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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玄,笔名秦情、林漓、林大悲等,中国台湾省高雄人。毕业于中国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二十岁出版*本散文集《莲花开落》,正式走上散文创作的道路。他是台湾作家中*产的一位,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后出版的“菩提”系列,畅销数百万册,被推选为当代*影响力的图书。主要作品集有:《冷月钟笛》《温一壶月光下酒》《鸳鸯香炉》《在梦的远方》《在云上》等。
本书共收录林清玄二十余篇散文,是他写作的新高峰。流畅清新的文笔,表现了醇厚、浪漫的情感,在平易中有着感人的力量。本书以作者自身的体验和思考为依托,展开对当下社会的解剖,紧跟时代步伐,深入浅出,发人深省。我们时常仰望天空,在蓝天白云中悠游;当我们再度低头平视时,一样是面对糟透的世界。我们所经验过的美好事物,其实都被卷存典藏着,一旦打开了,就从记忆中遥不可知的角落飘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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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散文八大作家”之一
林清玄纯真感人的精心之作用一颗宽容静美的心,细细品味生命的真谛切身思考,剖析社会现状深入浅出,紧跟时代步伐作者通过自身的体验和思考,以前卫的观点读佛法,以现代的思维看轮回,以古老的智慧解读环保、企业管理、电影等现代文明的产物,泰然自若地谈论生活、情感、社会,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为读者点亮心灯。严肃,是一种病严肃,真的是一种病,现代人大部分都生了这种病,只是轻重缓急的差别罢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作品以艰涩难读著称,但是他的个性却温和幽默。他的生活明朗、作品沉郁,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特质交集,源于他有一个智障的儿子大江光。大江健三郎在青年时代就把文学作为人生的*个壮志来追求,年轻时就受到日本文坛的注目,没想到三十一岁时生下*个孩子大江光,是一个头盖骨不全的重度智障儿。根据大江健三郎的回忆,大江光是在广岛出生的。当时广岛正在举行反核大游行,健三郎怀着混乱的心情去参加。大会之后,一群原爆牺牲者的亲属,聚集在河边追悼死者,并为死去的人放河灯。他们把死者的名字写在灯笼上,让灯笼随水漂流。怅望河水,被绝望的心情包围的健三郎,也为大江光放了一个河灯,随水流去。他在心里希望,自己的孩子就那样死去。随后不久,大江健三郎去访问原爆医院。院长告诉他,医院里有一些年轻医生,由于触目所见都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病人,自己又不能为病人解除痛苦,终于积郁自杀,因而造成了身受痛苦的病人挣扎求生,身无病痛但过度严肃的医生反而自杀的荒谬情况。大江健三郎听了大有所悟,回东京后立刻请医生为大江光开刀,并立下第二个人生的壮志:与大江光共同活下去。大江光虽是智障儿,又犯有严重的癫痫,但在父母亲细心的照护下,不只心灵澄明无染,还对音乐有超凡的才华。如今大江光出版了两张个人音乐专辑《大江光的音乐》《萨尔斯堡》,引起日本乐坛的震撼,甚至被称为“日本古典乐坛的奇葩”。在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一场演讲会上,他对听众自嘲说:“据说我儿子的音乐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有催眠曲的效果。如果有人听了大江光的音乐还睡不着,就请看我的书吧!”我读了大江健三郎的报道,心里突然浮起“严肃,是一种病”这句话。就像在原爆医院自杀的医生一样,他们的严肃所带来的伤害反而比受辐射的病人严重得多。一个人对待生活过于严肃,甚至可以严重到失去生命的意趣呢!*近在柏林影展获得*女主角奖的喜剧演员萧芳芳,她认为即使*严肃的题材也要有幽默感,她说:“我对喜剧是情有独钟的,因为人生已经够苦了,能够带给别人欢乐,是一件好事。”萧芳芳在实际生活中也饱受打击。她幼年丧父,少女时代经历过不顺利的婚姻,中年罹患了严重耳疾,即便在得奖的时刻还照顾着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虽然生命有这么多的历练,但是由于萧芳芳有幽默感,使她保有充沛的创造力,总是那么可亲、喜悦、优雅,远非只靠美貌的女星可比。当今之世*长寿的人瑞法国女子尚妮·加蒙,*近度过一百二十岁的生日。路透社的记者问她长寿的秘诀,她说:“常保笑容,我认为这是我长寿的要诀,我要在笑中去世,这是我的计划之一。”她对疾病、压力、沮丧有绝佳的抵抗力,对每件事都感兴趣但又不过于热衷,一直到一百二十岁,还保持极佳的幽默感,既乐天,又喜欢开玩笑。她说:“我总共只有一条皱纹,而我就坐在它上面。”“我对凡事都感兴趣。”“上帝已忘了我的存在,他还不急着见我,他知我甚深。”能一直轻松喜乐地活到一百二十岁,真是幸福的事。想一想,有许多人才二十岁就活得很不耐烦了呢!听说日本这几年兴起一种补习班,叫做“微笑补习班”。许多人都缴费去学习微笑,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们早就忘记该怎么欢笑了。微笑还需要补习,其中实有深意,因为微笑人人都会,但许多人都留在“技术层面”,有的是“皮笑肉不笑”,有的是“肉笑心不笑”,如果要“从心笑起”,就需要学习了。想要“从心笑起”,大概要具备几个基本的素质:一是游戏的心情;二是包容的胸怀;三是幽默的态度。没有游戏的心情,就会对苦乐过于执著、对成败过于挂怀,便难以在苦中作乐,品尝生命的真味。没有包容的胸怀,就会思想僵化、不能容纳异见,难以接受批评,把别人视为寇仇,处处设限,也就难以日日欢喜了。没有幽默的态度,就不懂得自嘲,不知甘于平凡,也不会对世事一笑置之,就会常画地自限,想不开了。严肃,真的是一种病,那些外表严肃、内心充满怨恨的人,是生病了。那些以自我为中心、不能轻松的人,是生病了。那些执著于财势名位、不能放下的人,也是生病了。如果严肃真的是一种病,现代人大部分是生病了,只是轻重缓急的不同罢了。我们应该认识这种病,革除这种病,让我们懂得笑、懂得游戏、懂得包容、懂得轻松和幽默。每天早晨,和我们会面的熟人真情一笑,和我们错身而过的陌生人点头微笑,或者,拯救社会就是从这里做起呢!“人生已经够苦了,能够带给别人欢乐,是一件好事。”为别人着想一个人如果真正建立了为别人着想的人生观,就不会逃避人生的责任,不会背弃朋友的信义,不会辜负父母的养育与慈爱。只有这种境界得到提升,才可能有真正的慈悲。有一次到花莲的静思精舍去拜访证严法师。正好是快午餐的时间,我在精舍中随意散步,走到厨房外面,看见一群师姊正蹲在地上拣菜、洗菜。我便加入她们的行列。我虽然是男生,但从小什么苦都吃过,洗菜拣菜实在难不倒我。师姊们微笑地欢迎我,并不因为我是男生或宾客而拒绝我到厨房工作——我就是喜欢寺庙里的这种天真自然、没有客套的作风。与我坐在一起拣菜的师姊是两位老太太,年纪都在六十开外,是儿孙都长大了而自愿到庙里做义工的,因为每到假日,各地到静思精舍“朝圣”的宾客很多,“回娘家”的委员会员也不少,厨房内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一边把腐叶剥除,一边把纤维太粗的菜梗摘去。一位师姊说:“我们一边洗菜,一边把菜折成一段一段的,这样厨房的师姊就不用动菜刀了。”我把菜折成一段一段。另一位师姊说:“你折这样太长了,吃的人要塞进嘴巴不方便哩!应该折成一寸一寸的,这样吃的人才方便。师父说,常常为别人着想,就是慈悲!”我说:“师姊,你真有智慧。”她忙客气地说:“没有,没有,都是师父教的,我以前菜折得比你还长呢!”从此,我每次吃青菜都会想到那两位师姊告诉我的话,想到“常常为别人着想,就是慈悲”。如果洗菜的人为掌厨的人着想,厨师为吃菜的人着想,而吃菜的人可以感恩厨师、洗菜的人,甚至种菜的人,那就会形成一个善的循环,使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态度了。“为别人着想”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事,实现起来却不简单。不要说没有对象时为别人着想,即使是为自己的亲人着想也不容易。像儒家思想里*简单的立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出发点正是从“为亲人着想”,再进一步“为别人着想”。大乘的菩萨思想也是奠基于此。一个人如果不能打破自私的框限,去为别人着想,是永远不可能了解菩萨行的。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如果真正建立了为别人着想的人生观,就不会逃避人生的责任,不会背弃朋友的信义,不会辜负父母的养育与慈爱。只有这种境界得到提升,才可能有真正的慈悲。*近几年,青少年自杀的事件很多,也有许多人留下遗书。我曾再三研读这些青少年的遗书,发现几乎没有一封遗书是曾经感谢父母、师长和朋友的。使我疑惑的是,难道一个人对世界毫无眷恋,到临终之顷,对父母也没有一点遗憾与愧疚吗?我们花费如此大的心血来养育孩子,让他们进*好的学校,有良好的成绩与知能,为什么他们的爱却如此脆弱呢?为什么孩子不能为父母亲友着想呢?要能为别人着想,一定是从生活中培育起来的。一个人如果曾经真正地生活过,知道生活本来就有种种困境与磨难,就会懂得为别人着想。看看我们现今教育中的孩子吧!他们为了升学、为了考上好的学校,几乎完全不管生活的事物。他们只承担成绩的好坏,不必承担生活的责任,几乎个个都成为“当红炸子鸡”,而且是肉鸡做的。一个为成绩而活在世上的孩子,可以想见当他遇见生活的难题,将会是如何无助,就像把肉鸡打开笼子,放弃到野外一样。一个为成绩活在世上的孩子,不会知道一盘菜的完成需要农夫的心血、父母的工作、洗拣和烹煮,也就无法培养出“感恩的心”和“为别人着想的心”。一个为成绩活在世上的孩子,有一天发现真实的生活离不开洗碗、扫地、洗衣服,也离不开上班、听训、升迁无望,甚至离不开失恋、失败、失策等等,或者也会因此而厌弃世界了吧!一个学生的价值一个孩子的好坏与价值并非取决于成绩、特权或家境,因为一个孩子的存在,本身就有独立的、完整的、*珍贵的价值。一位自称平凡的家庭主妇写信给我。她育有一子一女,分别在读国中三年级和国中一年级。她的孩子有一天问她:“为什么功课不好的人就不能和功课好的人一起玩?”她感到锥心之痛。原因是有一次她的儿子到同学家玩,同学的母亲竟当场对孩子说:“你以后不要到我家来玩。”并且转头告诫自己的儿子,“你以后不要和功课不好的同学玩。”因为对方的家长怕自己的孩子和功课不好的同学在一起玩会变坏。这位明理的母亲虽然劝慰她的孩子,心里却非常难过。“功课不好”和“变坏”之间虽然天差地别,却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对孩子衡量的标尺。那不准儿子和成绩不好的同学来往的母亲,只是凸显了那个标尺而已。我很想告诉这个母亲,我从小就是“功课不好”的学生,读的学校往往都是不太高明的私立学校,我有时还是学校的*后一名。我既不是师长眼中的“好学生”,也不是父母眼中的“坏学生”。我的学生时代往往是活在蓝与黑中间的灰色地带,但我从未对自己的价值怀疑。也许我不是一个好的例子,那么来看看新当选的“台湾省长”宋楚瑜吧!宋先生自谓在高中以前是成绩不佳的,由于不知道自己的特长在文史而选择读了理工科,结果不管多么努力,成绩总是不好,毕业时连大学都没考上。后来遇到一位家教,发现他的兴趣特长在文史,向宋父建议让他改读文史,从此平步青云,读到博士学位,还当了省长。有时我会想:宋“省长”当年是不是也会因为成绩不好,遭到同学母亲的白眼呢?果真如此,那个母亲如今一定感到遗憾。竞选台北市“市长”失利的黄大洲,高中以前的成绩也不怎么样,大学*年也没考上,重考才上了台大农学院,后来进了康乃尔大学读到博士学位。虽然这次选举失败,他的求学奋斗过程还是很感人的。因此,什么是“好学生”,什么是“坏学生”呢?有的人在小学是好学生,到了中学可能变成坏学生;也有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坏学生,到社会却成为“好公民”;还有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到博士,被公认为“好学生”的,后来贪污腐败,无所不为,甚至被关进牢里的。如果以一时一地成绩的好坏来作为评断的标准,是无法真正评估学生的好坏的。过早品评学生的好坏,也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做法。不只是成绩好坏的评断标准,这位忧心的妈妈还谈了两个真实存在的现象:一是全省几乎每个国中都有“特权班”,每年级都有三五个班是地方名流政要与学校教职员子弟编成的班级,由学校教务处特别安排一流的导师,主科权威、副科权威负责功课。使得一般百姓的孩子无法在相等的立足点上竞争。二是现在学校里有很多老师非常爱钱,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她认识的一个老师,开学时拿着点名簿,向学生一个一个问家长的职业,凡是办厂、公司、商店等家境不错的学生,就在姓名上打钩,凡是工人、农民子弟等家境差的,就在名字上打叉。然后,这位老师就常常到家境好的学生家里作“家庭访问”,隔几天就来卖一斤数千元的茶叶,过几天又来拉保险,再过几天又来卖维他命、化妆品等直销公司的东西。至于家境差的学生,老师两年内没有打过一次电话,更别说家庭访问了。原来,一个学生的价值不只是由成绩来评定,也可以由“家境”来评定的。比较反讽的是,那些排斥成绩不好的孩子母亲,往往自己读书时也没有什么好成绩;那些以“家境”好坏来评定一个学生价值的老师,往往一生都不会有好家境。那么,我们要如何去看待他们的价值呢?我们当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好成绩,希望他们读“特权班”,希望自己有好家境以供老师的需索,但是往往不能如愿。不过也没有关系,一个孩子的好坏与价值并非取决于成绩、特权或家境,因为一个孩子的存在,本身就有独立的、完整的、*珍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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