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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1957年出生于江苏南京，原籍苏州，著名作家。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曾历任金陵职业大学教师，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江苏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员。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总字数约四百万字。其家学深厚，祖父叶圣陶先生更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叶兆言著有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太顽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叶兆言文集》（七卷）、《叶兆言作品自选集》等。《追月楼》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江苏文学艺术奖。张炜，当代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1956年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有《张炜文集》48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等多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等20部。《古船》等入选新文学大系，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亚洲周刊》全球十大华文小说之首等多个奖项。《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寻找鱼王》获全国“五个一”奖、中国好书奖、畅销书奖等20余顶。王充闾，著名散文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辽宁作协主席。曾获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辽宁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出版有散文随笔集《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沧浪之水》、《春宽梦窄》、《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何处是归程》、《淡写流年》和诗词集《鸿爪春泥》、学术著作《诗性智慧》等。刘醒龙，1956年1月10日生于湖北黄州，著名作家。曾任英山县水利局施工员、阀门厂工人，黄冈地区群艺馆文学部主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痛失》《弥天》《圣天门口》《天行者》，以及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出版有多卷本小说集《刘醒龙文集》等。2011年8月，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陈原，生于1965年，山东临清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山东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全国冶金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散文集四部:《祖父是一粒粮食》《大地上的河流》《大地的语言》《在大地上走丢》。其中《祖父是一粒粮食》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是那一套丛书在全国范围内入选的唯一一部散文集，也是山东省首次有作品入选该丛书；季羡林先生为《大地上的河流》题写了书名；《大地的语言》入选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主编的“文学鲁军新锐文丛；《在大地上走丢》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主编的”中国作家一线丛书。
本套装是“纸老虎”名家散文书系*辑，收录了叶兆言《桃花飞尽东风起》、张炜《我的自语打扰了你》、刘醒龙《我有南海四千里》、王充闾《用破一生心》、陈原《我在此生此世界》五部名家散文集。叶兆言的性情、张炜的孤独、刘醒龙的大气、王充闾的沉淀、陈原的直击灵魂，都将在这套书中呈现。
万卷出版公司“纸老虎”系列首批诚挚呈现打造散文经典铸就阅读殿堂当代中国写作名家手笔构筑温情实感散文世界聆听他们自由自在发言深度领会当下生存况味
《桃花飞尽东风起》林斤澜是父亲的挚友，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江苏作家和浙江作家相比，现代是浙江强，当代是江苏强。现代是祖父那一辈，当代是父亲这一辈。现代作家中，浙江有鲁迅，有茅盾，有郁达夫，有艾青，都是高山仰止的顶级人物，自然无法比拟。到当代作家这一拨，按照林斤澜的看法，江苏有高晓声，有方之，有陆文夫，还有汪曾祺，情况完全不一样。对新时期最初几年的文学，我始终有种些隔膜。作为一名中文系大学生，你没有办法不感觉它活生生的存在，而且一段时间，江苏以及全国的文学精英都在眼前转悠，这些人是父亲的好朋友，在我没有成为作家之前，父辈的名作家见了不计其数。我常常听父辈煮酒论英雄，在微醺状态下指点文坛，许多话私下说着玩玩，上不了台盘。我记得方之生前就喜欢挑全国奖小说得主的刺，口无遮拦，还骂娘。最极端并且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高晓声神秘兮兮告诉我，说汪曾祺曾向他表示，当代作家中最厉害的就数他们两个。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我一直疑心原话不是这样，以汪曾祺的学养，会用更含蓄的话，而且汪骨子里是个狂生，天下第一的名份，未必肯让别人分享。提起八十年代初期文学，不提高晓声和汪曾祺这两位不行，他们代表着两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秋宴吃螃蟹，我们全家三口，高晓声与前妻带着儿子，林斤澜夫妇，加上汪曾祺和章品镇，正好一桌。老友相会，其乐融融，都知道汪曾祺能写善画，文房四宝早准备好了，汪的年龄最高，兴致也最高，一边吃一边喝彩，说螃蟹很好非常好，酒酣便捋袖画螃蟹，众人的喝彩声中，越画越忘形。然后大家签名，推来推去挨个签，最后一个是高晓声儿子，那时候，他还在上中学，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有些怯场，高低声对儿子说，写好写坏不要紧，字写大一些，用手势比划应该多大，并告诉他具体签什么位置上。高晓声儿子还是紧张，而且毛笔也太难控制，那字的尺寸就大大缩了水，签的名比谁字都小，高因此勃然大怒，取了一支大号的斗笔，沾满墨，在已经完成的画上扫了一笔。大家都很吃惊，好端端一幅画活生生糟蹋了，记得我母亲当时很生气，说老高你怎么可以这样无礼。汪曾祺也有些扫兴，脸上毫无表情。事后，林斤澜夫妇百思不解，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可能是高晓声对儿子的期望值太高了，他忍受不了儿子的示弱。按说在场的人，朋友一辈的年龄都比高晓声大，只有我和他儿子两个小辈，高晓声实在没必要这么心高气傲，再说签名也可以裁去，何至于如此大煞风景。第一次见到高晓声，是考上大学那年，他突然出现在我家。高晓声和父亲是老朋友，与方之陆文夫都是难兄难弟，五七年因为“探求者”打成右派，一晃二十年没见过面。乡音未改，鬓毛已衰，土得让人没法形容，农民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而且是七十年代的农民形象。那时候右派还没有平反，已粉碎了四人帮，刚开完三中全会，右派们一个个蠢蠢欲动，开始翘起狐狸尾巴。这是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高晓声形迹可疑转悠一圈，人便没有踪影，很快又出现，已拿着两篇手稿，是《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高晓声开始给人的印象并不心高气傲，他很虚心，虚心请老朋友指教，也请小辈提意见。我们当时正在忙一本民间刊物《人间》，对他的小说没太大兴趣。最叫好的是父亲，读了十分激动，津津乐道，说自己去《雨花》当副主编，手头有《李顺大造屋》和方之的《南丰二苗》，就跟揣了两颗手榴弹上战场一样。《李顺大造屋》打响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后话，我记得陆文夫看手稿，说小说很好，不过有些罗索。话是在吃饭桌上说的，大家手里还端着酒杯，高晓声追着问什么地方罗索了，陆文夫也不客气，让我拿笔拿稿子来，就在手稿中间删了一段，高当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我印象中，文章发表时，那一段确实是删了。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热，和现在不一样，不谈发行量，不谈钱。印象中，一些很糟糕的小说，大家都在谈论，满世界都是“伤痕”，都是“问题”，作家一个个像诉苦申冤的弃妇。主题大同小异，不是公子落难，就是才子见弃，幸好有“帮夫”的红颜知己出来相助，以身相许，然后选个悲剧结局悄然引退。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随处可见，文学成了发泄个人情感的公器，而且还是终南捷径，一篇小说只要得全国奖，户口问题工作问题包括爱情问题，立码都能解决。当时有个特殊现象，无名作家作品一旦被《小说月报》转载，就会轰动。我认识一位老翻译家，五十岁出头，译过许多世界名著，国外邀请他讲学，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偏偏对当代创作一点不了解，那年头出国不容易，可怜他搞了一辈子外国文学，还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便随手揣一摞《小说月报》匆匆上飞机。这些《小说月报》还是我堂哥三午送的，并不全，逮着一本算一本。高晓声显然也是占了文学热的光，他回忆成功经验，认为自己抓住了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对于农民来说，重要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有地方住，一是能吃饱，所以他最初的两篇小说，《李顺大造屋》是盖房子，《漏斗户主》是讲一个人永远也吃不饱。一段时间内，高晓声很乐意成为农民的代言人，记得他不止一次感慨，说我们家那台二十寸的日立彩电，相当于农民盖三间房子。父亲并不知道农村盖房子究竟要多少钱，不过当时一台彩电的价格，差不多一个普通工人十年工资，因此也有些惶恐，怀疑自己过日子是否太奢侈。高晓声经常来蹭饭，高谈阔论，我们家保姆总在背后抱怨，嫌他不干净，嫌他把烟灰弹得到处都是。一来就要喝酒，一喝酒就要添菜，我常常提着饭夹去馆子炒菜，去小店买烟买酒。高晓声很快红了，红得发紫，红得保姆也不相信，一个如此灰头土脸的人，怎么突然成了人物。高晓声提起农民的生存状态就有些生气，觉得国家对不起农民。他自己做报告的时候，农民的苦难是重要话题。也许是从近处观察的缘故，我在一开始就注意到，高晓声反复提到农民的时候，并不愿意别人把他当作农民。他可能会自称农民作家，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心喜欢别人称他为农民作家。农民代言人自有代言人的拖累，有一次，在常州的一家宾馆，晚上突然冒出来一个青年，愣头愣脑地非要和高晓声谈文学。高晓声刚喝过酒，满脸通红，头脑却还清醒，说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我今天有朋友在，是大老远从外地来的，有什么话以后再说行不行。那青年顿时生气了，说你看不起我们农民，你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民，你现在根本不是农民了。高晓声像哄小孩一样哄他，甚至上前搂他，想安慰他，但是那年青人很愤怒，甩手而去。高晓声为此感到很失落，他对在一旁感到吃惊的我叹了口恶气，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知道对有些人，高晓声一直保持着克制态度，他不想伤害他们，但是心里明白，在广大的农村，很有这样一些人，把文学当作改变境遇的跳板，他们以高的成功为样板，为追求目标，谈到文学，不是热爱，而是要利用。我知道高晓声内心深处，根本就不喜欢这些人。这样的人，当然不仅农村才有，也不仅过去才有。仔细琢磨高晓声的小说，不难发现，他作品中为农民说的话，远不如说农民的坏话更多。农民的代言人开始拆自己的台，从陈奂生开始，农民成了讥笑对象。当然，这农民是打了印号的，因为农民其实就是人民，就是我们自己。中国知识阶级总处于尴尬之中，在对农民的态度上，嘴上说与实际做，明显两种不同的思维定式。换句话说，我们始终态度暧昧，一方面，农民被充分理想化了，对缺点视而不见，农民的淳朴被当作讴歌对象，另一方面，又把农民魔鬼化了，谁也不愿意去当农民。结果人生所做一切努力，好像都是为了实现不再做农民这个理想，甚至为农民说话，也难免项庄起舞，意在沛公。父亲一直遗憾没有以最快速度，将汪曾祺的《异秉》发表在《雨花》上。记得当时不断听到父亲和高晓声议论，说这篇小说写得如何好。未能即时发表的原因很复杂，结果汪另一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上抢了先手。从写作时间看，《异秉》在前，《受戒》在后。以发表而论，《受戒》在前，《异秉》在后。汪曾祺后来的大受欢迎，和伤痕文学问题小说倒胃口有关。当时，除了汪的《异秉》，还有北岛的《旋律》，这小说是我交给父亲的，他看了觉得不错，也想发表在《雨花》杂志上。根据行情，这些小说并不适合作为重点推出。大家更习惯所谓思想性，编刊物的人已感到需要新鲜的东西来冲击一下，但是这仍然需要时间。对八十年代初期文学有兴趣的人，不妨去翻翻当时的刊物目录。那时候，汪曾祺的小说，包括林斤澜的小说，显然不适合作头条文章。这两个人后来都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只要看获奖名单的排名，就知道不过是个陪衬。我记得有人说过，汪曾祺和林斤澜只是副榜，有名气的作家早拿过好几次了，既然大家私下里叫好，就让他们也轮到一次。和高晓声迅速走红不同，汪曾祺小说有个明显的慢热过程。高晓声连续两届全国奖，而且排名很靠前，一举成名天下知。汪曾祺却是先折服了作家同行，在圈子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叫好，然后稳扎稳打，逐渐大红大紫。客观地说，在八十年代初期，高晓声名气大，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汪曾祺声望高。这两个人在八十年代不期相遇，难免棋逢对手，英雄相惜。高晓声一度对汪的评价极高，但是我印象中，绝对是汪成名之前，有一次他甚至对我说，汪的小说代表了国际水平。正是因为他强烈推荐，《异秉》还是在手稿期间，我就看了好几遍。高晓声一直得意《陈奂生转业》中的一个细节，小说中县委书记问寒问暖，把自己的帽子送给了陈奂生，说帽子太大，他戴着把眼睛都遮住了。这顶帽子显然有乌纱帽的意思，县太爷戴着嫌大，放在农民的头上却正好。熟悉高的都知道，他有“阴世的秀才”之美称，是个促狭鬼。“陈奂生”是高晓声笔下的一个重要人物，出现在多篇小说中，要比李顺大更有血有肉，而“帽子”恰恰是塑造这个人物的重要道具。在一开始，陈奂生有顶帽子叫“漏斗户主”，这是他的绰号，然后日子好起来，手里有了些闲钱，便想到进城买顶“帽子”，因此演绎了“进城”故事，再获全国小说奖的荣誉，然后不安分地“转业”，竟然要做生意了，莽莽撞撞走县委书记的门路，居然堂而皇之地戴上了县太爷的“帽子”。高晓声经常在这种小聪明上下功夫，也就是说经常嵌些小骨头。我觉得汪曾祺对高晓声的赞许，也在这一点上，他说高有时候喜欢用方言，自说自话，不管别人懂不懂，不管别人能不能看下去。汪的意思是他反正明白，知道高小说中藏有骨头，那骨头就是所谓促狭。曾经有两次，和汪曾祺谈得好好的，突然就中止了。我一直引以为憾，后悔自己没有找机会，把没说完的话进一步谈透。一次是九十年代，父亲已经过世，他来南京开会，在夫子庙状元楼的电梯里，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父亲的散文，我都看了，很干净，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因为是会议开幕前夕，他刚说完，电梯已到达，门外有人在招呼我们。汪曾祺意犹未尽，被一个小姐带走了。我很遗憾话刚开始就中断，匆匆开始，又匆匆结束。我知道后面还有话要说，他的表情很严肃，并不像一般的敷衍。作为长辈，他很可能要借父亲那本薄薄的散文集，说些什么。也许他觉得父亲不应该写那么少，也许他觉得我写得太多了，总之，提到父亲的时候，他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悲哀。还有一次是八十年代的扬州街头，当时父亲也在场，还有上海的黄裳先生，我们一起吃早餐，站在一家小铺子前等候三丁包子。别人都坐了下来，只有我和汪曾祺站在热气腾腾的蒸笼屉子前等候。我突然谈起了自己对他小说的看法，说别人都说他的小说像沈从文，可是我读着，更能读出废名小说的味道。他听了我的话，颇有些吃惊，含糊其辞地哼了一声，然后就沉默了，脸上明显有些不高兴。我当时年轻气盛，刚走出大学校门，虽然意识到他不高兴了，仍然具体地比较着废名和沈从文的异同，说沈从文的句式像《水经注》，而废名却有些像明朝的竟陵派，然后捉贼追赃，进一步地说出汪曾祺如何像废名。蒸笼屉子里的三丁包子迟迟不出来，我口无遮拦地继续说着，说着说着，汪曾祺终于开口了:“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然而――”他显然已想好该怎么对我说，偏偏这时候，三丁包子好了，他刚要长篇大论，我们交牌子的交牌子，拿三丁包的拿三丁包，话题就此再也没有继续。我自己也成为作家以后，才知道汪曾祺当时为什么不高兴。一个作家未必愿意别人说他像谁，像并不是个好的赞美辞，作家永远独一无二的好。汪曾祺喜欢说他与沈从文的关系，西南联大时期，汪是沈从文的学生，在写作上曾接受过指导。八十年代也是沈从文热兴起的时候，沈门嫡传是一块金字招牌，汪曾祺心气很高，显然不屑于以此作为自己的包装材料。凭心而论，汪小说中努力想摆脱的，恰恰是老师沈从文的某种影响。在语言上，汪曾祺显得更精致，更峭拔，更险峻，更喜欢使才，这种趋向毫无疑问地接近了废名。“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鲁迅先生谈起废名时，曾说他有一种“着意低徊，顾影自怜”的情结，汪曾祺也提到过废名的这种自恋，而且是以一种批评态度。废名的名声远不及沈从文，汪谈到一些文学现象，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明白，在习惯上，提到更多的还是沈从文，因为熟悉程度上来看，毕竟自己老师更近一点。事实上，说他像沈从文听了都不一定高兴，说他像不如沈从文的废名，当然更不高兴。高晓声成名后，闹过很多笑话，譬如用小车去买煤球，结果撞了一个老太太。他赔了几十元钱，为此很有些怨言，我笑他自找，煤和霉同音，在八十年代初，很大的官才有小车坐，如此奢侈，报应也在情理之中。那时候，北岛在《新观察》做编辑，有一次来南京找高晓声组稿，用开玩笑的口气问我，听说高写了一篇海明威似的小说，是不是真有其事。我告诉北岛，高不止写了一篇这样的小说，而是断断续续写一批，这就是《鱼钓》，《山中》，《钱包》，以及后来的《飞磨》，所谓“海明威似的”说法并不准确，应该说是带一些现代派意味。高晓声一度很喜欢与我聊天，觉得我最能懂他的话，最能明白他的思想，而且愿意听他唠叨。八四年年初，江南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我们去了江阴，躲在一家宾馆里，足足地聊了两天两夜。电网遭到破坏，结果我们用掉了许多红蜡烛。秉烛夜谈的情景让人难忘，那时候，已经五十好几的高正陷入一场意外的爱情之中，谈到忘形之际，竟然很矫情地对我说，现在他最喜欢两个研究生，一个是我，另一个当然是与爱情有关了。那是我印象中，高晓声心态最年轻的时候。忘不了的一个话题，是高晓声一直认为自己即使不写小说，仍然会非常出色。毫无疑问，高晓声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如果认真研究他的小说，不难发现埋藏在小说中的智慧。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从五七年打右派，到二十年复出文坛，他从来没有放弃努力。在“探求者”诸人中，高晓声的学历最高，字也写得最好。他曾在上海的某个大学学过经济，对生物情有独钟，虽然历经艰辛，自信心从来没有打过折扣。落难期间，他研制过“九二0”，并且大获成功，这玩意究竟是农药，还是生物化肥，我至今仍然不明白。高晓声培育过黑木耳和白木耳，据说有很多独到之处，经他指导的几个人后来都发了大财。我不知道高晓声有没有对别人表达过这种观点，那就是文学虽然给他带来了巨大荣誉，可是他一直相信，自己如果不写小说可能会更好。在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大潮的深入，他似乎看到了更多的发财机会，然而，他的年纪和已经获得的文学功名，已经不允许再去冒险。很多人的印象中，高晓声只是一个写农民的乡土作家，是个土老帽，可是大家并不知道，他身上充分集中了苏南人的精明，正是利用这种精明，他轻易敲开了文坛紧闭的大门。关于高晓声的成功秘诀，总能听到两个简单化的推论，这就是被打成了右派，是苦难成全了他，另外，他熟悉农民，因为熟悉，所以就能写好。很显然，高晓声不会真心赞同这种简单观点。某种特定的场合，他或许会这么说，然而只是权宜之计，是蒙那些玩文学评论的书呆子，他知道这绝不是事情的真相。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偏偏高晓声出人头地。写作作为一种专业，自然应该有它的独特性。首先，是写作这种最具体的劳动行为，让作家成为作家。作家如果不写，就什么都不是，千万不要避重就轻，颠倒黑白。在被打成右派以前，高晓声就已经是个作家了，因此真实的答案，是五七年反右剥夺了一个作家的写作权力，不只是剥夺了高晓声，而且凋零了后来那一大批“重放的鲜花”。事实上，新时期文学的初级阶段，真正活跃在文坛上的，还是那些文革后期的笔杆子，这些人中既有初出茅庐的新手，也有重现江湖的旧人。时过境迁，那些充满时代痕迹的文字，都是很好的文学史料，譬如方之，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孜孜不倦地写过一部关于赤脚医生的小说《神草》。把写作形容为一种手艺似乎有些不大恭敬，然而又不得不让人感到尴尬，它确实是真相的一部分。通常认为粉碎四人帮前后的小说泾渭分明，是完全不同质的文学现象，却很少去注意它们的一脉相承。其实文革腔调并不是一刀就能斩断，在前期那些伤痕文学问题小说中，文革遗韵历历可数随处能见。高晓声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一眼就看透了把戏。换句话说，在一开始，文学并不是什么文学，或者不仅仅是文学。文学轰动往往是因为附加了别的东西，高晓声反复强调自己最关心农民的生存状态，关心农民的房子，关心农民能否吃饱，这种关心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就是文学作为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做一些事情。“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文革中作家们很重要的一个罪名，文革已经结束了，人们仍然相信通过小说，能改变民间的疾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晓声身上贴着农民作家的标签，俨然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是他早就在思索究竟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连续两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在当时是非常骄人的成就，面对摄像镜头的采访，在回答为什么要写作的提问时，高晓声嘿嘿笑了两声，带着很严重的常州腔说:“写小说是很好玩的事。”那时候电视采访还很新鲜，我母亲看了电视，既吃惊，又有些生气，说高晓声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十年以后，王朔提到了“玩文学”这样的字眼，正义人士群起围剿，很多人像我母亲一样吃惊和生气。高晓声可不是个油腔滑调的人，他知道如何面对大众，绝不会用一句并非发自心腑的话来哗众取宠。《我的自语打扰了你》最近讨论最多的就是“深入生活”，这又一次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一些人从专业的角度、从个人的文学经历，提出了很多疑虑。他们担心过分的提倡和号召，走向表面化和形式主义。其实这些忧虑是不必要的。文学组织不会鼓励把作家关在斗室里。一般不会这样。事实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文学历练，突破形式上的局限和负面，是每一个作家起码的能力。个人的文学思悟、文学理想总不至于被某种广泛的形式所局限。同样是“深入生活”，同样是到一个地方，不同的作家结出的文学之果完全不同。所以最终还是要看一个人的生命质地。一般意义上的“采风”、“深入生活”都是好事。问题要看谁去做，怎么做，怎么对待。实际上即便不去“深入生活”，也存在怎么消化现实生活和个人心灵世界对接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横亘在每一个写作者面前。如果不是一个文学中人，就很容易简单地认同和追逐现实。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诗人，就会不停地在心里酿造个人和个性，进行这样的一种艺术和思想。这个过程，人和人都不一样。它是由先天的因素、后天的学识、群体的影响、时代的蕴化等等复杂的综合，在一个文学人的内心起到的不可预测、难以感知的作用，是相当晦涩的一个过程。一些具体的操作会采取一个平均数、一些相当通俗的作法，作家可以将其纳入自己全部创造的良性循环当中去。但是这种“深入”如果不能跟个人的阅读结合起来，那也会是很糟糕的。这种外部的热闹，必要和安静的阅读结合一体，要把那种激烈的动感和室内的闲静搭配起来。两方面的比重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出麻烦。说到室内的安静，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独处的能力很重要。看一个人，一个群体，要看他能不能很好地独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能不能待得住，能不能享受一个人的沉静，这往往是判断和衡量其价值的一个方法。平庸总是从喧闹开始的。在发达文明的地区，很多地方大街上的人很少，除非在商业街、在非常热闹的场所。在落后粗陋的地方，哪怕是一个小镇子，街上的人都乌央乌央的。文化素质比较低的群体，人的独处能力一般是比较差的。人文素质较高的地区，大量的人业余时间在做什么？在自己的空间里享受个人的时间、个人的思悟、个人的寂寞，以及他喜欢的艺术。他们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阅读。发达地区普通国民能够做到的事情，有的“作家”却做不到。人缺乏一颗这样的安静心、独处力，怎么能奢望写出独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不重复别人语调的、杰出的文学作品？现在打开一个文学刊物，不要仔细看，不要看它的故事和人物、主题和思想，就是简单地看它的语言层面，就会感到语调都是相似的。连自己的说话方式都没有，个人的语言气质都没有，怎么会是像样的文学作品？无非是从众、盲目、简单的沿袭。他们忙着追逐一个时期的说话方式，连这个层面都打不破。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语言方式，语言的气息。比如说文革时期，到图书馆把那时的文集刊物翻开，那种语言的气息扑面而来。八十年代是一种语调，九十年代、现在，不同时代都各有自己的主语调，还有副语调。一个作家要写出较好的作品，起码要摆脱一个时期的主语调，继而再摆脱一个时期的副语调。主副语调，都与这个时代的文化气质、精神气质合榫配套。这与文学创作极度个人化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每天忙忙碌碌，有多少时间被浪费掉？有多少时间完全可以用来阅读、听音乐，用来感受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伟大思想和艺术？没有，时间很少。我们每天匆匆忙忙，不过是做一些看起来很必要，实际上不做也完全可以的事情。看手机、电视、网络、微信、小报，是这些琐琐碎碎的东西。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些方面，非常可惜。有人谈深入生活的经验，讲自己跟那个地方的人是多么熟悉，自己已经多么平民化，化到了当地人的生活细节里。谈多了就了无新意，好像这是一个太空人一样，第一次接触乡村和某个地方。实际上哪有这么复杂，大家都是半城半乡，生活环境中都是差不多的文化构成。过分强调对生活的熟悉，对现实生活的投入，没有多少意义。相反的却没有谈在这个相对局限的当下生活中，他对迥然不同的奇特之物的感悟和见地。因为他的“深入”是局部的，没有同时展开广泛的阅读和个人极度寂寞的平衡。人只有在阅读中才能打开精神的地平线。越来越封闭于一个生活的角落，越来越封闭甚至拘禁到一种平凡的见识中去。实际上还有更宽阔的原野，但这需要精神的登高才能看到。所以“深入”和阅读，独处，都是为了站在高处，能够极目远望，为了获得开阔的、辽远的气象。康德著名的一句话包含了全部的文学奥秘:我这一生有两个敬畏，一是天上的星空，二是心中的道德律。天上的星空是什么意思？是他似乎感到的宇宙间的秩序和规律，那个无所不在的规定的力量。这个力量有强大的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人天生就有一种良知良能，这就是心中的道德律，实际上也是星空的一部分。所以这两句话实际上在讲同一个问题，一是抬头仰望，二是低头自省，在俯仰间感知伟大的规律和法则。如果现实生活把人导向一个更表面、更狭窄、更简单、更苍白的所谓文学层面，脱离个性的、生命思悟的层面，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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