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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那北，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小说集、散文集十九部，作品多次获奖。现供职于某杂志社。
《宣传队，运动队》是著名作家林那北*散文集。林那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带读者回到“文革”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重温成为那个激情喷张时代典型代表的宣传队和运动队的故事。文中配有大量作者珍存的图片，令文字的时代感清晰地跃然纸上。穿梭在字里行间，作者不仅书写着一段自己的难忘回忆，也在书写着一代人的回忆。或者，与其说是回忆，不如说是铭记，铭记属于那个特殊时代的密码。
《宣传队，运动队》乍一看是林那北一本非常私人的随笔集，里面不仅将自己的成长经历真实呈现给读者，还将自己的家人朋友故事一一展现，用自己和家人的经历，透露出生长在“文革”特殊年代里，人与人之间复杂多样的情感元素，和属于那个年代生人的温度与气息。
对我而言，这是一本独特的书，没有想到能够在二〇一三年台风迭至的夏天和模糊不清的秋天把它写出来。
在此之前，“回忆”这件事从来无法有效地吸引我，它应该搁置在远方，缓缓留待晚年满口没有一颗牙时动手再做也不迟。这当然与我对自己的脑容量一直不太放心有关，总觉得它似一只瘪掉的汽球，终日枯萎、窄小、皱巴巴地顶在身体上方，让我不由得时时替它捏一把汗。那只低头掰玉米的黑熊显然更符合我胃口:没头没脑地向前，一路走一路丢，匆匆忙忙、两手空空。已经过去了，反正不可再握手中，有限的脑汁能顾及好当下就已是万幸。
可是突然有一天，那首旋律欢快悠扬的《我编斗笠送红军》把已经消逝的往昔撕开一条小缝，我回头瞄了一眼，一切便不可遏制地扑面而来了。动笔的过程仿佛溯流而上，一步步重返那个贫瘠、闹腾、动荡的岁月，整个身体常常虚幻飘浮，内心汩汩作响。记忆其实也是一种重塑，饥饿的苦楚、衣裳简陋的难堪、陋室逼仄的压抑，以及那么多与成长的艰涩相伴随的懊悔、沮丧与茫然无措，都已经渐渐沉没于意识的河床，它们如同坚硬的鹅卵石，次第被时光之河所淹埋，而种种欢愉与激情却闪烁于水波之上，流光溢彩。唱歌跳舞、奔跑翻腾，想必我还是喜欢那时的自己，明亮、酣畅、喜气洋洋地绽放，连叹息都有一股阳光的味道，甚至伴有几分野性，蓬勃而兴致盎然。时代的痛触及每一个生命，但对于成长中的人而言，总以为有无限的未来可期，浑身每一根筋骨都盎然如春天里的水草，哪怕黑暗的缝隙里仅透出一丝光亮，也仍然昂首迎风尽情摇曳。
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成长记忆，整整一代人都深陷其中无从躲避。种种政治纠葛从来无孔不入地嵌入普通百姓的庸常日子，它们似日出日落般强大而不可抗拒。出生无法自由选择，被动地置身于那个命定的年代，无论背负什么，都必须努力呼吸吐纳，然后长成，然后老去。时光过去还不久，相隔仅仅三四十年，可是对一九八九年出生的女儿叙述这一切时，她却茫然如听天书，最感兴趣的竟是作为学生居然可以不上课不考试整天唱唱跳跳嘻嘻哈哈，对此既深表怀疑又万分羡慕。
正是在写这本书的日子里，一些几十年音讯全无的旧日同学朋友后记被陆续找到。接二连三地相逢，总是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感叹与感慨。记忆里一张张稚嫩的脸，已经被万千沧桑所淹没。生命最残酷的事实是无论有过怎样的壮硕与蓬勃，在岁月面前，总是霎时渺小脆弱。以起皱的脸孔，滔滔叙说起往事，往事因此像一坛封存已久的老酒，气味醇厚而幽远。那几个宣传队小伙伴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哼起当年的歌，又起身跳起曾经的舞，有人甚至提议重穿芭蕾舞鞋重排《我编斗笠送红军》；练过体操的那些人列数起当年名震一方的盛况时，则大起嗓门用力挥动胳膊，仿佛随时要腾空而起翻出一串跟斗……只有在此时，曾经的灵巧轻盈才会从我们已经僵硬的四肢与肥胖变形的身子中隐约再现。
因为这本书的出版需要配些相关照片，我于是四处寻觅，所获却极其有限。没有，还是没有。演出与比赛曾是生活中多么举足轻重的事件，却没有人把那些连绵重复多如牛毛的瞬间妥善保存下来。好不容易搜到几张田径队的照片，却已模糊破损，多位电脑高手看一眼就表示根本修复无望。而回母校查找档案，得到的答案竟是整届学生资料早已被工作人员不慎当废品全部销毁了。一届共有八个班级，四五百人中学四年的历史记录，就这样因为一个人的失误而片甲不留了。母校并没有因此受丝毫影响，它已经建校一百一十一年，依然是周围几个乡镇中最具吸引力的一所重点中学，每年高考一如既往地成绩骄人，毕业生流水般而去，新生又潮水般汹涌再来，其中一届学生档案的消失对它而言真是不足挂齿。
那天重返母校是个阴天，因为一无所获，我的心境顿时就与天气一致了起来。除了几十棵幸存的老树似一群老友仍伫立原地外，眼前已不复当年。十几座古朴简约的旧校舍早就被全部拆光，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壮观气派的钢筋水泥高楼，偌大的校园因此局促了，苍白了，恍若隔世。
都过去了，那个时代和曾经的一切。把越来越模糊的日子一点点捡拾起来，与其是怀念，不如说是为了铭记。说到底每个人都不过是飘浮在时光里的一粒尘，轻盈无羁，随风而去。个体生命确实卑小如草芥，但是，因为生于那片土壤、长于那个节气，我们体内便不可避免地凝固着季节阴晴的温度与雨雪的气息。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密码。
2013年12月20日
`bX这是个江水环绕的千年古镇，需要坐船抵达，上了岸也仍见四处婉转丰沛的河水，水系纵横，流淌汩汩有声；据说历代曾出过五十七位进士，也算文风鼎盛。我那时只有七八岁，瘦小黝黑得不成人样，好动，热爱上树下河，坐没坐相站没站样，到处惹事生非，总之无一处值得父亲引以为荣。父亲好像也没这个爱好，印象中他眼光一刻都没空瞥过来。他太忙了，没完没了地开会，没完没了地下乡。交通工具缺乏，公社总共仅两辆永久牌自行车，首先保证革委会主任使用；余下的这个副主任骑走了，那个副主任只能徒步，一走就是一两天。随奶奶到镇上的第三个晚上，公社宣传队有演出，当地人称为“晚会”，能进场就是待遇。我应该不是跟着父亲进的影院，反正是去了，里头连过道都站着人，但很有序，每个人脸上都是庄重而欢欣的，像融入一桩神圣的大事件。我注意到灯光，或者说被灯光所吸引。光泛黄，一盏盏都缺乏咄咄逼人的锐利，却因为数量足够多，便有了一种铺天盖地的丰盈感，像无数的手从上面伸下来，团团护着你。
在百度上输入“宣传队”三个字，显示的结果是这样一行字:“本词条内容尚未完善，欢迎各位编辑词条，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一天是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中午，芒种节气刚刚过去一天，没有雨，但也不见阳光，从早上起一直是阴沉沉的，而云之后却隐约有光。光不闪现，却是锐利的，锐利得刺眼。这是一种有着阴险气质的天气，是非不清，过于暧昧，让人浑身像蒙着一层塑料布，汗都在将出未出之间徘徊。
我把眼光从电脑屏幕移到窗外，长吁一口气，仍然放不下刚才的诧异:居然“本词条内容尚未完善”！
如果是从前……这个“如果”像一坨重物就这样迎面扑来了，它是时光深处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带着芬芳与果实，并且色彩宣传队明丽。时光往前推移，三四十年前，宣传队这个名称有几个人不知道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是它的全称。唱歌跳舞弹奏器乐可以宣传思想，这似乎有点奇怪，但那时没有人追问，不敢问，也不觉得需要问。有一个疑惑其实一直在我心底盘旋:那时的人比现在单纯吗？
所谓单纯不过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没头没脑地信任这个世界。世界那时候其实非常斑驳杂乱，斗来斗去已经连绵几年，包括我父亲在内，他不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芝麻官，居然也未能幸免地成为“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戴上高高的纸帽，胸前挂起大牌子，上面写着粗大的侮辱性字眼，打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之类，还用红笔重重画上叉，然后游街、批斗、关牛棚。
他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已经是一九六九年五月，生活被一截两断之后又徐徐往下进行。进牛棚之前他是公社副社长，之后是另一个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全公社“知青”上山下乡这桩事，没提升，也没降职。牛棚里的那一次次批斗、审查、检讨都如同一场游戏，而他看上去也丝毫没被损伤，终日依旧不管东西南北地亢奋，行色匆匆，好大喜功，高亮的笑声和昂首急速行走的姿势，仍虎虎生风，仿佛被批被斗都不过是向水里扔了一块石子，水波微微漾了漾，很快又了无痕迹。为什么会这么达观呢？肉体上也许真没太大损害，可关于尊严的那种痛，是触及一个人心底最彻骨的寒冷，怎么可能转眼消失？相比较而言，似乎上吊的邓拓、投湖的老舍、吞安眠药的杨朔、跳楼的上官云珠、跳井的范长江等人更合情合理。当然反过来我又庆幸父亲能够那么迅速地自愈，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解放了，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了，周围的人反正也没几个是风平浪静度过的，彼此彼此，难兄难弟，生活还得往下继续。关于宣传队，我打算就从这个时候说起。
一、到镇上
如果不是到相关部门查看父亲的部份档案，我不可能知道他结束牛棚生涯、恢复工作的具体时间，估计他自己也记不得了。即使记得，我现在也无从问起，两年前他已经去世。出生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底的父亲，那时四十岁刚出头，有些清瘦，偏于清秀。打量着身边往来行走的熟悉不熟悉的四十多岁男人，我终于忍不住揣想起父亲的当年:也是那般自得与踌躇满志？
他留下来最早的一张照片是中学时代，着童子军服，浓眉大眼，五官俊朗。关键是头发，头发四六开，那工整得极不自然的一根根发丝明显是以火钳子精心夹过的。另一张“文革”前拍的全家福照片上，他的分头略有改变，成三七开了，穿灰色哔叽呢料中山装，围双色羊毛围巾，而中山装的口袋上则非常隆重地插着一支钢笔。母亲多次半开玩笑地嘲讽她丈夫，说他很骚，从年轻到老都“爱装”——福州话里就是爱打扮的意思。而我有时也会以认真庄严的表情，隆重表扬父亲很“马叉虫”——这三字合起来也是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就有一套亮灰色绸缎唐装，上有福禄寿喜团花图案，是我去浙江出差买给他的家居服，他觉得有范，昂然穿上街头，回头率百分之两百。后来唐装在男人中盛行，他得意地反复自夸过，仿佛那潮流是被他引领出来的。再老一点，他穿西装系领带都上了瘾，任何正式场合其实都与他无关了，如此正式穿戴无非为了坐在家里看看报纸和电视新闻联播。冬天时则穿黑呢大衣、戴黑礼帽，手上再加根拐杖。我不知深浅，觉得一根拐杖令他顿时老迈几分，他却铿锵反驳道:“蒋介石以前手上都要拿一根文明棍哩！”我如梦初醒，把他的穿着联系起来看，原来他心中藏有这么一个大偶像啊。但他年轻时，在意外貌还是封资修思想，所以不敢放胆打扮，能够派上用场的只有一条在当时算得上奢侈品的羊毛围巾。而那把钢笔则是另一种装饰:建国初期通过扫盲班才识点字的工农干部在农村占多数，父亲在福州英华中学读过书，钢笔是他表达有文化、与老大粗们有区别的重要标签。
罗列父亲的这些外部特征，是为了说宣传队。注重穿着打扮，又自以为有文化，父亲的文艺腔一直不得要领地保持到生命的终点。在当时，则转化为对宣传队的豪情壮志。
“文革”开始时奶奶已经被送回她娘家，我们姐弟三个也先后跟随，到了父亲恢复工作，又母鸡带小鸡般一起跟来了。这是个江水环绕的千年古镇，需要坐船抵达，上了岸也仍见四处婉转丰沛的河水，水系纵横，流淌汩汩有声；据说历代曾出过五十七位进士，也算文风鼎盛。我那时只有七八岁，瘦小黝黑得不成人样，好动，热爱上树下河，坐没坐相站没站样，到处惹事生非，总之无一处值得父亲引以为荣。父亲好像也没这个爱好，印象中他眼光一刻都没空瞥过来。他太忙了，没完没了地开会，没完没了地下乡。交通工具缺乏，公社总共仅两辆永久牌自行车，首先保证革委会主任使用；余下的这个副主任骑走了，那个副主任只能徒步，一走就是一两天。
随奶奶到镇上的第三个晚上，公社宣传队有演出，当地人称为“晚会”，能进场就是待遇。我应该不是跟着父亲进的影院，反正是去了，里头连过道都站着人，但很有序，每个人脸上都是庄重而欢欣的，像融入一桩神圣的大事件。我注意到灯光，或者说被灯光所吸引。光泛黄，一盏盏都缺乏咄咄逼人的锐利，却因为数量足够多，便有了一种铺天盖地的丰盈感，像无数的手从上面伸下来，团团护着你。