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萃益斋诗集校注》[清]苏煜坡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苏煜坡（1848—1893），字翰臣，号金堂，别号筱东行一，广西贺县开山镇人。同治六年（1867），苏煜坡随同灌阳唐景崇等当地名流赴桂平郡参加乡试，中第四十八名举人。光绪十年（1884），选任临桂县教谕。光绪十六年（1890），应贺县令黄笏山之邀，苏煜坡回到家乡，负责修纂六卷本的《贺县志》。有《萃益斋诗集》存世。唐景崇为之作序，称“戛戛独造，自出机轴，瓣香随园而不袭随园，面目询为可贵”。李寅生，广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广西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化硕士导师。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苏煜坡（1848—1893），字翰臣，号金堂，别号筱东行一，广西贺县开山镇人。同治六年（1867），苏煜坡随同灌阳唐景崇等当地名流赴桂平郡参加乡试，中第四十八名举人。光绪十年（1884），选任临桂县教谕。光绪十六年（1890），应贺县令黄笏山之邀，苏煜坡回到家乡，负责修纂六卷本的《贺县志》。有《萃益斋诗集》存世。唐景崇为之作序，称“戛戛独造，自出机轴，瓣香随园而不袭随园，面目询为可贵”。
晚清诗人苏煜坡及其作品，迄今学界乏人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空白。苏煜坡主讲临江书院多年，享誉一时。《萃益斋诗集》一书收集了他遗留的全部作品，对了解苏煜坡本人及晚清广西社会生活，都有一定价值。本稿作者广搜博引相关资料，对苏煜坡现存所有诗歌加以校勘与注释，这是该书的首次整理。
苏煜坡（1848—1893），字翰臣，号金堂，别号筱东行一，广西贺县开山镇人。贺县北与湖南接壤，距九嶷山约五十公里，东临广东连州，为三省交界之地，向来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当地居民历代以农耕为生，朴实无华，感受外来信息较为迟缓。历史上，宋代大儒周敦颐曾读书莲塘，给桂东北偏僻的一隅熏染过一些须文化气息。几千年来，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真正的文化人出现，读书治学只能是极少数人的奢望。
苏煜坡为苏家十七世孙，祖上皆为布衣，父讳达邦。苏煜坡是苏家长子，有弟二。在当地，苏家为至贫门户，无田少产，佣耕度日，租赁而居。咸丰十一年（1861），苏煜坡十三岁，当是生活有了起色，苏家修筑了两处房产:一在下料，一在桥头，全家终于结束共居一室的窘境。当然，所谓房产，只是低矮的草房而已。苏煜坡少年时代，一边跟随父亲耕作，一边勤于学业，攻读启蒙读物。同治二年（1863），苏补县学生，师从拔贡黄邦杰（字汉卿），第二年，经媒人说合，聘定老师之女。
同治四年（1865），苏煜坡参加院试，中秀才，年十七岁。此后，回乡继续攻读，并与莫德美、唐桐卿、余媚川等往来唱和。同治六年（1867），苏煜坡随同灌阳唐景崇等当地名流赴桂平郡参加乡试，中第四十八名举人，是“同谱中，年*少者”，且“丰神秀朗，德器渊润”，一时引起轰动，少年天成，受到时人礼赞，被“目为木天中人”。关于这一点，苏煜坡在若干年后回忆往事，也无不引为自豪:“自笑登科年太少，防人看煞每低头。”是年腊月，十九岁的苏煜坡奉父母之命，与黄氏成婚。第二年是进士大考年，苏煜坡踌躇满志，告别新婚妻子，启程赴京，经由广东航海北上，惜乎时运不济，这一次落了榜，悻悻而归。此后几年，四个儿女相继出生，他过了一段天伦之乐的小日子，然后便任教于大凝学馆和桂岭学馆，闲暇时间，还游览贺县一带及其周边的将军岭、滴水庵、莲塘和桂林等风景名胜，结交张丹叔、梁声甫等当地名流，为其诗歌创作增添了不少素材。光绪五、六年间（1879—1880），苏煜坡取道永州、湘潭，入长江，经运河，再次北上，进京赶考，这次虽中内阁大挑二等，但考取进士的宏愿一时难以实现。回乡后，苏煜坡移馆县城，继续于临江书院开馆任教，多年间，他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培养后进上，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其高足李孝先更是不负众望，一举考中进士。
光绪八年（1882），妻黄氏不幸病卒，年仅三十五岁，这一年，三弟敬斋、小女相继因病离世，苏煜坡承受着一连串打击，精神创伤很大。光绪十年（1884），否极泰来，中举之后，赋闲多年，他终于可以结束奔波不定的游荡生活，被选拔任临桂县教谕。教谕是正八品小官，职责是掌一县学校课试，主持孔庙祭祀，宣扬儒教经典和皇帝训谕，教导和管束所属生徒，应该说，凭借多年的教书生涯及苦读经典，苏煜坡任此职很是称职。在临桂，他致力于教育事业，督促地方办学，尽心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同时，他还尽情地畅游了当地的佳丽山水，创作大量山水诗作。
光绪十六年（1890），在贺县令黄笏山邀请下，苏煜坡回到家乡，负责修纂六卷本的《贺县志》。这项工作*能够展现他的才学，县志修成以后，临近各县纷纷派人前来观摩取经。在贺县，苏煜坡还经常到临江书院主讲，书院学子成材者多，县宰黄笏山曾亲临书院，并撰一联“五六月天无暑气，二三更里有书声”以示表彰。
光绪十七年（1891），苏煜坡铨授永宁州学正，因为防剿云南昭通窜匪案，内赏加六品衔。是年，苏煜坡开始第三次上京赶考生涯，从广东，经香港，走海上，数月后抵达北京。由于旅途辛劳，身体状况不佳，第三次应试又名落孙山。在京师，他拜会了中举时的同年唐景崇，把自己的题为《萃益斋诗集》的作品呈出，请唐为之作序，唐景崇读罢全集，深为感动，叹称“戛戛独造，自出机轴，瓣香随园而不袭随园，面目询为可贵”。
光绪十八年（1892），苏煜坡落第南归，回到故乡贺县，不久疾病加重，加以精神抑郁，是年六月初八，便与世长辞了，享年四十五岁。
中国古代文人，大都不能脱离“入仕”或“出仕”藩篱，自从隋朝开辟了科举取仕这条方便士人升官的捷径之后，绝大多数的文人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奔向人生目标的不二法门:读书——科举——入仕。这里，我们注意到，“入仕”这一终极目标是以“读书”、“科举”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的，如生逢治世，经过一番苦读，人生得意，则亦文亦宦，两美齐备，唐之张九龄、沈全期、宋之问，宋之梅尧臣、欧阳修，明代台阁诸人等等，为官可左右逢源，治文能显赫一时，可谓完美之人生。但是，大多数的文人其命运归宿与人生抱负之间，并不能真正吻合，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面对仕途，“欲济无舟楫”（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清高的心态，又使他们“端居耻圣明”（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这种强烈的渴望与痛楚的忧思，正是封建时代落魄文人普遍心理折射。
非常不幸的是，苏煜坡就属于后者。
即使“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的幸福之神*终没有惠顾这位“端居”粤西一隅的勤勉书生，但是，苏煜坡和那个时代所要求的正统熟读经书的饱学之士一样，对功名有着强烈的渴盼。汲汲于科举，拳拳能致仕，使其一生充满激情，思想深处散发着不甘寂寞的豪逸之气。
苏煜坡生活于清王朝*为腐败、*为黑暗的、奄奄一息的末期，外有列强侵扰，内有统治者*昏聩，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太平天国起义，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苟延残喘，呈现出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衰亡之相。此际的著名诗人，如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等，以其敏锐的时代嗅觉，创作大量反映现实、揭露黑暗、大声疾呼的诗作，一时影响巨大，从者众多，并且大有“九州生气恃风雷”（龚自珍《乙亥杂诗》）之势。按理说，身处这种情势之中的苏煜坡也应一如前述之诗人，不应无视这蕴藏着变革的时代大潮，在其作品中有所反映，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其“十得六七”的现存诗作中，几乎没有触及当时社会热点，针砭现实弊端。当然，这也与诗人的处境有关，由于广西地处祖国边疆，而苏煜坡所生活的贺县，又是边疆中*为闭塞的地区之一，信息落后，思想保守，好像一块遭受浸染较慢的“净土”。更为重要的是，发端于广西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人们对类似的话题噤若寒蝉，有“远见”的士人，还是多谈风月，多咏性情，所以，苏煜坡也像当时广西多数诗人一样，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把游移的目光凝聚到个人前途上，走着几千年来士人们走惯了的读书科举老路。
作为一名读书人，一个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诗人，苏煜坡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高昂的，他的一生都在做着入仕梦，年齿越长，此梦越强。院试、乡试、会试，他尽可能地去抓住各种机会——当然，科举是他的*的机会，以期改变沉落下寮的命运，在其早年诗作《酬刘彩楼二律次癸亥泮旋见赠韵》一诗中，他写道:“卓荦观书到处传，纵横摛藻共春妍。青衿我愧游庠序，绿字君殷校简编。三尺雪门多玉立，九秋云路伫镳联。功名自是儒生事，况有文章翼圣贤。”在这里，他直言不讳地表达出自己一生的志愿，作为一介儒生，再没有比追求功名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了。
苏煜坡的追求是积极的，在那个时代，贫寒的读书人除此之外再无别路可寻。但是，苏煜坡的“积极”并不像范进那样走火入魔，他还不至于把生命的全部投入给八股事业，以致到了精神空虚、知识偏狭、神魂颠倒的地步，他尚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次会试落榜后，虽然也不免要发一番牢骚，但对于科举的性质和自己的能力，其认识还是较为客观一些的:
破浪乘风意自雄，牵云曳雪感何穷。科名要与才名称，绫饼何曾易啖红。
一席名山坐未寒，萧然行李出长安。胸中块垒消难尽，长铗临风不肯弹。
——卷一《落第南归》
其所感伤的多是针对自己的才华不济，而不是发无明火于其他。此后，在铨临桂学期间，在贺县开馆授徒期间，他一边兢兢业业地做好职守，一边不断地挑灯寒窗以期再战。这种准备是异常艰苦的，他也很少回家与妻子团聚，“安人归后，余非入都，亦即就馆，无一岁家居者”，也经过了“身世萧闲手拮据，膏煎茧缚已月余”的困顿生活，但他意志弥坚，朝着既定的目标不断进取。
在这种追求中，诗人承受着痛苦的煎熬和等待，这是没有退路的选择，但进退两难之际，他还是不免要对自己进行认真的审视:
璞玉贵善琢，偏弦难独张。集思以广益，先民垂训祥。我生溷乡井，有志今未偿。徒抱兰蕙质，莫登风雅堂。岂不欲自奋，孤花空流芳。在坐无尼父，传家乏曹仓。挟此兔园册，妒煞百城王。十室有忠信，讨论资贤良。
——卷一《杂诗》
壮志难酬的一腔忧愤不免要发泄出来，这里有怀才不遇的隐忧，也有不改初衷的坚毅。
苏煜坡积极的人生态度从其交游中也可表现出来。经纶满腹而志比天高，所谓仕途仅仅铨临桂学几年，算不上真正的出仕，而且凭着举人的身份，任职教谕这短暂的闲差与其雄伟志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诗人心目中，他盼望的是多为苍生谋的清明政治，把自己不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与其交游的一代贤吏身上，他的诗作中多次歌咏“龚黄”式的官吏，这是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精神表现，师承杜甫的千年遗风。《投邑令黄笏山司马》写到:
汉廷黄霸*循良，何幸卿云覆此方。十载心倾同小草，三春手植到甘棠。宜民颂美随车雨，久宦勤忘满鬓霜。儒吏风流政维似，书堂窃喜傍琴堂。
几年之后，黄笏山移官桂平，苏煜坡再次以诗相赠，反复表达对这位有着“龚黄”之誉地方官的敬重——也是自己渴盼的为官模式。《送笏山司马移篆桂平》小序说:“司马令吾邑以静治民，而不忧。三年中抚字教诲所全，实多且乐，与士绅亲，无宦场习气。余连岁按砚讲院，诗酒往还，相得甚欢，不能如淡台民之非公不至也。今春量移桂平，行有日矣，云山花鸟未免有情，矧为部民哉。因作长句送行，……”可见，诗人与官吏的交游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的利益考虑，他是有选择标准的，凡是能为民造福者，一概可以是他结交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