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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1924年生,湖南省湘阴县人。195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代表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跋史探》。
《师友杂忆》是一本作者怀念已逝师友的小册子,由十篇文章组成。身为历史学家,作者在本书中缅怀的师友也都是史学界知名学者,包括翦伯赞、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唐长孺、商鸿逵、逯耀东等。作者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与这些师友的交往过程,记述了他们在学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经历过的磨难,特别是对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予以高度敬佩。这些文章饱含情意,留存了不少旧闻,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翦伯赞,周一良,唐长孺,邓广铭……这些蜚声学界的人物,对于他们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多数人都会有所耳闻。但是,在他们取得卓越成绩的过程中遭遇过什么样的人生波澜?日常生活中的他们又是怎样的?……这本书将带你走近他们,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今天,在清明时节,我们聚集在这里,纪念北大前副校长、历史系系主任,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翦先生一生的光辉业绩,他为中国新史学做出的贡献,他为北大史学系付出的心血,我们永志不忘。但是想起他晚年经历过如此的苦难,以至于骨灰无存,魂无所守,又不得不令人万分痛心。清明何处祭孤魂,这不仅是翦先生亲人的痛,也是翦先生的朋友、学生和所有景仰者共同的痛,永远的痛。我,作为翦先生一名私淑弟子,受过他的指点教导,后来又长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备受他温馨殷切的关怀。而且我早年与翦先生还有过一段永不忘怀的缘分。抗战晚期,日寇进逼,贵阳吃紧,我作为一名流亡的大学生,随学校到了重庆,住进了基督教青年会安排的地方,有不少左派文化名人来做演讲,还与我们有长时间的交流。名人之中就有翦先生。他们的演讲内容,对我这种未见过世面,却有流亡经历,不满社会黑暗的青年,真是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解放后我跟翦先生提到这事,他还记得起来。他说,那时所说的话,总不外乎骂国民党抗战不力,讲国家民族兴衰的道理,讲认清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鼓励青年为一种理想而追求。那时,这些话我听起来都特别动心。从那时开始,我就把专业志向一步一步地从医学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终于走上了历史学这条不归之路,其间翦先生是一位重要的启蒙人。今天在这里纪念翦先生,我要向翦先生再次表达感激之情。翦先生一生,服务最久的地方是北大历史系,北大师生怀念翦先生的方方面面。我只就几个视点来做发言。1952年院系大调整以后,北大历史系相当长一个时间内的中心工作,是学习苏联搞教育改革。我们拿着一份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计划,反复讨论、跟进、修改,又讨论、跟进、修改,目的是要办出一个中国的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来。虽然也说要注意联系中国实际,但该怎么联系,谁也说不清楚。我们态度是认真的,但就是搞不出名堂来。这种工作翦先生虽也参与讨论,但毫不感到兴趣。他对系里的事情另有关注之点。第一是关注教授的团结合作。三校的历史系,原来都是强系,名教授较多,各有自己的传承和风气。合并之前在政治运动中,有的教授受过损伤,心存观望。有的教授则比较在意安排使用问题。三校合并基本上是按上面决定办事,并未有什么酝酿。合并后应当使教授们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且公平合理,有问题能及时调整。这个方面不摆好,会引起新的人事纠纷,造成阻力,严重影响团结合作。翦先生自己由于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名家的特殊身份,也易于成为聚焦之点。但是翦先生以他的睿智谦和,凭他丰富的阅历和工作经验,年复一年地把隔阂加以调适,把缺陷加以修补。那一段时间中,历史系内部关系虽然不是一点失误也没有,一点问题也未出现,但总体上说三校教授相处,友善平和,互尊互信,没有文人相轻的毛病,风气是良好的。老教授如此,上行下效,青年教师也能相安相得。一直到文革中各校搞内斗时,历史系也不曾出现过太严重的分裂斗争,文革后两派修补也较容易完成。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翦先生以身作则,领导有方,形成了良好传统,起了重大的作用。邓广铭先生在台湾《传记文学》中撰文介绍翦先生,在这点上也特别推崇翦先生的风范。这可算是翦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留下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天还起着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翦先生被视为全国高校历史系马克思主义的巨擘,他领导的北大历史系的学术动态很受史学界的关注,直接影响各校历史系的教学与科研。五十年代后期以后,在当时条件下,北大历史系只能是随着左倾学术潮流而动,不可能例外。但是在文革以前,北大却没有起过引领左倾学术潮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系内动向看得比较清楚。当左倾思潮最为激荡的时候,北大大批教师却在翦先生领导下老老实实地编写教材。系内师生中一旦出现某种花样翻新的观点,明显地背离了历史实际,翦先生知道了,总会想方设法敲敲打打,批评这类观点,使之尽快纠正,不至于扩大影响。翦先生稍后写成的一些对史学的纠风文章,其事例多数都取材于系内师生之中。这样做需要敏锐眼光和求实精神,更需要理论勇气,甚至还要甘冒政治风险。翦先生对维持系内学术风气所起的作用,同他力求团结三校教授一样,我们都是在事后才能看得更为清楚。翦先生为北大历史系树立的这种良好风气,我们是要继承下去的。近年来出现过一个传闻,说是北京解放之初,翦先生为了与北大史学家接触,接受邀请,参加了北大史学系教师座谈会。会上没等翦先生说话,就由一位青年教师抢先侃侃而谈,把一些社会发展、古史分期问题说了个够,翦先生只好默默而退,认为这是北大教授特为操办的一次鸿门宴。这个故事把北大教授说成不明事理、咄咄逼人,对此我颇为怀疑。经过打听,知道此事可能是被讹传了。那时的北大教授急于想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力求学点马列,能有机会与翦先生沟通更是他们的愿望,不可能有预设的鸿门宴出现。当时北大史学系也似乎没有这样一位不识深浅的青年教师。翦先生具有谦谨的史家风范,也不会认为我姓马,你们都姓资,对北大教授傲慢相待。正因如此,才有三校合并后翦先生团结三校教授,齐心合力,办好新北大历史系的成果。在今天的纪念会上,我作为翦老的学生和一名历史系教师,对翦先生的光辉建树感到振奋,另一方面对于一棵青松被寒风恶雪摧折,消除不了心底的沉痛。不过有一点死者生者同感骄傲的,是翦先生留下了最后一笔文化遗产,他坚持了发扬了历史主义思想。历史主义思想是历史科学中推翻不了的基石。先生如此坚持历史主义,是那个时候历史学中补偏救弊的迫切需要。如果说文化理论战线运转正常,没有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人们按常规观察历史问题,自然会考虑当时历史中各种必须注意的条件,那么就没有必要强调历史主义,呼唤大家注意。可是那时史学界却有人不是这样,他们利用被严重歪曲的阶级观点,使历史失掉本来面目,供一些人任意利用,这样,提出历史主义来加以纠正就是必要的了。其实,历史主义的核心之点,无非就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客观性质,不容篡改历史。翦先生也许想到过开顶风船可能遇到险情,但他看得更重的是科学良心。科学良心是任何学人不能失去的本性。翦先生的学术生涯在呼唤历史主义之中被迫划上了休止号,不论他当时受到了什么对待,他都是一个拥有纯正的良心的人,一个与科学同在的人,因而他永远受到后人的崇敬。我就在这里结束我的发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