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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安，山东聊城人，193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朱东安教授先后出版有《曾国藩传》《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晚清政治与传统文化》等学术专著。
《曾国藩文粹》一书由朱安东先生选编并注解。全书选编曾国藩与亲朋好友的书信以及写给皇帝的奏折。从家信中可见曾国藩的人品性情，从奏折中可揣摸当时的政治局面，朱东安先生对书信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详细注解有助于阅读理解。每篇文章后另有题解一则，注明该文写作背景。
这里有曾国藩著名的批评皇帝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持的奏折，也有他苦口婆心劝弟戒骄戒躁的家信，从中既可见曾国藩为官为人的品性，也可一窥晚清政局。
曾国藩（1811—1872）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与古文学家，阅历较为复杂，留下的文字亦不少。这本文选基本上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他各个历史时期的言行，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他一生的思想与功过。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县）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依靠自身的努力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荐引，十年间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补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数年间接连兼署兵、工、刑、吏各部侍郎。
仕途的一帆风顺使曾国藩春风得意，对清政府感激涕零，一心要尽忠报国，干出一番事业。他在家信中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余三人”（《曾国藩全集·家书》，以下简称《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又说:“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家书》，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不料，正当曾国藩踌躇满志之时，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这时，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种反清团体日益活跃，民众起义不断发生，全国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特别是发生在广西金田的太平天国起义，更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当时清政府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兵无斗志，根本无力对付这场革命风暴。而以咸丰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上层，却对此并无深刻认识，这就使一批较为清醒的官绅士人愈感忧虑。
由于湖南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士林风气和历史传统，造就出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保守、务实、好斗，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关心整个地主阶级的命运，并把清政府的安危与自身利益结合起来。他们与曾国藩气味相投，通过各种关系联合起来。由于曾国藩的地位和声望，无形中成为他们的领袖。正是在这些人的激励和推动下，曾国藩在咸丰帝继位之初，乘下诏征言之机接连上疏，就国家用人、行政、军事及民间疾苦、平抑银价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对策，并对咸丰皇帝本人提出批评，企图推动他振作精神，励精图治，以改变清政府的被动地位。结果，这些精心写就的奏疏被束之高阁，意见不被采纳，且几乎因此而获罪。曾国藩在改革弊政的尝试失败之后，不得不别寻他途，以挽救清王朝的危亡。
咸丰二年，曾国藩放江西乡试考差，行至安徽太湖，接其母病故讣告，遂改途返籍，为母守制。这时，清政府为阻止太平天国革命势力的发展，重施嘉庆初年故伎，企图用团练、保甲之法抑制太平军流动作战的战术。于是，就在太平军势力所及各省委任在籍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其人地两熟的条件，专门负责本省团练、保甲事宜。当时，清政府在全国先后任命团练大臣四十五名，曾国藩为其中之一。他就是利用这一半官半绅的身份，创建了一支非正规的地主阶级武装力量，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并使勇营武装逐渐取代八旗、绿营的地位，成为清王朝的主要军事支柱。
曾国藩认为，绿营腐败已甚，不能担负镇压民众起义、维护国家秩序的任务；团练、保甲组织面对统一、强大的农民军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要打败太平军，只有改革军制，另起炉灶，建立新军。他认为，绿营*弊端在于“败不相救”四字，究其原因，一是平时薪饷太低，缺乏训练，技艺不精；二是战时东拼西凑，上下左右不和，调遣成法不善。于是，他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权归主将，层层选募，适当提高弁兵薪饷，变“兵为国有”为“兵为将有”，从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也为近代军阀制度种下根苗。据《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估计，各省湘军人数*多时达三十万人，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约有十二万人。曾国藩就是依靠这支武装，采用以静制动、围点打援等战术，自上而下，沿江推进，逐步夺取太平军控制的长江沿岸城镇要塞，*后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为清王朝建立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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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以微仪获咎。在皇上仅予谴罚，初无苛责之意，特恐臣下误会风旨，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行礼有仪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来避皇上之嫌名，乃改为行礼礼节。朔望常服，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为补褂。以此等为尊君，皆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谓国家之大计，果安在哉？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而位卑则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诸将既多，亦宜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宣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至于地利之说，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宜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往者，暂屯桂林，以次而输于梧；由广东往者，暂屯肇庆，以次而输于梧。则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今军兴一载，外间既未呈进地图，规画全势，而内府有康熙舆图、乾隆舆图，亦未闻枢臣请出，与皇上熟视审计。至于军需之说，则捐输之局万不可开于两粤，捐生皆从军之人，捐资皆借凑之项，辗转挪移，仍于粮台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广西而言，今日之大计也。即使广西无事，而凡为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宜讲求地利，亦皆宜筹画国计，图其远大，即不妨略其细微。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责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臣所谓防琐碎之风，其道如此。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翰、詹*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取工于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论小楷、试律，而不复计文义之浅深。故臣常谓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去岁奏开日讲，意以人臣陈说古今于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实学，盖为此也。今皇上于军务倥偬之际，仍举斯典，正与康熙年三藩时相同。然非从容召见，令其反复辨说，恐亦徒饰虚文而无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时务虽不可妄议，本朝之成宪独不可称述乎！皇上于外官来京，屡次召见，详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即异日之督抚、司道也，甫脱乎小楷、试律之间，即与以兵、刑、钱、谷之任，又岂可但观其举止便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其深学真识乎？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高祖文集》刊布之年，圣寿已二十有六；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臣所谓杜文饰之风，其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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