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国学基本典籍丛刊:明本史通》[唐]刘知幾的书评文摘
日期:2022-07-24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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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一生专攻史学,通览前代各史,明其利弊得失;又屡任修史之职,深感宰相大臣监修,多所干预,不能秉笔直书,遂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书成于景龙四年(710年),是中国*部史学评论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

【编辑推荐】

《史通》是中国*部系统的史学评论专著,共20卷,分为内篇10卷36篇,外篇10卷13篇。内篇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外篇主要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尤其强调史家须兼具“史才、史学、史识”,是对唐以前中国史学的*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史通》的宋刻本已不可见,留存至今的*早的版本是明刻本。此次影印的底本,乃明张之象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迭经名家收藏。今按原书扫描,影印为平装本,以飨广大读者。

【名人的书评】

本书为《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之一种,为了更好体现原本的效果,兼顾读者阅读体验,本书正文用70克黄胶、保留真灰印刷。数百年来底本流传的沧桑痕迹,藏书家印章、题跋等,均真实可见,层次分明。

本书装帧风格保持丛书的一致性,简单大方。定价低廉,使更多读者能够一睹善本风采。版心设计在遵照丛书编辑标准的基础上,做了适当调整,更加美观。页码用汉字置于书口下方,与底色对齐,这都是细节用心之处。在书前加入底本原书的收藏单位和板框尺寸,便于读者了解和著录相关信息。虽然是平装书,但仍然采用锁线胶订,利于长时间的保存,满足部分读者的长期收藏愿望。

【国学基本典籍丛刊:明本史通的书摘】

瞿林东

中国古代史学历来有开展批评、重视理论的传统,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撰写的《史通》一书,即是这方面较早的代表作。

刘知幾(六六一—七二一),唐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字子玄。睿宗时,因避太子李隆基音读之讳,故以字行。少年喜《春秋左氏传》,受家学之教,“通览群史”,“与兄知柔俱以善文词知名”,二十岁举进士,被授以获嘉县(今河南新乡西南部)主簿(典理文书、办理事务之官)。刘知幾自武则天长安年间(七〇一—七〇四)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历任史职近二十年,参与《唐书》《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以及《姓族系录》的修撰,并自着《刘氏家史》《刘氏谱考》《史通》等书。

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明张之象刻本《史通》,但发行量不多,现在较难见到。时隔半个多世纪,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为满足有关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需要,计划影印明张之象刻本,并保留原书之批校、题跋,同时对《史通》版本流传情况作了简要帮助,足资参考(见《出版帮助》)。这里,仅就刘知幾的史学贡献、《史通》一书的性质,以及《史通》读法,谈一点浅见,供读者参考。

刘知幾任职史馆期间,在理论上和撰述上有三件事情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揭示当时史馆修史之弊,并把这种弊端概括为“五不可”。唐中宗景龙年间(七〇七—七一〇),朝廷要员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共同监修国史,均可直接干预修史,成为“国史之弊”,具体表现为:一是“著述无主,条章靡之”,“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二是材料不足,“史臣编录,唯自询采”;三是实录、直书则“见雠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四是“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五是“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因有五弊的存在,致使史馆修史困难重重。刘知幾针对萧至忠的“著述无课”的指责,上书萧至忠揭露史馆弊端并“求罢史任”。刘知幾的这种做法,自然会获罪于某些权贵,但萧至忠“惜其才,不许解史职”。

需要指出的是,刘知幾所揭示的史馆修史之弊,是指他任职时的遭际,并非史馆修史必然存在这些弊端。自唐太宗贞观三年(六二九)设立史馆修史起,历代史馆修史大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能因刘知幾对武则天、唐中宗时期史馆修史的混乱无序的批评而否定史馆的作用。

第二,回答郑惟忠“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之问,提出“史才三长”之论,成为千古名对。《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了这一历史瞬间:

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这一记载表明,刘知幾虽对史馆修史提出尖锐的批评,但他本人在史馆的撰述活动却“为当时所称”。这是上述问对之所以出现的学术基础。

(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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