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全本精校的网站：修书网（hairstylefavorite.com）
（校对精校版：就是内容质量好，无乱码，无屏蔽字，无星号，无广告，章节目录完整）
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尘缘未了-本色文丛第五辑》李文俊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李文俊，广东中山人。1930年出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53年入《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1993年退休前任主编。译有美、英加文学名作并著有关于福克纳的著作，并写有散文集多种。曾任中国译协副会长，获中国作协的中美文学交流奖与中国译协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1年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该文稿共分3编，上编:天凉好个秋，中编:静轩杂录，下编:尘缘未了。这是一本回忆录和人生感悟兼具的随笔。作者在本书中详细回忆了自己从出生到上大学、开始涉足外国文学翻译的经历，为我们解读了一个普通的儿童如何成长的历程。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书中紧扣当时的社会环境，从一个儿童的视角观察周围的人、事、物，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儿童世界，真正做到了作者所追求的“从一粒沙子看到整个世界”。
从上海弄堂走出来的法语翻译学者，与汝龙、钱锺书、杨绛等文化名人结缘半生，其中的故事都在《尘缘未了》一书中。
性上，一般的来说，要多于高于学者散文。在这一点上，学者散文是一个弱点，但不可否认，也是学者散文的一个特点。显而易见，在语言上，学者散文的词汇量，一般的来说，要少于艺术散文。至于其色彩缤纷、有声有色、精细入微的程度，学者散文显然要比艺术散文稍逊一筹；在艺术构思上，虽然天下散文的结构相对都比较简单，但学者散文也不如艺术散文那么有若干讲究；在艺术手段上，学者散文不如艺术散文那样多种多样、花样翻新；在阅读效果上，学者散文也往往不如艺术散文那么有感染力，能引起读者的悦读享受感，甚至引起共鸣的喜怒哀乐。其二，这两个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表现与效应上不一样，恐怕是取决于各自的写作目的、写作驱动力的差异。艺术散文首先是要追求美感，进而使人感染、感动，甚至同喜怒；学者散文更多的则是追求知性，进而使人得到启迪、受到启蒙、趋于明智。这就是它们各自的特点，也是它们各自的长处与短处。这就是文学物种的平衡，这就是老天爷的公道。讲清楚以上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再专门来说说学者散文，也许就会比较顺当了，我们挺一挺学者散文，也许就不会有较多的顾虑了。那么，学者散文有哪些地方可以挺一挺呢？近几年来，我多多少少给人以“力挺学者散文”的印象。是的，我也的确是有目的地在“力挺学者散文”，这是因为我自己涂鸦涂鸦出来的散文，也被人归入学者散文之列，我自己当然也不敢妄自菲薄，这是我自己基于对文学史和文学实际状况的认知。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中外，散文这一古老的文学物种，一开始就不是出于一种唯美的追求，甚至不是出于一种对愉悦感的追求；也不是为了纯粹抒情性、审美性的需要，而往往是由于实用的目的、认知的目的。中国*古老的散文往往是出于祭祀、记述历史，甚至是发布公告等社会生活的需要，如果不是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就是带有很大的启示性、宣告性。在这里，请容许我扯虎皮当大旗，且把中国*早的散文文集《左传》也列为学者散文型类，来为拙说张本。《左传》中的散文几乎都是叙事:记载历史、总结经验、表示见解，而*后呈现出心智的结晶。如《曹刿论战》，从叙述历史背景到描写战争形式以及战役的过程，颇花了一些笔墨，*终就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不敢说曹刿就是个学者，或者是陆逊式的书生，但至少是个儒将。同样，《子产论政宽猛》也是叙述了历史背景、政治形势之后，致力于宣传这一高级形态的政治主张:“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此一政治智慧乃出自仲尼之口，想必不会有人怀疑仲尼不是学者，而记述这一段历史事实与政治智慧的《左传》的作者，不论是传说中的左丘明也好，还是妄猜中的杜预、刘歆也罢，这三人无一不是学者，而且就是儒家学者。再看外国的文学史，我们遵照大政治家、大学者、大诗人*先生的不要“言必称希腊”遗训，且不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仅从近代“文艺复兴”的曙光开始照射这个世界的历史时期说起，以欧美散文的祖师爷、开拓者，并实际上开辟了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的几位大师为例，英国的培根，法国的蒙田，以及美国的爱默生，无一不是纯粹而又纯粹的学者。说他们仅是“学者散文”的祖师爷是不够的，他们干脆就是近代整个散文的祖师爷，几乎世界所有的散文作者都是在步他们的后尘。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才有艺术散文与学者散文的不同支流与风格。这几位近代散文的开山祖师爷，他们写作散文的目的都很明确，不是为了抒情，不是为了休闲，不是为了自得其乐，而都是致力于说明问题、促进认知。培根与蒙田都是生活在欧洲历史的转变期、转型期，社会矛盾重重，现实状态极其复杂。在思想领域里，以宗教世界观为主体的传统意识形态已经逐渐失去其权威，“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与宗教改革的要求，正冲击着旧的意识形态体系，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他们都是以破旧立新的思想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都是力图修正与改造旧思想观念，复兴人像，破除教条，颠覆经院哲学思想，提倡对客观世界的直接观察与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方法，他的散文几乎无不致力于说明与阐释，致力于改变人们的认知角度、认知方法，充实人们的认知内容，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仅从其散文名篇的标题，即可看出其思想性、学术性与文化性，如《论真理》《论学习》《论革新》《论消费》《论友谊》《论死亡》《论人之本心》《论美》《说园林》《论愤怒》《论虚荣》，等等。他所表述所宣示的都是出自他自我深刻体会、深刻认知的真知灼见，而且，凝聚结晶为语言精练、意蕴隽永、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这便是培根警句式、格言式的散文形式与风格。蒙田的整个散文写作，也几乎是完全围绕着“认知”这个问题打转，他致力于打开“认知”这道门、开辟“认知”这一条路，提供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的“认知”的真知灼见。他把“认知”这个问题强调到这样一种高度，似乎“认知”就是人存在的*必要性，*主要的存在内容，*首要的存在需求。他提出了一个警句式的名言:“我知道什么呢？”在法文中，这句话只有三个字，如此简短，但含义无穷无尽。他以怀疑主义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对自我来说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对自我“知”的有无，对自我“知”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对自我“知”的满足，对自我“知”的权威，对自我“知”的武断、专横、粗暴、强加于人，提出了文质彬彬、谦逊礼让，但坚韧无比、尖锐异常的挑战。如果认为这种质疑和挑战只是针对自我的、个人的蒙昧无知、混沌愚蠢、武断粗暴的话，那就太小看蒙田了，他的终极指向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世界观、经院哲学，以及一切陈旧的意识形态。如此发力，可见法国人的智慧、机灵、巧妙、幽默、软里带硬、灵气十足，这样一个软绵绵的、谦让的姿态，在当时，实际上是颠覆旧时代意识形态权威的一种宣示、一种口号，对以后几个世纪，则是对人类求知启蒙的启示与推动。直到20世纪，“Quesais–je”这三个简单的法文字，仍然带有号召求知的寓意，在法国就被一套很有名的、以传播知识为宗旨的丛书，当作自己的旗号与标示。在散文写作上，蒙田如果与培根有所不同，就在于他是把散文写作归依为“我知道什么呢？”这样一个哲理命题，收归在这面怀疑主义的大旗下，而不像培根旗帜鲜明地以打破偶像、破除教条为旗帜，以极力提倡一种直观世界、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认知论。但两人的不同，实际上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两人的“同”则是主要的、*位的。致力于“认知”，提倡“认知”便是他们散文创作态度的根本相同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笔下，散文无一不是写身边琐事，花木鱼虫、风花雪月、游山玩水，以及种种生活现象；无一不是“说”“论”“谈”。而谈说的对象则是客观现实、社会事态、生活习俗、历史史实，以及学问、哲理、文化、艺术、人性、人情、处世、行事、心理、趣味、时尚等，是自我审视、自我剖析、自我表述，只不过在把所有这些认知转化为散文形式的时候，培根的特点是警句格言化，而蒙田的方式是论说与语态的哲理化。从中外文学史*早的散文经典不难看出，散文写作的*初宗旨，就是认识、认知。这种散文只可能出自学者之手，只可能出自有学养的人之手。如果这是学者散文在写作者的主观条件方面所必有的特点的话，那么学者散文作为成品、作为产物，其*根本的本质特点、存在形态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言之有物”，而不是“言之无物”。这个“物”就是值得表现的内容，而不是不值得表现的内容，或者表现价值不多的内容，更不是那种不知愁滋味而强说愁的虚无。总之，这“物”该是实而不虚、真而不假、厚而不浅、力而不弱，是感受的结晶，是认知的精髓，是人生的积淀，是客观世界、历史过程、社会生活的至理。既然我们把“言之有物”视为学者散文基本的存在形态，那就不能不对“言之有物”做更多一点的说明。特别应该说明的是，“言之有物”不是偏狭的概念，而是有广容性的概念；这里的“物”，不是指单一的具体事物或单一的具体事件，它绝非具体、偏狭、一的，而是容量巨大、范围延伸的:就客观现实而言，“言之有物”，既可是现实生活内容，也可是历史的真实；就具体感受而言，“言之有物”，是言之由具象引发出来的实感，是渗透着主体个性的实感，是情境交融的实感，特定际遇中的实感，有丰富内涵的实感，有独特角度的实感，真切动人的实感，足以产生共鸣的实感；就主体的情化、拔高之情；就主体的认知而言，“言之有物”，首先是所言、所关注的对象无限定、无疆界、无禁区，凡社会百业、人间万物，无一不可关注，无一不应关注，一切都在审视与表述的范围之内。这一点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关注与表述的对象所持的认知依据与标准尺度，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遵循科学方法的。更更重要的是，要有独特而合理的视角，要有认知的深度与广度，有证实的力度与相对的真理性，有耐久的磨损力，有持久的影响力。这种要求的确不低，因为言者是科学至上的学者，而不是感情用事的人；就感受认知的质量与水平而言，“言之有物”，是要言出真知灼见、独特见解，而非人云亦云、套话假话连篇。“言之有物”，是要言出耐回味、有嚼头、有智慧灵光一闪、有思想火光一亮的“硬货”，经久隽永的“硬货”；就精神内涵而言，“言之有物”，要言之有正气，言之有大气，言之有底气，言之有骨气。总的来说，言之有精、气、神；*后，“言之有物”，还要言得有章法、文采、情趣、风度……你是在写文章，而文章毕竟是要耐读的“千古事”！
以上就是我对“言之有物”的具体理解，也是我对学者散文的存在实质、存在形态的理念。我们所力挺的散文，是“言之有物”的散文，是朴实自然、真实贴切、素面朝天、真情实感、本色人格、思想隽永、见识卓绝的散文。我们之所以要力挺这样一种散文，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另立旗号，而是因为在当今遍地开花的散文中，艳丽的、娇美的东西已经不少了；轻松的、欢快的、飘浮的东西已经不少了；完美的、理想的东西已经不少了……“凡是存在的，必然是合理的”，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讲这些东西要不得，我完全尊重所有这些的存在权，我只是说“多了一点”。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少一点是无伤大雅、无损胜景、无碍热闹欢腾的。然而相对来说，我们更需要明智的认知与坚持的定力，而这种生活态度，这种人格力量，只可能来自真实、自然、朴素、扎实、真挚、诚意、见识、学养、隽永、深刻、力度、广博、卓绝、独特、知性、学识等精神素质，而这些精神素质，正是学者散文所心仪的，所乐于承载的。
2016年9月20日完稿
爱玛，这就是我！
一过七十五岁，又患过重病，就连睡梦中也在想，赚钱的旅行社也不敢将我这样的“危险分子”拉进花样繁多的“夕阳红×日游”行动了。剩下来能让自己killtime（打发时间）的，除了玩玩假古董，便只有写点小文章和译些东西了。文章写着写着，“囊底渐渐空上来”，笔头自然日见枯涩。翻译方面，倒时不时总会有位“不忘旧情”的编辑相与邀约。所以2000年病后近十来年所译的东西，竟比上班四十年业余时间所译的，还要多出一些。而且方面也广，早已不限于曾使我“浪得虚名”的福克纳作品了。（当然，福克纳这方面还陆陆续续在搞一些。我巴不得有青年才俊前来接班，绝不会想到那是在“摘桃子”的。）只要无需赶时间，又不是和自己性情格格不入和篇幅太长、太艰深的作品，我还是很愿意像锻炼身体那样每天译上几百到一千字的。而且我自觉有点像是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我想用“神驰八极”这样的说法来戏称自己近年来所做的翻译工作。因为通过爬格子转换文字，我像是进入了一个个我从来都不了解、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世界，进入了一个个无比新鲜的精神世界。我逐渐学用书中人物的身份说话与思考，真有点像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是在“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了。就拿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来说吧。我译过她的《我爱你，罗尼:罗纳德?里根致南希?里根的信》。现在看来，在搞垮苏联上，里根显然起过很大作用。但是对他应如何评价不是我管得着的事，而且即使从未当过总统也不妨碍他与南希成为一对情深意切的恋人和夫妻。一直到里根老年痴呆得连妻子都认不得了，南希依然在眷恋着他，体贴着他。这样的感情委实不多见。所以在翻译他们的情书哪怕是一张小小的便条时，我也是惊喜不止、歆羡不已。这也使我联想起若干年前译过的美国女诗人H.D.的一首诗《群星在紫光中旋转》。那里面歌颂了始终固定在天顶的北极星，说它也许不像别的星那么“明亮耀眼”，但是却:……显得清醒、矜持、冷峻，当所有别的星揺揺欲坠，忽明忽灭你的星却钢铸般一动不动，独自赴约去会见货船，当它们在风浪中航向不明。在译这首诗时，我不禁忆起了“运动”中自己倒霉时，仍不避嫌疑地与自己见面、用别的方法联系的亲人与朋友。在翻译中能想起北极星，感受到它的坚定，这也可以算得上是“神驰八极”了吧。几年前与老友蔡慧（已病故，他一辈子都在勤勉翻译，译笔忠实优美，得到的人生回报却那么少，但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得到更好的照料）在五十年后再度合译了一本书:简?奥斯丁的《爱玛》。译完后，我在《前言》里写道:“在译者翻译……的过程中……逐渐认识了爱玛这一有着各种优点与缺点的活生生的形象，同时也通过这面镜子的反照，能对自我有比以前较深一些的认识。说到底，阅读文学作品*的益处无非就是通过这一智力活动，帮助自己更深刻地了解自我、他人，认识社会与这个世界。”我在爱玛身上看到了我自己和周围人的许多通病。直到此时，我才对福楼拜的那句名言有所顿悟，他的原话是:“包法利夫人，那就是我！”我体会到人（当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世界上*重要的精神活动便是认识自我与洗涤自己灵魂上的污垢。“忏悔吧！”这句19世纪末流行过的口号（*初是不是由托尔斯泰提出的？）仍未过时。大约半年前，有家出版社约我翻译英国儿童文学名家米尔恩所写的两本关于小熊维尼的故事，这倒是我乐于从事的一件事。因为福克纳1927年前在回答一家报纸的询问“自己*愿意写过的书是哪些”时，曾回答说，是:《白鲸》《摩尔?弗兰》和《想我们曾多么年轻》。而*后的那本，正是米尔恩的儿童诗。我在译完《小熊维尼阿噗》后，写了一篇后记《我们都是阿噗》，里面说:“本书是英语儿童文学中的一部名著，自1926年出版以来，经久不衰。这本书不但少年儿童爱读，成年人看时，也常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不仅是因为这本书能使他们忆起自己的童年，而且时不时会感到作者对人性具有相当透彻的理解。书中的阿噗与其他动物，形式上是动物，但是又都通人性。他们身上的毛病、弱点、缺点、特点（应该说还有不少质朴的优点），种种憨拙可笑之处，我们自己的身上幼年时有，长大后仍然也有（只是隐藏伪装得更深罢了）。直到今天七老八十了不但未能褪尽，反而‘返老还童’，倒是更加昭彰了。我在译的时候，总是不由得觉得:这书中所写的不就是我吗？不就是我周围的芸芸众生吗？阿噗是我，我也曾是并仍然是阿噗，我就是阿噗。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是阿噗。英国人是阿噗，我们中国人也一样是阿噗。大家都同样具有阿噗一伙的种种小毛病，例如:有点儿自私偷懒，却又不肯老老实实地承认，总要找出理由来自我辩解和自我原谅，明明自作聪明，做错了事，吃了亏，却还要自我开解、自我安慰，而且还会自鸣得意，这一点简直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了。不过阿Q是鲁迅用蘸着酸液的自己的血写成的，而阿噗则是米尔恩微笑着用自己的泪写成的。”我接着写道:“福克纳在答某报时说:‘我自然会非常一厢情愿地希望，我能够比米尔恩先生更早就想到了其中的一切。’足见米尔恩所写的与他所想的有共通之处。而作为译者，我也竟是这样。我译着译着，自己就渐渐成了阿噗。”这两本书，中译本已有不少，包括前辈任溶溶先生的在内。我自然不见得能译得更好。但我在阅读原文时，常能发现一些与英语文化、英国人性格有关的妙处，便试着用稍稍调皮一些，甚至态度上不无“放肆”的方式，用更趋于“神似”而字面上不过于拘泥原文的文字，尽可能将原文中，特别是双关语与阿噗的那几首诗里的童趣传达出来。但要说做到了“曲尽其妙”，那是*不敢的。译完了两本童书，又应约译了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逃离》，这位加拿大女作家已经渐有登上英语文学中*秀的首席短篇小说家的趋势了。接着还应译了T.S.艾略特的《大教堂凶杀案》。他的诗大抵都已有不止一种中译，但诗剧却从未有人译过，我很荣幸，得以取得这个“*”的位置。发表时，陆建德先生的文章对该剧所写的历史事实作了详尽、清楚的解释，连作为译者的我，也获益不少。可惜翻译时尚未能读到。译文在次年《世界文学》*期上发表后不久，我很快收到山东一位读者的来信，说他已“选定了此剧，作为接触宗教的*步”。他愿意这样做，想必有他自己的原因。但我还是有虚荣心的，所以很高兴地看到他接着说，这出诗剧“在您的手下被译得很有韵律和美感……很多句子完全值得背下来。总的来说，这本书真的很好看”。这也许是*的评价。使我很高兴的是，他所引出认为精彩的一些诗段，主要是剧中的“合唱队”的唱词。而我自己觉得，自己*能与剧中人物引为同类的，也恐怕只有那个“合唱队”了。我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我是处在剧中背景处的合唱队中的一员，但是我看到了一切，也还有些自己的想法。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之外，我还译了别的几本书，此文不是工作汇报，就不一一胪列了。幸亏译福克纳的《圣殿》的不是我。否则，在逢到译者被问到自己像书中的谁，像福克纳有一回那样，被一位女士问到作者是书中的谁时，说不定也会忍不住要幽上一默，沿用福克纳的回答，说“夫人，是那只玉米芯”了吧。点击进入阅读：精选《尘缘未了-本色文丛第五辑》李文俊的书评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