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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1931—2016),原名何南丁,安徽蚌埠人。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历任《河南日报》编辑,河南省文联编辑、专业作家,主席、党组书记。河南省文联、省直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联第五届全委委员,河南省第七、八界人大常委委员。曾出版小说集《检验工叶英》《在海上》《被告》《尾巴,》散文集《水印》《半凋零》《和云的亲密接触》,以及《南丁文集》(五卷)等。
经七路34号,特指河南省文联大院。本文作者南丁曾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作为一位河南省文联和“文学豫军”亲力亲为的建设者,亦是河南文坛的亲历者,见证者,他一定有话要说。作者从1950年河南省文联筹备写起,直至2016年6月患病中断。他以八十五岁高龄,重新审视这个大院,目光穿越历史的尘埃,在岁月与时代交叠的时空中游走,记忆复活……作家以一种板块式的结构实录历史,所见所闻以一种平和散淡又智慧的文字再现。这是对河南当代文学史的一种责任,也是给后来者的一份备案。这是一份历史,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有力补充。
一部个人岁月的回望集,一份河南文学的备忘录
我的家在经七路34号。经七路34号就是我的家。我的单位在经七路34号。经七路34号就是我的单位。我的单位的全称是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河南省文联,或更简称为省文联、文联。既然是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当然就涵盖了这个界别的几乎所有——写作的、唱歌的、画画的、唱戏的、编导或表演电影电视的、照相的、写毛笔字的、唱坠子书的、研究民间文艺的、跳舞的、耍大把戏的等等。这是通俗的好像有点缺乏敬意的说法,正式的比较雅的说法是作家、音乐家、美术家、戏剧家、电影艺术家、电视艺术家、摄影家、书法家、曲艺家、舞蹈家、民间文艺家、杂技家等等。一带上“家”,就显得尊重,满含敬意。文联的大门上,也挂着这些各种协会的牌子,琳琅满目。这些协会也有简称,如作家协会简称作协,音乐家协会简称音协,美术家协会简称美协,戏剧家协会简称剧协,以此类推。这些协会的简称,一段时期里曾不完全被人所理解。有个段子说作协,说的是一个作协的人被问及是哪里的,干啥的,答曰:作协的。进一步问,做鞋的?做布鞋还是皮鞋?一笑。这些协会,统归文联领导。都设有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负责相应界别的联络,协调推动相应界别的艺术创作繁荣发展,如发展会员,向上级协会推荐会员,举办展览、演出、研讨会,办班培训,进行评奖,等等,都是各协会章程所规定的一些事项。还要按照章程所规定的时间,召开代表会,进行换届。各协会的主席、副主席,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理事会选举产生,当为相应界别的佼佼者。通常会有一位驻会的专职主席或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为文联在编的公职人员。主席团其他兼职主席、副主席,则分散在各自的艺术团体和工作部门里。文联与工会、团委、妇联一样,为群众团体——官办的群众团体,纳入国家的编制,其经费、人员工资由政府财政拨款。在省直,为正厅级单位。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任务是明确的。文联的传统也可谓历史悠久,延安时期就有边区文协,各抗日根据地也有“文抗”组织,即文艺界抗敌协会。*对此十分重视,曾说过大意如下的话:革命胜利要靠文、武两支队伍,要靠笔杆子、枪杆子,缺一不可。并于1942年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至今仍为中国文艺界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文联即为发起单位之一。中国文联,省、市、县各级文联,自成系统。改革开放以来,行业、企业乃至国家的一些部门也纷纷建立文联,以团结该行业、企业、部门的业余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们,专业的、业余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队伍,堪称浩浩荡荡。河南省文联,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10月着手筹备,当时叫作河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那时叫作文学艺术工作者,而未称作文学艺术界,也是全国统一的叫法。由“工作者”改称为“界”,大约始自于1988年的全国第五次文代会。据解释称,中国文联召开的全国文代会是她的会员代表大会,中国文联不吸收作为工作者的个人作为会员,而只面对团体会员,其团体会员为*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家协会,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文联。如此解释倒也合情合理,顺理成章。随之,各级文联也都按此改动。《河南日报》于1949年6月创刊,9月,报社向上海华东新闻学院要了三十位学生,我为这三十位中之一,并且是*年少者,将满十八岁,我的十八岁生日就是在河南日报社度过的。在报社不到半年的时光,主要任务是去许昌农村参加反霸斗争,回来等待具体分配时,于1950年2月,我与另外三位同学一起被当时正在筹备中的河南省文联要走。我未满十八岁半,一个懵懂少年,一个乳臭未干的青皮小子,一个不谙世事的愣头儿青,就如此这般地成了一个文艺工作者了。也算是一种缘分吗?这缘分不浅,且深得很哪。我在这个文联,直到1998年离休,至今仍在这个文联领工资。一辈子没挪窝,一生都交给了这个文联,始终未渝,算来已经有六十五六年了。想来,肯定也要在此等待上帝的那个召唤,等待我的那一天了。此缘分是浅还是深?你说呢?于是,就不止一位朋友劝我,写写回忆录吧。一位朋友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不写可惜了。河南文艺界,要写回忆录,非你莫属。另一位朋友说,写吧,你写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的当代文学史。还有朋友说,这回忆录,你不写出来,不觉得遗憾吗?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朋友问,写回忆录了吗?写到哪儿了?不少朋友关注此事,对我寄予期待。我自己也曾想,将数十年间在河南省文联亲历的往事,理一理,顺一顺,以回忆录的形式将其表述出来,也可能会成为一种有益的劳作。但总是犹豫不决,并未动笔。思虑颇多。回忆录,当然是非虚构的纪实文本,要求将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如实地客观地记述呈现,原原本本地告诉人们。我能做到吗?我虽亲历了那历史,但我能认识那我亲历的历史吗?我的认识符合实际吗?我能客观陈述吗?而且,那段历史中涉及当代不少敏感的政治话题,我有无把握的能力?也曾想,不如将经历的那段历史有取舍地结构成一部虚构的小说,也不失为一种路径。也曾就那小说开了不止一个头,但终因对这回忆录的挂牵,小说也未能专心进行下去。就在这犹豫延拖蹉跎中,我常在十五层楼上的家中踱步,一会儿在东窗边发呆,一会儿在西窗边凝望。东窗下是当年冷清如今热闹的经七路,虽然近些年改为由南向北单行,依旧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西窗下是34号大院,当年只有1号楼、2号楼两座楼,清静得很,之后添上3号、4号、5号楼,再加上这个前些年新建的庞然大物十六层高楼(一至五层为办公楼,六至十六楼为家属楼),就显得拥挤逼仄。院子里停了许多台车。有许多陌生的面孔。曾在这个大院里住过的我的许多同事和朋友,于黑丁、倪尼、李希泌、仲宇、苏金伞、徐安石、道铎、华山、青勃、杨兰春、王基笑、李準、王大海、丁琳、刘文化、郑克西、徐慎、张有德、段荃法、耿恭让、杨晓杰、李海波、李多、李慧、许寄秋、许桂声、王哲然、王化欣、马荣春、王邦彦、王颖、顾丰年、周基、钱继扬、窦荣光、鲍洁等,有我的前辈和兄长,还有我的兄弟姐妹,都已先后逝去。陈天然、荆桦、王澄、张宇、李佩甫诸位早已置房迁出此院,张海、王鸿生、耿占春诸位,则已远调他处。我凝视着时,不定哪位的音容笑貌会闪入我的脑中。早已物是人非了啊。从西窗望出去,扭头向北可以看到我20世纪60年代住过的2号楼,调正视线,可以看到我70年代住过的4号楼,再扭头向南,可以看到我80年代以来住过的5号楼。我的女儿向阳就是在1966年那个动乱的深秋的某日凌晨在2号楼诞生的。与我相伴四十四年的妻子左春就是于2004年10月在5号楼病倒,我与女儿轮流陪伴她在医院里化疗放疗,经受了近两年的痛苦磨难,于2006年7月去世的。朋友们的葬礼,只要可能,我大都去了,在火葬场,在哀乐声中,向朋友告别,告别,告别,一个接着一个地告别——*后的告别,永远的告别。这个大院,经七路34号院,给我留下温馨和欢乐,也留下苦涩、痛楚和伤感。郑州经七路34号,是河南省文联如今的办公地址。这个办公地址是1979年开始启用的。那时并没有这座坐西向东的十六层的高楼。那时是在经七路与纬三路西北角的拐角处的一座四层的办公楼,为当年河南省文化厅群众文艺工作室所建,于1978年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1970年,文联的建制被撤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南省委决定恢复文联建制,随之决定将该座办公楼划归文联使用。文联是捡了个便宜。从“文化大革命”初期长期借用工人*新村教育厅下属的教学仪器供应社的半边楼,而变成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楼了。至于这座十六层高的新办公楼,是新世纪伊始张海任河南省文联主席时的事了。这是后话。河南省文联的办公地址,几经变迁,按顺序是:开封市三圣庙街,开封市自由路中段,郑州市行政区24号楼,郑州市工人*新村平房院,郑州市工人*新村教学仪器楼之半边楼,郑州市经七路34号之四层楼、34号之十六层楼。这就是文联办公地址,是经七路34号的前世今生。说文联的事,还要从前世说起,从头说起。如果将这些变迁的地址作为板块,连缀起来,就是文联的历史。也不失为一种方便的结构方式,板块中自有各自的故事。我且试着如此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