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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知幾是著名的史学家，武后长安二年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秘书少监等职，监修国史。《史通》为其私撰作品。本书解读者为扬州大学王嘉川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研究，在《史通》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其对《史通》的解读，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历代《史通》诠释、解读，吸收了当前学术界主要研究成果，同时结合本人的长年研究，选取《内篇》全部十卷三十六篇文章和《外篇》五篇文章，选取精当，注解详尽，评点客观准确，加上可读性很强的导读文字，形成了一部集大成的解读之作。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其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702），至唐中宗景龙四年（710）成书，花了九年时间。全书内容主要论述史籍源流，评价前人修史之得失，探讨史书体例及编纂方法。其中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有关史籍得失、史事正误异同的研讨等等，均具有开创性和总结的意义。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在史学史上拥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
《史通》是唐代前期史学家刘知幾撰写的中国*部史学理论著作，不但对此后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其自身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研究，以其卓越的理论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经典著作。一、刘知幾生平（一）家庭教育与研治史学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唐朝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因刘知幾之“幾”与李隆基之“基”读音相同，在李隆基为太子时，为避嫌名，乃自请改以字“子玄”行于世，新、旧《唐书》本传也以“刘子玄”为名。清朝时为避康熙皇帝玄烨名讳，又被改称为“子元”。刘知幾从祖父刘胤之曾与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共修唐朝国史和实录。其父刘藏器亦有词学，为人刚正不阿，笃守道义，对唐高宗也敢于犯颜直谏。刘知幾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喜诗赋，好文笔，对历史学更有浓厚兴趣和超常感悟力。十七岁时，大部分史书都已阅读完毕，对其中叙事的纲领原则、主要内容、古今沿革、著书义例和宗旨所在，皆有大致了解。他读书重视类聚群分，喜欢辨析事物的名称和道理，善于做归纳性的理论思考和个人独立思考，常常提出一些精到见解，虽然不被世俗所认同，但往往与前代著名学者张衡、范晔等人观点暗合，这坚定了他跳出成见，会通古今，“触类而观，不假师训”的治学路向，每有读书所得，即随时札记，“蓄诸方寸”（《史通·自叙》，以下仅注篇名），这成为他后来进行史学研究的基本素材。二十岁时，刘知幾考中进士，被授以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虽十九年不得升迁，但他不以为意，而是“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自叙》）。不但要把传世的各种史书全部读完，还要进行比较研究，以精思善疑、独到分析，清晰通透地把握其得失利弊。（二）身为史臣与撰写《史通》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刘知幾被调离获嘉，赴京师任职。长安二年（702），升任著作佐郎（从六品上），入史馆兼修国史，这是他*次身为史臣。此后三年又历有升迁，虽曾短期暂停史任，但不久即兼修国史。至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复位后，他已是“三为史臣”（《自叙》），以太子率更令（从四品上）兼修国史。刘知幾在史馆中，常常想用自己的史学理念来修史，可是每次都受到监修贵臣和同僚的掣肘，*后还被迫屈从，不能坚持己见，但仍然遭到他们的嫉恨。刘知幾非常愤慨，感到“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于是在神龙二年（706）十月，唐中宗由东都洛阳（今属河南）还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时，主动请求留在东都的史馆中供职，暂不随朝廷西行。其目的就是尽量避开朝廷的繁重修史工作和人事干扰，静心撰写自己的个人著作，即“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自叙》），决心撰写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为当时的历史编纂廓清迷雾，为史学的发展扫清障碍。（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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