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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奂，清代学者，字硕甫，号师竹，晚自号南园老人，江苏长州（今苏州）人。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先后师事江沅、段玉裁，又曾问学高邮王念孙、王引之学，与闻经学家法。毕生专攻经学，于《毛诗》用力*勤。
诗毛氏传疏是清代学者陈奂的代表作，陈奂从道光十四年(1834)开始撰写，*后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八月，由陈奂親自題簽，终成定文，历十一年之久，近百万言。梁启超先生对此书极为推崇，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所疏训诂，*为精粹”。因此本书于《诗经》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清代诗经研究的代表作
詩毛氏傳疏整理説明《詩毛氏傳疏》（以下簡稱《傳疏》），凡三十卷，清末經學家、訓詁學家陳奐撰。陳奐，字碩甫，號師竹，晚號南園老人，江蘇長洲（今屬蘇州市吳中區）人，祖籍崇明（今上海市崇明區）。公元一七八六年生，一八六三年病逝，享年七十七歲。陳氏出身書香門第，三歲入塾，十歲受《周禮》《春秋左氏傳》，二十四歲從吳中名儒江沅習文字聲韻校讎之學，二十六歲又親炙於樸學大師段玉裁門下，專攻《説文》《毛詩》。段氏委以校勘《説文解字注》，并作跋，足見陳奐功底之扎實，深得段氏信任和賞識。段氏病故後，陳奐遵其遺囑，‘遊歷齊魯燕趙，與當代賢大夫、四方達人博資聞見’〔一〕。他旅居京師五年，與王念孫、王引之、胡承珙、郝懿行、魏源、胡培翬等碩儒名家交遊甚密，并‘以經術相砥礪’‘通音問，商疑難’‘往復辯論，喋喋忘倦’〔二〕。在陳奐學術生涯中，這是一段重要的經歷，對其學養提升和學術視野的拓寬都大有裨益。《傳疏》的誕生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清初，以王夫之、顧炎武等爲代表的漢族士人，反思明王朝衰亡的沉痛歷史教訓，尖銳批判明代空疏的學術風氣，主張重興古文經學，以推崇實學，力矯空疏。這股潮流，催生了清人十三經新疏。梁啟超説:‘清學自當以經學爲中堅，其*有功于經學者，則諸經殆皆有新疏也。’〔三〕至於《傳疏》的特點，嘗試歸納幾點:*，嚴守家法，專宗毛氏。陳奐全盤接受漢代古文經學，他的基本觀點是，與三家《詩》相比，《毛詩》淵源有自，傳承脈絡清晰，*爲正宗。他説，孔子之後‘子夏善説《詩》，數傳至荀卿子，而大毛公生當六國，猶在暴秦燔書之先，又親受業荀氏之門’，因此《詩經》各流派‘唯《毛詩》之説篤守子夏之序文發揮焉而不凌雜’〔四〕。他認爲，《毛詩》自東漢鄭玄作箋開始，及至唐代孔穎達作《正義》，皆淆亂家法，駁雜不純，以致‘近代説《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不尚專修’‘二千年來，《毛》雖存而若亡’〔五〕。於是立志以恢復《毛詩》之舊爲己任，即使‘墨守之譏’也在所不辭。第二，繼承乾嘉學派治學理念，將經學和小學緊密聯繫，以文字音韻訓詁作爲探求經義之津梁，又以經義作爲文字音韻訓詁研究的資糧，努力踐行‘以字考經，以經考字’的考據方法，標榜‘必於一字一義原其所本’〔六〕，創獲良多。第三，發凡起例，注重文例的歸納總結。簡而言之，所謂‘文例’（亦稱‘詞例’）即古人行文的習慣，因人因書因時代不同而文例也有所不同。它一般貫徹一部著作的始終，因此熟悉文例，等於掌握了行文規律，可以起到以簡馭繁之功效。因此，陳奐對文例非常在意，書中如‘全《詩》傳例如此也’‘凡詁訓中多用此例’這類提示語在在皆是，不計其數。不僅如此，作者在《毛詩説》（見附刻）中，還設專章闡述‘毛傳章句讀例’，可以參讀。第四，詳考名物制度。陳奐以其經學家的立場，認爲《詩》與禮互爲表裏，兩者互相映照。他有感於‘一切禮數名物，由漢而來無人稱引，遂韜晦不彰’〔七〕，所以對周代天文地理、名物制度，如天地山川、宮室輿服、典章職官以及鳥獸草木蟲魚等等，舉凡涉及《毛詩》者，無不考釋詳贍，非特有助於解讀《毛詩》原典，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名物制度和禮儀也有一定參考價值。第五，重實證，忌空疏，引據極爲繁富。書中經史子集無不廣徵博引，尤偏重先秦西漢舊説，以爲它們更加貼近《毛詩》本義，所以如《説文》《爾雅》和鄭衆《周禮注》等引用頻率極高。陳奐治學態度有其開明的一面，雖專宗毛氏，然而凡‘有足以申明毛氏者’，即使三家《詩》、鄭箋、孔疏之説亦不排斥。對同時代説《詩》家的研究新成果，更是勤於吸收，書中廣爲採摭段玉裁、高郵王氏父子、胡承珙、金榜等諸家精義。據統計，‘僅有清一朝引述的學者就有四十九位之多，幾乎已經把清代著名學者一網打盡’〔八〕，誠可謂集清人説《毛詩》之大成。第六，對《毛詩》經傳從頭至尾重做校勘，旨在恢復《毛詩》之舊。陳奐認爲傳世《毛詩》文本已經後人篡改，無論形式或內容皆‘久失原書之舊’〔九〕，所以執意要恢復其原貌。他對顧廣圻的傳統校勘并不滿足，其校勘理念和方法完全承繼段氏，除了利用不同版本和異文對勘的傳統方法，更注重理校。所謂‘理校’，即在無版本依據的情况下，憑藉文例等蛛絲馬跡以推理的方法進行校勘，爲《毛詩》校勘開闢了一條探求之路。《傳疏》當然也有不足，它的短處往往和它的長處相伴相生。如墨守《毛》義，偏執固陋；刻意求證於先秦舊典，有時難免勉強牽合；泥於古代禮制，強爲以禮説《詩》；理校不慎，妄議經傳等等，限於篇幅，這裏不再展開。讀者若有興趣，可以參閲拙文《陳奐及〈詩毛氏傳疏〉研究》和《試論陳奐對〈毛詩〉的校勘》〔十〕。上述歸納只是整理者個人讀書的一點粗淺的體會，聊供讀者參考而已。學界對陳氏和《傳疏》的評價頗見分歧。晚清著名經學家皮錫瑞稱‘陳奐《詩毛氏傳疏》能專爲毛氏一家之學，在陳啓源、馬瑞辰、胡承珙之上’〔十一〕，并將其列爲研讀《詩經》的首選書〔十二〕。梁啓超也高度讚揚陳氏:‘碩甫以極謹嚴的態度演繹它（案:指《毛傳》），而又常能廣采旁徵以證成其義，極絜淨而極貫通，真可稱疏家模範了〔十三〕。’當代學者如蔣見元讚譽《傳疏》爲‘清代研究《毛詩》*深入的著作’〔十四〕。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如章太炎在評騭‘清世爲疏者’時有‘《疏》（案:指《傳疏》）稍膠’之議〔十五〕。更有學者王炳夑撰專文《讀陳實甫毛詩疏》批評《傳疏》之疏失〔十六〕。當代學者如陳錦春抨擊《傳疏》‘難逃碎義，不免支離’〔十七〕。前人的評論見仁見智，爲免蹈矮子觀場之弊，我們應該有自己獨立的評判，這就要求我們認真通讀《傳疏》全書，仔細研究和思辯。無論讚譽或是詬病，都要有充分的理據，不做抽象籠統的評説。《傳疏》雖成書於晚清，但比同時同類著作如《毛詩後箋》《毛詩傳箋通釋》等版本情况要複雜得多。現在把我經眼的主要版本簡要介紹，并分析其異同。其一，劉仲來題簽本。這是目前所見*早的版本，扉頁中刻有隸書書名‘詩毛氏傳疏’，左爲友人劉仲來題簽文字，右書‘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春三月’。扉頁背面有‘蘇城南園埽葉山莊陳氏臧版’牌記。二、五、十七、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卷卷末欄外有‘武林愛日軒朱兆熊鎸’字樣。敘和目次、十凡皆全。目次尾部‘坿’下以毛筆書寫‘以下未刻’四字。‘坿’後記有《毛詩音》《説》《義類》和《師友淵源記》等擬附刻目録四種。該版有人以爲道光二十六年出版，其實是不正確的。明文記載，《傳疏》於‘道光丁未（即二十七年）八月七日雕成’。所以道光二十六年春三月，衹能是題簽之日，而非出版之日。該書具體出版年月待考，但不會早於全書刻成之日。其二，陳奐自題本。版式與劉仲來題簽本相同。扉頁上部刻書名，但已改爲篆書。下左有‘道光二十七年秋八月碩甫自題’字樣。背面有牌記，但‘蘇城’已改作‘吳門’。目次前新增費丹旭畫陳石父先生六十二小像一幀及受業汪獻玗敬書、潘遵祁所撰的贊辭。目次尾部‘坿’字下毛筆寫有‘俟後續刻’四字，與劉本‘以下未刻’有所不同，該版《毛詩説》已經附入，‘續刻’當指其後續幾種。後列附刻目録也做了變動，由《鄭氏箋攷徵》替換了原來的《師友淵源記》。與劉仲來題簽本一樣，該書扉頁所題‘道光二十六年秋八月’也應該是題簽之日，真正出版，還須經過印刷、裝訂等工序，估計也是是年年底，或下年年初。其三，華東師範大學藏本。該版本外部形態與陳奐自題本基本相同，但在附刻處理上有變化:《毛詩説》已從目次前移走，而目次‘坿’字下不再有毛筆臨時書寫的字跡，後面直接刻有附刻四種書名，説明五種本已經形成。其具體出版年月也尚待考，但其上限不會早於附刻四種全部刻成日，即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下限當在徐子靜本（一八八三—一八八四）之前。其四，槐廬家塾本。實即徐子靜覆刻本，卷首有光緒九年方德驥撰《重刊毛詩傳疏序》及光緒十年朱記榮撰《詩毛氏傳疏後序》。該版本形態大體與華東師大藏本相似，也是五種本。但有幾處不同:其一，牌記改爲‘吳門南園成記校經山房陳氏臧版’，另鈐有‘上海校經山房成記督造書籍’紅戳，説明出版機構有變動。其二，欄外已無鎸刻刻工姓名，説明已非原雕版。其三，書內新增光緒七年德宗載湉賜諭一道。套紅，以龍紋圍欄，作插頁。其後諸本，文瑞樓本以陳奐自題本爲底本，其餘如《皇清經解續編本》和商務書局本等皆以槐廬家塾本（徐子靜本）或華東師大藏本爲底本，故從略不贅。從內容上看，劉仲來題簽本文字錯誤較多，如《邶風·式微》小序疏‘濬縣之東卽開州之西’，誤作‘濬縣之西卽開州之東’；《小雅·甫田》‘以社以方’疏引《祭義》‘四坎壇’誤作‘祭坎壇’，等等。由此看來，劉本更像是試印本，印數也很少。劉本的訛誤，在陳奐自題本中大多得到校正，推測很可能陳奐自任校對。因此，陳奐自題本儘管不是*早的版本，卻是*早的善本。《小雅·天保》‘俾爾戩穀’下，劉本、陳本并以‘今國朝稱王妻曰福晉，位在夫人之上，此古遺語與?’釋傳‘戩，福’。然而，或許出於政治原因，此二十字疏文從華東師大藏本開始便删削殆盡。有無此二十字疏文，如今成了鑒別版本異同的重要標誌之一。有學者據文瑞樓本有‘今國朝稱王妻曰福晉’句以及《召南·甘棠》序之疏文與今本多有不同，遂以爲《傳疏》‘確實存在兩種不同的版本系統，其中除臺灣學生書局影印的“文瑞樓本”爲獨立系統外，其他諸本都來自同一個版本系統’〔十八〕。這個論斷固然新穎，但可商榷。如上所述，‘今國朝稱王妻曰福晉’句非文瑞樓本獨有，劉仲來題簽本、陳奐自題本皆有其文。文瑞樓本當以陳奐自題本爲底本，因此僅是沿襲而已。至於《甘棠》異文，明顯屬文字錯亂，即校勘學所謂‘錯簡’，故不足爲據。由此可見，《傳疏》所有諸本皆由劉本、陳本一脈相承，所謂‘存在兩種不同版本系統’之説，或因條件所限版本省覽未全所造成的錯覺。*後談談中國書店影印本的一個疑問。一九八四年中國書店影印出版《傳疏》，此書缺牌記，扉頁題有‘據漱芳齋一八五一年版影印’字樣，這是很可懷疑的。影印本二、五、十七、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卷卷末欄外‘武林愛日軒朱兆熊鎸’字樣仍然保留，分明是愛日軒刻本無疑。經過比對，該書當與華東師大藏本屬同一版本。或是編輯粗心，將《毛詩音》牌記‘咸豐辛亥五月蘇州漱芳齋鎸’誤以爲《傳疏》牌記，遂致張冠李戴。該書銷量大，影響廣，因此不可不辨。本次整理，附刻四種采用槐廬家塾本附刻爲底本，以《皇清經解續編》本和國學基本叢書本附刻爲參校本；《傳疏》則采用南京大學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七年陳奐自題本爲底本，以劉仲來題簽本及《皇清經解續編》本爲參校本。南京大學藏本紙張上乘，刻工精細，字跡清晰，卷一首頁右下方除鈐‘南京大學藏書’印外，還鈐有‘補拙齋’和‘學呂齋’私家藏書印兩方，齋主分別爲晚清學界名流葉大焯和錢振常，因此尤爲珍稀。書中的避諱字（《條例十凡》中的避諱字除外）和顯誤字，逕改正字。隸定字以及部分與訓詁關聯的異體字、古字等保留原貌；與訓詁不相關聯的異體字、古字等則一般改作通行字，不出校記。陳氏引述極爲繁富，有時全引，有時節録，有時還對原文加以改造，這是古人著述的習慣。若嚴格依照今天的學術規範，則書中許多引文都不能打引號，但爲了幫助讀者區分作者自述和引述，根據古書特殊情况標點時還是打了引號。若需引用，請務必覈對原著。我與《傳疏》結緣，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一九八六年，當時蒙周勛初先生推薦爲某出版社點校該書。點校是直接在中國書店影印本上做的，但初稿甫就，出版方突然中止該系列圖書出版計劃。其後，初稿又被臺灣學者索去，擬修改審訂後在當地出版，然而又因陰差陽錯，延宕至今尚未出版。不過，這倒不一定是件壞事，因爲這三十年中隨着個人電腦的普及和數據庫的應用，古籍整理工作的手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有機會藉助新科技手段重新理董該書，或可彌補上次整理留下的諸多缺憾。本次整理，校記達二百六十四條，而八十年代初稿僅爲八十七條，足以顯示新手段之強大優勢。《傳疏》涉及的知識面極廣，引書之多、之雜驚人，而本人讀書不多，精力有限，因此雖然小心翼翼，舛誤疏漏仍然難免，期待高明批評指正。本書重新整理出版，得到鳳凰出版社總編姜小青先生、副總編吳葆勤先生的信任和支持，責編韓鳳冉先生不辭辛苦，在審稿、排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李丹主任及其同仁不厭其煩爲我提供了許多方便。江蘇第二師範學院姚徽副教授忝任全書校對，她教學和科研壓力都很大，但仍兢兢業業、一絲不苟，校對工作做得相當出色。在此，我要向所有支持、幫助和關心本書整理的朋友致以誠摯的謝意！二〇一八年六月修改二〇一七年九月教師節於南大和園滕志賢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