。道光五年（1825）程恩泽任贵州学政，选拔了郑珍，视为奇才，并指点他为学为诗的途径。次年程恩泽又招郑珍入幕，精心教导，希望郑珍能够南传其学凌惕安《郑子尹年谱》，香港崇文书店1975年版，第32—40页。。何绍基道光十一年（1831）中湖南乡试，程恩泽为主考官，“以国士目之”何庆涵《先府君墓志》，《何绍基诗文集》附录，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075页。，以后何绍基常侍游恩泽，何绍基有《龙泉寺检书图记》言其事。莫友芝年轻时即师从程恩泽。祁寯藻在同治二年（1863）荐举郑珍等人入仕。程、祁外的另一重要人物是曾国藩，莫友芝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即与曾国藩订交，后长期游于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就是通过莫友芝而闻知郑珍之学。曾国藩还是道咸宋诗派与桐城派联系的关节点。郑珍与莫友芝两人则是年少相交的知己，共同治学作诗，终生不渝。要提及的是，本书主要以郑、莫、何、曾、程、祁为探讨对象，至于道咸时期诗歌成就很高的学宋诗人江湜，由于交游不广，所相知者多寒士，所以独吟无和。直至同光体风潮盛起，江湜才由郑孝胥等人的发现而声名大振。江湜与道咸宋诗派诗人并无直接联系，只能算同光体诗人推许的前辈学宋诗人，本书不拟列入。道咸宋诗派兴起，由深层次来说受晚清学风转变的影响较大，在文学层面上则清代学宋诗潮流的发展以及桐城诗派对其有很大影响，以下就此分说。*节道咸宋诗派兴起与晚清学风晚清学风道光以来，潜酝在18世纪末叶乾嘉盛世背后的社会危机像火山般喷发出来，由于人口自18世纪以来成倍增长，导致土地资源的相对占有量下降，形成“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自啖自肉，无受代者”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与此同时，土地兼并加剧，统治阶级的侈糜，吏治的腐败日甚一日，民生凋敝，“哀鸿之声，颠连之状，不忍闻不能不闻，不忍睹不能不睹”林则徐《筹济篇序》，《林则徐全集》第5册，海峡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这一切交相发作，加快了清王朝向乱世滑落，而道咸间愈演愈烈的西方殖民者借坚船利炮，以鸦片入侵的掠夺行为，更起到了时代变革的催化剂作用。山雨欲来，大厦将倾，在这种空前的政治变动前，一大批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惊觉、不安。他们试图为封建末世寻求出路。现实危机引发了学术反思，清初顾炎武等主张的通经致用原则再度成为士人们的学术方向，经世致用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经世致用是中国学术的重要传统，不仅仅是一种研究目的和行为实践，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一种精神，体现中国知识分子“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独立情操。它源于儒家思想中的‘外王’路线，随着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或隐或彰。道咸间的经世之学与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不同之处，是后者是重在对理学以批判、修正，而前者恰好是理学精神的复苏。乾嘉治汉学者所行之文字、训诂、校勘、音韵、名物的学问发挥义理处不多，有琐碎芜杂之弊。自道咸以来，时世的剧变，人们需要正视现实，因而兴起一种注意经典微言大义之风。“其主要表现有二:其一是融合汉、宋，其二就是上溯今文经学的传统。二者其实是相通的，只是侧重点不同，前者比较侧重整顿纲常伦理，后者比较讲求应变之方,但并非截然对立”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及文学》，湖南出版社1985年版，第265页。。前者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后者以阮元、冯桂芬、陈澧、曾国藩等为代表。在时代的大潮中，道咸宋诗派作家在思想取向上大体隶属于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