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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孝萱先生，谱名敬堂，晚号冬青老人，江苏扬州人，生于1924年6月20日，卒于2009年9月5日。1948年肄业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先后就职于上海远东商业银行、上海及厦门中国实业银行。1952年任北京市中国民主建国会秘书。1956年至197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1976年至1981年，任扬州师范学院副教授。1981年至1984年，任北京市中国民主建国会部负责人。1979年至1992年，任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至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5年起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清代扬州画派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柳宗元研究会、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湖北省吴楚文化研究会等学术团体顾问。先生著有《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唐代文史论丛》、《刘禹锡丛考》、《刘禹锡研究》、《冬青书屋笔记》、《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郑板桥丛考》、《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家谱丛考》等专著十五部，编有《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等各类纂辑、丛书、辞典、讲义及古籍整理著作二十余种，发表论文近三百篇。2010年凤凰出版社出版《卞孝萱文集》，凡七卷，近四百万字。
卞孝萱先生籍属仪征，传自济阴卞氏南迁始祖晋代卞壸。瓜瓞至清，卞士云、卞宝第父子两世开府，复为海内甲族，卞先生一房乃其支裔。卞先生自幼深受家乡扬州学术文化熏染，既得族中老人卞綍昌及乡贤闵尔昌等之勖勉教诲，又因自学文史、书画而多方求教，得以接交民初诸老辈，并先后从游金毓黻、范文澜、章士钊三先生，于近世政治、社会、文化之变迁，以及学林艺坛之掌故，感受既深，见闻亦富。南京大学古典文献所于2006年起约请卞先生“口述历史”，进行一个阶段后因故暂停；2009年9月卞先生遽尔仙逝，口述计划未能全部完成。《冬青老人口述》为卞孝萱先生*阶段口述主要内容的整理稿，分为“师长学行”、“旧家往事”、“诗人丛谈”、“耆老杂纪”、“维扬才俊”、“友朋摭忆”、“书林漫谈”七个部分，配以相关资料图片，并附卞先生若干文章以供参资，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份尘封十年的录音，但从未被人遗忘；这是一份戛然而止的口述，但依旧韵味悠长。师长学行、旧家往事，娓娓道来；耆老杂纪、友朋摭忆，别有风趣。以书为媒，共享学界掌故；因文配图，再现历史风采。
冬青老人口述
卞孝萱/口述
赵益/整理
说明
2006年年初，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商请卞孝萱先生作“口述历史”，同时兼作博士诸生讲义，卞先生欣然同意。先生其时已八十有四高龄，仍勤于著述，少有空闲，故与先生商定大约每周一次，以十次为*期，然后视情形再予继续。先生于当年春天开讲，共讲九次后暂告结束。是年秋，开始据录音整理口述，先生又专门作了几次补充，同时回答疑问并提供相关资料，又亲自拟定下一期工作的规划以供准备。2007年春夏之交，*期口述内容整理成文，交由先生审阅，并请补充所阙资料。先生当时正开展多个项目的研究，焚膏继晷，笔耕不辍，始终未暇审定口述。2009年春，先生手头工作告一段落后，计划重启审阅并继续进行下一期口述，未料于当年九月遽返道山，终未能亲定此稿。本“口述”即在交付先生审阅的*期口述记录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先生当年口述时，每次拟定一个主题，但往往不拘所限，兼涉其他。口述记录稿基本依据先生讲述纲目，将主要内容略作调整归并，厘为七部分:师长学行、旧家往事、诗人丛谈、耆老杂纪、维扬才俊、友朋摭忆、书林漫识。每个部分讲述次数、时间长短不一，内容并不平均，有的部分稍详，有的则稍略。口述原计划由“师友”“家世”开始，次第推进，力求发掘卞先生所深悉的晚清民国遗老行迹、近现代学术等方面的口述史料，同时以先生丰富的书画、题识、手札等收藏作为印证。前者只进行了*期，远未实现开始时设计的目标；后者则因先生遽尔仙逝，仅仅达成计划的十分之一而已。为稍补阙憾，特从先生历年所撰文章中，选择颇能与口述内容相表里的若干篇目，作为附录，提供读者参考。其中《怎样解读钱锺书〈沉吟〉》一文，本乃口述内容，先生生前已撰成文章予以刊布，故不再收录进口述之中。本“口述”未经卞孝萱先生亲自审定，一切疏误及不当之处均由整理者负责。
缘起
钱默存先生所撰《石语》，乃其年轻之时，所记石遗老人陈衍一夕之谈，一直到钱晚年方出版。此书文字不多，但是很有用，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往往都是些官面文章，所谓“正经的话”；而这上面谈到的，都是些“私下的话”。举个例子:如谈郑孝胥事，其他记载岂能有之。郑作为诗人，亦为陈石遗所推重，但是《石语》仍然述及了郑的“私事”。我之所述，颇意仿照石遗老人，以轻松之漫谈为主。于漫谈之中，诸位可能得到一些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
一、师长学行范文澜我今年八十有三。几十年来，我除了自己读书，学写文章之外，先后协助过三位先生:范文澜先生、章士钊先生、匡亚明先生。三位先生各有成就，总之都是我们当代的著名人物。能够协助他们做些事情，使我从中受到许多的教育。三位先生的身教、言教，至今使我受益无穷。范文澜先生字仲沄，浙江绍兴人。绍兴不光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它还和辛亥革命的关系非常之大。辛亥革命之时有三会: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合起来是同盟会。华兴会是黄兴等创建，地区主要是在湖南、湖北；兴中会是孙中山等创建，地区主要是在广东还有海外；光复会主要是在浙江，尤其主要在绍兴。光复会的名人如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皆绍兴人，所以绍兴可以说是光复会的诞生地和大本营。范老的故居，我专门去看过，去的时候因为盖大楼，范家的房屋大部分被拆掉了，新闻媒体、社会人士不赞成拆掉范老故居，尚未拆的几间保留下来了。他的家对面有一条河，河旁边就是大通学堂，大通学堂就是徐锡麟与秋瑾所创办。他们创办此学堂，实际上就是借教育学生为名，准备起义力量。训练学生出操扛枪什么的，换句话说，武器也有了，兵也有了。范老的家就在河对面，这边是大通学堂，这边就是范老的家。范老的哥哥名叫范文济，就在大通学堂读书，后来就留在了学堂。有一天，范老的母亲买了螃蟹，让范老到河对面的学堂去叫哥哥回来吃螃蟹，范老刚到门口就不能走了，因为好多清兵把秋瑾绑了出来，当时在抓捕时好像还动了武，当然动武的程度是很有限的。第二天就有报告说:悍匪范文济，因拒捕而亡。实际上是报错了，死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范老的哥哥。但范老哥哥却反而没有事了，因为他不是已经“死”掉了吗。不过“范文济”这个名字是不能再用了，所以后来等于说范文济就没有了“名”，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此件事情对范老有着重大的影响。范老在上海浦东读的中学，这所学校办得好，校长是黄炎培。这个后来就跟我发生关系了，所以世事往往因缘而生。范老大学读的是北京大学，校长是蔡元培。蔡元培是绍兴人，是清朝的翰林，又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以北大办学“兼容并包”名闻天下。范老得到蔡元培的赏识，做过他的秘书。当时北大教师有不少，对范老影响*深的有三个人:一是黄侃，范老称“蕲春师”，蕲春乃黄季刚籍贯。旧时称人称籍贯，是*尊贵之用辞。举个例子，如称曾国藩为“湘乡”，称李鸿章为“合肥”，称章士钊为“长沙”，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另外一种呢，是用一位和所称人同姓的古人来称呼，例如冒广生，冒辟疆的后人，他到北京，*和周恩来都接见他，冒称周为“濂溪”，即以周敦颐指代。一是陈汉章，范老称“象山师”。陈汉章现在好像没有黄侃有名，但学兼经史，在当时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后来也曾到中央大学任教。还有一位就是刘师培，但范老只称他“申叔先生”，不称“仪征师”，称呼上与黄侃、陈汉章有区别。这大概是其人品不为范老所重的缘故。实际上，对范老影响*的应该是刘师培，因为刘师培以经学名，而范老*初搞的也是经学。其著作《群经概论》，原是他在大学教书时的讲义，引用刘师培的*多，甚至有全章引用者。北大同学之中，关系*好的是顾颉刚，后来他们在北京组织“朴社”。所以范老早期的书，都是朴社刊印的，现在已很难见到了。另外一位对范老有过重要影响的，是鲁迅。鲁迅的朋友许寿裳，是范家的亲戚。鲁迅一生中和很多好友*后都不免翻脸，唯独许寿裳与鲁迅始终如故，后来死在中国台湾。范老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经常和许家的一个人同去拜访鲁迅。《鲁迅日记》中所提到的“范云台”，就是范文澜。范老本来是鲁迅的后辈，鲁迅当时已是北大的讲师，后来与鲁迅则成为战友。鲁迅先生到南方后，有一次去北京，和中共地下组织有关人员见面，就是在范文澜家里。范老是地下党员。当时他是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也请鲁迅去讲学，讲了半个钟头，然后晚上到范老家里吃饭，座中有几个人，就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中的人。鲁迅去世之后，范老写文章悼念，其中*刻骨铭心的话，意思是:大家都说鲁迅爱骂人，而我认为鲁迅有资格教训人。范老说，有好多人学问或许不错，但人品就不一定好。而鲁迅先生，还没有看到他有哪一件事做得不好的。范老的意思是:自己做得正，所以就有资格教训别人。这一句，代表了范老对鲁迅的评价。谈到国学，我觉得像章太炎、黄侃这样的，确实够资格讲国学。新式的人当中，范文澜够资格讲国学。因为“国学”，顾名思义，一定要“通”，它绝不是一个专门之学。“专”是需要的，但距“国学”相距甚远。因为中国之“国学”的特点就是博大精深，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经史子集”。范老在早年，四部都有著作。经部是《群经概论》，经学实际上是范老当时*拿手的，因为他是跟刘师培学的。如果就学派而言，主要属于古文经学，同时沟通古、今文经学，这也是刘师培的特点。史部是《正史考略》，就是把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新元史》）都考了一下。子部是《诸子略义》，这本书后来已找不到了，编全集时才幸而找到一本。集部就是那本*著名的《文心雕龙注》。《文心雕龙注》这部书前后有两名，*初叫《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先生在南开大学做讲师时的讲稿，在天津印行，梁启超作的序。南大中文系藏有一本，上面还有范文澜题赠黄侃的字，大概是黄侃死后归于学校。*近我看到王运熙先生写文章，他认为二十世纪*好的三部“讲疏”，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讲疏》是其中之一。由《讲疏》后来发展成为《文心雕龙注》，此书先后有很多版本，今天大家所看到的是*后的版本，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也是目前*好的本子。曹道衡先生的弟子刘跃进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论《文心雕龙注》的价值。范老在这本书里，许多地方已经运用了辩证唯物的观点，只不过他不事张扬而已。《文心雕龙注》每版一次，都新增一次。关于这*后一版，要提到一个人，就是金毓黻，他跟范老是北大的同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金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后来院系调整，进入近代史所任研究员。当时范老就委托金毓黻，找个老先生专门校勘，把错字校出来，由范老改。范老是一分钱稿费都不要的，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讲到，所以校勘费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稿费中支出，每个月一次，由范老签个条子到出版社领。那时候我已经在所了，所以我知道这位老先生，叫王寿彭，河北人，岁数已经很大了，后来就被研究所留用。金毓黻怎么认识他的呢？金经常买书，看到很多书都经此人校勘。王家本来是一个地主，不愁衣食，就买书来校。他和我说，《丛书集成》中收有他家刻的丛书，他还送给我一部版本很好的唐代人的集子。王寿彭家里原来是有钱的，他的图章是吴昌硕刻的，吴昌硕刻章贵得不得了，当时有“吴昌硕治印得中人产”的说法，可见其润笔收入之丰。后来王家穷了，书就卖出来，金毓黻买到他校的书，就介绍给范老，专门代他校《文心雕龙注》。他是怎么校的呢，是用两个纸条，一个纸条盖在书上，另一个纸条盖在校样上，各抠一个洞，只看到两个字。逐字对校，这是*好的校法，否则一眼就漏过去了。校勘，愈是熟悉书的内容的人，愈校不出来。我听任继愈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要人缮写奏折，找的人是字写得好，但文章不通。什么道理呢？文章不通的人，照字写字，不会出错，同时也不会泄露秘密。任先生主持校大藏经，主张不用找水平很高的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从中可以看到范老这个人，错字是要消灭的，稿费是不要的。叫他再作一个序，他也不肯作。范老早年四本书，代表他经、史、子、集四部的成就。四部皆通，可称“国学”之师。在此之外，还有一些小书，在他本人来说可能不重要，但是比较有意思。比如《水经注写景文钞》，《水经注》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就是把《水经注》中写景的文字钞到一起。他的观点是:柳宗元山水记是千古绝创，但柳的山水记，仿效的是《水经注》。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研究学问，讲究的是考镜源流，这就是一例。当然这本书还有一个序，在序中他主要是发挥政治见解，说《水经注》写景写得很美，而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园林，却被官僚、地主霸占，搞得乌烟瘴气等等。这是学术以外的观点。抗日战争初，他写了一本书《大丈夫》，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是比《水经注写景文钞》更小的东西，但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表彰他们的精神，目的是宣传抗日、宣传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这件大事，他也搞普及工作。范老两次被捕。当时他经常在课堂上讲马列主义，这当然是免不了要被捕的。一次是蔡元培，一次是许寿裳和其他一些教授，把他保出。他们的理由就是:范文澜这么一个书呆子，他绝不可能搞共产主义。范老跟我们谈过，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化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主要就是从抗日开始的。他年轻的时候，就受到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鲁迅的影响，很早就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他*恨国民党不抗日，而拥护共产党抗日。早先的五四运动范老并没有参加，他瞧不起五四运动中的某些人，认为某些人“浮躁”。他也不赞成白话文，他认为白话文所能表达的，文言文都能表达，没有必要换一种文体。后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一条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觉得这句话文言文没有办法表达，这时才认为需要白话文。他后来写的书全是白话文，但是他的白话文中还有骈文的影子，写到得意的时候，都是四六句，因为他*赞成刘彦和，他认为《文心雕龙》表达如此艰深的道理，用骈文比用散文还要自如，骈文运用至此，可以说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莫砺锋教授的一位女博士弟子，我并不认识她本人，她的一本书出版，本来请莫教授作序，莫教授客气不肯作，遂请我来作，我就引用了范文澜先生的这句话。另外又引用陈寅恪的话:骈文什么时候*好，一个六朝，一个宋代。因为六朝与宋代思想自由，骈文等于是戴着镣铐跳舞，如果思想不自由，没有办法做好。陈寅恪先生说庾信《哀江南赋》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有真实感情，只要有真实感情，骈文照样可以运用自如。南宋灭亡时宋室太皇太后之逊国诏，出自汪彦章，这个诏很难写，但他写得非常好，很感人。范、陈两位大师不约而同，都不排斥骈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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