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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章红梅，成都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出土文献、中医古籍文献。审定者毛远明，原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负责人、教授。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潜心研究石刻史料，相继出版了多部高质量的著作，如《碑刻文献学通论》《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等。
本书以时间为序，收录、整理了已公布及部分已出土尚未公布的五代十国石刻材料350通，主要收录有原石，或虽无原石而有拓本、照相的碑碣、墓志、石阙、摩崖、造像记等。在核对碑刻实物、各本旧拓、图录、照片以及部分摹录的基础上，广泛参考前贤考释、旧注以及碑刻形义字典，加以题解、释文、校勘。书后附有《五代石刻文献目录提要》，以便检索。
参稽荟萃，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序言一唐王朝經歷‘安史之亂’以後，原有的盛唐氣象被無情摧垮，社會生産力和上層建築受到殘酷的踐踏，中央集權制度遭到嚴重破壞。在大地主豪強勢力的支持下，地方藩鎮擁兵割據，獨霸一方，不聽中央號令，皇權受到極大的挑戰。直到唐朝末年，黄巢農民起義既嚴重摧毁了唐王朝，也沉重打擊了舊的藩鎮割據勢力。不幸的是黄巢起義並没有贏得*後的勝利，而以慘烈的失敗告終。一批在鎮壓起義過程中形成的軍閥擁兵自重，成了新的割據勢力。他們爲了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不斷地製造流血衝突，甚至發動大規模相互吞併的戰爭。經過幾十年的戰亂，唐王朝終於滅亡。新的割據勢力相互攻擊，獨霸一方。經過殘酷的兼併戰爭，中原地區先後相繼更替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個小王朝。同時其他地方軍閥紛紛擁兵自重，在長江以南和中下游以及兩廣和四川等地分别建立起吴、楚、闽、吴越、前蜀、后蜀、南唐、南漢、南平等割据政權。這段血腥分裂的時期，史稱‘五代十國’。五代時期，是一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喪亂之世，也是中國歷*黑暗、*凋敗的時期之一。歐陽修撰修《五代史》時，曾發出‘五代之亂極矣’的感嘆。中原地區，武人專政，君主多好戰嗜殺，戰亂頻繁相擾，社會動蕩不安，賦役繁重，民生凋敝，百姓生活朝不保夕。割據勢力爲了維護自己的統治，輕視文治，崇尚武功，軍將跋扈，兵匪横行，形成‘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爲之’的政治局勢。朱温掌握宣武镇的兵力，完全依靠軍事力量搶奪到皇帝寶座。繼後的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郭威等人，莫不如法炮製。爲爭奪帝王寶座，父子兄弟之間也不惜骨肉相殘，甚至勾結外援以殘害内親。有殺死父親朱温，奪取帝位的朱友珪；有與兵變者聯合，奪取李克用親子李存勖帝位的李克用養子李嗣源；有奪取了李嗣源親子李從厚帝位的李嗣源養子李從珂；有借契丹兵力奪取了李從珂帝位的李嗣源女婿石敬瑭。諸如此類，失敗者政權不保，身家毁滅；成功者彈冠相慶，而終究曇花一現。五十三年（九〇七—九六〇）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出現‘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的可悲政局。這一切自然會致使五代國祚短促，*長的後梁也僅十六年而亡，*短的後漢只掙扎了短短四年。至於十國統治者，更是各據一隅，苦心經營小政權，與中原政權相抗衡。爲鞏固統治，發展經濟，統治者們大多能够實行與民休息、保疆安民的策略，相對説來在一定程度上還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各個小國根據自己的具體國情，進行了相關政治、經濟的改革，在混亂的大環境中保持相對穩定的局勢，逐漸成爲全國經濟的先進地區。其結果便是經濟重心由北方移至南方。與北方重武輕文相較，南方君臣多能禮待文士儒生，積極提倡文教，吸引中原世家大族南遷，文教較北方爲盛，逐漸成爲全國的文化重心。然而，這種穩定發展也是相對的，十國統治者雖已貴爲帝王，但大多仍然保持着方鎮軍閥習氣，互相攻伐，戰爭不斷。例如吴越初期對外、對内的戰事就十分頻繁，一直持續到與吴國和解（吴越天寶十二年，九一九）爲止，前後征戰長達二十多年。南漢雖爲海隅之國，但其侵伐仍然無虚日，内亂成積習。楚王馬殷之子馬希萼與馬希廣爭位奪權，希萼憑武力殺死希廣；希萼弟希崇又與希萼爭位，二人卻求助於南唐，南唐乘機滅掉馬氏的楚王國。閩國王审知之子延翰與延鈞之間，延羲與延政之間，也因爭奪權位而相互殘殺，結果是南唐又乘機滅掉王氏的閩王國。由於割據政權的互相篡奪攻伐，統治集團内部骨肉相殘，階級矛盾日益尖鋭，*終导致十國的滅亡。二由於五代時期改朝换代頻繁，割據勢力地理區劃上占山爲王，行政上各自爲政，各行其是，政局動蕩不安，因此，不可能出現政治、思想、文化的統一。爲了適應戰爭和割據的需要，職官的設置，偏重武職，甚至某些文職也兼管軍事。五代十國的社會環境，當然不可能爲歷史文化的保存和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條件。在五代時期雖然版刻開始興起，寫卷也很盛行，但是由於社會動蕩，戰火不息，造成大量書卷焚毁，簡牘散亡。儘管五代繼盛唐以後私人藏書之風仍然盛行不衰，但因個人素養有異，書籍命運各不相同。如後唐時定州王都，‘好聚圖書，自常山始破，梁國初平，令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爲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於其府’。然而，王都本人對文墨並不精通，僅僅視圖書名畫爲古董，以至於與契丹連兵叛亂失敗之後，立即‘奔馬歸於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一夕俱盡’。自然，圖書名畫也毁於其間。正是天災人禍，致使典籍散失十分嚴重。割據政權不尚文治，輕棄文化，即使是朝廷所設的史館，也依然存在館藏圖書典籍極其匱乏的困境。後晉監修國史的趙瑩對‘自李朝喪亂，迨五十年，四海沸騰，兩都淪覆，今之書府百無二三’的現狀，扼腕感慨。史館收藏圖籍和檔案甚少，直接影響史書的編撰。後唐長興二年（九三一），史館進奏説‘當館昨爲大中以來，迄於天祐，四朝實録，尚未纂修’，因爲無籍可參，故奏請朝廷下令購募。然而，敕命雖頒下數月，圖書卻未貢一編。一方面因中原地區‘久罹兵火，遂成滅絶，難可訪求’；另一方面則是‘歲月漸深，耳目不接，長爲闕典’。爲了彌補圖籍的不足，北方各小朝廷擴大搜羅範圍，南方诸國割據勢力所轄典籍也在採集之中。蓋因南方局勢相對穩定，加之統治者重視文教，典籍保存較爲完好，‘富有群書’，故成爲北方搜書者的青睞之地。然而，畢竟國家不統一，政令不暢通，書籍的收採仍然十分有限。各割據政權忙於以武力保衛、占據大片疆土，不遺餘力地擴充自己的地盤，制度的設置、官吏的任免屢次更易，史官亦不例外。由於史官任職期限短暫，遷轉變化十分頻繁，一些人便因循度日，不求進取，懈怠著述，‘爲弊滋多’，許多史實没有正確或完整地加以記載。另一方面，由於統治者不重視典章制度的建設，相應的史料和檔案保存制度没有健全，執行力度不够，有的甚至形同虚設，加上遭遇多事之秋，致使歷史實録多有亡佚。有的典籍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如後梁乾化壬申至梁亡十二年間就没有實録，後周時雖有所議而没有所成，蓋因簡牘散亡嚴重，史料缺乏的緣故。南方诸國局勢雖相對穩定，經濟文化較爲發達，各國統治者仍然不重視修史之事。有些小國（如荆南、吴越、楚等國）一直奉中原王朝之正朔，自然不會再置史館纂修史籍；有些統治者（如吴、閩、北漢等國）稱帝較晚，制度草創，無暇顧及健全修史制度；有的政權（如南漢）文化落後，加之統治者殘暴荒淫，志驕意滿，將修史之事棄置一邊。諸國之中，只有南唐與後蜀建立了比較健全的修史制度。與官方修史態度相較，十國時期私人修史之風則頗爲盛行。一批有識的封建文人不滿於文化的凋敝，奮起著述，編纂了一批反映各國史事的書籍，數量頗爲豐富。可惜的是書出民間，不受後人重視，除了極少數能夠流傳下來，還有部分只能在《通鑑考異》或《太平廣記》中見到隻言片段，其餘的私家撰述，均早已散佚無聞，令人甚是遺憾。正是上述種種原因，導致五代十國典籍缺乏，史書内容單薄，漏輯問題十分嚴重，許多歷史内容都於文獻無徵，難以考索。很有影響的《舊五代史》原書已佚，是二十四史中*的輯逸書，現在通行本是清代乾隆年間邵晉涵在修《四庫全書》期間從《永樂大典》《册府元龜》等書中輯出，諸志多闕失簡略。《新五代史》雖流傳甚廣，但内容與《舊五代史》多有重合，且不考制度，制度僅‘司天’‘職方’兩考而已。《五代會要》雖可稽考制度，然亦只是詔令、奏議及若干紀事，並無講述，且只限於五代而不及十國。記十國者如馬令、陸游兩《南唐書》又不及制度。史料的欠缺，文獻的無徵，無疑影響了五代十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進程，當然也就使之成了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中的薄弱環節。三所幸的是，在慨嘆五代十國典籍缺乏，歷史文化研究成果薄弱的時候，人們的目光開始注意到金石材料，特别是近百餘年來大量碑誌、買地券紛紛出土，爲研究五代十國歷史文化提供了十分難得的文獻資料。五代十國石刻文獻是指在九〇七年至九七九年（北漢滅亡）期間刻寫在石質材料上的各類銘文，包括墓誌、摩崖、碑銘、塔銘、造像記、功德碑、買地券等各類文獻。作爲該時期的重要文獻之一，自宋代歐陽修《集古録》以來，歷代都有著録、整理與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著名者如清王昶《金石萃編》、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或摹録原銘文，或楷書迻録原文，並以跋尾的形式對銘文所涉史事進行簡要考證，對疑難字詞進行個案考釋。已出拓片圖録有《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隋唐五代墓誌滙編》等等。還出版了既有拓片圖録，又附録文如《新中國出土墓誌》等。楷書録文者有《陶齋藏石記》《芒洛冢墓遺文》等。按地域收録碑刻有《兩浙金石志》《中州金石記》等。碑刻目録有《寰宇訪碑録》《蒿里遺文目録》等。也有對碑刻文字的收録、整理和辨析，如邢澍《金石文字辨異》、羅振玉《增訂碑别字》、秦公《廣碑别字》等。儘管如此，由於五代歷史短暫，所存石刻仍然十分零散，見存於各類論著、文集、期刊和各級文博單位之中，有的實物或拓本獲取十分困難，加之學界重視不够，目前還没有見到對該時期石刻進行全面、系統搜集和整理的研究成果問世。因此，五代石刻到底有多少，學界説法不一。趙超先生認爲，‘五代時期由於戰亂，留存的石刻很少。現常見於著録的有碑、誌、造像題記、經幢等數十種’。誠如趙先生所言，五代石刻歷經戰亂破壞，損毁嚴重，但是其數量一定遠不止數十種。經過我們多年的努力，已搜集到五代十國石刻八百餘種，其中有拓片者三百餘種。隨着考古事業的大發展，相信還會陸續出土一些新的石刻材料，數量也將繼續增加。根據收藏、整理與發布的情況考察，刊布的五代十國石刻文獻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幾類:（一）只公布拓片圖録，未作釋録此類形式對著録、保存五代碑刻文獻發揮過重要作用。有的著作還對石刻拓片的鐫刻時間、出土時地、來源、撰書者、書體、形制大小及現藏情況進行簡要介紹，並附首題，以便利用和鑒别。其*優點是材料相對比較真實，只要排除僞刻，其内容便十分可靠，可放心使用。但所收拓片品質良莠不齊，且多重複，偶雜僞刻，運用時需謹慎辨别。且材料原始，未經釋讀，不便利用。主要著作有《千唐誌齋新藏墓誌》《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隋唐五代墓誌滙編》《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中國歷代墓誌大觀》《河洛墓刻拾零》《洛陽新獲墓誌續編》《邙洛碑誌三百種》《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彙編》等。此外，各种文物考古類期刊、書法與史學類期刊也陸續公布了一些五代石刻拓片。國家文化局、圖書館、博物館和各省市考古文博文化單位、高校博物館也收藏了一些五代石刻實物或拓片。（二）只有釋文，没有拓本或實物金石有毁有泐，賴拓本以存之，但拓本亦易於毁損散佚，故大多賴文本著録得以保存。五代碑刻有許多目前尚未找到原石或拓片，但依賴前人集録或著述，以文本的形式保存下來，使我們今天得以窺探其基本面貌。主要著作有:《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正》《全唐文》《唐文續拾》《唐文拾遺》《芒洛冢墓遺文》《東都冢墓遺文》《匋齋藏石記》《兩浙金石志》《山右石刻叢編》《山左金石志》《隋唐五代石刻史料彙編》《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全唐文補遺》《濟南歷代墓誌銘》《中國歷代契約彙編考釋》等，以及各種期刊、方志、文集中對石刻文獻文本的著録。其缺陷主要是釋文品質參差不齊，文獻可靠性要打折扣。（三）拓片與釋文對照類碑刻著録比較科學的體例是石刻圖版與釋文並存，極便於對其作進一步的整理與研究。五代碑刻圖文並存者主要有:《新中國出土墓誌》《洛陽新獲墓誌》《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榆林碑石》《山西碑碣》《四川歷代碑刻》《畫像磚石刻墓誌研究》《南京歷代碑刻集成》《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金銀玉石卷》《大足石刻銘文録》，發掘報告類論著如《五代王處直墓》《五代馮暉墓》《南唐二陵發掘報告》《五代李茂貞夫婦墓》《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等。还有些散见於相关期刊、文集等。（四）石刻目録類清代人孫星衍、邢澍所撰《寰宇訪碑録》是比較大型的石刻目録，可惜所收五代石刻目録並不多。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對各時期出土的墓誌進行編目，並作簡要介紹，以著録形式予以發布。這些目録類著作對於資料的查詢、瞭解，無疑提供了很大便利。其中收録五代十國石刻的主要目録著作有:《歷代墓誌銘拓片目録》、《四十年出土墓誌目録》（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北京圖書館藏墓誌拓片目録》、《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洛陽出土墓誌目録》、《洛陽出土墓誌卒葬地資料彙編》等。此外，各種考古學年鑒也有石刻目録的登載。目録類石刻著録只能提供查訪石刻的綫索，不能提供直接文獻，收集之功可以肯定，但其應用價值是比較低的。四中國古代史書，大都由後一代史家根據前代遺留的史料或檔案等進行撰寫，加上史家觀念不同，史書體例、内容所限，其中不免剪裁、遺漏之處，對歷史文化的深入研究不無阻碍。石刻文獻不僅保存了大量重要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時間、歷史地理等信息，還對歷代政治制度、职官制度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這些記載與傳世文獻相較，其真實可靠度更高。宋代金石學家趙明誠對二者有過比較，他指出‘史牒出於後人，不能無失。刻詞當時所立，可信無疑’。清末金石學家葉昌熾對石刻的史料價值進行了詳細評價，認爲石刻‘撰書題額結銜可以考官爵，碑陰姓氏亦往往書官於上，斗筲之禄，史或不言，則更可以之補缺’。清代錢大昕也認爲:‘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輾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鄒柏森評介金石之功用時，認爲金石雖爲小學，卻‘可以補史傳之闕，可以證志乘之誤，有裨於文獻者亦非淺鮮’。毛遠明老師在《碑刻文獻學通論》中總結了石刻文獻的優點，指出‘我國各種文章樣式在碑刻中基本齊備，而以墓碑、贊頌碑、祠廟碑、墓誌銘、造像記爲主，内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歷代職官、古代地理、民族融合、人口遷移、姓氏名號、世系譜諜、典章制度、風俗習慣、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天文曆法等廣泛領域。尤其是很多材料其他文獻没有記載，如幽埋冢墓石刻、造像題記、經幢等，就更加珍貴。内容的豐富、廣泛，爲利用石刻從事科學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研究者可以根據需要，從不同分支學科、不同角度切入，進行斷代、分域、分項、分專題研究，其研究前境十分廣闊’。由於石刻材料具備記述真實、時地具體、數量豐富、内容廣泛等諸多優點，因此具有考經證經、補史正史以及語言文字研究等多方面的價值。五代十國時期的史學著作，對一些繁瑣的歷史事件、職官制度、行政區劃、歷史人物等没有完全記載，有的記載不確定，彼此矛盾，有的甚至完全付之闕如。史料的不足，給清理和研究此段歷史帶來極大的困難。後世学者不滿足於這種現狀，對五代史作了一些輯補，充分利用了金石材料。其中石刻材料顯得尤其重要，是重新認識和研究五代史*重要的材料，前賢時哲多用以考證、補訂史傳。范質作《五代通録》時，以‘自乾化壬申至梁亡十二年間，簡牘散亡’，亦‘採當時制敕碑碣，以補其闕’。清輯本《舊五代史》已採及當時所見‘五代碑碣’，填補五代史内容的闕略，並訂正其中的訛誤。陳尚君先生所輯纂的《舊五代史新輯會證》，也是充分搜集和利用了已出土的五代石刻材料，既極大地豐富了五代史史料，也使一些歷史闕漏紕謬得到補正。下面我們從補史正史的角度，通過具體例證略談五代石刻的史學研究價值。（一）補史之闕略就五代而言，其史書内容本來就不豐富，對人物之職官履歷，記載尤多闕略。又因五代時期天下分裂，割據政權各行己政，不相統率；戰爭頻繁，重武輕文，官制、官司、官品特殊性強；各割據政權忙於以武力保衛、占據疆土，不遺餘力地擴充地盤，對歷史文化事業無暇顧及，許多官制現象不傳於後世，致使許多歷史内容於文獻無徵，難以考索。可喜的是，出土石刻文獻所列人物官銜，極爲詳細、完整而具體，多可用以補史書之闕略。我們將傳世史書與石刻語料進行比照，便昭然顯示。《舊五代史》卷六○《李德休傳》:（李德休）登進士第，歷鹽鐵官、渭南尉、右補闕、侍御史。……徵爲御史中丞，轉兵部、吏部侍郎，權知左丞，以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後唐長興三年（九三二）正月三日《李德休墓誌》:（李德休）登進士第，昇甲科。丞相判鹽鐵，辟爲巡官，試秘挍，改京兆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轉右補■、殿中侍御史，稍■侍御史，勲柱國。……奏充觀察判官，捡挍金部員外。尋加禮部郎中，賜緋。又改吏部郎中兼中丞，■左常侍兼大夫、上柱國、賜紫。……拜太中大夫，守御史中丞。……兼判吏部侍郎，改正議大夫，兵部侍郎，賛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復除吏部侍郎，■禮部尚書、判左右丞事……詔有司贈太子少保。比照以上二則材料，顯然誌詳於史。誌文不僅詳載李德休之職事官，還記述其散官（‘太中大夫’‘正議大夫’）、試銜、檢校官、兼官、勳官（‘柱國’、‘上柱國’）、賞賜、爵位（‘賛皇縣開國男’）和食邑等，而正史文獻中都没有載録。五代石刻文獻中出現的某些歷史人物，在當時所處地位甚爲顯赫，可是史家並没有爲其立傳，只是散布於史書中的零星記載，人物生平履歷闕漏甚多，很不利於歷史研究。以五代後梁宋鐸之職官履歷爲例，《舊五代史·梁書·太祖本紀》載:丙午，至相州，賞左親騎指揮使張仙、右雲騎指揮使宋鐸，嘗身先陷陣，各賜帛。後梁貞明四年（九一八）七月二十六日《宋鐸墓誌》:君（宋鐸）自乹寧元年六月廿日，在梁王充馬隨身廳子左一都。至光化三年十一月内，煞蕃戎獲功，轉充右控弦弟二都散将。當年十二月，又加同十将。至天復二年四月内，煞鳳翔軍得功，加衙前虞候。當年七月，加討擊副使。當年十一月内，抽充亲從右突陣軍将押直。至天祐元年閏四月内，加六軍討擊使，充右神武馬軍都頭。至天祐四年二月内，捉到人馬，加散兵馬使、工部尚書。至開平元年五月内，抽充開封府散兵馬使、充右耀德軍将都頭。當年六月内，加衙前兵馬使。至開平二年八月内，抽充護國軍衙前兵马使。當年十一月内，加吏部尚書。至開平三年十月内，補充□州左肋馬軍指揮使。至四年九月内，轉充左先登馬軍指揮使。當年十二月内，抽充天雄軍押衙，充右雄勇軍■指揮使。开平五年三月内，魏府牆南連夜斫起蕃軍寨。四月内，加□□指揮使、户部尚書。至乹化元年十月内，抽管右匡衛苐二指揮使。至二年七月内，轉充苐□□指揮使。八月内，補充六軍押衙，管左匡衛苐二指揮使、加兵部尚書。至乹化三年五月内，襲趂逆臣劉重遇，至淮口捉得，加左■射。當年十二月内，轉充左匡衛苐一指揮使。至乹化四年十二月内，抽充滑州左先鋒马軍都指揮使，兼左開化軍■指揮使、銀青光禄大夫、撿挍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遍檢傳世史料，没有宋鐸傳記，於史傳僅得‘右雲騎指揮使’之武職。此職誌文雖未載，但誌文對宋鐸其他歷官的記載卻十分詳細，其發跡及屢次升遷的具體時間、原由、職任等，都一一陳述，對五代歷史及官制的研究，無疑是一份十分寶貴的史料。更有五代石刻文獻所涉部分人物本來很重要，但史書卻隻字未記。以《馮暉墓誌》爲例，誌文載其子共八人，即:曰継勲，癸丑年沽洗月亡，朔方軍衙内都部署使、金紫光禄大夫、撿挍司徒、榮州刾使……仲曰継朗……朔方軍莭院使、銀青光禄大夫、撿挍工部尚書……季曰継玉……朔方軍莭院使、銀青光禄大夫、撿挍左散騎常侍……次曰継洪……攝朔方軍莭度推官……次曰継昭，朔方軍子城使、銀青光禄大夫、撿挍國子祭酒。……男継遠，朔方軍衙内都部署使、銀青光禄大夫、撿挍刑部尚書。……男於休……推誠翊戴功臣、朔方軍莭度靈環等州觀察處置管内營田押蕃落度支温池搉稅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捡挍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次男說，銀青光禄大夫、撿挍太子■客。馮暉的八個兒子都帶官銜，而且地位算得上顯貴，但史書僅載繼業（即於休）一人，且職官履歷亦極爲簡略，其餘均付闕如。另外，馮暉孫馮美、外侄王令豐、堂弟馮延塞及其職官，史書都没有記載，誌文正好可以補史之闕。此種情況，於五代石刻極爲常見，如石彦辭、裴殷裕、鄭璩、高繼蟾、盛延玉、胡裳吉、紀豊、孫公贍、韓仲舉等歷史人物，以及這些人物所職任的官銜，所經歷的事件等，都可以借石刻文獻得到彌補。五代石刻所涉官制，其中有一部分於史書無徵。如後晉的禁軍，史籍中只見‘威和’‘興順’等軍之名，五代碑刻文獻不僅説明‘威和’‘興順’兩軍有左右之分，還反映出左右威和軍至少各轄五指揮，左興順軍至少轄九指揮，後來的興順軍不僅分左右，而且至少下轄*、第二軍，左興順第二軍至少轄四指揮。《晉暉墓誌》中的‘忠義苐一軍使’‘忠義苐二軍使’‘左雄勝苐四軍使’‘右龍捷苐二軍使’‘左領軍衛大将軍’‘左神武苐三軍使’‘右雲騎軍使’等官職的記載，均不見於史書及其職官表。而這些史料卻是研究唐末五代時期中下層職官情況的極其寶貴的史料。（二）正史傳之訛謬史傳編撰本身可能存在各種失誤，毋庸諱言。而傳世典籍又屢經後人整理，輾轉傳抄翻刻，已經不大可能保持原貌，尤其是文字的改動更大。只要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進行比勘，傳世文獻的錯訛和被改動者隨處可見。傳世典籍所提供的研究材料的可靠性成問題，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和準確性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大打折扣。1後梁貞明六年（九二〇）十月十五日《謝彦璋墓誌》:‘公諱彦璋，字光遠，許州舞陽縣人耶。’按:誌主姓名，新舊《五代史》皆作‘謝彦章’，與誌文不合，且闕其字，誌文當時所刻，可靠性強，可據以補正之。2後唐長興三年（九三二）十一月二十四日《福慶長公主墓誌》:‘福慶長公主李氏，即後唐太祖武皇帝之長女，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荘宗之長姉，母曰貞簡皇后。’按:根據誌文的記載，孟知祥妻福慶長公主李氏當是李克用之女，而傳世文獻卻記載稱是李克讓之女。《新五代史·後蜀世家》載:‘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資治通鑑》乾化二年（九一二）三月條載，‘知祥，遷之弟子，李克讓之壻也’。《通曆》卷一五載:‘知祥自幼温厚，知書樂善，武皇甚器之，以其弟克讓之女妻之。’《蜀檮杌》與《十國春秋》亦認爲孟知祥之妻是李克用之弟李克讓之女，與誌文的記載不相符合。據《新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載:‘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後生子，是謂莊宗。……莊宗即位，册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薨，諡曰貞簡，葬於坤陵。’《舊五代史》中的記載亦與此相同。由此可見，貞簡皇后乃李克用之側室，李存勖之生母，而李存勖又與福慶長公主爲同母所生。所以，史書認爲福慶長公主爲李克讓之女的説法是錯誤的，當據墓誌内容改之。3後唐長興三年（九三二）十一月二十四日《福慶長公主墓誌》:‘今上睠言碩德，継有渥恩，旌賢别舉其徽章，下詔顯開於湯沐。是以同光三年十一月，封瓊華長公主。’按:誌文載孟知祥妻李氏‘封瓊華長公主’，而《册府元龜》卷三○○載‘明宗即位，封瓊華公主’，與誌文異，當據誌正之。4前蜀乾德五年（九二三）十二月三日《晉暉墓誌》:‘公竟以乹德五年，歲次癸未，六月四日，薨于在京成都縣碧雞坊之私苐，亨年七十有九。」按:誌主卒年，《十國春秋·前蜀本紀》載:‘（通正元年）三月，弘農郡王晉暉薨。’與誌文的記載不合，當以誌文爲准。5後晉開運二年（九四五）十一月二十七日《李茂貞夫人劉氏墓誌》載:‘母以子貴，何其盛歟！故忠武軍節度使從昶、前邠州行軍司馬從昭、前鳳翔衙内都指揮使継暐，皆子也。’按:《舊五代史·李茂貞傳》載李茂貞長子名李從曮，次子李從昶，再次子李從照。經過比勘，一則誌主之子排序與誌文不合，二則‘李從昭’誤作‘李從照’，雖‘昭’‘照’同源，但畢竟不同義，均可據誌文内容正之。五五代十國石刻題材廣泛，内容豐富，形式多樣；其文獻真實性強，時代確定，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語料價值和學術價值。但由於地面碑石保護較差，磨蝕嚴重，釋讀相當困難。地下材料近年來因爲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考古的發掘及其他種種原因，石刻文獻，尤其是墓誌出土較多。但是這些石刻散見各地，十分散碎、混雜、原始，有的是期刊公布，有的是著作集中公布，有的則未加公布，訪碑獲拓非常困難，因此材料的搜集整理並不好，且搜集的材料彼此重複，至今還没有一部全面搜集、系統整理這部分石刻文獻的專著。已有的部分著録數量很少，而且或只是著録碑目，或只是拓片圖録，或只是録文，未附圖版，難以核實釋讀的正誤。已有録文，我們通過與原拓或原石的比對，發現還存在許多錯誤，而一些研究文章散布於各類書籍、雜志中，搜尋十分困難。材料查檢極不方便，搜尋極不易得，嚴重影響了對該類文獻的有效利用，遠遠不能滿足相關學科研究的急需。爲了能使這份寶貴的文獻材料得到充分的發掘和正確的利用，我們嘗試做了以下工作。（一）全面搜集材料利用各種途徑對五代十國時期的石刻文獻進行全面搜集。我們的做法是，首先盡可能地窮盡查檢各種著作、期刊雜志公布的石刻拓片；同時進行田野實地調查，搜訪古碑；我們還走訪調查各地博物館、文化館、圖書館、文博考古單位，搜訪各地藏石藏拓。此外，我們還盡可能地通過各種途徑獲得流失海外的相關資料，將搜集的材料製成圖録。於每通碑目下，簡介石刻形制、體式、書體、行款；出土時間地點、保存、流傳、闕泐毁損、研究情況；碑誌主在史傳中是否有記載等相關信息。（二）正確釋讀、校勘將搜集到的五代十國時期的石刻銘文，包括原石、拓片、照片、摩録的碑碣、摩崖、墓誌、表銘、經幢、買地券、造像記、刻經記等，進行認真鑒别，剔除僞品。没有釋文者，首先仔細釋讀考證文字，迻録原文，並加上新式標點。根據碑文内容適當分段，凡銘辭一律提行，以便醒目。根據原刻，在每行末尾用斜綫標識，以示行次。文中的古體字、俗體字、假借字、訛誤字，盡可能地照舊迻録。已有釋文者，核對石刻實物、各本舊拓、圖録、照片以及部分摹録，參考已有諸家録文、跋尾、考辨、碑别字以及相關專項研究的成果，精心校勘，參以己意，寫出簡要的校勘記。（三）全面注釋自宋代歐陽修《集古録》以來，考釋石刻的學者很多，清代尤著，其成果大都保存在跋尾、筆記、雜録中，價值很大，但成果卻又很零散，解釋亦顯隨意。今廣採各家考釋、舊注以及碑刻形義字典，對碑刻中的生字、難詞、名物典章、史事故實等進行全面注解，以方便研究者採用。（四）編纂目録提要對所有五代十國石刻進行全面清理，編製《五代石刻文献目録提要》。遍查歷代金石著作和其他文獻典籍，以列表的形式，將本項目著録和没有著録而他書有記載的所有五代十國石刻全面搜集起來，提要介紹，附於書後，爲研究者提供尋碑綫索。此項工作歷時九年，我們希望盡可能提供一部全面搜集、系統整理和精心校勘的著作，自以爲工作是認真負責的。可是限於多種原因，如有的石刻明知藏地，但藏家奉爲奇珍，秘而不宣，仍有部分五代十國石刻拓片資料没有得到，只能付諸闕如，留待今後繼續搜訪。由於水準和條件所限，搜集整理研究中仍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包括文字釋讀、史實考證，疑難詞語、名物典章的注釋等，錯誤之處一定不少。真誠歡迎學界時賢和廣大讀者正之，在此謹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