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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这本《元曲三百首》，是以任中敏、卢前选编的《元曲三百首》为主要依凭本，并以蒋星煜主编的《元曲鉴赏辞典》为主要参照本，从而确定入选篇目的。当然，这也是一个遵照上述共识对作品进行遴选的元人小令选本，共收入六十余位元代作家的小令三百余首。在这些作家中，有的主要是以诗词创作见长而兼擅散曲（如元好问、王恽、姚燧、张养浩等），有的则主要是以杂剧创作取胜而兼擅散曲（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加上主要从事散曲创作的作家（如乔吉、贯云石、张可久等），便共同创造了元曲繁荣发展的可喜局面。正如研究散曲的专家梁乙真先生在他的专著《元明散曲小史》中所说:“‘散曲’便是当中的一棵奇葩。它是继词而兴的一种‘新诗体’，它的起来把恹恹无生气行将荒芜了的词的文囿，重新注入新的活力使之重新开放出锦绣灿烂的花朵。它能使人兴奋，它能使人愉快，它能使人欢喜赞叹手舞足蹈起来。许多的大诗人们都放弃了他们所擅长的有固定形式的词来运用这种‘新诗体’以抒写他们的情感了。许多的戏曲家们，也使用着这种名为曲的‘新诗体’，成为他们的戏曲中可唱的一部分了。散曲到了这时，已是轮将薄中天的太阳，照射出万丈的光芒，无处不在它的笼罩里。它又是位年已及笄的妙龄少女，更无处不显示着高洁与可爱的丰满的姿容。”当然，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许多小令的作者已经难以查考，如今只能以“无名氏”为之署名了。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这些作品不重要。相反，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也正说明了它们艺术生命力的旺盛与强大。
这个选本的编排主要采用了下述几个办法。第一，选有作品的作家，大致按照其在世的时间先后排列顺序，这是因为许多作家的生卒年难以确考，因而难以严格按照其生年或者卒年进行排列。第二，在每位作家名下，先出作家简介，再出所选作品。所选作品依照宫调排列顺序，即把属于相同宫调的作品集中在一起，而在不同宫调之间则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第三，全书的目录，采取宫调与曲牌加六角括号，宫调与曲牌之间加分割号，然后列作品题目的方式列出。内文的标题亦然。若是原作没有题目，则只列宫调与曲牌。例如，在关汉卿的作品中，仅有宫调和曲牌者，即写如“〔双调·沉醉东风〕”；而同一题目之下作品较多者则写如“〔南吕·四块玉〕闲适（二首）”。第四，在作品下加“注释”与“解析”。注释主要对作品中较难理解的词语和句子进行解说，并为较为生僻的字加注汉语拼音；解析则对作品的总体意思、艺术特点等进行简要的分析说明。唐诗、宋词、元曲——这是文学史家对三个朝代*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的*简洁的概括，如今已经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常识。元曲，本应包括元人的杂剧和散曲两大部类。其中，杂剧是可以在舞台上演出的戏曲，散曲则就是一首一首的诗歌。故就散曲来看，“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倒是恰恰概括了我国古代诗歌发展演变的相关历史: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峰，此后则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曲。换言之，词是继诗而兴的新诗体，曲则是继词而兴的新诗体。这样的变化，自然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完全可以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传统中得到解释。
散曲，尤其是其中的小令，就是流行于元代的歌曲的歌词。所以，目前在图书市场上可以见到的各种版本的《元曲三百首》，实际上大都是元人小令的选本，或者也可称之作为元代散曲的“诗歌”选集，甚至就是其“短诗”选集。盖因杂剧是成场成折的戏曲、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它们的规模都很大或者较大，故不把它们列入可供遴选的范围，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选家们的共识，显然也是不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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