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中国茶书全集校证》方健汇编校证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点校者:方健，一九四七年生于苏州，一九六八年大学毕业，现为苏州市经信委退休干部，高级经济师。一九八四年曾考取过上海师范大学宋史研究生，因故未能入学。同年，被选拔为江苏盱眙县商业局副局长。一九八八年——一九八九年考取“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资格，由江苏省政府公派赴东瀛学习商业企业管理，为访问学者。归国后，调苏州市工作。业余从事宋史、茶史研究近四十年。现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杭州社科院兼职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凡一千余万字。
（1）收书范围*广，数量*多。目前，较全面收录茶书的著作有日本布目潮沨《中国茶书全集》和郑培凯、朱自振主编《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二种，前者为影印，收书仅38种；后者虽收茶书114种，但其中有多篇论文，所辑佚茶书也缺失很多，如郑书辑佚《续茶经》中提到的茶书11种，然寥寥数言者很多。本书收录茶书101种，且辑书不限于子部谱录类图书，子部农书、医药类、类书类，集部总集、诗注类，史部等均有涉及，某些重要茶书典籍也*次收录本书，如唐杨晔《膳夫经手录茶录》是介于《茶经》与《茶谱》间的重要茶书，之前的书中都没有收录。
（2）严格学术规范，学术价值更高。影印本《中国茶书全集》在版本上给学界以便利，但对于文字的校证，给学界提供可靠的底本，则是本书的优长。本书作者方健先生从事茶文化研究30余年，从事本书资料收集与写作的时间即超过20年，主要精力就在参校各类版本，辨异正讹上。以《茶经》为例，本书比对了几乎全部现存的影印及现代中外校注本等30种版本，*终确定以目前*古的《百川学海》本为底本，参校别本进行校证，而理校的参考资料更加繁多。*终使短短的《茶经》连同校记达10万余字。其他如辑佚《宋会要》中茶书，校记30余万字；《续茶经》校记约20万字，可见其用力之勤。
（3）本书新收茶书中有大量附图、插图，合乎古书图文兼茂传统，在海内外众多茶书汇编中堪称独树一帜。事实上，古代茶书中的许多插图，是与原文相辅相成的，保留了很多文化信息，保存它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茶文化。如《茶经》中收录了日本春田永年《茶经中卷茶器图解》写本及日本佚名所作《茶经图考》，均为国内首次发表的资料，极为难得。
《中国茶书全集校证》精装全七册，共四百万字，分为上中下补四编。上编为唐宋茶书，收三十五种，其中二十种为辑本，九种为首次作为茶书收录。中编为明代茶书，收录三十七种，末一种为新收茶书。下编为清代茶书，收录十种，其中附收一种为民国茶书，新收三种。补编共收书十九种，均为作者从他书中辑出，历代未见著录为茶书者，主要是关于茶法、茶政、茶制、茶马类等茶书，合计一百零一种。
中國是茶的原產地，也是茶文化的發源地，這是毋庸置疑的史實。但關於茶的起源問題，卻被蒙上了神秘色彩，長期得不到科學的確證。在我國曾長期流傳神農發明茶，茶經歷了由藥用、食用到飲用的演變，遂成為風靡全球的三大飲料之一。許多茶人乃至有些茶史學者迄今仍深信不疑，奉之為不二法門。但這實在不過是經歷代渲染，不斷重複、有著多個版本的神話或傳說而已。而在將茶道奉作“國粹”的日本則另備一說，認為茶乃佛祖釋伽牟尼所“發明”。其說云:佛祖有一次在沉思中睡著了，醒後十分懊喪，便割下自己的眼臉扔在地上，生根長成茶樹。其葉浸泡於熱水，飲後即有卻睡之功。這並非筆者杜撰，而是見之於《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二冊（中文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二○五頁）的記載，堪稱言之鑿鑿，信而有徵。但顯而易見，那不過是一種神話而已。無獨有偶，與此異曲同工的神農發明茶之說，卻在我國廣泛流傳，迄今對此深信不疑者仍大有人在。似乎將中國飲用茶的歷史向前推得越久遠，就愈能證明我國是茶飲*的發源地，這不過是某些茶人一廂情願的美好願望而已。正是這種虛妄的茶起源說使海內外的學者產生了困惑，從而為多起源說起了推波助瀾的負面作用。因此探索茶之為飲起源於何時何地，就成為茶史研究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重要問題。
（一）
神農發明茶之說，究竟由誰提出，今已難確考，但*先將此說形之於文字，並加以闡述者首推大名鼎鼎的陸羽。他在《茶經·六之飲》中指出:“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在同書《七之事》中又提出“三皇炎帝神農氏”為茶祖的觀點，又引相傳為神農所撰的《神農食經》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其實神農、三皇、炎帝皆為傳說和神話中的人物，是先秦至秦漢間言人人殊的人們“想像中的人物”（顧頡剛《古史辨·自序》）。其發明農業，醫藥等傳說，不過是人神合一的蒙昧時代的象徵。《白虎通·號篇》就已指出，神農不過是“教民農耕，神而化之的人物”。西漢劉安主編的《淮南子·修務訓》就已指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黄帝而後能入說。”一語道破偽託神農者的虛妄和迷信者的可悲！两千年前的古人實在比篤信神農發明茶的今人高明許多。《漢書·藝文志》雖著錄《神農》二十篇，班固自注卻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托之神農。”顏師古注更引劉向《別錄》之說謂:“疑李俚及商君之說。”陸羽提出神農發明茶之說後，即遭到唐宋茶人的痛斥。如南宋著名思想家葉適在其讀書筆記中明確指出，所謂神農發明農業、商業之說，實在不過是漢代易學家的偽造。其說見《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周易四·繫辭下》。陸羽曾被譽為茶聖、茶祖、茶仙，《茶經》更被奉為茶學百科全書，不二法門，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由於其所處時代的認知局限，留下不少經不起推敲的似是而非之論，神農發明茶之說，即為典型一例。但《茶經》產生於一千二百年前，其為茶學經典之作，當非不虞之譽。早在七十餘年前，有“當代茶聖”之譽的吳覺農先生就指出:對於神農嚐百草，遇毒得茶而解的神話，“自然沒有信奉的必要”（《中國農業復興和計畫》，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約略稍前，曾學過醫的魯迅先生也指出:“我們一向喜歡恭維古人，以為藥物是一個神農皇帝嚐出來的。他曾經一天遇到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沒有毒死。這種傳說，現在不能主宰人心了。”（《南腔北調集·經驗》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二十世紀已有定論的事，在生物工程和互聯網、信息時代卻被有些人反復炒作，信其說者仍大有人在，不能不是一大悲劇。是從可信歷史文獻出發，還是信從人云亦云的傳說，這是科學的史學研究與所謂“茶人”及其“茶文化研究”的根本區別。
不妨從文獻學的角度考察一下神農發明茶之說的虛妄，必然涉及到茶學界另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即“茶從藥用進化到食用”，還是從食用進化到飲用？文獻考證的結果，答案應以後者為妥。關於神農嘗百草的傳說，*初的記載中，只是為了解決果腹的問題，然後教民耕種，發展栽培農業。這種傳說，當始見於《淮南子·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食，食蠃蠬蚘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榖，相土地宜，燥濕肥高下。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類似之記載還見於《新語·道基》:“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嚐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榖。”《佚周書》等也有相似的載述。這裏並未提到過“茶”字，而且茶也根本不會有解植物中毒和水毒之功能。神農其人，儘管子虛烏有，但上述記載似乎反映了這樣的史實:在由漁獵向農耕時代過渡的漫長歲月，古代先民，歷盡艱辛，嚐百草，采樹食，首先是為了解決吃飯的問題。由於環境的惡劣，生活條件的困苦，才在同疾病的鬥爭中逐步發現了中草藥。在較早的資料中，並沒有神農嚐百草而中毒的記載。《詩經》中保存了一張從西周到春秋時期人們食用各種食物的“菜單”，其中並無茶。迄今在西南少數民族中仍保留著食用醃茶的習俗，也許即為古人食用茶的餘風流韻。綜合上述兩方面的情形，比較合乎情理的結論似是:所謂嚐百草，首先應是食用，在長期的食用過程中，發現某些草本或木本植物的藥理功能及療疾作用，才被遴選出來作為中草藥。茶的演變過程似乎應是從食用到飲用。雖然《本草》中有茶，但按現代審評標準，與其說茶有藥用功能，不如說茶的保健作用更加切合實際些。
值得注意的是《孔叢子·連叢子下》有記載稱:“伏羲始嚐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榖乃形。”這裏雖說神農換成了伏羲，日遇七十毒也變成了七十二毒，但仍然沒有茶。只說明這類傳說有多種版本，是會在長久的口耳相傳中變換其內容，力求其“可信”性而已，但這絲毫改變不了其虛妄性。
今考《本草》之名，似始見於《漢書·樓護傳》，時間約在漢平帝元始五年（西元五年），梁《七錄》始著錄《神農本草》三卷。但因是書所載郡縣已有東漢地名而令時人懷疑。《顏氏家訓·書證篇》已認為出於後人附益。宋人張耒則已有《本草》起東漢之說。（《梁溪漫志》卷九，頁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隋書·經籍志三》又著錄《神農本草》八卷，附注云“梁有《神農本草》五卷，《神農本草屬物》二卷，《神農明堂圖》一卷”，當為這三種書的合編。注中又著錄東漢以下十五家《本草》，還有托名雷公集注的《神農本草》四卷。上述諸書今已全佚，古本《神農本草經》中的零星佚文，今可考見者，始於《楚辭章句》東漢王逸注。余嘉錫先生曾據鄭玄注《周禮·天官》稱:“治合之齊，存乎神農、子儀之術。”進而推測，《神農本草經》或即《子儀本草經》。子儀為戰國名醫扁鵲的弟子。其說見《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二（中華書局，一九八○）。余說雖不無道理，今之治中藥史者亦據以立說，謂《神農本草經》當撰於戰國時期。但甄志興撰文指出:《百草經》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筆，應是秦漢以來醫藥家採集藥物，並在醫療實踐中加以總結整理而成的集大成之作。從書中所記采藥時間以寅月為首考察，則是書完成的時間上限，當不早於始定曆法通行以寅月為歲首的西漢武帝太初元年（前一○四），而從書中所及地名多東漢時郡縣名，且書中所云重視養生、服石、煉丹等也與東漢的社會風尚吻合。其又稱《本經》佚文以三國吳《本草》所存為早，則似可斷言《神農本草經》當編定於東漢之世。其說詳王勇主編《中日交流史大系·科技卷》頁六八——六九（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其說雖仍未得到出土文獻的確證，但這也許是*有說服力的論述之一。
重要的是:《本草》經歷代傳承，由《唐本草》——《開寶本草》——《嘉祐本草》——《政和本草》的發展完善過程，距今約九百年前終於有了里程碑式的定本。但從《神農本經》起至《政和本草》，均無神農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的片言隻字。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條記載竟出於清人孫壁文的偽造（說詳周樹斌《“神農得茶解毒”考評》，《農業考古》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當代茶學泰斗吳覺農先生在遺著《茶經述評·前言》中論定:“茶樹原產地是在我國的西南地區，而在戰國以前的歷史條件下，還不可能把西南地區的茶葉傳播到中原地區。至於《茶經》說的春秋時代晏嬰曾食用過茗已不能使人置信；則神農*先使用茶葉之說，就更難以成立了。”其說尚矣！
（二）
目前，茶學界關於茶的起源時間仍眾說紛紜，分歧很大。有主張上古、西周、春秋說的，也有主張戰國、秦漢、魏晉說的。究其原因，實乃主春秋以前說者，對史料進行了隨心所欲的曲解、臆解。可以斷言:先秦古籍中的“荼”字，均不是今之“茶”，九經無“茶”字，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不易之論。文獻資料和考古成果都顯示，茶應起源於戰國或秦漢之際。但這一問題的含混不清由來已久，關鍵在於搞清楚古代文獻中“荼”字之形、音、義。雖然我國的古文字十分豐富又很複雜，但皆有形可識，有音可讀，有義可究。*早對古文獻中的“荼”字作出比較正確釋讀的是北宋末人王觀國，他在其學術名著《學林》卷四中考辨了“荼”字的五種義項，四種讀音。即:苦菜之荼、茅莠之荼，皆音“徒”；塗玉之荼，音舒（方按:荼通古舒字，即玉之上圓下方者。《荀子·大略》“諸侯禦荼”是其證）；蔈荂之荼，音食遮反；槚之苦荼，音茶，宅加反。只有*後一種別名檟的苦茶，才能與今之茶劃上等號，但這乃始見於晉郭璞《爾雅注》。稍後，南宋人王楙（一一五一——一二一三）也指出:“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荼，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荼’、《毛詩》‘有女如荼’者，乃苕荼之荼也，正萑葦之屬；唯茶檟之荼乃今之茶也。”（《野客叢書》卷二一，頁二三五，中華書局，一九八七）此與王觀國之說如出一轍，更簡明扼要而已，前者之論則更為嚴謹而缜密。
南宋著名學者魏了翁（一一七八——一二三七）有《邛州先茶記》（《鶴山先生大全集》卷四八，四部叢刊本）一文，值得注意的是他說:雖然“傳注例謂茶為‘茅莠’，為‘苦茶’”，而且蘇軾早就有云:“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其義亦已著明”；但有人仍然把古之“茅莠”、“苦菜”之荼與茶飲之“茶”混為一談，所以他感歎:“予雖言之，誰實信之？”這種由來已久的夾纏不清實在難以廓清辨明。明代楊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明末清初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一）分別在其《丹鉛錄》、《通雅》中也對“荼”字作了考析，其不過沿襲宋人陳說，既無發明，甚至不如王觀國所論詳實，故不具論。清初學術大師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在《唐韻正》卷四、《日知錄》卷七中，旁徵博引，集古之大成，指出荼有苦菜之荼（又可借作“荼毒之荼”）、茅莠之荼、蔈荂之荼、委葉之荼、虎杖之荼、檟之苦荼等七種含義，又引經據典，不厭其煩地對荼字的形音義進行辨析。*後得出結論:“檟之苦茶，不見於《詩》、《禮》”，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日知錄集釋》卷七，頁三四四，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顧氏所謂“秦人取蜀”，當指秦惠王九年（前三一六）司馬錯伐蜀，滅之。（《史記》卷五《秦本記》頁二○七，中華書局本）從王褒《僮約》“武都買茶”、揚雄《方言》、司馬相如《凡將篇》已出現茶字分析，蜀地當為茶的發祥地之一。武都，即武陽（治今四川彭山東），是我國*早的茶葉集散中心。《僮約》是西元前五十九年的作品，距今已二○七○年。這表明隨著秦漢帝國的相繼建立，原產於西南的茶也沿著長江流域向東南拓展，作為飲料，日益流傳和推廣。武陽作為著名的茶葉集市和流轉中心，充分表明:作為茶原產地之一的蜀地，已有相當長時間的飲茶史了。因此筆者認為:茶的起源始於距今約近二千五百年的戰國時代。就其具體地點而言，學者又有云南、貴州、云貴高原或川西、鄂北等諸說，就其較大的地域范疇而論，似可概括為起源於我國西南地區。
總之，“荼”在古代文獻中是一個多義字，讀音也各不相同，有荈茗之含義的“荼”僅為其七項義符之一。又，歷來的學者多認為繼中唐以後，尤其是陸羽《茶經》行世以來，釋作檟、茗、茶的“荼”字才減去一劃成為“茶”字，此亦失考之言。不僅上述王褒《僮約》已作茶字，《三國志·吳書·韋曜傳》、晉左思《嬌女詩》、王羲之書《蘄茶帖》早已作“茶”字，即上世紀以來出土的東漢茶具上已刻有“茶”字，晉、唐碑刻上亦已出現“茶”字。眾所周知，專用茶具總比茶飲略晚些問世，據陶瓷史專家頗為一致的研究成果認為，我國出土的茶具*早為東漢時燒造，亦可為上述戰國或秦漢茶起源說提供有力的佐證。
（三）
令人費解的是:迄今為止，無論文獻或考古，漢代以前尚無任何可以確證為茶的可信資料。王褒《僮約》為今存**早的茶事資料，雖僅有寥寥四字，卻又那麼成熟。無非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由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大量先秦文獻已被毀滅，或是有些先秦古文字尚未出土或被釋讀，如迄今被釋讀的甲骨文字僅一千餘個，僅占已出土的甲文三分之一左右，但這種可能性畢竟太小。另一種可能則是西漢以前或戰國確實無茶。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田野考古，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絲綢、陶瓷、水稻及酒的起源問題已全可據以論定，唯獨茶，卻難覓任何蛛絲馬跡，豈非咄咄怪事！
馬王堆漢墓的考古發掘，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重大成果，其一、三號漢墓中出土有標“”及“一笥”字樣的簡冊、木牌及其已灰化的實物。湖南的考古學者周世榮先生將“”釋讀為“檟”，筆者不能無疑，遂求教於裘錫圭先生，得到裘先生親筆答復云:“這個字的右旁，與三號墓遣策中‘介冑’的‘冑’字十分相似，似可隸定為‘’，釋為‘柚’。”又說:“只可能是水果一類東西，而不可能是茶。”（裘文刊《朱德熙古文字論集》頁一二八；中華書局，一九九五）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漆耳杯上，書有“君幸食”、“苦羹”的字樣，周世榮先生還牽強附會將杯上之“苦”說成“苦荼”，即今之茶；“苦羹”，則釋為“以苦荼作為羹飲”，將這顯而易見的食具或餐具，隨心所欲地釋為“既可飲酒”的“茶杯”。這種曲解只能給茶的起源問題製造新的混亂，而絲毫無助於通過深層的學術討論而求得圓滿的結果。（參見拙文《關於馬王堆漢墓出土物考辯二題》，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一九九七年*期）
今人類似的誤解充斥於茶學界的論著之中，因茶的起源問題有關我國的學術聲譽，有必要略作辨析。其一，所謂巴族貢茶於周武王。茶學界有一種流行已久的說法，稱周武王伐紂時，從征的巴族等向周王室貢茶，從而將茶的起源和貢茶之始上溯到西元前十一世紀。（陳椽《茶業通史》頁四一九，農業出版社，一九八四）實際上，這是對《華陽國志·巴志》中所載一段史料未能正確點讀、解釋而導致的誤解，任乃強先生是書校補本早已作出正確的解讀。
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人，殷人倒戈……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
任按:“以上《巴志總序》之首章，記巴國古史，是《巴漢志》舊文。於巴國本源未詳”。
其地，東至魚複，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土植五穀，牲具六畜。桑蠶、麻苧、魚鹽、銅鐵、丹漆、茶蜜……皆納貢之。
任按:以上“《巴志總序》第二章，述故巴國界至與其特產和民風。其述民風，時間性頗不明晰，大抵取材於譙周之《巴記》，通巴國地區秦、漢、魏、晉時代言之。”（引自《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一，頁四至六，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
《華陽國志》，晉常璩（約二九一——三六一）撰。引文*段，任注稱出《巴漢志》，此書亦常璩所撰。*段“武王伐紂”云云，與第二段所引貢物十八種（其中之一為“茶”），兩者乃判然不同的二事，顯然不能混為一談。
任注指出:兩段話所據史源不同，前者出常璩《巴漢志》，後者出譙周（二○一——二七○）《巴記》；兩段引文論述的對象不同，前者述巴之古史，後者記巴國疆域四至及其特產、民風；兩段引文所指時間也不同，前者指周武王伐紂時的牧野之戰（約西元前十一世紀），後者乃通指秦漢、魏晉時代而言之，兩者時差一千四百年之久。更重要的是:從征周武王伐紂者，其中並無巴族。常璩所云乃得之傳聞，不足置信。《尚書·牧誓》記載周武王伐紂前會師於孟津的誓師盟誓，從征諸族為庸、蜀、羌、髳、微、廬、彭、濮八族，當時僅為部落氏族而已。何有巴族、巴國？前輩學者認為:彭、巴雙聲，巴即可能為彭，彭在四川彭縣，春秋後已不見彭，而只見巴，且往往巴漢連用。（說詳《中國通史》第三卷*○三九——一○四○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可見巴、彭即使同一族源，巴族始見於史料也已是春秋後之事了。故“巴”始見於《左傳·桓公九年》絕非偶然，此已是西元前七○三年，上距伐紂已四百餘年之久了。對《左傳》有精湛研究的楊伯峻先生指出:“巴國當在楚之西北，春秋之世，巴國可能在今湖北省襄樊市附近，遷入夔門，則戰國時事。”楊先生還認為，巴國故城在江州，即今重慶市。（《春秋左傳注》*二四——一二五頁；中華書局，一九九○）可信史料揭示，以彭為巴，不過是一種附會，戰國後，巴才從鄂西向四川遷移。如果彭、巴同源，其遷移路線應完全相反。結論很清楚:巴師從征牧野之戰純屬子虛烏有，更遑論貢茶。
更重要的是:上引貢物十八種，實乃巴王舊所徴取其族民之物品，絕非巴向周武王所貢之物。其上所云四至地名據《漢書·地理志》所載，全為秦漢時地名，與任注所云十分吻合。其地為巴國全盛時的疆域，在今黔、鄂、川、陝交界之處。而巴國早就為秦統一時所滅，又何來“貢品”！我國歷*早的貢茶實乃始於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見《政和本草》卷十三引宋寇宗奭《本草衍義》）近年，有人走得更遠，在引了上述巴族向周武王貢茶之謬說後，竟隨心所欲地臆說為巴即“布朗族先民濮人部落，又將云南邦葳古茶樹的歷史前推至“三四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全然不顧專家已論定的這不過是近千年前的古茶樹，這據年輪測定並不困難。為爭普洱茶的“正宗”地位，竟可以如此信口開河。（見《農業考古》一九九三年第四期*一二——一一七頁黃桂樞文）實際上，今存關於普洱茶的*早記載，當始見於唐·樊綽《蠻書》卷七，其云“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指唐銀生節度使司轄地，即今西雙版納自治州及思茅地區諸縣，正是普洱茶的產地。信口臆說，留下的只能是笑柄！
其二，《詩經》中的“荼”，今見七例，其義項有五，無一可釋為今之茶。原因很簡單，在《詩經》所反映的時代（約西元前十一世紀至前六世紀的五百餘
近二十年來，筆者在海內外師友的鼎力相助下，得到了數十種版本《茶經》的影印本或複印件，逐一進行了對校，結果發現:現存所有版本的《茶經》有共同的祖本——始刊於咸淳九年（一二七三）的《百川學海》本。即使是《百川學海》本《茶經》，筆者所見的也有十種之多，其中*重要的是兩種；一為傅增湘先生原藏、編入《百川學海壬集》的宋刊《茶經》；自陶湘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影印本出，即為海內外通行之本，今簡稱百川甲本。另一為現藏日本宮內省書陵部、編入《百川學海乙集》的古本，幸賴日本布目潮渢教授刊布于《中國茶書全集》(汲古書院一九八七年阪）而得見。今簡稱百川乙本。據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一著錄，稱此本亦宋刊。《百川學海》凡一百種，一七九卷，宮內省藏本原缺五冊，約十餘種，有狩谷望之手跋。其目錄和編次，與明弘治十四年（一五○一）華珵刊本全不同。原藏沈陽東陵行宮、後為傅氏藏園所得之宋刊《百川學海》（缺九種），因首冊序目已佚，遂以明華珵刊本補之。宋本目錄每集十種，華本則多寡不一，編次完全不同；甚至宋、明本所收書也頗有異同。陶氏民國影宋本以華氏明本目錄充數，實乃不得已而為之。以百川二本逐字對校，發現異文三十餘處，除個别異體、俗體字之不同，及兩本均誤，但訛字有異（如《七之事》黃山君之「黃」，分别形訛作『青』；『責』）外，甲本是而乙本誤者凡十三處，乙本是而甲本非者十四處。這兩個百川本均可充作底本。但與四庫本對校，百川甲本是而四庫本誤者凡十七處，其中四庫本有避忌諱而臆改、刊誤者，真正校勘學意義上的舛誤就更少些。四庫本是而百川甲本非者則多達二十八處。也就是說，四庫本的訛誤衍脫要少一半。另有二十三處是四庫本與甲本同誤的，表明兩者肯定出於同一版本來源。否則，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相同訛誤。因此，選擇錯誤*少的四庫本作點校的底本。以上述三種百川本及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上海博古齋影印明本《百川學海》本，作為主要校本。
大觀茶論
宋·趙佶
〔提要〕
《大觀茶論》，宋代茶書。一卷，宋徽宗趙佶（一○八二——一一三五）撰，是惟一由皇帝撰寫的茶書。趙佶，宋神宗第十一子，元豐八年（一○八五），宋哲宗趙煦即位，封其為遂寧郡王；紹聖三年（一○九六），進封端王。元符三年（一一○○）哲宗卒，因無子而由趙佶於柩前即位，向太后（神宗向皇后）權同處分軍國事；次年二月，始親政，改元建中靖國（一一○一）。崇寧元年（一一○二），起用蔡京為相，打着崇奉熙寧的旗號，開始大規模迫害元祐、元符黨人，正人端士為之一空，信用奸佞，國事日非。任用宦官童貫經略西北邊事，勞民傷財。改革茶鹽法，改鑄當十錢、夾錫錢，幾近無償掠奪。以“豐享豫大”相標榜，追求聲色狗馬，玩物喪志，窮奢極侈；崇奉道教，大修宮觀，為無益之費。任用朱勔、李彥等，置蘇杭造作局、京師西城所，搜刮民脂民膏，東南騷動，北方民怨，導致方臘、宋江起義。推行“聯金滅遼”的外交政策，招降納叛，乃自取敗亡的昏着。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在金軍鐵騎南下的危亡之際，下“罪己詔”，遜位於皇太子趙桓，是為欽宗。趙佶被改稱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是歷史上有名的亡國昏君。其信用“六賊”為代表的奸佞，是自取敗亡的重要原因。次年，被兩路南下的金軍攻破京城開封。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徽、欽二帝及皇族、後妃、公主、官吏、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妓樂等三千餘人被押解北上；北宋九朝積累的圖書文物、府庫積蓄被劫掠一空，掃地以盡。史稱“靖康之耻”。在經歷了長達八年的屈辱的俘囚生活，歷盡顛沛流離之苦後，於紹興五年（一一三五）四月，在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縣）病逝。由於南北消息阻隔，紹興七年（一一三七），死訊才傳至南宋行都臨安（治今浙江杭州），追諡其為“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其著作，有《御注老子》、《黃鐘徵角調》各二卷、《聖濟經》十卷、《御制崇觀宸奎集》等，多已散佚。
政治上昏庸已極的亡國之君趙佶，却有着非凡的藝術天賦。他精書畫，擅詩詞，流傳至今的書畫作品已是國寶級文物。獨創“瘦金體”，其花鳥畫也享有盛名。詩詞亦有一定造詣，尤其是在流離北國時的創作，頗具國破家亡的滄桑感，與南唐後主李煜的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大量詩文創作流傳至今的已極少，《全宋文》、《全宋詩》、《全宋詞》多已輯錄。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特別重視文化事業，他好學嗜書，曾多次下令搜訪天下遺書，又仿太宗、真宗故事，抄刻後分藏太清樓、秘閣等處。他還創置書、畫、算學，主持修纂《宣和書譜》、《宣和畫譜》，精于金石、文物收藏、鑒定。他不僅培養了大量文化、藝術人才，其本人才華橫溢、頗有建樹的創作，也在我國文藝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大觀茶論》是宋徽宗存世的惟一著作。宋·姚應績《郡齋讀書志·後志》（袁本）著錄是書書名為《聖宋茶論》，《通考·經籍考》沿用此名；但宋人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稱此書為《茶論》，撰于大觀（一一○七——一一一○）年間，未審何據？其序亦稱《茶論》，但是否徽宗自序，則頗可稽疑。陶宗儀編入《說郛》時，始定名為《大觀茶論》。全書約近三千字，首為序，分為二十目。對於茶的生長、栽培、採制、品質、烹點，尤其是分茶等茶藝及使用的茶具，均有深中肯綮的記述。是在蔡襄《茶錄》所記烹點法的基礎上，更全面的深化，充分體現了北宋末茶文化發展的水平。在歷史上首次載錄了點茶、分茶、鬥茶的必備茶具——茶筅，充分顯示了作者有很深的茶藝造詣和茶文化知識。對於白茶的偏愛，不只是他個人的嗜好，反映了北宋人的時尚。其烹點一節所論極為精彩。總之，《茶論》不失為宋代茶書的集大成之作。《茶論》僅存《說郛》兩本:宛委山堂本（下簡稱宛本）《說郛》（一二○卷），涵芬樓本（下簡稱涵本，又稱商務本）《說郛》（一○○卷）。就總體而論，兩本各有短長，但涵本經張宗祥先生手自校定，似較宛本為勝；但具體到各書而言，就難以一概而論，如《茶論》則宛本遠勝涵本。今以宛本為底本，逐句合校兩本，不專注一本，擇善而從。凡底本是而涵本誤者，一般不出校；但為保存兩本原貌概況，異文一概保留，有所取捨則在校記中說明。《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中收入的《茶論》，基本上同涵本，今不列為參校本。清康熙時汪灝等主編的《廣群芳譜》、陸廷燦編纂的《續茶經》引錄了《茶論》大半內容。從文字判斷，此兩本似亦從與涵本同一版本系統的明抄殘本轉錄，凡異文已寫入校記。還參校了《蘇軾詩注》、《宣和北苑貢茶錄》、《北苑別錄》等書中的個别引文。此外，《茶論》也有少量引用《茶經》之處，異同之處，均已寫入校記。對“銙”、“白茶”等內容，進行了必要的注釋。
大觀茶論
序
嘗謂首地而倒生，所以供人〔之〕求者〔一〕，其類不一。穀粟之於饑，絲枲之於寒，雖庸人孺子皆知。常須而日用，不以歲時之舒迫而可以興廢也〔二〕。至若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鍾山川之靈禀，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沖澹間潔〔三〕，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
本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於今，百廢俱舉，海內晏然，垂拱密勿，幸致無為。縉紳之士、韋布之流，沐浴膏澤，薰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從〔四〕，事茗飲。故近歲以來，采擇之精，製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咸造其極〔五〕。且物之興廢，固自有時，然亦系乎時之汙隆。時或遑遽，人懷勞悴，則向所謂常須而日用，猶且汲汲營求，惟恐不獲，飲茶何暇議哉！世既累洽，人恬物熙，則常須而日用者，固久厭飫狼籍。而天下之士，勵志清白，競為閒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鏘金，啜英咀華，較（筐篋）〔莢笥〕之精〔六〕，爭鑒裁之（別）〔妙〕〔七〕。雖〔天〕下士〔八〕，於此時不以蓄茶為羞，可謂盛世之清尚也。嗚呼！至治之世，豈惟人得以盡其材，而草木之靈者，亦得以盡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後人有不自知為利害者，敘本末，列於二十篇，號曰《茶論》。
地產
植產之地，崖必陽，圃必陰。蓋茶之性寒〔九〕，其葉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資陽和以發之。土之性敷，其葉疏以暴，其味強以肆，必資陰蔭以節之。（今圃家皆植木，以資茶之陰。）陰陽相濟，則茶之滋長得其宜。
天時
茶工作于驚蟄，尤以得天時為急。輕寒，英華漸長，條達而不迫；茶工從容致力，故其色味兩全。若或時暘鬱燠，芽奮甲暴〔一○〕，促土暴力隨槁〔一一〕。晷刻所迫，有蒸而未及壓，壓而未及研，研而未及製，茶黃留漬〔一二〕，其色味所失已半。故焙人得茶天為慶。
采擇
擷茶以黎明，見日則止。用爪斷芽，不以指揉，慮氣〔汙〕熏漬，〔一三〕，茶不鮮潔。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隨，得芽則投諸水。凡芽如雀舌、穀粒者為鬥品，一槍一旗為揀芽，一槍二旗為次之，餘斯為下。茶之始芽萌，則有白合；既擷，則有烏蒂〔一四〕。白合不去，害茶味；烏蒂不去〔一五〕，害茶色。
蒸壓
茶之美惡，尤繫於蒸芽、壓黃之得失。蒸太生，則芽滑，故色清而味烈；過熟，則芽爛，故茶色赤而不膠。壓久，則氣竭味漓；不及，則色暗味澀。蒸芽，欲及熟而香；壓黃，欲膏盡亟止。如此，則製造之功十已得七八矣〔一六〕。
製造
滌芽惟潔，濯器惟淨。蒸壓惟其宜，研膏惟熟〔一七〕，焙火惟良。飲而有少砂者〔一八〕，滌濯之不精也；文理燥赤者，焙火之過熟也。夫造茶，先度日晷之短長〔一九〕，均工力之眾寡，會採擇之多少，使一日造成。恐茶過宿，則害色味。
鑒辨
茶之範度不同，如人之有首面也〔二○〕。膏稀者，其膚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斂以實。即日成者，其色則青紫；越宿製造者，其色則慘黑。有肥凝如赤蠟者，末雖白，受湯則黃；有縝密如蒼玉者，末雖灰，受湯愈白。有光華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內備而表質者，其首面之異同，難以概論。要之，色瑩徹而不駁，質縝繹而不浮，舉之則凝結〔二一〕，碾之則鏗然，可驗其為精品也。有得於言意之表者，可以心解。又有貪利之民，購求外焙已採之芽，假以製造；研碎已成之餅〔二二〕，易以範模；雖名氏[采]制似之，其膚理、色澤，何所逃於鑒賞哉〔二三〕！
白茶
白茶自為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敷闡，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非人力所可致〔二四〕。正焙之有者不過四五家〔二五〕，生者不過一二株，所造止於二三銙而已〔二六〕。芽英不多，尤難蒸焙；湯火一失，則已變而為常品。須製造精微，運度得宜〔二七〕，則表裏昭徹〔二八〕，如玉之在璞，它無與倫也〔二九〕。淺焙亦有之，但品不及〔三○〕。
羅碾
碾以銀為上〔三一〕，熟鐵次之，生鐵者，非淘煉槌磨所成〔三二〕，間有黑屑藏於隙穴〔三三〕，害茶之色尤甚。凡碾為制，槽欲深而峻，輪欲銳而薄。槽深而峻，則底有凖而茶常聚；輪銳而薄，則運邊中而槽不戛。羅欲細而面緊，則絹不泥而常透。碾必力而速，不欲久，恐鐵之害色。羅必輕而平，手不厭數，庶幾細者不耗〔三四〕；惟再羅，則入湯輕泛，粥面光凝，盡茶之色。
盞
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取其燠發茶采色也〔三五〕。底必差深而微寬，底深，則茶宜立而易於取乳〔三六〕；寬則運筅旋徹，不礙擊拂。然須度茶之多少，用盞之大小〔三七〕。盞高茶少，則掩蔽茶色；茶多盞小，則受湯不盡。盞惟熱〔三八〕，則茶發立耐久。
筅
茶筅以竹老者為之〔三九〕，身欲厚重，筅欲疏勁，本欲壯而末必眇〔四○〕，當如劍脊之狀。蓋身厚重，則操之有力而易於運用；筅疏勁如劍脊〔四一〕，則擊拂雖過而浮沫不生〔四二〕。
瓶
瓶宜金銀，小大之制〔四三〕，惟所裁給。注湯利害〔四四〕，獨瓶之口嘴而已。瓶之口〔四五〕，欲差大則宛直〔四六〕，則注湯力緊而不散；嘴之末，欲圓小而峻削，則用湯有節而不滴瀝。蓋湯力緊，則發速；有節而不滴瀝〔四七〕，則茶面不破。
杓
杓之大小，當以可受一盞茶為量。過一盞，則必歸其〔有〕餘〔四八〕；不及，則必取其不足。傾杓煩數，茶必冰矣。
水
水以清輕甘潔為美〔四九〕。輕甘，乃水之自然，獨為難得。古人品水，雖曰中泠、惠山為上〔五○〕，然人相去之遠近，似不常得。但當取山泉之清潔者，其次，則井水之常汲者為可用。若江河之水，則魚鱉之腥，泥濘之汙，雖輕甘無取。凡用湯以魚目、蟹眼連繹迸躍為度，過老，則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頃刻而後用。
點
點茶不一，而調膏繼刻，以湯注之。手重筅輕，無粟文蟹眼者，謂之靜面點。蓋擊拂無力，茶不發立，水乳為浹，又復增湯〔五一〕，色澤不盡，英華淪散，茶無立作矣。有隨湯擊拂，手筅俱重，立文泛泛，謂之一發點。蓋用湯已過〔五二〕，指腕不圓，粥面未凝，茶力已盡，雲霧雖泛，水腳易生。妙於此者，量茶受湯，調如融膠，環注盞畔，勿使侵茶。勢不欲猛，先須攪動茶膏，漸加擊拂。手輕筅重，指繞腕轉〔五三〕，上下透徹，如酵糵之起麵〔五四〕，疏星皎月，燦然而生，則茶之根本立矣〔五五〕。第二湯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綫，急注急止〔五六〕。茶面不動，擊拂既力，色澤漸開，珠璣磊落。三湯多寡如前〔五七〕，擊拂漸貴輕勻，周環旋復〔五八〕，表裏洞徹，粟文蟹眼，泛結雜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湯尚嗇，筅欲轉稍〔五九〕，寬而勿速，其清真華彩〔六○〕，既已煥發〔六一〕，雲霧漸生〔六二〕。五湯乃可少縱筅，欲輕勻而透達〔六三〕，如發立未盡，則擊以作之；發立已過〔六四〕，則拂以斂之。然後結〔浚〕靄凝雪〔六五〕，茶色盡矣〔六六〕。六湯以觀立作，乳點勃結〔六七〕，則以筅着居緩繞拂動而已〔六八〕。七湯以分輕清重濁，相稀稠得中，可欲則止。乳霧洶湧，溢盞而起，周回凝而不動〔六九〕，謂之“咬盞”。宜勻其輕清浮合者飲之，《桐君錄》曰〔七○〕:“茗有餑，飲之宜人。”雖多不為過也。
味
夫茶以味為上，香甘重滑為味之全〔七一〕，惟北苑壑源之品兼之〔七二〕。其味醇而乏風骨者〔七三〕，蒸壓太過也。茶槍，乃條之始萌者，木性酸〔七四〕；槍過長，則初甘重而終微澀。茶旗，乃葉之方敷者，葉味苦；旗過老，則初雖留舌而飲徹反甘矣。此則芽（胯）[銙]有之〔七五〕，若夫卓绝之品，真香靈味，自然不同。
香
茶有真香，非龍麝可擬。要須蒸及熟而壓之〔七六〕，及乾而研，研細而造，則和美具足〔七七〕。入盞，則馨香四達，秋爽灑然。或蒸氣如桃仁夾雜〔七八〕，則其氣酸烈而惡。
色
點茶之色，以純白為上，真青白為次，灰白次之，黃白又次之。天時得於上，人力盡於下，茶必純白。天時暴暄，芽萌狂長，采造留積，雖白而黃矣。青白者，蒸壓微生；灰白者，蒸壓過熟。壓膏不盡則色青暗，焙火太烈則色昏赤〔七九〕。
藏焙〔八○〕
數焙則首面乾而香減〔八一〕，失焙則雜色剝而味散。要當新芽初生，即焙以去水陸風濕之氣。焙用熟火置爐中，以靜灰擁合七分，露火三分，亦以輕灰糝覆。良久，即置焙簍上〔八二〕，以逼散焙中潤氣，然後列茶於其中，盡展角焙之〔八三〕，未可蒙蔽，候火速徹覆之〔八四〕。火之多少，以焙之大小增減。探手爐中〔八五〕，火氣雖熱而不至逼人手者為良。時以手挼茶，體雖甚熱而無害，欲其火力通徹茶體爾。或曰:焙火如人體溫，但能燥茶皮膚而已，內之濕潤未盡，則複蒸暍矣。焙畢，即以用久竹漆器中緘藏之〔八六〕；陰潤勿開，〔如此〕終年再焙〔八七〕，色常如新。
品名〔八八〕
名茶，各以所產之地〔八九〕。如葉耕之平園〔九○〕、台星岩，葉剛之高峰、青鳳髓，葉思純之大嵐，葉嶼之屑山〔九一〕，葉五崇林之羅漢山、水桑芽〔九二〕，葉堅之碎石窠、石臼窠，（原注:一作穴窠〔九三〕，）葉瓊、葉輝之秀皮林，葉師復、師貺之虎岩，葉椿之無雙岩芽，葉懋之老窠園。〔諸〕葉各擅其美〔九四〕，未嘗混淆，不可概舉。後相爭相鬻〔九五〕，互為剝竊，參錯無據，不知茶之美惡〔者〕〔九六〕，在於製造之工拙而已，豈崗地之虛名所能增減哉！焙人之茶，固有前優而後劣者，昔負而今勝者，是亦園地之不常也。
外焙
世稱外焙之茶臠小而色駁，體耗而味淡，方之正焙，昭然可別〔九七〕。近之好事者，筴笥之中，往往半之蓄外焙之品。蓋外焙之家，久而益工，製造之妙〔九八〕，咸取則於壑源〔九九〕。效像規模，摹外為正〔一○○〕。殊不知其臠雖等而篾風骨
点击进入阅读：精选《中国茶书全集校证》方健汇编校证的书评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