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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阳，来自银川，杰出的民族摇滚音乐家、当代艺术家。
他将“花儿”、“秦腔”等西北民间音乐及传统曲艺形式，与流行音乐进行嫁接、改良和解构，经由西方现代音乐的理论和手法，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音乐语言。
他的音乐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生态与心态给予了莫大的关注与思索，是中国当代音乐领域内颇具鉴赏性和保存价值的艺术品。
2016年，苏阳推出跨界艺术创作计划“黄河今流”，同年9月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心云端画廊举办首展，成为首位在美国做综合多媒体展览的中国音乐人。
已发行音乐专辑:《贤良》（2006）、《像草一样》（2010）、《河床》（2017）。《土的声音》是知名文化歌者苏阳对自己从事音乐道路的回忆、梳理与总结的散文集。
苏阳的音乐源于西北，仿佛积淀了千年的淳朴情感，充满热血和冲动、沧桑与感伤。他的文字亦朴实、内敛，乡愁浓郁。全书分为四辑，以音乐为线索，讲述他在天南海北的经历，对音乐的探索，遇到的有趣的人和事，以及我们已经远离的、细微之处的民间。
土的声音，古今一样，直抵人心。★民族摇滚音乐家苏阳首本散文随笔集《土的声音》——记录人与故土的离散，以及我们已经远离的、细微之处的民间。
★苏阳邀你:慢下来，感受土地的气息，倾听生活的回响！
★收录苏阳生活、演出彩色照片及作品手稿。
★为长于故乡歌唱，为流离他方歌唱。
★知名歌手、音乐人老狼，评论家、音乐工作者张晓舟，文化学者、“当代音乐的马可·波罗”张长晓倾力推荐。序
土的声音
我是七岁半跟着母亲来到银川的，是从浙江坐船，然后火车，然后汽车，然后火车，在很深的夜里抵达的。我父亲骑着一个大自行车来接我们，很远。到家后，我就睡下了。第二天一早，我推开门，傻了:土，一望无际，我住的院子就几排平房，是这个叫新市区的地方*的氮肥厂家属院。一个月之后，我就一口的本地普通话了。在我们家属院到工厂之间，有一片田，不太肥沃，热天里总是一股子粪味儿，总是见一些宁夏人在那儿种地、忙碌，偶尔在黄昏的时候他们会远远地心不在焉地哼几句小曲。可是我总不见地里长出那些浓绿的庄稼，它们总是半黄半绿的。
有一天，我经过那片田的时候，地头的小土屋旁蹲着一个中年农民，手里拿着半个馒头，他小声地招招手冲我说，娃娃，你家里有多余的咸菜啊啥的没？我很警觉，因为氮肥厂院子里和农民之间素无来往，孩子们也不在一块儿玩，我就不理他。他继续看着我，用眉毛笑着说，有的话悄悄给我点嘛，你看我们连个菜也吃不起。然后他望向他的地。
我记得我还是没有说话，就快步走远了，我心里说，种着地，还说没菜吃肯定是骗人的。后来大人们告诉我，他们种的是麦子，没有菜。这是一个很短暂的瞬间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年后我还记得。
2000年之前，我组了个乐队叫“透明乐队”，在银川，还挺火爆，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比较帅的主唱。主唱不是我，我主要写歌和弹吉他。每次演出能来很多人，都是半大小伙子和小姑娘，没人跟着我们一起唱，都是疯狂呐喊之类的。
但是这样也很难维持，后来我解散了这支乐队，到了北京，想成为一个牛×的吉他手，像瑞典的英格威（Yngwie）那样的。但是我在北京没待住，就回银川了。我想一个人做音乐，就自己写了很多吉他曲，并且在银川的体育馆开了演奏会。
在那之前有一次在朋友的家里，他爱听布鲁斯和爵士乐，家里有很多CD，我说能不能给我一张更原始的，比如，我记得美国电视剧《根》里面有一段黑人在受奴役期间唱起的家乡的歌？他说有一张田野录音，估计你不爱听。我一听，好听呀!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想起来了小时候那片田，人们在土房边偶尔唱起的歌子。别的旋律都没有印象了，有一句因为后来被很多人经常哼唱，孩子们、农民、歌舞团等等，这句歌是: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金川银川米粮川。这一句是*经典的，一句话说出我们宁夏的地貌和愿望，一般体制内的文艺团体会改一改加上一些赞美啊什么的，有的还会夸一下土特产啊什么的，主要是呈现新社会的幸福感。但是我忽然觉得，应该有真正的和土地有关联的表达，才能保住民歌的本质。我后来去了更多的地方才知道，在我们宁夏，除了银川平原附近是鱼米之乡，在银南和银北的很多地方，更多地方都是多年干旱（远比我小时候身边的田野更荒凉:春天播下了种子，只能等老天爷下雨，如果继续干旱就只能继续等政府救济），却有很多地方的地名和水有关系，比如，大水坑、喊叫水、草泥洼??尤其喊叫水，这样的名字，我不知道别人看了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很苦，怎么可能是金川、银川、米粮川呢？我就接着写了这样的词:“宁夏川，两头尖??糜子黄，山丹花开，黄河的水流富两岸，盼只盼那个吃饭不靠天。”我觉得顺着这个旋律应该有一个副歌，就编了后面的段落。然后在那场演奏会上，我才发现我的吉他演奏水平很不专业，当然会冷场啊。这时候，我就唱了这首歌，很多人听懂了，他们在座位上一起唱了起来。
演奏会结束后，我觉得自己应该了解身边的民间音乐。冬天，我通过打听，去海原找花儿歌手马生林。马生林是海原县*有名的花儿歌手。春节嘛，大年初七，银川街头鞭炮声稀疏，但我从海原县城一直到三岔河庄，一路很安静，没有一声炮响。在那儿长大的石舒清老
师，用摩托带着我，路很颠，我们穿过静谧祥和的清真寺，穿过庄子路口的那口水井，穿过土黄色的土房，来到一个围墙有个缺口的土院子。当时老人已经七十了，声音到底不年轻，“二尺八的棉帽头上戴，恐怕北山的雪来??尕妹是牡丹花园里长，二阿哥是空中的凤凰，悬来悬去没妄想，吊死到牡丹树上??”当这段旋律从他的喉咙中发出时，还是被震动了一下。那是从风干的黄土里生长出来的声音，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老人的眼中有一些潮湿，
他花白的胡子随着每一句旋律的尾音颤动，我就坐在铺着褥子的土炕上。这个老人就那么唱着，孩子们围在他的周围，他在唱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牵着其中*幼小者的手，而孩子们尽管嬉闹着，声音弥漫在这半明半暗且简陋的屋里。院外分外整洁，农具摆列有序，黄土的光泽
在阳光下有些刺眼。我好像忘了来做什么，我当时注意的是他和孩子们之间的那种很自然的动作，一个老人，孩子们围着他，在唱着属于他们的歌，像一棵老树，旁边是叽叽喳喳的小鸟。我知道了，噢，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我从海原回来，没事就在周边的县城转悠，在旧书摊上、秦腔戏社混，试图找到更多的这些歌。这期间，我基本写了五六首歌了。有一天，我在富宁街戏社里看着台上热闹的秦腔和台下更热闹的麻将桌，和茶社老板聊天，忽然想，我如果在这样的地方演出一场，唱给他们听，他们会接受我吗？这些指甲被几十年烟油熏黄的爷爷奶奶和老茶腻子和老戏迷们？我很想尝试一下，就和那个老板说好，把门口本来写着今日演出折子戏—《周仁回府》《游西湖》等等这些的小黑板擦掉，写上了“土的声音—苏阳乐队”。然后像很多乐队一样，
还请陈谦给做了图，印了门票。一张票20元，在2003年的银川算略贵吧。我很兴奋，觉得这个场景反差很大。我联系了音响、舞台设备，把一个小舞台堆得满满的，我估计调音的时候就会有人来看的，也确实，声音巨大!我们刚把音响开开，鼓就敲了一声，隔一条街都听得清清楚楚，下面打麻将的人就炸窝了，说，你们干啥呢我们还耍不耍了？牌刚码好，你们一震，就倒了，别人还以为我诈和呢!于是我们关小声音调试设备，心想等到了晚上你们就好了。晚上，我预期的这些打麻将喝茶的爷爷奶奶并没有来，我们一出声，这两条街的居民都来看热闹，街道挤得满满的，民工们也刚刚下班，我在台上都能闻见他们卷的莫合烟的味道，但是都不买票，仅有的几张票也是朋友买的。然后，警察来了，说你们干啥呢？朋友就挡住说好话，那个警察没吭声，就说你们少唱点儿，有人投诉呢。但是人群都不走，逐渐安静稳定了，都听我们唱，警察也是在我们快唱完的时候走的。我们就这样搞了一场完全免费的演出。这事到现在正好十年，现在看好像有些可笑而且幼稚，但当时演出结束后我很兴奋，紧跟着就写了后面的歌。
2004年参加了贺兰山音乐节之后，我的演出多了起来。后来老狼介绍我签约到了唱片公司，2006年我发行了我的*张专辑《贤良》，之前十三月唱片投资要和皮三合作，做一个动画短片MV。有一天他们拿来了王丽娟做的初稿，说是这个动画里需要的人物形象。我一看，真好看啊，但是有一个小问题，为什么人物的头上要有一个白毛巾？白羊肚毛巾在今天的陕北，除了一些春节晚会和堂会上，谁还会戴呢？我有一些今天的放羊人的照片，他们都穿着蓝色涤卡工作服、头戴蓝色工人帽。我生活的银川，2005年到2006年，男人们更
多的是留着板寸。我的好几个同学，混得不错，他们都是板寸，腕子上有一串被忽悠得很贵的佛珠，脖子上有时候有根很粗的链子。他们在打麻将的时候，很专注，多半会对自己的女人很好，但是偶尔花心。后来我提供了另外一些场景，我们那里住的地方，西门桥头一个小广场，每天很多中老年人在那里跳舞。下班或者饭后路过的民工们会“参观”女人们的身材。以前我们乐手*集中的“喝酒一条街”叫富宁街，走到中间往右一拐，就是新华街，女人们购物、男人们办事都在那里，很少有人去西塔里面。有一次我在那旁边开了一个琴行，整整40天，没有卖掉一把琴。后来一个朋友看不过去硬买了一把。我那段时间因为很多事，很烦，染上了酒瘾，喝到胃穿孔，在急救中心手术。出院的时候，看着那条街，对面有几个花圈店，心说我没有成为他们的主顾，太好了。于是*次有了生老病死的感叹。
我们的生活面目是这样的，平庸而荒诞。但是，我觉得应该在作品里说出我们生活的真实感受。
皮三真是个艺术家，后来他加上了他的思维和情节，然后让这些成为一个循环。
后来大概2008年夏天，我跟着宁二和杨老师去了甘肃松鸣岩“花儿会”，满山遍野的花儿。我后来发现其实花儿的词很美，而且它的修辞，是我们现在的语言习惯所没有的。我们现在说话是文本的，花儿有很多方言唱出的是“赋比兴”的句子，比如说另一个河州很流行的花儿《袖筒里捅了个千里眼》——“哎袖筒里捅的是千里眼呀，远山照成个近山，阿哥是孔雀虚空里悬呀，尕连手呀，尕妹是才开的牡丹??”简单地说，如果用现在的说法，我的理解是:“袖筒里捅的是千里眼呀，远山照成个近山”两句是兴，“阿哥是孔雀虚空里悬”是比，他自比孔雀；“尕妹是才开的牡丹”，因为他把尕妹比作牡丹。类似这样很美的修辞在花儿里很常见。这些都是我们久远的根，和我们从小接触的语言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们今天学起来，这么难。而且，花儿会上偶尔有手机响的时候——手机铃声是《月亮之上》，可见我们的生活改变的时候，语言习惯和血液里的表达方式也在发生改变。在现场，你会发现花儿的另一个功能，是对唱时经常有一些暗示，比如，《正是杏花二月天——梁梁儿上浪来令》:
正是杏花二月天二月天尕妹妹拔草在地边
麦苗青草连成片尕妹妹你拔的头遍吗二遍？
正是杏花二月天二月天路过的阿哥你别缠
草儿杂了眼看着乱小阿哥尕妹妹没有空闲
前面起兴说景，然后凑到人家姑娘跟前问呢，你拔的头遍还是第二遍？然后姑娘的拒绝很巧妙，她说，草儿杂，眼看着乱——这是个双关，然后才说我忙得很，没有时间。那她没有说如果闲了会怎样？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别的民歌种类也有，花儿更突出。不仅是语言，在音乐上也和我们今天流行的音乐不一样，我们怎么让它们融合在一起，然后尝试去创造出新的音乐，去唱今天的生活？我就这么，跌跌撞撞地，转眼十年了。
生活每天都在改变，我的故事不够精彩，我也不知道在很多人想尽办法托人从国外带奶粉的时候，我还在谈论民歌这是否合适。土地也每天在改变，推土机推掉了田，盖上了房子，都是城市了。更多的人离开家乡，包括我。我们带着各自的家乡口音奔到“北上广”，和任何一个有机会的地方。以前是穷，只有白菜、萝卜，现在四季里菜市场琳琅满目的各种化学药物催生的蔬菜水果。在动车经过的两边，任何时候都有催生的绿油油的温棚。我们在土地上催生作物，吃下这些催生物的身体，也在退化。以前经常有人在庄稼地里和炉台边生下一个孩子的故事，现在每一个孕妇都需要“保胎”。我们很多人多年没有给家人写过一封信，而很多老人他们不懂E-mail。
那么还有多少人可以像前面马生林老人那样生活呢？一个老人，安详地唱歌，他的子孙依偎着他，安详地吵闹着，这一切一切都是土的声音。那一天黄昏，我经过北京四惠交通枢纽，用我的“爱疯四”拍下了一张图片，一望无际的车龙，看起来很光鲜辉煌，好像能看见
每一个铁壳子里藏着一张焦躁的脸庞，被挤在高速路上，我管这个场景叫“倦鸟”。但是我们真的能回到家里吗？这时候，我们的民歌该怎么唱？
祝我们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