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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鲁古雅风情》推荐:敖鲁古雅的鄂温克族是中国*后一个狩猎部落，是中国**饲养驯鹿的少数民族。《敖鲁古雅风情》生动的展现了鄂温克猎民生产生活的场景，再现了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鄂温克猎民勤劳、善良、纯朴的性格和勇敢、奔放、热情的品质，向人们讲述了*后的狩猎部落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
前不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东生写信来，说要再版我八十年代初写的一本小册子《敖鲁古雅风情》，征求我的意见。说来也巧，也就是半年前，以创作演唱“吉祥三宝”而一炮走红全国的鄂温克旗歌手布仁巴雅尔，也曾给我来信，说他到敖鲁古雅采风，想创作一台反映鄂温克猎民生产生活的歌舞，在查找有关参考资料时得知我曾经写过一本专门介绍鄂温克猎民风土人情的书，可他在内蒙古四处寻找都未如愿，最后还是在国家图书馆的版本库中找到一本样书，他说这是他见到的迄今为止介绍鄂温克猎民情况最翔实的资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建议能再版重印。说真的，三十年前的一本很不起眼的小书，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淡忘。不过，他们的提议倒勾起我一段难忘的回忆。那是一九八一年的秋天，我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做记者。那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刚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到处生机盎然。为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和了解民族地区的工作，搞清全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的现状，我接受了关于鄂温克猎民情况的调研任务。鄂温克猎民是鄂温克族的一部分，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处，以狞猎和饲养驯鹿为生，总共只有一百多人。解放以后政府专门成立了敖鲁古雅鄂温克自治乡，隶属于呼伦贝尔盟的额尔古纳左旗。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从呼和浩特到那里，要坐火车绕道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天后在大兴安岭上的牙克石换乘森林小火车，又要足足一天的时间才可到达。九月初正是大兴安岭最好的季节，猎民们都进山放鹿采秋去了，乡政府所在地的敖鲁古雅定居点静悄悄的看不到人。乡里两位乡长亲自出马带我们进了密林深处的狞猎点。常年居住生活在深山老林的鄂温克猎民十分好客，只要山外来一个客人，就成了山林里的大新闻，散居在四处狞猎点上的猎民都会聚集在一起欢迎客人。进了山自然就要和猎民们同吃同住，当然也少不了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但更多的时间是跟猎民们交流，听他们介绍情况。几天下来，我们和猎民们便打得火热，他们有什么心窝子里的话都愿意往外掏。从鄂温克民族的历史讲到大兴安岭的风物，从当时的生产生活讲到对未来的希望憧憬，从风俗习惯讲到衣食住行……凡是能想到的几乎无所不及无所不谈。我把采访来的主要素材，写成一组反映敖鲁古雅猎民生产生活现状的调查报告刊登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受到有关方面和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的重视，猎民们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很快便得到解决。而采访中的一些“边角下料”则加工成十几篇小文章，陆续发表在一些报刊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黄彦看到这些文章说有点意思，后来经他提议，就汇集在一起冠以《敖鲁古雅风情》的书名出版了。在敖鲁古雅的时间短暂，但那里迷人的森林风光，奇特的民族风俗，特别是那些纯朴可爱的鄂温克猎民让人难以忘怀。好几位鄂温克青年后来都成了我们要好的朋友。副乡长海青和果士克，他们都有机会出门，每次到呼和浩特开会办事，免不了要带些森林里的土特产，当然也免不了到我家里喝上一杯。可惜的是，后来听说果士克得了急病，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果士克是鄂温克猎民中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于长春汽车学院，本来可以留在大城市工作，可他怀着一腔建设家乡，振兴民族的热情和理想回到了敖鲁古雅。在我的印象中果士克是一个充满激情、十分聪明的年轻人，他本来可以为家乡的发展，为鄂温克民族的振兴贡献他的才华和智慧，无奈英年早逝，真是令人惋惜。还有一件令人惋惜和难过的事。我在书中专门写到一位很有绘画天赋的小姑娘柳芭。在我们离开敖鲁古雅的第二年，柳芭被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录取。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的一家出版社做美术编辑。记得我在呼和浩特工作的时候还见过她，正是花季时节的姑娘，对未来对艺术充满憧憬和希望。只是感到对城市生活依然不很习惯。前几年，偶然从新闻媒体得知，柳芭后来还是又回到了她所熟悉钟爱的家乡，在一次野外写生时不慎落入贝尔茨河而遇难了。又是英年早逝，一位很有前途的青年，还没来得及充分施展，她的艺术才华连同她心中的理想就被贝尔茨河的激流冲走了。真是人生的不幸，当然也是鄂温克民族的不幸。敖鲁古雅是一座人文资源的宝库，吸引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去采风，深入生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鄂温克族青年作家乌热尔图，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以敖鲁古雅为创作题材的短篇小说《森林里的歌声》引起文坛的震动，以后便一发不可收，八十年代初连着发表了同一题材的系列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等，夺得了短篇小说奖“三连冠”。这在新时期文坛是很少有的。那几年，只要看到乌热尔图的小说，我便要一口气读完。从那些极富特色的文字中寻找鄂温克猎民的心路历程。两年前，中国作协邀我到浙江乌镇颁发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有著名女作家迟子建写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夜里我翻开作品发现，“右岸”所写的正是敖鲁古雅鄂温克部落。作品中的景物是那么熟悉，作品中的人物似曾相识，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又似曾在我头脑中盘萦。只是作家可以捅破的那一层纸我们没有能力去捅破。总之，这些年凡是来自敖鲁古雅的信息，凡是与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有关的事情，就格外能引起我的兴趣，引起我的关注。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缘分和情感吧。听呼伦贝尔来的人说，今天的敖鲁古雅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三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猎民们依然要饲养驯鹿，夏秋季节依然要到山林里生活，但他们的定居点已搬到条件很好的根河市郊。政府为他们盖起了设施齐备的新房，孩子们可以免费到市里的学校读书，猎民们有了病可以在城市医院就医。三十年前写的东西，只能记述当时的状况，反映当时的现实，书中的思想观点当然也带着当时的局限和印痕。此次再版除校正一些错字漏字和文不达意的词字外，完全保留了原貌。正如褪色泛黄的老照片是岁月留下的真实影像，刻意去翻新上色就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历史留下来的东西自然不必再去精心修饰、随意装扮。热忱地欢迎读者对三十年前的这些粗浅的文字提出批评。感谢当年同我一起去采访的杨慎和、方正和王平同志。刘云山二○一○年元月北京
出发前，我把能够找到的有关鄂温克民族的资料，全部翻阅了一遍，对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人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鄂温克民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全国只有一万多人。“鄂温克”一语译成汉语意思是“住在大山林里的人”。历史上鄂温克人一直游猎在外兴安岭和大兴安岭之间的广大地区。史料记载，距今二百六十年前，鄂温克的祖先就曾经在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苔藓地区游猎生存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们游动到了黑龙江支流阿玛扎尔河一带。由于沙俄侵略军的抢掠侵扰，他们被迫南移，渡过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进人大兴安岭，栖息于现在的狩猎区。后来，一部分走出森林，来到大兴安岭西侧的呼伦贝尔草原从事畜牧业；一部分进入岭南一带较温暖的嫩江平原，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则仍留在莽莽森林，从事狩猎生产。由于人口稀少，分布地域很广，加上长期相互隔绝，生活在不同地区的鄂温克人社会形态差异很大。其他地区的鄂温克人早就进入封建社会，而游猎在大兴安岭的鄂温克人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在这里，母权制时期的氏族公社组织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家庭公社依然存在。这种家庭公社组织，鄂温克人叫做“乌力楞”，在乌力楞内部由有威望的老人担任家族长，家族长和其他成员平等相处，没有等级。乌力楞内部是公有制，生产工具为共同所有，产品平均分配。整个鄂温克内部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居住在敖鲁古雅一带的鄂温克猎民虽然只有一百七十多人，但他们游猎生息的地方却相当辽阔，从北纬五十一度以北到五十三度半以南，从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以西到一百二十度以东，大兴安岭几千平方公里苍莽浩阔的林海，都是他们张弓射兽的猎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他们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遭受过极为深重的苦难。沙俄侵略者杀戮残害过他们，日本侵略军诱骗掠夺过他们，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奸商压迫盘剥过他们，加上风雪严寒和凶禽猛兽的袭扰，使这个生长在山林中的弱小民族，长期挣扎在困苦、疾病和死亡线上。有位文学工作者曾十分形象地说:那时的鄂温克人像是一只濒于覆亡的残破不堪的小舟，漂荡在茫茫无边的林海。解放后，党和政府派工作组来到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他们翻山越岭，从深山老林把鄂温克猎民接下山来，以后又派来医疗队为他们根治了危及民族生存的结核病。同时，建立了定居点，成立了鄂温克族自治乡。鄂温克猎民从此当家做了主人，获得了新生。读着这些文字，像是翻着一页页风暴呼啸和烽火弥漫的历史，更加牵动了去敖鲁古雅的急切心情。恨不得马上踏进这片神奇的土地，踏着鄂温克人从苦难走向幸福岁月的足印，同鄂温克的父老乡亲，共同领略沐浴新生活光辉的无限喜悦。八月三十一日，我们告别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踏上去往大兴安岭山林中的敖鲁古雅鄂温克自治乡的旅程。同行者有摄影记者小杨和画报社摄影记者小方。通往敖鲁古雅的旅程是遥远的，辗转北京，齐齐哈尔，牙克石，途中整整消磨了五个昼夜。这期间，我无时不在乘着想象的翅膀，飞临那传奇的千里林海，神游于兽啸禽鸣之乡。小杨和小方也是第一次到大森林里的鄂温克猎乡采访，同样奇想萦怀。我们每每坐在一起，共同揣度着猎村的风貌。小杨说:听说猎民住的是能流动的帐篷房，那猎村呀，兴许和点缀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蒙古包和草原浩特差不多。小方说:谁说猎民住的是帐篷房？人家早就住在定居的房子里了；既然是一个村庄，又都住进房子，那一定和土默川和河套平原上那散落着土坯房的村子不会两样！我则认为，既是猎民村，就不会像牧区的浩特，也不会像农区的村庄，也许是既有牧区风貌又有农区特点的综合式的风格。然而，我马上又否定了这种猜想，因为我知道鄂温克猎民是五十年代才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定居的，敖鲁古雅猎村则是一九六七年才在野兽出没的荒山野林中兴建起来的，怎么能和发展了几千年的农村牧区相比呢？九月四日，慢得和牛车差不了多少的森林火车，终于停在了牙林线的终点——满归。站台上，一辆墨绿色的北京-212型吉普车等着我们，这是国家为接送猎民上山下山和外出上下火车专门给敖鲁古雅乡拨来的。我们乘坐的吉普车一离开站台，很快就钻进了莽莽苍苍的森林，沿着贝尔茨河左岸弯弯曲曲的沙石公路奔驰。来接我们的副乡长那德那是一位热情似火的蒙古族青年干部，他很理解客人的心情，一上车便像拉家常一样谈起“敖鲁古雅”的由来。“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译成汉语的意思是“一只靴子”。传说在很早以前，一位青年猎手到这里打猎，碰上一头雄壮的银腿犴，青年猎手紧追在银腿犴后面，连着放了十来枪也没打中。等到太阳落山之后，犴钻进一片樟松林不见了。又累又饿的青年猎人坐在地上休息时，才发现自己右脚的鹿皮靴不见了。从那以后，青年猎人整整半年没打到一只野兽。后来有人对他说，那次你碰到的是犴仙，不该开枪，你脚上的靴子就是犴仙弄走了，你还是应该再做一只靴子送到樟松林表示“歉意”，以换回狩猎的好运。青年猎人照着办了，从此，他每次出猎都不再空回。往后猎人们成了习惯，每年都要缝制一只精美的鹿皮靴丢到那里，时间久了，人们就把这里叫做“敖鲁古雅”。自然，这是个神话，但却真实地反映了鄂温克人同狩猎生活相依为命的关系。“到了！”正当我们听得入神，司机同志扭过头来对我们说。透过公路边上一片稀疏的白桦，猎村敖鲁古雅展现在我们眼前。村子掩映在葱茏茂密的白桦和松树林中，贝尔茨河像一条银练翻着浪花从林边流过，远远就可以听到激流拍岸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音。猎村虽然不大，但村子中间却有一条宽广整洁的街道。左边是供销社，粮站，医院，邮电所，一色砖瓦结构的新式建筑，门面还抹上米黄色、淡蓝色的水泥，同四面的森林映衬在一起，显得格外协调，俨然是一幅美丽的画图。甚至有点异国情调，既像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林区风光，又有点法国巴比松画派作品的韵味。然而，它却真真切切是鄂温克猎乡的风格，是我们神奇国土上的景物。街道右边是猎民们十分奇特的住房。这房子不仅门窗房梁是木头的，连墙壁、房顶都是木头的，墙壁全是一样粗的松树杆一根挨一根垒起，房顶盖的是木板做成的“瓦条”。这种从头到脚都是木头的房子，猎民们叫做“木刻楞”。“木刻楞”是就地取材，建起来方便，但经不起大兴安岭常年风霜雨雪的侵蚀，寿命不会很长。村子东头有四栋新盖的红砖红瓦房，这是今年国家拨款为猎民修建的新居。去年自治区民委的一位领导同志到这里来调查情况，看到猎民们的“木刻楞”修建多年已经破旧，而随着人口的增加，过去的房子已经不够用了。因而回去以后，建议拨来了专款，为猎民修建住房，准备在三年内使猎民们全部住进新居。新建的住房都是一进三开，有卧室，厨房，客厅，里边有地板，暖炕，火墙，还配置了写字台，碗橱等，设备齐全。村子中间有一座圆顶建筑，那是猎民俱乐部，可容纳四五百人，就是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冬，猎民们也可坐在温暖如春的俱乐部里看到电影和各种文艺演出。这是在附近森林里修铁路的铁道兵义务为猎民们修建的，上边还工工整整写着“爱民宫”三个大字。村子北边是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和设施齐全的猎民子弟学校。在村子里散步，不时可以听到猎民子弟那清脆甜美的歌声。隆隆的机器声则是从东北角一片松林中传出来的，那里是去年才兴建的木材加工厂，这是猎民们为了改变单一的狩猎经济，从当地实际出发，在附近森林工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工厂主要是利用原始森林中将要腐烂掉的站杆倒木，加工成建筑需要的材料。去年一年这个小工厂就为猎民们增加了十万元的收入。九月，虽不是狩猎黄金季节，可这个时期猎民大都进山，放养驯鹿，采集野果、蘑菇、木耳等山货。因此，村子几乎没有闲人，猎村显得十分宁静，偶尔可以看到体魄健壮的老人领着刚刚学步的儿童悠闲地漫步街头。在松风氤氲中，在夕阳辉映里，置身于林海深处的猎村，对于我们这些从繁华喧闹的城市里来的人，简直像一下步入了仙境！P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