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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芬，1940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7岁考入湘阴工业学校，后进入江西共大分校，未及毕业即下放江西农村。此后数十年为生计奔忙，相夫教子，后从某汽车运输公司退休。花甲之年开始写作，在《红豆》《滇池》等刊物上发表过短篇小说。
1914年，秋园出生在洛阳一户行医人家。长大后的秋园嫁给了驻扎当地的一位国民党文职官员。秋园先是跟随丈夫从洛阳搬到了南京。抗战爆发后，一家人又迁往重庆，中途脱离部队回到湖南乡下。在湘阴，秋园生下五个孩子，活下三个，女儿之骅排行老二。贫穷、饥饿、歧视日日侵蚀着这个家庭，之骅自小便目睹母亲为生存所做的苦苦挣扎。丈夫去世后，秋园带着两个幼子流落湖北，艰难求生。16岁时，之骅逃离了乡村，到一个偏远小城求学、扎根。秋园和之骅母女被命运抛掷底层，两代女性为活下去付出了*努力。当晚年的之骅拿起笔回首一生，真正的救赎方才开始。
听八旬奶奶讲述她和妈妈的故事。1914年，世上有了“秋园”这个人。1918年，汉语有了“她”这个字。秋园，她来过，挣扎过，绝望过，幸福过。今天，她80岁的女儿，把普普通通的她，讲给世界听。
2.以主人公秋园的经历串联起百年中国的沧桑，深情而悲悯地描绘了底层乡间人物对苦难的承受与抵抗。“我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挣扎求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3.文字鲜活、大气、引人入胜，装帧简约、质朴、优美而富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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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厨房里的写作
厨房大概四平米，水池、灶台和冰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再也放不下一张桌子。我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写我们一家人的故事。
那年，我的母亲——也就是书中的秋园，她的真名是梁秋芳——去世了。我被巨大的悲伤冲击，身心几乎难以复原。我意识到: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在不算遥远的那一天，我自己在这世界上的痕迹也将被抹去，就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我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吗？
那一年，我六十来岁，人生似乎已不再需要目标与方向，只需顺天应命。但我开始干一件从未干过的事情:写作。
我一生都渴望读书学习，这个心愿始终没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生我都在为生存挣扎、奋斗，做过许多活计:种田、切草药、当工人、做汽车零配件生意……从未与文学有过交集。迄今我也并未摆脱生活的重负:老伴年事已高，有糖尿病和轻微的老年失忆症状，我必须像个护士一样伺候他。
然而，自从写作的念头浮现，就再也没法按压下去。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在等汤滚沸的间隙，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我随时坐下来，让手中的笔在稿纸上快速移动。在写完这本书之前，我总觉得有件事没完成，再不做怕是来不及了。
常常才写几行，泪水就模糊了眼睛。遥远的记忆被唤起，一些消失了的人与事纷至沓来，原本零星散乱、隐隐约约的回忆，在动笔之后互相串联，又唤醒和连接起更多的故事。我也感到奇怪:只要提起笔，过去那些日子就涌到笔尖，抢着要被诉说出来。我就像是用笔赶路，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
我写了我的母亲梁秋芳女士——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随波逐流、挣扎求生，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这些普通人的经历不写出来，就注定会被深埋。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写这个故事，稿纸积累了厚厚一摞。出于好奇心，我称过它们的重量——足足八公斤。书写的过程，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
人到晚年，我却像一趟踏上征途的列车，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推着我轰隆轰隆向前赶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章（一）
下了几天的雨，洛阳市安良街的屋檐下满是积水。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光着脚丫，裤管卷得老高，转着圈踩水玩。水花四处飞溅，女孩一门心思戏水，母亲走近了，她还全然不知。
妇人火冒三丈道:“男不男女不女，打起个赤脚玩水，回去非得给你包脚去！”边骂边拽过女孩的胳膊带回家去。
这是一九一九年，女孩名叫秋园。
她们的家是一个药店。朱红色大圆门上方嵌着斗大的烫金大字“葆和药店”。进得门去，光线骤然一暗，里面是个颇大的店堂:四壁都是酱色木柜，一格格密密麻麻的小抽屉上贴着细辛、白芷、黄芩、辛夷、羌活、麻黄、牛蒡子、夜交藤、紫花地丁等各类中草药名称；一排半人高的柜台正对大门，伙计在柜台后面接待按方抓药的顾客；柜台左边一扇乌金屏风隔出一块地方，里面一方红木大书桌，桌上搁着毛笔、砚台，那是药店掌柜梁先生给病人把脉诊病的地方。
秋园的父亲梁先生是个能干人，四十来岁，医术在当地口碑甚好。店铺墙上挂满了“华佗再世”“妙手回春”之类的匾牌。难得的是，病人不管有钱没钱，他都一视同仁。梁先生还从老家南阳将自己当眼科医生的舅舅接了来。这位舅舅除了给人看眼病外，还自制中药眼药水，如拨雾散、一滴清等。
穿过店堂，又是一朱红大圆门，进去是个大园子，种有各类花卉草木。园中有口深井，井上架着辘轳。花园两旁有数间平房，一间是烧火做饭的厨房，一间专门用来加工中药，还有一间是接待女客处。这些女病人不是大家闺秀就是小家碧玉，有些难以启齿的妇人病就和太太讲，再由太太告诉掌柜的。
这所宅子的第三进才是居家住人的地方。雪白的院墙上画着松鹤延年的图画。墙内住着梁先生、梁太太、秋园和她的两个哥哥秋成、秋平，还有梁先生的舅舅以及四个伙计。算是个大家庭。
梁太太把秋园带进房间，二话没说，一把将她按在椅子上，拿出一块约莫四寸宽、五尺长的白布，立马要给女儿裹脚。秋园又蹦又跳，哭闹着不肯答应。梁太太恶狠狠地朝着她的小屁股啪啪啪几巴掌，边说:“不裹脚怎么行？长成一双大脚，嫁都嫁不出去！你会变成梁大脚，没人要，丢我的脸。”
秋园对这番话似懂非懂，但看到母亲那架势，这脚是非裹不可了。周围的女人都是裹脚的，脚越小越美。*标准的小脚可以放进升筒[升筒，量米的竹筒，直径约两寸。]里打转转，谓之三寸金莲。那些小脚女人走路像麻雀、像小鸡，在地上一跃一跃的。
裹脚是件大事，一般都由母亲来完成。女孩裹完脚后，有的母亲会把女儿抱上一张大桌子，让她站好，然后一把推下桌子；有的母亲会拿着鞭子抽打女儿，小女孩疼得厉害了就跑，一跑就摔倒了。这样做是为了让足骨摔碎，变成畸形。也有少数乡下姑娘小时候没裹脚，及至长大去相亲时，就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双脚不知往哪里放好，只能穿很长的裤子罩着或用曳地长裙盖着。
可怕的裹脚落到了秋园头上。好在梁太太既没有将她推下桌子，也没有追打她。梁太太左手抓住秋园脚前掌，右手抓住脚后跟，双手同时用力朝中间挤……光这工夫就够秋园哭得声嘶力竭，喉咙都哑了。梁太太挤了一阵后，用右手抓住女儿的五个脚趾使劲捏拢，左手将准备好的白布一道道缠上去，缠紧后又用针线密密麻麻地缝上。秋园又哭又叫，梁太太也流泪了，手上却一点没松劲。
第二天，趁着女客来访，梁太太不在跟前，秋园偷偷寻出剪子，把脚上的线拆了。解开白布后，四个往脚心收拢的脚趾一点点弹开……那双脚兀自颤动，抖个不停。
这事当然瞒不过梁太太。当晚秋园便被她喝令跪在地上，挨了顿重板子。梁太太边打、边骂、边哭，可哭归哭，手上的劲却一点不松。
经过一段时间锥心刺骨的疼痛，秋园原本漂亮的脚便失了原来的形状。
过两年，秋园被送到一个私塾发蒙。老师是东街的一个秀才，六十多岁，戴一副老花镜，留着山羊胡子，穿一件深灰色长袍。教室是一个大房间，一头放一张四方桌子，桌上放着笔墨纸砚，还有一块竹板。竹板一面红、一面绿，一头宽、一头窄，窄的一头用来捏握。通常，竹板绿色的一面朝上。如果学生要上厕所，就走到桌前将竹板翻个面，让红色朝上，等从厕所回来，再将竹板翻过来。
如果学生打架、骂人，老师就用这块竹板打屁股。如果学生上课讲话或背不出书来，老师就用竹板打手心。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个个规规矩矩，走不摇身，行不乱步。
女学生读《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男学生读的是《孟子》《幼学》《增广贤文》。老师念一句，学生念一句；学生念熟了，老师便讲解文意。此外，还教毛笔字、教打算盘。学生抄字、背书时，老师便坐在桌边抽烟、喝茶。学生上课期间是不休息的，直到饭点才准回家。
秋园在私塾读了一年，学了点“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菜汤，敬双亲”之类，便被梁先生送去了洋学堂。梁先生是个跟得上形势的人。现如今都流行上洋学堂，也不兴裹脚了。秋园裹了一半的脚被放开，那双解放脚以后就跟了她一辈子。
第二章（三）
仁受中等个儿、国字脸，长得白净、周正，性情愚雅、慈悲、和蔼可亲。他平日戴礼帽、穿长袍，架一副金丝边眼镜，拄一根文明棍，脚上的白底千层布鞋总是一尘不染，与乡间氛围有些格格不入。
仁受当乡长那会儿，政府禁止百姓私自做酒。乡公所的自卫队经常下乡检查，那些大小头目便趁机敛财。他们一旦发现谁家做酒，除了将制酒设备全部打烂，还要罚款甚至抓人，这叫“拿糟坊”。
一次，有人向仁受报告，说樟树冲有户人家做酒。这话被乡队副范麻子听到了，他对仁受说:“这么点小事，让我去处理好了。”
范麻子走后，仁受很不放心，犹豫了一下，便亲自赶去查看。到了那里，只见范麻子正指使人砸东西，把装在缸里做酒的稻谷倒在地坪里。仁受气急不已，连忙断喝一声“住手”，随后走到坪里，抓起谷子边看边说:“太可惜了，一粒粮食一滴汗，多不容易啊……”
*后，仁受叫那户人家把稻谷搬回家，闭口不提罚款的事，带着自卫队走了。
抽壮丁更是敛财的好机会。虽说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但有钱人可以出钱不出人，或者出二十担谷买穷人的儿子去顶替。穷苦人家拿不出钱，即使只有独子也难以幸免。
一日，仁受带了几个乡丁去乡下催壮丁，半路上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他扑通一下跪倒在轿子前。
范麻子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仁受飞快地下了轿，扶起农民道:“有什么事你说。”那人说:“乡长，我有两个崽，大崽有些傻，做不得什么事。我身体不好，明眼人都看得出。家里几丘薄田全靠二崽种。如今二崽抽了壮丁，叫我们如何是好？”范麻子说:“出二十担谷买个壮丁。”农民说:“就算我不吃一粒谷，也出不起二十担谷啊。”仁受问清了农民和他二崽的名字，说:“明天你送几担劈柴到乡公所来就可以了。”实际上，仁受当晚就找秋园要钱买了二十担谷，然后托人去买了个壮丁顶替那农民的二崽。
年三十晚上，爆竹声声辞旧岁，人们酒足饭饱之后都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中。深夜，仁受一家已进入梦乡，睡梦中却忽然听见嘭的一声。夜深人静，那声音格外刺耳，一家人都惊醒了。莫不是有贼？他们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只见一个男人趴在水缸边上艰难挣扎——头进了屋，脚还在外面，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舀水的竹筒掉在一旁。乡下每家都有个大水缸，靠墙埋在地下用来盛水。水缸高出地面三十公分左右，缸边钉着一根木棍，棍子上挂一个带把儿的竹筒用来舀水。竹筒里多少会有些水滴下来，久而久之，地上变得很潮湿，连带泥砖墙脚也潮乎乎一片。小偷便专挑这种地方打洞，爬进屋里偷窃。
子恒快上初中了，已是个半大小子，见状立马抓起灶边的一根柴棍。仁受连声阻止:“莫打他，让他进来。”
那人约莫四十来岁，进屋后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副要剐要杀随你的样子。仁受说:“人家大年三十都在家团圆，你还要出来偷，总是冇得办法。”一句话讲得那人眼泪巴巴。他告诉仁受，堂客久病在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病也不见好。家里几天没米下锅了，三个细伢子饿得东倒西歪。仁受说:“你带了米袋子吗？”“带了，带了。”仁受走到米缸旁，拿起瓜瓢，把米一瓢瓢舀进袋子里，直到装满为止，足有二十多斤。随后，他从另一个缸里提出一块腊肉和一条咸鱼塞给那人，一边说:“快回去过年吧，一家大小都在等你。”那人对仁受连连叩头道:“都说杨乡长是好人，果真没有错。要是碰上别人，非把我打得半死不可。您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仁受打开大门，外面一片漆黑。“等等。”他说着又回房点了马灯，然后站在门口，一直照着那人走上小路。那人频频回头，嘴里念叨着:“我再不做贼了，再不做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