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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青桐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文化研究学者
20世纪70年代生人。
1995年起从事媒体工作，先后任记者、编辑和主编；
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等知名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影响广泛。
曾出版文化专著《江湖有酒庙堂有梦——华夏故国知识人的性情与命运》等。
曾在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从事专题采访及访学研究。
《越过重洋越过山》是媒体人/文化研究学者谢青桐潜心十年的都市追踪录。
●他写新潮的广西青年，在纽约开出租讨生活，他早已离不开纽约的一切，但车载音乐是邓丽君；
●他写省吃俭用送孩子出国留学的母亲，如何用六只咸鸭蛋，把当年踌躇满志的青年变成了粉刷后院的匠人；
●他写因意外匆匆相遇又20年不见的北大校友，一个在江南的乌篷船里失掉青春的狂想，一个在中东的边境直面生命的劫难，直至20年后，两人在暴雪的北京因意外又重逢；
●还有因绿卡而错失父亲*后一面的酒庄主人、故园永沉江底的老三峡人、以远走他乡兑换自由与爱的哲学青年……
从北京到纽约，从淮安到墨尔本，从深圳到巴黎，从太原到纳帕谷，从广州到弗莱堡……
在西式建筑群组成的都市街区里，总有人一次又一次向故土索要安慰。
作者谢青桐以文学化的记述方式，书写脱离母语的孤岛人生，铺陈出平凡但不平庸的故事、普通却不失光芒的人物，他们翻山越岭，跨渡重洋，经历脱胎换骨般的精神重塑，在孤独和隔阂中，寻找身份认同。
越过重洋越过山-编辑推荐
十个不敢追问后来的故事，有人会意一笑，有人红了眼眶。
资深媒体人/文化研究学者谢青桐，十余年潜心深入，书写脱离母语的孤岛人生！
他们意气风发地走进新世界，寻找居所、创造价值、获得身份，会被迫偷生，但绝不苟且。在融入异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做出确定的选择，却总得到暧昧的回应。翻山越岭，跨渡重洋，他们一路追寻着在新土地获得归属，却一次又一次向故土索要安慰。
故事发生在大洋彼岸，却直击人心，让此岸的我们感同身受。
故事里的人，和你很像，奋斗，煎熬，自我怀疑，又信誓旦旦。
故事的结局，其实并不坏，但在大城市漂泊过的人，会有点难过。
写给在异地寻找理想家园和精神世界的人。
越过重洋越过山-自序
《母语》
纵使科迪勒拉山系绵延壮美，阿尔卑斯雪山宛如童话，看到她们时，只有感动，没有激动，没有看到黄山和泰山时的激动，因为身心的根系扎于此土非彼土。这种感言决不矫情，也不虚伪。倚在黄山的苍松下，你闭目冥想的是云海中的诗行，你不会在云海中迷失，你记得山下的方向，哪里是宣州纸，哪里是绩溪砚，兴安江的竹筏如何顺流直下，湿润的晨雾里能隐约分辨徽州商人昔日远行的古道。你和你儿时的伙伴坐在山涧的凉亭里，谈妙笔生花，饮毛峰新茶。很多年来，这幅画卷一直被我携带到所有的地方，即使画轴是那样沉重，也被我卷在随身的包里，害怕在任何时刻丢失。
有一次在旧金山市区拦了辆出租车到硅谷去会朋友。刚上车时觉得那司机英语的欧域口音很重，但猜不出是哪里人。偶然注意到一个细节，他脖子上挂的银坠上刻着“佛罗伦萨”的字母，有米开朗琪罗雕塑的图案。他打开车上的ＣＤ播放机，一路上，意大利歌剧不绝于耳，一曲接着一曲。他似乎有些歉意地看着我，笑着问我是不是不喜欢听。谈话间，知道他确实是意大利人，而且来自佛罗伦萨。我们攀谈得极其愉快，当得知我在那以前曾经访问过他的家乡时，他一把握住我的手，询问我对佛罗伦萨的种种印象。到达目的地时，他从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一小瓶葡萄酒送我，并又一次握紧我的手说:“记住，伙计，意大利的葡萄酒比法国的好。”自２０多岁移民美国，３０年过去了，他对自己是意大利人的认同远远超过是美国人的认同，他说他睡梦里最多的场景总是祖父的葡萄园。
我又想起那个来中国教书的西班牙朋友贡扎勒，他大约15岁时离开西班牙去挪威念高中，然后又到英国伦敦读大学和工作，他生命中成长的最关键的年月是在盎格鲁撒格逊和日耳曼文化中度过的。也许你会认为，这个年轻人将会是全球化时代的“新新人类”，可他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他是西班牙人。无论身在哪里，他都始终捍卫着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的信念。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无论经历多少种文化的交相感染，他的性格、信念、风范、气息始终和佛朗明戈舞的热情、欢跃、血性一脉相连的。
在世界上许多大城市，那些多种文化大融合的多元化地区，依然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文化圈的居民自然形成的独立居住社区，中国城、希腊村、德国社区、印度社区、阿拉伯区、泰国街、西班牙镇，在各自的社区里，可以买到来自母语国的许多食品和工艺品，一些传统习俗与风尚也在这里得以沿袭。日本人可以在他们社区附近的日本餐馆里吃到地道的寿司，墙上的富士山和樱花壁画、侍者穿的和服以及日式的座位包厢，都让你误以为身处东京的某个餐厅。中国人可以在春节时到中国城观看腾龙舞狮的喧闹盛景和高悬的红灯笼，中秋临近时月饼的香味也一样飘满了唐人街。在异乡的天宇下，在西式建筑群组成的都市街区里，那些精心保留的东方节目很像文化孤岛上的自娱自乐的仪式，有些寂寥，有些尴尬，但它们存在着，勾起对故乡的回忆，对母语的怀念。
每当我看到那样的情景时，总是深深地意识到，其实乡愁是何等的辛酸啊。我也由此断定，一个在母语文化中有过童年和青少年记忆的人，其实是一辈子也融入不了另一种文化的。无论你的外语操练得多么纯熟，都一定难以摆脱不能用母语书写和对话的那种异质感，你的一生都无法彻底从灵魂深处完成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改造，这是所有第一代移民的悲凉宿命。你可能接受移民国文化中的某些生活的方式、手段，但你的心灵早已从一而终地皈依了你的母语国，或者说那个被称为祖国的地方。
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这样表述:“移民是很奇怪的，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世界各地的移民都是变形的，不快乐的人群，因为他们爱着自己的祖国，却又气恼于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爱着新国家，但却无法融入到新国家中去。所以移民永远都是处于祖国和新国家之间，而我们的希伯来文学差不多也是一宗移民文学，里面的人们对自己的祖国总是有着爱恨交织的情感。”
祖国是关于土地、民族、人民、优秀文化、优良传统、光荣历史的抽象概念，这与政权、统治者、时代都无关。一个流亡者，有可能逃离一个政权，但他一生都注定无法逃离母语和祖国。波兰电影大师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流亡法国数年，他的作品里终究是挥之不去的波兰记忆，在《薇洛妮卡的双重生命》中，他相信，如果法国有一个少女薇洛妮卡，那么他的波兰祖国就一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少女薇洛妮卡，一个人的心跳感应着另一个人的心跳。我想，这个薇洛妮卡其实就是基斯洛夫斯基本人，他似乎想表达，法国的基斯洛夫斯基只是波兰的基斯洛夫斯基的一件复制品。是的，在《三色·白色》中，那个理发师卡洛哪怕是躲在货运箱里偷渡也要重回故土，当巴黎生活没有给他提供尊严，当平等愿望变得渺茫，他重返母语国的过程就是重新找回生命伦理的过程。卡洛回去了，基斯洛夫斯基至死也没有回去，可他钟爱的那个钢琴诗人肖邦的乐曲与他生死相随，回响在他的作品和人生中。一个是一生用音乐细细温习他的波兰祖国的男人，一个是一生用为数不多的却精雕细琢的电影诘问自由伦理的流亡艺术家，他们消逝在各自的命运里。在吹拂过巴利阿里群岛古老修道院的海风中，这两个波兰人的杰作分别以音乐语言和电影语言嵌刻在共同的母语范本中。
一切的文化亲情都在你18岁以前与你绑定了，文化亲情与日后的价值观和信仰无关，文化亲情只和母语关联，只和童年、故乡关联。从你在护城河边高大的桑树上采下第一颗桑葚的那天起，从你聆听祖父讲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在天寒微雪的黄昏“旗亭画壁”的故事的那天起，从你在杭州的九溪烟树那片寂静的山林里品饮龙井茶的那时起，母语将永远跟随着你，唤起你“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意境，提醒你“吾日三省吾身”、“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准则。你光阴的日历将始终在对过年的指望中翻过。年是什么？是除怪兽的勇士吗？不，是一辈子的梦！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这种简单、纯真的季节轮回中，你不会担心因远离文化亲情而失语，你与母语朝夕相伴。
越过重洋越过山-精彩书摘
《来时路上有松菊》
阿尔贝·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说，当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
加缪在47岁时死于车祸，是意外，还是一场由荒诞感引发的蓄谋已久的对肉身的自我裁决，没有人可以妄作判断。但是这个法兰西的存在主义者一生都没有有过萨特那种从绝望路途上重获希望的自由与兴奋。
萨特用自由抵抗笼罩世界的浓重的荒诞。加缪的世界里只有西绪福斯把一块巨石不断推上山顶，而神却故意不停地将巨石从山顶滚落下来。我们有理由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这是一种无法描述的酷刑，用尽全部心力而一无所成。
如果人生注定是这样一场酷刑，那就会推导出这样一种结论:生意味着不能自由，死意味着不能永恒。在西绪福斯永无休止、周而复始的搬石头的神话里，一切意义都被抽剥了。
究竟是加缪解构了荷马史诗的意义，抽剥了生命无限美好的意义，还是历史的盲目乐观和自欺欺人赋予了我们太多的虚情假意呢？
一
这是2014年二月初春的一个上午，北京某报的记者廷木散步到北海看雪景，穿过积雪的松柏，廷木看到一条偏僻的小径上，一个穿粉红色花棉袄的姑娘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一个英语单词:Ephemeral。这是从希腊语中演化而来的一个词:生命短促的。
廷木的脑海中是对那个姑娘挥之不去的想象，似曾相识的熟悉让廷木恐惧，廷木穿越人群和地铁，费尽心机去清理记忆深处的斑斑锈迹。
当天下午，在后海的一家酒吧的角落里，廷木再次瞥见她独来独往的身影，她的手指还在积满冰花的窗玻璃上划着什么。廷木迟久地偷窥这个女人时，发现她其实并不年轻了，只是那件粉色花袄把她包裹得酷似少女。廷木粗鲁的打量惊动她了，她用目光迎接廷木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惊讶万分。
相视很久，搜索记忆的过程仿佛历经百年。她似乎认出了廷木，主动站起来走向他。她说了一声“你好”，略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居然成为廷木打开锈锁的钥匙。
20多年，廷木和她不敢相信这样的重逢。因为20多年间，死灭的记忆实在太多。
那时候还是1992年，她叫舒兰，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那会儿舒兰年轻，身体好，每天早上吃五个馒头。她从不担心自己变成胖姑娘，也从不害怕会没有男孩子喜欢。虽然自小生活在南方，可舒兰喜欢北方的冬天。下雪的时候，她在校门口昏黄的灯光下专注地欣赏那些转来转去的雪花，她一向觉得能这样看雪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那些年里，学校南门口的门卫都认识舒兰，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在雪天坐在路灯下的女学生。
廷木现在怎么也不能清晰地记起舒兰少女时的样子，但廷木能记住那个春天，永不再来的春天。那时候廷木的眼睛黑里透着蓝色，头发有点卷曲，虽然廷木的祖先里没有异族血统。
舒兰那天乘公共汽车去国家图书馆，有青春期贫血症的她，在车上久站时就感觉身体不适。车到紫竹院公园，舒兰刚下车，没走几步，突然昏厥过去，仿佛死去，感到沉闷的肉身坠向无底的深渊，可灵魂轻盈无比。起初还能听到声音的喧哗，接着一切都归于沉寂，静悄悄的，恰似那些路灯下雪花飘洒的夜晚和黄昏。醒来时，一个陌生的男生站在舒兰的病床前。舒兰不知道廷木是怎么把她从紫竹院弄到医院的。
廷木告诉舒兰，当时他也乘同一趟车去国家图书馆，还掉那些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借阅的书籍。下车后，见舒兰猛然晕倒在地，赶紧求助路边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将舒兰平放在卖冰棍的车上。廷木不会蹬三轮，老太太蹬着车直往医院跑，廷木在车后面追着。
那老太太的冰棍呢？不记得了，准是化作一堆水了。见舒兰苏醒过来，廷木回了学校。那以后他又探望过她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六月中旬，廷木从医院的过道上匆忙走来，敲了几下舒兰病房的门，舒兰打开门，拉开外面白色的门帘，脸色依然苍白，头发有些凌乱，舒兰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廷木。
那是舒兰最后一次见到廷木。廷木一只手提着一袋草莓，另一只手上是装满煮鸡蛋的尼龙包。舒兰告诉廷木，输了几次液就感觉到元气恢复了，那普通话里略带浙江口音。廷木能辨别出来，因为廷木的外婆是绍兴人。
舒兰半低着头，用羞怯的余光把廷木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先看到廷木晒得发黑的脸庞，然后发现廷木手中提的水果和鸡蛋，最后才注意到廷木胸前北京大学的校徽。廷木嘱咐了舒兰注意健康不要劳累之类的话，然后走了。廷木的背影消失的时候，舒兰的心里涌动着好一阵难受。她攥着他留下的写着北大地址的字条，才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同校同届，都将在今年夏天毕业离校。她的目光越过医院长廊上穿梭的人流。廷木径直往前走，没有留心舒兰久远的目送。舒兰打开了窗户，从窗口能远远看到医院的大门，可实在太远了，怎么也看不清楚，一棵丁香树还遮住了视线。
二
1992年夏天，廷木结束了四年的大学学业。毕业后，廷木被分配到家乡南京，先在工业局当局长秘书。
说是局长秘书，可到局里报到的那天，局长告诉廷木，他必须先到下属的机床厂下基层锻炼一年。大学时代充满幻想的日子戛然而止，万事万物归于现实的真相。那年秋天，廷木开始了工厂生涯，在总装车间上三班。
那会儿，廷木并不知道舒兰已经被分配回杭州的一所大专院校任大学英语教师。有一次廷木去看望绍兴的外婆，从杭州经过。住在杭州的一家旅馆里，一连好几天，终日流连西湖的秀色。
廷木一个人。一个人，在苏堤，在灵隐寺。那时候杭州还很安宁，廷木活得像隐士。中秋的丹桂弥散出大片大片的芳香，廷木呼吸着那种气息，躺在船头，在晌午的秋光里昏昏欲睡。在绍兴乡下，廷木耐心地向外婆学着茴香豆的四种做法。
乡民们都知道廷木是从北大毕业的，投来艳羡的目光。廷木缄默无语，他学会了划一手好乌篷船，练就了结实的肌肉。有一次喝了青梅黄酒，廷木划着船钻进一个桥洞，桥边一个戏班子正忙着为第二天的社戏走台，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楼台相会，生离死别，廷木也跑上台去吼几句，然后哭得死去活来。戏班子的演员们诧异地看着廷木，晚上廷木和他们继续狂饮绍兴的女儿红，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廷木在那家机械厂干满一年，调到工业局，后来又跳槽到南京一家报社工作。他希望离自己的中文专业更近一点，但他心里，其实更思念他读书的北京。
那两年，廷木和我成了新闻界的同行。有一段时间一块合作编撰迎接香港回归的专题宣传册，我们在一起喝酒时才知道我们原来有共同的祖籍江苏丹徒。我听说过廷木的祖父，乡邻们提起他时都敬佩不已。廷木的爷爷在民国年间是丹徒有名的乡绅财主，知书达礼，为人忠厚，家境富有，却绝非为富不仁之辈。一生救济穷人，善行累累，在镇江创办了火柴厂，赚的钱就开了家诊所，聘请了一个学过医的德国传教士来行医治病。老人青年时代在北平念书，赶上五四运动，后来回到家乡，与故土相守一生。廷木闻此仿佛他乡遇故知，惊喜我对他的家史如此清楚。那以后，我们成为莫逆之交，兄弟相待，无话不说，并相约有朝一日共游家乡的湖光山色。
几年后，廷木考到北京的一所二流大学读硕士。廷木没有再去北大，不愿向别人提起他是从北大毕业的，甚至乘车也不愿经过母校门前。北京物是人非了，楼宇林立，道路飞旋，人流如蚁，车流如蝗。北京的繁花似锦那么快就把他们上学时的痕迹一笔勾销。廷木在这里读书、谋生、与人打交道，尽量不去想他曾引以为豪的大学时光，也不想在南京那几年的潦倒旧事。
那个充斥着朦胧诗、强国梦、同学情的80年代的北京中关村已永不再来。廷木沉默着，一边在那所二流大学读书，一边在一家报社找了一份工作。廷木在什刹海的旧胡同里租了一套房子，在老北京散步成为廷木生活习性的一部分，到三里屯或者后海喝酒成为廷木生活的另一部分。
他熟悉北京城的一草一木、街道地名，朝阳门内大街有多长，知春里有几个小书店，地坛里的百年松柏和景山的有何区别，全都记下了。晚上，经常摸着黑，沿着什刹海急行军，走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到了胡同深处的小吃。杏仁茶又热又稠，褡裢火烧酥脆鲜香，驴打滚、豌豆黄、豉汁应有尽有，小吃不小，样样本色。现在爱吃洋快餐的孩子们不懂，小吃可比肯德基好吃多了，那是北京的滋味。那些读《哈利·波特》的时尚小孩不读老舍，所以他们不知道北京有多美。廷木深爱北京的一切，老北京的丝丝缕缕、点点滴滴，一段京胡弦语，一壶茉莉花茶，全都被他悉心收藏了。
三
1992年，舒兰从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杭州的一所大学担任英语公共课教师。一个深秋，舒兰到当地的浙江大学参加一个国际语言教育学术交流活动，在活动现场偶遇来杭州任教的外籍教师罗伯特。他刚从美国来中国，想到周边城市旅行，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一个向导兼翻译，见舒兰学养好、知识面宽、英文熟练，就邀请舒兰做他的陪同。舒兰答应了。
几年之后，1995年，罗伯特为舒兰创造了去美国学习交流的机会，赴美后不久，舒兰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中年独身男人罗伯特。很多年以后舒兰都无法从心底卸去对罗伯特深深的愧疚，这场为了绿卡的婚姻和对一个无辜的美国男人的利用成为舒兰一直心有余悸的道德污点，这和舒兰童年的家庭教育、做人修养大相径庭。舒兰一遍遍设法原谅自己，因为那时候舒兰太虚弱了，太需要有一个合法身份在美国活下去。
舒兰先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大学读书。那时候，舒兰在美国为她的学业和生计奔忙，她要在学校做助研助教才能让奖学金得以延续。她睡眠很少，最少的时候一夜不到三小时。舒兰常常在图书馆里一边查着资料一边就睡过去，直到图书馆要关门了，管理员将舒兰叫醒。她终于获得了一个休假的机会，虽然只有两个月，但舒兰要借此机会消除所有的疲惫。舒兰来到了费城附近一个安逸的小镇，在那里租了一间学生公寓，到旧书交换店买来了一堆旧小说和录像带。
舒兰在这个小镇上悠闲地打发着离开中国以来的第一个假期。费城的阳光有一种清澈和热烈，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遮住无数曲曲折折的林荫小道。舒兰躺在那些开满晚茶花的草地上尽情地看书，太阳攀上头顶的时候，舒兰就来到小镇的咖啡馆吃午餐，她喜欢一种薄荷味的冰激凌，每次午餐后都要照例来一份。吃到最适意的时辰，她就离开咖啡馆，沿着小路逛这里的各种工艺品商店。有家手工饼干店的店主人已经认识了舒兰，每次舒兰经过时都主动招呼她进来坐坐。渐渐地，这个来自法国的老妇人喜欢上了舒兰，把舒兰当忘年交的朋友一样看待。老妇人有些唠叨，可心地慈祥，她不厌其烦地向舒兰讲述着她对巴黎生活的厌倦和婚姻生活的失败，她对那个风流成性的丈夫爱恨交加却又忍无可忍，由此她感叹生物基因的不可逆转。老妇人叫弗吉尼娅，她的饼干店也以此命名。舒兰从弗吉尼娅那里不断品尝着她发明创造的饼干新品种，老太太的创造力让人钦佩，她的胆量足以让她把全世界任何几种调料和原料混合在一起开发新饼干，比如她把芒果汁和黑巧克力毫无道理地配成一种叫“黑骑士和牧羊女”的饼干。看着舒兰一脸惊喜和好奇，弗吉尼娅拍拍舒兰的头说:“孩子，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缘由，任何两种东西都可以随便搭配在一起，就像我和我那个啤酒桶一样的风流丈夫。”舒兰一边品尝着这些稀奇的饼干，一边强忍着不笑出来。
那是一段空前快乐的岁月，让舒兰忘记一切烦忧。整整两个月，她寸步不离小镇。她认识了小镇上的很多人，小教堂的牧师、送牛奶的工人、职业经纪人，还有同幢公寓的邻居文森特，那个貌似腼腆的德国青年。每天早晨，那个青年从舒兰的窗前经过去上班，而舒兰还没有起床，透过百叶窗缝隙看到他匆忙赶往小镇火车站的身影，舒兰就知道这时一定是早晨8点。
四
在宾夕法尼亚读硕士时，有一次上课，一位白人教授向舒兰提问，让舒兰介绍家庭成员以及她本人的宗教信仰。舒兰告诉大家，他们没有西方“有神论”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教室里一片沉寂，教授费解地看着舒兰，像目睹一个怪物一样。舒兰感到一阵受伤，她的诚实让她蒙受误解。舒兰嗫嚅着，想努力地辩解:“可我们有我们的道义、价值和情怀，有我们爱的伦理。”舒兰的声音很小，可教授还是听见了，她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可如果你的民族集体犯错误时候，你们选择沉默，还是选择逃避？”舒兰竭力维护自己:“我们可以选择独善其身，这是我的民族的文化中特有的。”这位教授丝毫不愿宽恕一个脆弱的孩子，“我无法理解。一个不信仰上帝的民族是不会懂得敬畏的。”舒兰鼓起了勇气，冷冷地对教授说:“对不起，老师。据我所知，美国的课堂上是不可以随便谈论私人的宗教信仰问题的。况且，你也不是上帝，你没有权利用审判的口吻和我说话。”为了抗议这位教授的偏见，舒兰向学校校长写了一封抗议信，然后愤然退学。
当舒兰返回纽约决定重新选择一所大学就读时，她收到了原先那所大学校长的道歉信，并告诉她，学校已对那位自以为是的教授进行了严厉的警告。舒兰拒绝了校长让她继续就读并提供奖学金的邀请。舒兰徜徉在纽约的街头，呼吸着异国的空气，那时候，她泪流满面。她在纽约第五大道上茫然地漫步，委屈地黯然落泪。纽约的春天浪漫多姿，她想起了北京的春天，还有她的故乡江南的春天。她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春天才真正属于自己。
她少年老成的民族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有超验的上帝和神灵，她的民族相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她的民族一语道破天机:既然宇宙浩如烟海，人如草狗，何必去追究无法穷尽的真理，又何苦与自己过不去，不如安时处顺，与天合一，与道合一。既然天道与人道合一，人就是靠得住的，仁与礼就在人的良心深处。在普天下人都还在茹毛饮血的童年时代，她的民族已经是风雅而矜持的长者。
舒兰是这个长者的后裔。如初春的蒲公英，突然脱离母体，飘向遥远的旷野。她落在新大陆的土地上，无知无觉，无声无息，飘零异乡的孤独感让她终日惶恐不安。可舒兰不想回去，因为她自己主动选择割断了各种各样与故乡联系的根须。在陌生的新大陆，似乎一切都与她无关，种族、多元化、民主、普选和星期六的野餐都无法让舒兰找寻到任何属于自己的归宿感。为了自我的新生，为了内心的自由，舒兰选择了基督教。这是舒兰20多岁人生中的一个非常事件，舒兰终于下决心把灵魂和爱献给了这个在她青年岁月中收容她的新大陆。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研究基金会资助舒兰去中东做学术考察。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边境一处有重兵把守的地方，舒兰亲眼见到过一些以色列士兵用糖果和布丁戏弄两个巴勒斯坦小男孩，并故意引诱孩子们发怒，被逼急了的孩子们破口辱骂，捡起石子掷向士兵。士兵们用枪瞄准他们，两个孩子顷刻间倒在血泊中。接着孩子的尸体被几个神色慌乱的士兵匆匆处理掉。舒兰站在一棵樱桃树下，目睹着这场杀戮，此时上帝和真主都在场。
在巴勒斯坦的孩子应声倒地的那一刻，舒兰明白了其实上帝的存在与否拯救不了那两个无辜孩子的生命。因为如果人类注定是贪婪的、排除异己的，历史的劫难就注定是永无休止的，生命就注定是悲哀无常的。在为自由肝脑涂地的世界上，佛陀、上帝和真主都一样缄默无言。
当舒兰从旅行包里取出相机拍下这幅景象时，一个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飞快夺过舒兰的相机，打开后盖，扯掉胶卷。舒兰从那个以色列士兵娴熟的动作和麻木的脸上，突然看到人类在制造谎言、销毁证据时使用的暴力手段和流氓嘴脸。舒兰接过了士兵归还的相机，转身走了。
五
1999年，舒兰的父亲心脏病猝死，最挚爱的亲人猝然离去。母亲没有立刻告诉她，觉得舒兰回来也无济于事，况且父亲病重时她正赴中东考察，夜以继日地准备学位论文。直到一个多月后，她收到母亲的来信，那天舒兰正在报告厅准备硕士论文答辩，答辩中突然泣不成声，导师组的教授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她强忍悲痛告诉老师实情。老师们为舒兰父亲的亡灵祈祷，并建议将论文答辩改期，她含泪向老师鞠躬致谢。
记得那天，得知了父亲去世的后，舒兰从答辩现场离去，沿着学术报告厅的长廊走了很远，那条长廊没有尽头，她手中所有的答辩提纲全部滑落在地，她缓缓失去了清醒的意识，记忆恍然地搜索着父亲在舟山渔场下放劳作的情景。死亡，即使间隔茫茫海洋，对舒兰来说都是那样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从她童年时代起，女儿和父亲就有一种最快乐的默契，舒兰的独立和优秀抚慰着父亲失意无援的一生，是他万念俱灰的生命的泥潭里一朵朝气蓬勃的睡莲。舒兰渐渐长成了少女，当父女俩在西湖边垂钓的一个夏日，父亲看着舒兰若有所思、心高气傲的面庞，心里骄傲地意识到，这孩子如此执着地继承着他的生命。
舒兰想起父亲还没来得及和自己见上一面就从人世消逝。从小到大，除掉父亲在浙江舟山渔场下放，舒兰到北京读大学，然后移居海外，她和父亲真正朝夕相处的时间还没超过10年。舒兰童年的时候，和母亲到渔场看望在那里工作的父亲，父亲带舒兰坐船出海，小船在汹涌的海浪中颠簸，父亲抱紧舒兰，不让舒兰受到惊吓。那天，舒兰和父亲靠得很近，不停抚弄着他的头发，舒兰发现了一缕白发，在海风中飘动。舒兰强忍住泪水，想做一个坚强的孩子。她向父亲递上一个灿烂的笑容，想让父亲宽心，可纵使笑容多么夸张，泪水还是止不住簌然落下。
舒兰提前收拾好行李，在参加完学位授予仪式的第三天就登上了去上海的航班。舒兰要去看母亲，要去看父亲的墓地。
父亲的墓地在杭州西南的九溪，在浓密的林海深处，舒兰在墓前坐了整整一天。山涧里流水潺潺，在青石间回旋。舒兰被包围在一片湿润的世界里，感觉到一种远离尘嚣的清凉。
舒兰继续回到纽约读书，一直读完博士。2001年，她想把母亲接到纽约来散心，多少年来，舒兰没有机会陪伴亲人，总是沉湎于自己的喜怒哀乐。可母亲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的时候被拒签，理由是她在中国已经退休，并且没有了老伴，这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家庭和工作对她的约束力。舒兰的旧脾气发作了，先写信给驻华大使馆的签证处交涉，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一张冠冕堂皇的书面材料。舒兰又亲自去了移民局，抗议她母亲遭受待遇的不公正。一位犹太裔官员告诉舒兰，签证官有权利执行美国移民法的一切规定，这是不可更改的。
2006年，舒兰博士毕业，在纽约附近的一所学院任教四年后，决定回国照顾年老孤独的母亲，于是托老同学帮她在北京联系了一份工作，去一所大学的外国语学院任副教授。2010年夏天，离开美国前夕，舒兰和丈夫罗伯特办理了离婚手续，他们一直没有孩子。舒兰回到中国，把母亲从浙江接到北京，开始了在北京的新生活。这时候，距她从北京大学毕业，已经18年，距她当年赴美也已整整15年了。
在舒兰离去的十八年里，永定河的流水年复一年，景山公园的松柏增添了新的年轮，北大校园的石榴花花开花谢。舒兰用敏感的心灵承受着中国的变化，多年漂泊海外，舒兰与祖国的当下完全脱节了。
六
直到2014年的这个初春，在后海酒吧，在寒冬已过但依然冰天雪地的日子，廷木与20多年前在紫竹院公交站台昏厥的女学生不期而遇。
廷木在星空下，端详着舒兰不再年轻的脸。他呼吸着雾霾年代不再清朗的空气，却已经心满意足，他在昌平乡下有房子，北京的郊外毕竟留着田野的芬芳。廷木优异的视力能看清十三陵水库里的游艇，还有青山深处的桃林。
廷木对舒兰进行了一番拙劣无比的奉承，夸赞她的眼睛像桃花潭水，然后又很快为自己愚蠢的谄媚脸红。舒兰没有过多留意他的话，只是若有所思地往前漫步。晚霞如轻薄的纱，遮住舒兰眼角的纹路，留下一个少女般的轮廓。她在一块石阶上坐下，身姿仍然被晚霞伪装成一个少女。那样子吓了廷木一跳:天哪！这简直就是大学时因青春期贫血昏迷的舒兰，毫无二致。
舒兰告诉廷木，他们阔别20多年，她离开中国15年，其实自己毫无变化，依然是个性情中人，时而执着，时而漫不经心。舒兰在海外漂泊了很多年，先是取得美国绿卡，然后成为基督教徒，可舒兰的习性全是东方的，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比如爱吃粽子和莲藕，比如寄情山水。廷木问舒兰加入基督教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对上帝的信仰还是因为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必备的宗教情感？她笑而不答，答非所问。
此日，已临近黄昏。廷木为舒兰买了羊肉串，舒兰吃得很贪婪，很不好意思地为自己的吃相表示歉意。廷木问她美国能买到羊肉串吗？舒兰回答华人超市里有，可烤不到这么好吃。廷木又为她买了10串，舒兰在这个黄昏感受到久违的幸福。
他们又折回后海，到另一家酒吧里聊到深夜。廷木和舒兰在这一夜里避开了寒风和暴雪，外面鹅毛大雪染白了夜幕，掩埋了城市的道路和立交桥，行人和车辆寸步难行。舒兰回到这个国家，遇上廷木，向他倾诉绵绵的忧伤，舒兰其实知道，廷木理解她心底的世界，能帮她驱逐内心的无依无靠。
深夜，他们发现外面的积雪冻结成冰，要回去举步艰难，整个城市的交通几乎瘫痪。他们决定继续在酒吧坐下去，然后，他们攀登到高楼的顶层，举目俯瞰雪后妖娆的北京城。
过了一周，在一个天气渐渐回暖的周末，廷木又打电话约舒兰出来吃饭。他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他自己有和睦的家庭，有贤惠的妻子和一个已经13岁的女儿，而舒兰是一个离异的独身女子。但是，廷木告慰和提醒自己，他们只会有好奇的怀念，不会有别样的传奇，因为他们已经不是20多年前的自己。情境已变，流年似水，往事不可以重温，更不能重演，否则注定孽缘，悲情收场。画蛇添足的人是愚不可及的，那段美好姻缘已经在二十多年前以最纯洁、最偶然、最短暂的方式演绎完毕，曲终人散。
只是有点儿犯傻，推迟了20多年，他和她一旦重逢，就仿佛要讨还岁月欠下的情债，追索一段错失的儿女情长。命运为两人安排了这场恍若隔世的邀约，北京的初春，商家和时尚青年们正欢欣鼓舞地卷入情人节的狂欢，而他和她，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完成一次漫长而伤神的怀旧之旅，从未名湖到五道口，从知春里到北太平庄。
好多年不骑自行车了。廷木骑着单车，舒兰坐在后座上，北京的初春冷得清冽，城市的天空是一片灰蓝。他们穿过东四大街、美术馆后街、宽街，又从东棉花胡同绕到国子监。在和平里，廷木找到了一个当年自己曾经吃过烤羊肉串，喝过羊杂汤的地方。他们吃得很陶醉，廷木问舒兰在纽约常到中餐馆吃饭吗？舒兰垂下头，似乎不太愿意提起纽约的生活，只是说:“在美国，我很少跟朋友去餐馆，因为我不能接受AA制。”廷木又给她递上一只烤羊腿，目光里有克制的温情，让舒兰觉得尤其亲密，但舒兰立即打岔说:“还是这样好，跟中国朋友一起吃饭。中国人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以，这顿饭必须我请，我要感谢的不仅是今天的你。”
廷木和舒兰，越过20多年的时光在北京重逢。20多年间，两个个体天各一方，毫不相干。那个春天的偶遇真的已经从他们的记忆中完完全全地被抹去了吗？谁会记得那个年代中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私人音符呢？那一篮草莓，还有装过煮鸡蛋的尼龙包，这些缱绻的小情感都被时光压得粉碎，20年间早已无影无踪。可是令廷木惊讶的是，舒兰从背包里掏出那只20年前装过煮鸡蛋的尼龙包，尼龙包被打成漂亮的结，卷成一小团。她一直把那只尼龙包小心翼翼地收藏着，那只尼龙包陪着舒兰在美国度过了很多年时光，现在舒兰又把它带回国。廷木淡淡一笑，对舒兰说，“现在市场上已经见不到这种尼龙包了”。
黄昏，他们来到德胜门的城楼下面，踩着路边的冻雪，漫步在夕阳余晖里。整个下午，冻雪正在悄然消融，化作充满暖意的水，处处散发着柔软的光辉，有一种春回大地的气象。北京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往昔满城都是古朴幽静的林荫街道，而如今繁华的商业中心无处不在，时光飞度二十载。他们重逢的时光轻快而又苦涩，他们只谈生活细节，不谈社会历史，只谈生命的瞬间快乐，不谈人生的终极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