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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1918年生，我国著名红学家，曾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中文系。他是继胡适等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是第五十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大观园文化协会顾问，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邓肖达曾称其为“中国最伟大的红学家”。有2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中《红楼梦新证》是其代表作。1980年赴美国出席“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1986赴美国讲学并任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
故乡是一部读不厌的书，那页页行行，写着我和俦侣们的青春——它经历的路程，它焕发的风华，它遭受的苦难，它蕴含的情怀……《少年书剑在津门》是一部随笔集，也可看作是作者周汝昌的一部自传集。《少年书剑在津门》分为四大部分:沽水年华、津门忆旧、沽湾琐话及地杰人灵。
追寻一代红学泰斗的成长足迹，呈现一代红学大师的故乡情怀！《少年书剑在津门》是一部随笔集，也可看作是作者的一部自传集。它记录了作者周汝昌的童年、向学慕学和走入学术殿堂的历程，以及作者对津门旧事的回忆，对家乡文化的慕恋与割舍不断的情感。编排上分为四大部分:沽水年华津门忆旧沽湾锁话及地杰人灵。
文之思为什么要写文？答案可以有很多很多。为什么答案很多？因为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势而异，因境而异……文以载道，文以见意，文以表志，文以寄怀，文以遣兴，文以会友，文以自娱，文以传情，文以致礼，文以应世，文以媚俗……哎哟哟，可真是五光十色，举之难尽。若到了哲学理论家那里，那么一分析，一综合，大约就总结出两条来了。哪两条？一日为人，二曰为己。就从这儿。就出来麻烦了。写文而不为人，是为自私，谁爱看你那自私的文？写文而不为己，是为架空，谁爱看你那“遁形逃质”、“缺灵少性”的不见真心真情的文？如此看来，两头都得管顾着，得有“双管齐下”的本领或“神通”才行。这可太难了。所以，弄笔之人，总应该掂量自家的才力。学艺的还得讲究“手、眼、身、法、步”，学文的又懂哪几条“歌诀”呢？这么一想时，真是心虚胆怯，自己拿起一支笔在纸上画些字句，就叫“文”吗？文也得有“凭值”。虽然就在今世这种“洛阳纸贵，中州文贱”之时势下，写一千字也须“付酬”呢，岂不自量？圣人早就叹息了:“觚不觚，觚哉觚哉！”咱们“非圣人”，不妨向他老人家学习，东施效颦，而发一警世之言——“文不文，文哉文哉！”所以，轻易言文，即胆子太大而近乎“妄”矣。“文以载道”，硬说它不对，是“弄左性”，因为反对这个命题主张的人，他自己写文时也还是为了载他自己的“道”——只不过他的道与他批评的人家的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了，用反对人家的道来载自己的道，就大言“文不载道”，那行吗？要“载道”了，却又要先问了:载道，是为人，是为己？似乎很好答——既载道，道总是大道正道好道，济世裕民，当然是为人的。但是，思路一转，就“柳暗花明又一村”起来，他那道自以为是大道正道好道的，实际不如他所自拟自料，而是错了的坏事而害民祸国之道，那么事实就证明他不是真的为人，而是为己——为了宣扬自以为是的“私道”。不是为己又是什么？所以，“文以载道”这四个字斤两太重，不宜轻言妄动。于是，聪明之士就不再去考虑什么道不道了，且自谈文为妥为妙。“非道”之文，在今日似乎就是“随笔”、“漫话”、“浅谈”、“戏说”之类的“文章”或“作品”了。似乎“杂文”较为特殊，多少还要载一点点道的。“散文”呢？好像那是更远些吧？我妄揣浅解如此。提起“散文”一词，我又觉得它很有趣，也不可解。文怎么叫“散”？“谁也不挨谁”？堆在一起漫无组织章法义理？恐怕不是这个意思。我忽悟及:原来我们历史上有“骈、散”二体，齐名并存的。“散”者，乃相对于“骈俪”即“四六（对句）文”而立名见称的。于是，所谓“八大家”式的“古文”，其实就是唐时宋世的“散文”。散者，不对句配辞罢了。那时候，骈文就没了吗？非也。比如打开《古文观止》，不是也收有才子王勃的《滕王阁序》吗？那脍炙千载人口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不是一种永恒的文之大美吗？这种文，今世似乎早已绝迹灭种了。奇怪的是，早没有了骈文，可还管这些毫无“对立文体”的文字叫作“散文”。这“散”又何所指称、何所寓意呢？今时还有“杂文”。但又好像没有“纯文”这个称号。这种“一条腿”的现象，该当怎讲？有时有好学之士不耻下问，以此来“请教”于我，我只好回答说，你另请高明吧，我也还要问人呢。答不上来，愧对问者，愧对自己，就暗自思忖了一番，悟出一个道理。虽未必正确，总比交白卷强些。我这“悟”处，是书呆子式的，因为看到自古的文论大家们都是先讲“文体论”，然后才各下评语。比如魏文帝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莫不如是，如出一辙。这绝非巧合。盖中华之文，最讲究“文各有体”，是并不混写胡作的。后世“创新”了，就不再懂什么叫文体之分别，为什么要分？分了有何意义？统统不讲了，于是提笔作“文”时，管你什么叙、咏、题、跋、铭、赞……都是一道汤，一个味，报纸杂志，报道解说，千篇一律，都那么一个“文体”，一个“笔调”，所以分不出什么是什么，无以名之了，只好就乱叫起来，尽管早没了“骈”，大家都“散”它一回，可谓便矣。入伍自顾平生，一名村童，经历却绚丽多彩:当过绑匪巢穴中的“秧子”，做过津海关“暂用”小员，教过小学、大学里的课，当过出版社的编辑，进过“牛棚”、“干校”，出过国开会、讲学，做学生时也上过舞台串过戏，在“文场”中弹过月琴……给“老外”讲过《红楼梦》……但最不易忘掉的是还入过伍，当过兵。那是1936年在南开高中二年级，学生要接受军训。先是在校内，然后是全市各校集中在北部宜兴镇韩柳墅，正经八百地“入伍”。先叙校内作为军训课程的概况。别校不知，只说我们南开，要统一穿军服，记得是浅绿色海军式制服，胸前是两排纽扣，海军帽，下肢却是打裹腿。派来的教练是正式军官，连长级，有文化水平，南方人，身着呢子军服，佩着军刀，脚蹬马靴，相当神气——这还是政府派来的，与二十九军不是一回事。这时，军训课还限于做“操”，如行、跑、“跪”（这是一种命令口号）……种种集体动作。学生们非常认真，精神奕奕，军官为了显示成绩，命学生队伍出校上街，一声口号，行止整齐，严明之至！老百姓群立观看，那军官见“威重令行”，面上现出得意的神情。还记得一位连长有一次唤我去为他写字——进他办公室，方知是为他小楷抄写工作报告。过了一个时期，命令传来，要集中军训了。大家又都兴奋起来，因这与在校大大不同了，又有点担心，又很好奇，等待崭新的生活方式和“滋味”。这回，可算“入伍”了，不只是校内“操场”的一门“课”了。入伍什么样子呢？听我粗述梗概——第一，学生们的“洋式分头”不得留，一律剃光！须知，这群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从未见过自己的与同学的“光葫芦瓢”，此时互视和用镜子自照，不禁同发一笑:原来“本相”如此！哈哈哈……第二，发了军装，粗灰布单衣，有皮带。这并非“定做”，是真二十九军的兵服，调来让分给学生，各挑其合身的穿着，立即乔装改扮。第三，发了步枪，每人负责这一新武器。只不发给子弹。那旧式老步枪，入手沉重得很，恐怕若是初中的同学会“承受”不了。就这样，军训营在韩柳墅立起来了。最高长官是位营长，下面若干位连长、班长，各司一职。这些都是从二十九军精选调来的，他们身材高矮不一，面容各异，风度也各自不同，有严肃，有和蔼，有幽默……但对待学生却是一致的:爱护，训而不厉，教而不峻，知道这不过是一群青年学生，与旧时的“当兵的”不可同日而语。这回，就不再只是“开步走”、“向右看”、“稍息”的事了，我们是“兵”了，要学打野战，每个班是一个作战“单元”，学“列阵式”，诸如什么“散兵线”（各列阵之间的相互呼应），时隔整整七十载，已是记不清了。每日凌晨，军号一响，立即起身（无床，睡地板），必须只用三五分钟的时间将一切军装穿戴整齐，并要将被褥叠成长方形摞好，外面要用白单子包得“见棱见角”，差一点也过不了“关”。然后，列队出发。这一出去，就直到晚饭时才回营，中午是带“干粮”，小休。那时，北郊是“原野”，找块地，有小坟头，有沟，有菜田……各样“地形”，学会利用地形隐身，是“守”，然后左右前后，同班联络，向“敌方”进攻。那“战斗”也很“激烈”，在野地里爬、滚，浑身是土，不能算不累，但这种“新兵”却都无“怨言”，精气神让军官们十分称赞。我们那位班长不怎样能干，是个笨人，无甚文化，说话也不太行。一次，“打野外”时他没安排好，也不听命令，连长怒了，喝命“跪下”，拔出军刀，狠抽他的脊背。这班长乖乖地听命受责。看来，军令是不能含糊的。我们的食量惊人的天天增长。我刚入伍，只能吃半个“刀切卷子”，后来竞能吃到六个！家里人听说后评为“瞎说”，绝不相信。其实，我这疲弱孩子在班里是最不能吃的，最高的“纪录”是一位同班，一顿吃十一个大卷子！秋季，渐渐凉了，有一天遇上雨，都淋湿了，军令不来，谁都必须严守阵地，一动不动。军官们很高兴，给予鼓励嘉言。晚饭前，先准备好了绿豆姜汤，怕学生受屈生病，真是无微不至。P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