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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1934年生于北京。中国当代知名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笔耕60余年，出版过45卷文集，创作过1800万字作品。代表作有《青春万岁》《这边风景》，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曾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等奖项。2019年9月，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刘心武，中国当代作家。194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曾当过中学教师、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钟鼓楼》《四牌楼》。《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梁晓声，当代知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至今创作了包括散文、小说、杂论、纪实文学等在内的作品逾千万字，其散文被广泛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课外阅读教材和教学辅导读物。代表作有《今夜有暴风雪》《年轮》《知青》。
陈忠实，陕西西安人。中国当代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长篇小说《白鹿原》曾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并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他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信任》、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散文集《告别白鸽》等。
宗璞，原名冯钟璞，当代知名作家，从事小说与散文创作。哲学家冯友兰之女。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和散文《紫藤萝瀑布》等，长篇小说《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肖复兴，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现为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一百余部。曾荣获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等文学奖项。2010年，肖复兴被评选为首届“全国中小学生*喜爱的十大当代作家”之一。
周作人，中国现代散文家，开创冲淡的小品文体。著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看云集》等。“他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他*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思的著作。”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画家、文化学者。现任国务院参事、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他是“伤痕文学”代表作家，其“文化反思小说”在文坛影响深远。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两百余种，代表作有《神鞭》《三寸金莲》，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余种。
余华，1960年4月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第七天》。作品被翻译成35种语言，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37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曾获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国际文学奖等荣誉。
《不争论的智慧》本书为知名作家、文学泰斗王蒙先生的经典散文新作，收录了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六十余篇代表作品，包含怀人、忆旧、旅行、读书、社会、历史、文学等诸多方面，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流畅的语言、澎湃的诗情、乐观的态度，对世界敏锐的观察和对时事深刻的思考。
《一切都还来得及》本书是知名作家刘心武先生的散文集，刘心武亲自编选、修订。刘心武的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体现时代的脉动，意蕴深厚，充满人情美、人性美。本书收录他在散文随笔方面的各类代表性作品，并纳入*文字；包括自然情趣类《野薄荷》《长吻蜂》，亲情类《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父亲脊背上的痱子》，生活哲学类《一切都还来得及》《调剂你的生活色》，怀旧类《冰心•母亲•红豆》《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等篇章，全面展示了刘心武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艺术成就。
《我心灵的觉醒》本书收录了梁晓声关于个人成长和人生价值思索的经典散文篇目。梁晓声的文字真挚、忧郁、深刻、豪迈，充满深切的人文关怀。这里既有理想主义者犀利的一面——用文字叩问社会良知，探寻时代脉搏；也有温情、感性和质朴的一面——用细腻的笔触，写母亲的慈爱、父亲的老、兄弟姐妹间的手足情深以及对人生的感悟……其中收录了入选人教版教材，并被作者在央视“朗读者”栏目中朗读的名篇《慈母情深》，其他部分作品（节选）被收入香港小学语文课本、多所大学对外汉语言教材以及美国某大学人文文学教材，日本国家汉语言义务教学教材。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如果说余华的小说是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品，那么散文则更加体现了他的艺术思想，*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余华。本书是余华的散文经典。包含对往事的追忆，对文学和音乐的感悟，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深思。剖析在日常生活表象下隐藏的社会病灶，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进行由外而内深刻反省。正如余华所说:“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生命因孤独而圆满》本书是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的散文集，由其家人亲自授权，收录了陈忠实四十余篇代表作品，如曾入选教材、中学语文试卷的《告别白鸽》《一株柳》，央视《朗读者》江一燕朗诵的《晶莹的泪珠》等名篇；包含对故土的深情、对生活的见解、对往昔的追忆、对生命的追问、对社会及历史的思考。陈老笔力深厚老到，叙事质朴感人，行文大气，每一篇散文都展现出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人生经历，在书中跟随陈老一同走进白鹿原，亲眼见证原上的美妙风景和风土人情。
《人生乐在相知心》本书是散文大家宗璞的散文集，收录了宗璞不同创作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如《湖光塔影》《紫藤萝瀑布》（被选入中学课本）《书当快意》《漫说红楼梦》等名篇，尤其是关于亲情的部分，文笔细腻，感人至深；关于燕园的回忆、日常生活的感悟、旅行途中的见闻等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文笔生动细腻，语言优雅质朴，意境深邃幽远，代表了宗璞散文的鲜明风格与突出成就，也呈现了宗璞各个时期作品的特点及其思想情感的变化。
《年轻时去远方漂泊》本书是当代知名作家肖复兴的散文集，收录了肖复兴的*作品和不同时期的散文经典。共分四大章节，充分展现了肖复兴散文的全貌，内容涵盖其成长、求学、下乡、交游等经历。书中既有忆旧，又有对亲情、友情、生活的感悟，通俗晓畅，又引人思索。慢慢翻阅，细细品味，似乎进入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与他一起感受人世间的喜乐、悲苦，体会他浓浓的怀念，淡淡的无奈，深深的爱与感动。
《相见时，愿好生看待》选录周作人创作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周氏享誉文坛的闲适小品，风格上凌厉浮躁的杂文，闲话民俗风物、文坛故友的散文，以及饱受争议而敝帚自珍的“文抄公体”散文。全书涵盖周氏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品，以散文为主体，同时选入书信、跋序及诗歌。
《灵魂归处是吾乡》本书是散文大家冯骥才先生的新作，他描写四季，春天是*先闻到的；他回忆往昔，人人在童年都是时间的富翁；他眷恋家乡，天津是我灵魂的巢，家是世界上*可以不设防的地方；他行走异域，感受别样的西方文明，珍视历史就是保护它的原貌；他抢救遗产，今天为之努力的是为了明天的回忆……他用温暖的笔触书写真实的生活，送给每一个在尘世中寻求心灵安宁的人。
★陈忠实、刘心武、王蒙、宗璞、梁晓声、余华、蔡澜、肖复兴、冯骥才、周作人散文经典，荟萃当代名家，重温散文精华。★知名水墨画家汪钰元教授特别为本系列散文绘制精美插画，裸书脊精装版彩色印刷，适于收藏与馈赠。★新华经典散文文库系列丛书。一本书读懂一位作家，一系列阅尽当代散文精华。
不争论的智慧
上次写完了那篇《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的文章，意犹未尽。我想起了张中行老师关于四七二十七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争论的故事（见《读书》杂志1993年第5期）。这是我迄今为止读到的*笑话。与一个认为四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是枉费唇舌，是自身的不够清醒所致。因此，县令责打坚持四七二十八的人的屁股，而判定主张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太妙了！这是一个关于不争论的*故事。与四七二十七的人争论活该挨打！即使您是正确的，您是坚持四七只能等于二十八的，也不必去与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去认真讨论那本来不讨论也可以明白的问题，这是一。到头来，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主张者挨揍，这是二。坚持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无皮肉之苦，这是三。*层含义是智慧，而且是非常东方式的关于“无”的智慧，正确的主张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宣讲的，在宣讲没有意义的时候，更正确的做法其实是保持沉默和静观，也就是保持无为。这个表述比西谚所云“好话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更加透彻。第二层——关于四七二十八论者的挨打的含义——就有那么点辛酸了。而第三层含义呢，四七二十七无罪论，真是滋味无穷！这是对于乖谬者们的*讽刺，又是对正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一味说实话的呆子们的*自嘲！有一个民间故事类此而格调稍低:是说两个人争论，一个说是《水浒传》上有个好汉名叫李达，另一个说是那好汉名叫李逵，二人打赌二十块钱。便互相扭打着找到了一位古典文学权威。权威判定《水浒传》上的好汉乃是李达，于是李后面是逵的主张者输了二十元。事后，“李逵派”质问权威为何如此荒唐断案，权威——看来与李逵派还是相识——答道:“你不过是损失了二十元钱，而我们害了那小子一辈子！他从此认定好汉乃是李达，还不出一辈子丑吗？”这个故事也有趣，但未免阴损，缺乏绅士风度。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以肯定、可以认同的，即“李达派”是蛮不讲理，或者还自以为有什么来头，或者还一心要扫除一切把“逵”字不读作“达”的人。不应该是权威要害他，而是他要害人，结果当然只能是害了自己。这个故事对于振振有词坚持谬误、对于过于强硬搞得没有人愿意把事实真相告诉给他的人，还是有它特有的教育意义的。这个故事的*深刻之处在于告诉我们:对谬论唯唯诺诺随声附和，恰恰是——至少客观上是——对谬论的*惩罚！提到不争论云云，老子的学说很有片面的深刻性与启发性。从反对人的盲目自大、盲目膨胀、庸人自扰、轻举妄动、自找麻烦、自找苦吃的意义上来理解，老子的学说实在精彩绝伦。他推崇“不争之德”“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他提出“希言自然”等，我们不妨理解为不必自以为是地不适当地以喋喋不休的言语去干扰事物按照客观规律发展——说不定从中可以悟出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道理来。老子还发现了“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至高至妙的道理。我们不妨认为，老子的主张是韬光养晦，不做出头椽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老子的主张也是高姿态，是对自己的充分自信。耽于争论往往是缺乏自信的结果，例如文坛上一些动辄要争一争的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二三流作家、江郎才尽的过气作家而已，即使争到了一些蝇头小利，暴露出来的却是自己的*鄙俗、*心虚。而一个真正胸有成竹的作家，是不屑于争那些个低级趣味的。为什么不争？一是不必，胸有成竹，不战而胜，是为上上。二是不屑，与四七二十七者争论，不是太降低了自己吗？三是没有时间，好人忙于建设，忙于创造，哪有空闲天天磨嘴皮子？以其不争，更显示了他的高尚与宽宏。对不争的人，你能胜过他吗？你至多吹嘘一番为自己壮壮胆罢了，你至多讹讹搅充当一两次搅屎棍罢了，这不是只能越发显出你自身的高攀疲累要死要活还是够不着吗？这也是阿拉伯国家的谚语“狗在叫，骆驼队照旧前进”的含义所在，阿拉伯的智者也不主张骆驼队应该与狗争论。老子也说:“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我不认为这是老子主张大家都应该躺倒睡大觉，同样，他主张的是更实在地发展自己充实自己尊重客观规律不做逆客观规律而动的事情。老子提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俗话里也有“言多语失”“爱叫唤的猫不拿耗子”之类。消极地看，这一类说法似乎是教人谨小慎微。其实，个中自有深刻的道理。依我们的经验，凡是要大喊大叫地说“就是好就是好”的，常常是搞得不太好的。所以懂得了“多言数穷”的道理，一是有助于不上当，二是有助于少做蠢事。话语确是人类的一大发明，话语的转而君临人世、安慰你梳理你的同时蒙骗你煽动你辖制你镇唬你，也堪说是人类的一大灾难。老子早就对话语的泛滥采取警惕和疑惑、批评的态度，实乃东方一大智者。老子的名言还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他总结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我们不妨将这些教训理解为:直面人生，不为天花乱坠的话的力量所蒙蔽。多做实事，坚持重在建设与正面阐释，尽*力量避免抽象无益不看对象的争论。（这里的“善”的含义与其说是善人，不如说是聪明——善于做某事。）警惕那些卖弄博学的驳杂不纯者，只有那些不但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而且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人才有起码的知识。不必处心积虑为一己打算，“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固本自强，完全不必争一日之短长——尽量避免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的排他性、狭隘性和破坏性。这些都是金玉良言。资本主义市场的广告的恶性泛滥也是一种话的力量的异化与膨胀。广告化的市场经济，广告化的政治，广告化的文艺，什么都靠包装，靠“炒热”，靠“托儿”。这些都可能奏效于一时，但是恐怕不可能从而成了什么气候。有时候吹的肥皂泡愈大愈五颜六色愈是接近于“噗”地一下子破灭。这样的例子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市场广告常常使我想起人为地、通过权力来指挥传播媒介制造舆论，与通过金钱来占领传播媒介大登广告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大造云云，更给人以颠倒本末、推销伪劣的感觉。无论如何，我们似乎应该承认，舆论首先是实际的反映、是民意的反映，一切的大造如果符合实际、符合民意，那将是一种正确的与必要的信息服务，一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把好东西贡献或推销出去。而如果产品伪劣，大造舆论也罢，大登广告也罢，效果只能是暂时的与有限的，*终，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培植出一批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并且使人民群众更加疏离。我这里还想斗胆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样才算是正确地与全面地理解了列宁关于“灌输”的论述了呢？窃以为，列宁关于“灌输”的论述是宏观性的，是针对那种认为工人阶级可以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团主义的。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我们常说的所谓“灌”的教育方法，单向地念念有词地把自己当作话源、话的主体而把受教育者视作话的接收器、话的客体，还会总是有效吗？余才疏学浅。我十分希望有学长学友能把古今中外的关于话的力量与不争论的故事拿出来让人们见识见识。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一个记忆回来了潘卡吉•米什拉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缠绕我了，我不知道已经回答了多少次。中国的批评家们认为这是我写作的转型，他们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我觉得批评家们神通广大，该写的都写了，不该写的好像也写了，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批评视野，有文章认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了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会常常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法国评论家NilsC.Ahl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于是《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的余华，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基于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虽属正版，仍然不具有权威性，纯属个人见解。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部分是为什么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我相信*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1980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号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滚出去！”我们立刻逃之夭夭。然后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二十九个。这都是我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脏狂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的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吓醒。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先来说一说这个真实的记忆。“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压抑。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当时所有的审判都是通过公判大会来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间，犯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杀人犯、强奸杀人犯和盗窃杀人犯等。在犯人的两旁一字排开陪斗的地主和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犯人低头弯腰站在那里，听着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对自己长篇大论的批判，批判稿的*后就是判决词。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学的操场上进行。中学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后的判决词。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威风凛凛，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冗长乏味，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得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文革”时期的中国，没有法院，判刑后也没有上诉，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一个犯人被公判大会判处死刑以后，根本没有上诉的时间，直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声音响过之后，台上五花大绑的犯人立刻被两个持枪的军人拖了下来，拖到一辆卡车上，卡车上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其气势既庄严又吓人。卡车向着海边行驶，后面是上千的小镇居民蜂拥跟上，或骑车或奔跑，黑压压地涌向海边。我从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的判决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两个军人拖上卡车的。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的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有几次我们几个孩子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这是我童年时*为震颤的情景，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成一个圆形，阻挡围观的人群挤过去，一个执行枪决的军人往犯人的腿弯处踢上一脚，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军人后退几步，站在鲜血溅出的距离之外，端起了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砰”地开出一枪。我感到，一颗小小子弹的威力超过一把大铁锤，一下子就将犯人砸倒在地。执行枪决的军人在开出一枪后，还要走上前去，检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没有死亡，还要补上一枪。当军人将犯人的身体翻转过来时，我就会看到令我全身发抖的情景，子弹从后脑进去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洞眼，从前面出来后，犯人的前额和脸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们吃饭用的碗那么大。接下来让我的讲述回到那个漫长和可怕的梦，也就是我亲身经历自己如何完蛋的梦。这个梦发生在1989年年底的某个深夜，睡梦中的我被绳子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我们县中学操场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后站着两个持枪的军人，我的两旁站着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小镇名流黑笔杆子倒是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梦中的台下挤满了乌云般的人群，他们的声音仿佛雨点般地响着。我听着高音喇叭里响着一个庄严的批判声，那个声音在控诉我的种种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杀人罪，*后是判决的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话音刚落，一个持枪的军人从后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举起了他手中的步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我感觉枪口都顶到了我的太阳穴。接着我听到了“砰”的一声枪响，我知道这个军人开枪了。梦中的我被击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来，而且还听到台下嗡嗡的人声。我觉得自己的脑袋被子弹击空了，像是砸了一个洞的鸡蛋，里面的蛋青和蛋黄都流光了。梦中的我顶着一个空蛋壳似的脑袋，转过身去，对着开枪的军人大发雷霆，我冲着他喊叫:“他妈的，还没到沙滩呢！”然后我从梦中惊醒过来，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脏狂跳。可是与以前从畺梦中惊醒的情景不一样，我不再庆幸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我开始被一个回来的记忆所纠缠。中学的操场，公判大会，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双手，卡车上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沙滩上的枪决，一颗子弹比一个大铁锤还要威力无穷，死刑犯人后脑精致的小洞和前额破烂的大洞，沙滩上血迹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复展现。我扪心自问，为何自己总是在夜晚的梦中被人追杀？我开始意识到是白天写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这是因果报应。于是在那个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满冷汗的被窝里严肃地警告自己:“以后不能再写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这样，我后来的写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说的那样:血腥和暴力的趋势减少了。现在，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余悸。我觉得二十年前的自己其实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那个经历了自己完蛋的梦，没有那个回来的记忆，我会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写作里，直到精神失常。那么此刻的我，就不会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写下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个条件简陋的精神病医院的床上，面对巨大的黑暗发呆。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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