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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详细介绍了《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经过，运行机制，从分纂官到乾隆帝的角色功能，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版本的流传、研究状态、对乾嘉学风的影响、文化价值。本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阅读此书即可了解《四库全书总目》的“前世与今生”。
1984—1987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明清史研究生，张舜徽师给我们上文献课，一再援引龚自珍之论，建议我们读《四库全书总目》一过，以知中国古代学术之门径。我66届初中毕业，文献基础极为薄弱，因此，对舜徽师的指导，听之入耳，记之于心，谁知就此一读，开启了我学术生涯的一扇大门。
我最初读《四库全书总目》，是把它作为学术的工具书来读，欲以此为门径，了解古籍，为学术研究打下基础。但是，在读《四库全书总目》的过程中，比起版本与作者的考订来说，更吸引我的是提要对作者与书籍的评价以及对史事的评说。我下意识觉察到与其把《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一部引导学人初知学术门径的目录书、工具书，毋宁把它视为一部渗透了价值观念的学术史著作，一部能体现当时文化精英与统治集团观念的文化史著作。沿着这样一个思考方向，我先以《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思想》作为学位论文，继之，撰写了《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蒙广西人民出版社周伟励君不弃，予以支持出版。2001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予以再版。
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无论资料运用，还是理论分析，都十分粗糙。但是，由于这本著作采用了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视角来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因此引起了海峡两岸学者的关注。1992年我到香港大学开会，很惊讶地看到，好几位学者的书架上都陈放有这本书；1998年，台湾淡江大学筹备召开“海峡两岸首届四库学讨论会”。据说，台湾研究四库学的著名学者吴哲夫先生专门交代，一定要找到《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把他请来开会。当时海峡两岸暨香港的学术交流渠道不畅，《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台、港两地的传播，一是靠中介书商加价售卖，二是私人辗转复制。我手头就有一本淡江大学周彦文教授赠送给我的当年的复印本，开本很大。遗憾的是，封面上作者的姓名打印成了“周职明”。
正是因为与《四库全书总目》有这样一段缘分，当国家图书馆研究院高柯立君来信邀请我写《〈四库全书总目〉史话》时，不由欣然接受。由于书稿约定完成时间，我正在从事其他课题，因此，特请我的硕士生朱仁天君协助。仁天君学习踏实勤奋，硕士论文《从书信解读夏曾佑及其人际交往》，写得细腻厚实，被评为2015年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一年多来，尽管有求职谋生的极多干扰，写作环境也较为艰苦，但仁天君还是根据大纲，勉力完成了初稿。初稿大致成型后，我对书稿进行了增删修正，部分章节亲自执笔，有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又返回仁天君修改，如此这般，数番往复，终于完成定稿。国家图书馆审稿通过后，我和仁天君又共同对书稿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和完善。书稿完成过程中，雷平副教授与马建强博士在文献与版本资料上提供了诸多有力帮助。多年来，他们在我身边工作学习，由学生而同事，是不可多得的“读书种子”，读书、研究、思考已经溶入了他们的生命。我欣喜于他们的发展，并对他们学术的未来寄予厚望。书稿完成后，硕士生邹俊涛受委托对全书的史料进行了逐条核对，对史料的出处予以规范化处理。硕士生黄予协助书稿中的插图拍照，十分勉力与细致。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刘蔷研究员慷慨赐给她亲自拍摄的文津阁、文澜阁的照片，衷心感谢。我和刘蔷研究员相识于18年前同赴台北参加“两岸四库学研讨会”。当时的刘蔷正值风信年华，盈盈素雅。今天的刘蔷，则已经成为成熟的学者，著名于版本目录学界与四库学研究领域，由此可见刘蔷的聪慧与努力，亦呈现出学术界新陈代谢的轨迹。虽然，限于体例，书中最终未采用插图，但在序言中我仍然要表达对刘蔷老师的衷心谢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赵嫄女士担任本书编辑，备极细致耐心，谨此致以由衷谢意。
本书叙《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经过、运行机制、从分纂官到乾隆帝的角色功能，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版本的流传、研究状态，正包括了它的前世今生，故以此为题。谨记。
周积明2015年11月于滨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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